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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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以及“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概括起来，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联齐抗秦，进而统一中国。他的政治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进步的主张。但是，由于楚国反动贵族势力的强大，他的政治理想始终不能实现。因此，他用自己的诗篇反复宣扬这个政治理想，充分表现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并且以满腔愤怒的感情，向扼杀他政治理想的反动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

    其次，屈原在诗篇中表达了对祖国无比深厚的感情。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如果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屈原的诗篇的确给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他强烈关心楚国的命运，同情楚国人民的不幸遭遇，对自己生长的乡土，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依恋的感情，至死也不愿离开，这种爱国的感情是与人民相通的；他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他始终盼望国家的富强，并由它来统一全中国。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远大的理想，说明屈原对祖国的热爱是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可以说，屈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诗人。我们承认屈原的伟大，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认识的，是以他在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来评价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思想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他对楚国的热爱首先是高度忠于同他有着宗法联系的楚王朝的，深刻恋念着昏庸的楚王，这些思想感情的因素，是不能肯定的。

    四

    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它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至今还是不可比拟的典范。它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后，与之相辅相成的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于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这是朴素的、自发的阶段。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这集中表现在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上。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纯洁，高大，完美，可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之上。在这里，屈原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象，与最深沉理智的个体人格完美地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屈原用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美人香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羲和弭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雄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巫术的观念，神秘的象征，深沉的喻意，色彩艳丽浓烈，形象奇特瑰伟。奔放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感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

    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屈原在诗歌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兴来反映现实矛盾，抒发内心感情，达到了含蓄而深入的目的。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的诗歌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这些政治情感的抒发比较容易流于抽象的说理、概念化的口号。屈原却巧妙地运用比兴的手法，使这些政治情感与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是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的，而不像《诗经》的比兴形象那样单纯和静止，也不再把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看成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在他的诗歌中的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是染上了一层情感的色彩。他的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是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和想象以后的客观形象。自然，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包含着他的美学观点，被比喻的事物体现出它的美学价值。所以他善于把各种对立的事物表现在美和丑的不同形象中，使人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形象做出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评价，因此而产生感情上的爱憎，得到一定的教育和感染。可见屈原在比兴手法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诗经》都有巨大的发展。

    第三，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

    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大段的内心独白，虚设的主客问答，绘声绘影的夸张铺叙；在语言上，把华美与质朴的语句恰当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运用积极的修辞手法，锤炼对偶句，美化诗句；在结构上，开创了鸿篇巨制、波澜壮阔的抒情长诗。这些都给后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总之，屈原不仅是重要的楚辞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能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五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就是王逸的《楚辞章句》。这本书除了屈原外，还收了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楚辞作家的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可见宋玉、唐勒、景差都是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但是唐勒、景差的辞赋没有流传下来。宋玉是屈原以后著名的楚辞作家。他的生平资料很少，只能知道他是屈原的后辈，出身低微，大约在顷襄王时期做过小官，很不得志，他从事楚辞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他的楚辞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其他还有一些赋，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赋都是伪托。《大招》这一篇，王逸不能确定是不是景差的作品。

    在汉代楚辞作家中，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十八岁就知名郡中，文帝召他为博士时，也才二十多岁。一年之间，他就越级提升为太中大夫。但是，他的一系列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主张，却遭到权贵们的反对，受到排斥打击。他短短的一生只能在悲惨、痛苦中度过。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体会最深，因此留下了《吊屈原赋》等有名的诗篇，在汉代楚辞作品中较有特色。至于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和王逸的作品，一般人认为，这些辞作都是用“代言体”写成，情文远不及“屈宋诸骚”。因此，很少有人研究。我们认为，为了了解楚辞的全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不能不读读这些楚辞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能较正确地体会屈原的思想感情，他们不仅代屈原抒发不见容于君、不受知于世的悲叹，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他们的爱国感情，曲折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远大抱负。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虽然缺乏创造性，但形式比较多样，有不少生动形象的比喻，句法更加自由灵活，接近于散文。诗中还大量使用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音节的节奏感较强，对汉赋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书注译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全部作品。另外，还增补了贾谊著名的《鸟赋》《吊屈原》两篇辞作。这是收在朱熹《楚辞集注》里的作品。

    六

    关于本书体例的几点说明。

    第一，原文中的繁体字、古体字一般均改为通行简化字。原文中难读的字均用拼音字母注音。

    第二，本书的注释原则上尽量选择古今学者的合理解释。努力做到言之有据。

    第三，本书的译文，为了准确，多采用直译。因此，表达方式难免板拙，可能损害了原诗的韵味。至于在翻译中对原诗的错解曲解，一定也不少，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四，注释主要引用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简称为《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简称为《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简称为《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简称为《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简称为《山带阁注》。

    福建师大张善文同志帮助校阅全书原稿，谨在此致谢。

    译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于福州长安山

    一九九一年五月修订于金筑松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