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我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同时也指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后来的其他作家用这种诗体写的一些诗以及这些诗选辑而成的一部诗集。因此，“楚辞”具有三重含义。

    “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重点符号为引者所加）

    后又见于班固的《汉书》。《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茂，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可见，汉代初年就已经有“楚辞”这个名称了。最初楚辞大概还是单篇流传，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给 《离骚》这一篇作注。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提到的屈原作品，也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和《怀沙》这几篇。根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我们认为，西汉末刘向编校群经，才把屈原、宋玉、贾谊等人所作的楚辞，加上自己写的《九叹》辑选成一集，取名《楚辞》。

    这样，《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专集的名称。

    楚辞这种诗体最早是在民间产生的。实质上，它是楚地原始的祭神歌舞的延续。王逸《楚辞章句》解释《九歌》时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因为作九歌之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王夫之《楚辞通释》解释《九辩》时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可见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以表明楚辞由来有自，源远流长，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而且其中不少篇章可歌可舞。如《九歌》，很明显的是一种有关巫术宗教的祭神歌舞和音乐。

    楚国的民歌很早就出现了楚辞这种体裁。例如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楚国就有著名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见《说苑·善说篇》）稍后几十年，又出现了《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孟子·离娄上》）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已极为发达，歌曲就有《涉江》《朱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中都有提及。《楚辞》里不少诗篇都有“乱”辞，有“倡”“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的产生同音乐有关。

    其实，“楚辞”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楚辞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同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这不但指出了楚辞的地方色彩，而且说明，正因为具有地方色彩，这种新的诗体才被人称为“楚辞”。楚辞大量地使用楚国的方言。语气词“兮”“些”“只”的运用，不但数量很多，还成为语言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及其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在诗的节奏变换和表情达意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楚辞运用了很多双声叠韵字和联绵词，也增加了诗句音节的谐适美。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四言格律，利用了民歌的自然韵律。以五言为基础，每句有动词，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它的结构、篇幅都较大，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丽，文学意味浓厚，因此，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之一。

    第二，楚辞充分地反映了它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楚辞”所提出的，并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特别是屈原的诗歌，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问题有关，而且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变革的时期。各国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在所有诸侯国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完成上层建筑的变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楚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就在于它充分地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它表现了需要变革的进步倾向，尖锐地揭露了阻碍变革的反动势力的腐朽性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代表着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二

    屈原是楚辞最重要的作家，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39年，死于公元前278年。这正是战国后期。这时，各封建诸侯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结束战国以来“诸侯异政”的局面，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是秦楚两国，楚自然成为秦国进攻的主要对象。楚国只有与齐国联合起来才能抵抗秦国，但是，楚怀王在联齐抗秦政策上，却执反复无常的态度，外交上连连失败，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秦楚成败的关键不仅在外交上的斗争，更主要在国内政治的改革。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一跃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大国；楚国曾任用吴起变法，但没有成功。屈原生活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代，楚国已处在政治腐败、外侮内患之中。屈原不仅是学识渊博、品格出众的诗人，也是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他曾担任过参与内政外交的大官，并想通过楚怀王来实现自己“举贤授能”“国富法立”的政治理想。但他的进步主张却触犯了楚国反动贵族势力，受到卑鄙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被长期放逐在楚国的南方。在楚国郢都被秦攻破时，他自投汨罗江而死。战国后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百家异说”的活跃时期，原始巫术宗教的观念传统正在逐渐被摆脱，理性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倾向和思潮，正在深入人心。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屈原虽然没有创立学派，但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所采取，也有所摒弃。他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对祖国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熔铸在诗篇里，取得了无以伦比的辉煌成就。

    三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上说有二十五篇。它的具体篇目，据王逸《楚辞章句》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大招》的作者，王逸疑不能明。《招魂》一篇，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现在看来，《大招》一篇显然是模仿《招魂》写的，而词采远远不及，可以肯定不是屈原作品。《渔父》一篇，司马迁在屈原传中本来是作为一个有关屈原的故事来叙述，并不把它看作屈原的作品。所以王逸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卜居》这篇，从内容上看也是根据某些关于屈原的传说敷衍而成的，至于其他篇章的真伪问题，后人议论纷纷，各执一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作品的理解不尽相同，汉代人对屈原作品的看法已不一致了，后人众说纷纭也是正常的。

    屈原的一生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光辉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反映了楚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斗争经历。他的诗篇的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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