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选》前言

    一

    建安时代(19)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文人诗的传统里，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锺嵘《诗品》说：

    自王、扬、枚、马(20)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21)，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这时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经从辞赋转变为五言诗，而作家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又说：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了建安文学不同于两汉作家“王、扬、枚、马”所代表的以歌颂帝王功德为目的，以讽谕鉴戒为幌子的文学(22)，而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抒发性的文学。也不同于班固《咏史》那样“质木无文”，而是情文兼具，文质相称的文学。这些都是显著的变化，尤其是从颂扬鉴戒到抒情化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上面所引的锺嵘和沈约的话虽然简单，但可使我们感觉到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史上的新时代。

    在这个文学新时代活跃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三曹”是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就是上引《诗品序》所说的“曹公父子”。“七子”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评述的七个作家(23)，《诗品序》提到的刘桢、王粲便是其中的冠冕。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其中孔融稍不同，请参看注二）。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是处在领袖地位的，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的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最优秀的作家。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首，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八十首），其次是曹丕（约四十首），再其次是王粲和曹操（各二十余首）。诗人的作品保存下来或多或少，可以有种种原因，但其质量是否禁得起时间淘汰往往是主要原因之一。从现存建安诗的质量看来，曹王四家也正该排在建安诗人的最前列。由于三曹在当时诗坛的领袖地位，由于其作品成就较高，留存的又较多，便自然地成为后人研究建安诗的共同时代特征的主要资料。因而他们的代表性也就较高于同时的作家。这就是三曹（主要是曹植）诗在建安作品中值得我们首先注意的原因。

    二

    曹操生于一五五年，卒于二二〇年。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腾的养子，《三国志》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见得他的先世在社会上地位是不高的。曹操二十岁举孝廉，在灵帝朝曾因“能明古学”被任命为议郎。又曾以骑都尉的军职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献帝初，地方“豪右”起兵讨董卓，曹操因陈留人卫兹的资助，招募了五千人，加入讨董联军。后来因为收编青州黄巾三十余万，实力雄厚起来，便成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等到他击破了他的最大竞争对手袁绍之后，就以“相王之尊”挟天子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和袁绍属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袁氏四世三公，是所谓士族大家，属于东汉最有权势，社会地位最高，一向把持政治的大官僚地主阶层。曹氏出于地主阶级里的小族，袁绍曾骂他“赘阉遗丑，本无懿德”(24)。这个阶层在东汉末叶才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的势力。（黄巾起义削弱了上层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力量，相对地造成了下层非士族地主的抬头的机会。）

    曹操和袁绍虽然同属于和农民相敌对的阶级，他们对农民的政策却有显著的歧异，袁氏要维持其本阶层固有的特权，“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曹操《抑兼并令》）。而曹氏则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压抑豪强，对农民让步的政策，限制土地兼并。这种歧异也反映两个阶层的矛盾(25)。曹操对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深知黄巾军虽被镇压下去，农民的反抗力量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唯有采取对农民让步的政策才能缓和阶级斗争，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被他收编的农民武装真正为他出力。因此他的政治措施在当时军阀中是比较开明的，所以能战败强敌，统一华北，使多年极度混乱的社会安定下来。他的法治主义和屯田制度是有力的武器，这些都可视为对士族地主势力的摧抑，抑止兼并不过是最露骨的罢了。

    正因为曹操对农民既有新的镇抚，对曾被农民运动所削弱的旧豪强势力又予以新的打击，于是他的新的统治势力便壮大和巩固了，他对于旧统治阶层的传统也就不予尊重。他在政治设施和文学倾向上都表现为一个反对两汉传统（也就是反正统）的人物。他的《求贤》、《举士》、《求逸才》诸令强调用人唯才(26)，便打破“经明行修”这一个传统的仕进标准，其目的就在打破家世门第的限制，从各阶层提拔人才。这样就摧抑了士族地主的特权，而扩大了非士族地主阶层的势力。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他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学之士。照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的情形看来，曹操对当时四方知名的文士竭力收揽，几乎网罗无遗。文学人才的大量集中就是造成当时“彬彬之盛”的条件之一。由于一般文学之士本身原是非士族地主，曹操的政权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对于愿意和曹氏合作的少数士族地主出身的文士，曹操也竭力笼络，因而曹操对待文学之士就自然不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将他们当作倡优来畜养，而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官吏，如王粲所称颂的“置之列位”(27)。

    《宋书·臧焘传论》道：“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分析儒家经籍的章节句读就是汉朝的经术，经术本是名门世家士族地主的传统，也是维持旧统治势力的一种工具。到东汉末年，它随着旧统治势力的衰微而衰微，到新兴势力曹氏政权巩固之后便普遍地无人过问，而完全被文学所代替了。

    曹操自己的文学路线和写作态度对于其他作家起着更具体的领导和倡导作用。《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注引《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文学事业就是乐府歌辞的制作。他本是多才多艺的人物，他爱好音乐，自己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魏书》说他“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他所爱好的音乐是本来产生于民间的相和歌(28)。他自己就在这些乐府民歌的影响之下写作了许多歌辞。他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部是乐府歌辞，大部分运用出于乐府民歌的五言体和杂言体。

    曹操的乐府诗是用旧调旧题写新内容。《薤露行》和《蒿里行》以挽歌写时事，前者叙何进误国与董卓殃民，后者写群雄私争使兵灾延续。这两首批评政治、叙写现实的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称为“诗史”(29)。作者叙董卓焚烧洛阳，居民被驱入关的情形道：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

    叙当时兵祸的惨状道：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那个丧乱时代人民的苦难。

    曹操在《对酒》篇里描写了理想的太平时代。他想像那时候执政的人都能像父兄对子弟一样地爱护百姓，但是赏罚严明。社会上都讲礼让，没有争讼。农民安心地从事农业，不必奔走四方，人人过着和平丰足的生活，终其天年。作者在这里所表现的政治理想似乎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但曹操在具体的设施和作风上则显出浓厚的法家色彩）。在《度关山》篇强调正刑和节俭，反对“劳民为君”，和《对酒》篇的意思大致相同。《短歌行》（“周西伯”篇）歌颂周文王、齐桓公和晋文公。作者以这三人来自比，说明自己尊奉汉室，谨守臣节，如文王之事殷，桓、文之尊周。这是表明政治态度的诗。作者本是一个政治家，为了了解他的思想，这一类作品是可注意的。

    抒情成分比较多的诗以《苦寒行》、《却东西门行》、《龟虽寿》（即《步出夏门行》第五章）、《短歌行》（“对酒当歌”篇）这几首最被人传诵。前两首写行军征戍的痛苦和怀乡恋土的感情，是和乐府民歌情调相近的五言诗。《龟虽寿》的正文有十二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写有志进取的人虽然知道年寿有限而雄心壮志不为之减少，且不信成败夭寿全由天定，认为人力也可以有所作为。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晋朝王敦常在酒后吟咏“老骥伏枥”四句，用如意敲唾壶来打拍子，壶口都敲缺了。（《世说新语·豪爽》篇）可见得它是如何的脍炙人口。

    《短歌行》也是四言的名篇。开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现这个丧乱时代中有些人容易感到的“人生无常”的苦闷。但作者的思想并不是消极颓废的，只消玩味结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四句便觉察到作者的积极感情。作者在《秋胡行》（“愿登”篇）有两句诗道：“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可以说明这种感情。

    锺嵘《诗品》曾指出曹操“颇有悲凉之句”。上文所举各诗有不少的句子是颇为“悲凉”的，可见作者感慨很多，但是这种感慨却是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或对丰功伟业的追求紧密结合着的。曹植有诗道：“烈士多悲心。”曹操的感慨就是所谓烈士的悲心吧？本来一个上升阶层作家的慷慨悲歌和没落阶层的感伤是大异其趣的，我们玩味这个区别，对于了解建安诗歌的精神将会大有帮助。

    曹操又被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因为《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动人的作品，到曹操才有几篇佳作。除了上面所举的，还有一首《观沧海》（即《步出夏门行》第二章），这首诗气魄雄伟，想像丰富，是描写自然景物的名篇。完全写景的诗在这以前还不曾有人作过。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成功，因其具有新内容、新情调，句法、词汇也不模仿“三百篇”，不象过去傅毅、蔡邕等人所做的只是《诗经》的仿制品。但真正代表曹操创作的新倾向，产生影响，成为当时主要文学形式的却是那些乐府民歌化的色彩更显著，语言更通俗的五言诗。我们说曹操的文学倾向是反正统的，主要的一点是在诗的创作上摆脱了古典的束缚而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换句话说就是诗的民歌化。这一特征在他的五言诗里才是表现得最清楚的。

    三

    曹丕生于一八七年，卒于二二六年。他是曹操的次子，他的哥哥曹昂早死，所以曹操的爵位归他继承。由于曹操造成的局势，他在二二〇年水到渠成地受汉朝“禅让”，做了大魏皇帝，在位五年又七个月。曹丕的政治理想不同于曹操，他追慕汉文帝的无为政治。这时中原已经统一，士族地主和曹氏政权合作已成事实，曹丕便改变了曹操依靠非士族地主及压抑豪强的政策而开始和士族地主妥协。曹丕也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在执政期间也还有一些算是开明的设施，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轻刑罚，薄赋税，禁淫祀，罢墓祭，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表示他在努力做一个“明君”(30)。据他的《典论·自叙》，他生长在戎旅之间，自幼娴习弓马，骑射和剑术都异常精妙。他的文化修养是“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自叙》），他自己的著述“所勒成垂百篇”（《三国志·文帝本纪》）。他的文学制作现存辞赋或全或残共约三十篇，诗歌完整的约四十首，据锺嵘《诗品》原有百余首。他的《典论》一书现存三篇，其中《论文》一篇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重视文学也许是当时一般的看法，但以曹丕的地位来发这样的议论，又如此强调，显然有提倡文学，鼓励著述的用意。文学史家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进步往往归功于曹氏父子的提倡与领导，他们在这方面的作用虽不宜估计过高，却是不可湮没的。

    当许多文士被曹操收罗，集中在邺下之后，公宴倡和，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当时曹操的地位不免高高在上，曹植比较年轻，这个集团的真正中心和主要领导人物乃是曹丕。曹丕和那些文士们“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结成很亲密的文友。他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里论到已故的文友，盛道各人的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短处，见解公允，自己立足在较高的地位而措词婉和谦逊，不失为一个领袖的风度。其悼念诸子的话恻恻动人，见出爱才的真情。《文心雕龙·时序》篇说三曹“并能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就是说他们都能对才士加以礼貌，所以当时作者众多。曹操的“体貌英逸”是提拔文士们做官，曹丕、曹植是和他们结为朋友，而曹丕最能重视他们的创作事业，提倡鼓励的作用更大。

    曹丕自己作诗更明显地倾向民歌化。在歌谣各体的仿作和通俗语言的运用上他比曹操更努力。他的最出名的《燕歌行》是现存的最古的七言诗，七言体在汉代谣谚中是普遍的，但在文人笔下出现，当时还是凤毛麟角。《令诗》和《黎阳作》是六言诗，也是新体，这时代才开始有人尝试。《陌上桑》以三三七句式为主，这个形式也是出于歌谣，在当时同样是少见的。曹丕的五言诗更多，占全集的一半。在他的许多杂言诗中，《大墙上蒿行》长到三百六十四字，气魄很大。句子短的三字，长的到十三字，参差变化，形式新异。王夫之评这首诗道：“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这些例子都能说明他在各种新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形式的多样性是曹丕诗的一个特色，也给与当时和后代作家以一定的影响。

    在语言和风格上最逼近乐府民歌的是《钓竿行》、《临高台》、《陌上桑》、《艳歌何尝行》、《上留田》等篇。《杂诗》、《清河作》等则与《古诗十九首》相近。大都明白自然，确是通俗化的语言。锺嵘《诗品》说他的诗“百余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就是说不加雕饰，如同白话，其实也就是语言民歌化。例如“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往来王侯长者游”（《艳歌何尝行》），确是近乎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几乎没有分别。他的诗里也采用现成的乐府民歌词句，如《临高台》“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出于古辞《双白鹄》。《艳歌何尝行》“但当饮醇酒，炙肥牛”，出于古辞《西门行》。“上惭仓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出于古辞《东门行》。这些语言上的特色也是其作品民歌化的一个方面。

    《诗品》还说应璩的诗“祖袭魏文，善为古语”，又说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世叹其质直”。我们知道应璩的诗是多用白话，被后人称为“朴拙”的，陶渊明的诗是“豪华落尽”，“质而自然”的，从这些叙述和评论也可以见出曹丕诗的语言特色。

    再从内容考察，曹丕往往取材于“闾里小事”，或歌咏劳人思妇的感情。同于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31)。如《燕歌行》是“悯征戍”的诗，《陌上桑》和《善哉行》（“上山”篇）是“悲行役”的诗，《上留田》是反映社会贫富不均的诗，《艳歌何尝行》是讽刺贵家游荡子弟的诗，这些作品都有现实性和社会意义，是受了乐府民歌的启发或直接模仿乐府民歌的作品。

    和同时作家比较起来，曹丕写男女相恋和离别的诗特别多，本来这类题材在民歌里是最普通的，离别尤其是这时代最普遍的主题，爱好民歌的作家免不了在这方面有所模仿。除《秋胡行》、《燕歌行》等可以代表他这一方面的乐府外，他的徒诗里还有这么一类的题目：《于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有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这都是代别人言情，好象作者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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