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选》前言

作者凡遇言情的题目都不肯放过似的。曹丕这一类的诗也显著地受到了民歌的影响。

    民歌化是建安诗的一大特征，这个特征在曹丕的诗里特别显著，我们读曹丕的诗会首先发现这一点。

    四

    曹植生于一九二年，卒于二三二年。他也是“生于乱、长于军”，在汉末极纷乱的社会里也有过一些阅历。二〇四年，曹操打倒袁绍，取得邺城做根据地，那时曹植正是十三岁。此后直到二十九岁，生活比较安定。在邺中文人集团诗酒流连的生活里，他是很活跃的。他自幼在古典文学的修养方面就打了基础，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他也爱好民间文学，对“俳优小说”也能大量熟记(32)。他的文学创作生活开始得很早，他自己曾说“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又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文章序》）他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七十八篇。

    他在兄弟中表现得最有才能，曹操爱重他不仅因为他长于文学，并且认为他“最可定大事”（《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所以曾考虑立他做太子。曹氏的僚属中也有人拥护他。但因为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动摇了曹操对他的信任，此议终于不曾实现，却因此引起曹丕对他的猜忌。二二〇年曹丕即位之后便不断打击曹植，起初是杀掉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翼，对曹植严密监视，不久又借故贬了他的爵位。从此曹植便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不能不提心吊胆。六年后曹丕死了，明帝曹叡即位，曹植仍然是被猜忌的，生活上所受到的限制甚至越来越多。他“汲汲无欢”地又活了六年，到了四十一岁就死了。

    曹植在他的哥哥和侄儿两代皇帝压迫之下痛苦地活了十二年，十二年中他的最大痛苦是自由被剥夺。朝廷不让他在一个地方久住，常常改换他的封地，也不许他和亲戚来往，更不给他参预政事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成为“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他的物质生活也是困苦的。他自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这许多艰辛在他的诗里都有反映。

    如以二二〇年十月（曹丕在这时即帝位）为界，把曹植一生分为前后两期，由于他的生活前后不同，诗的内容也见出差异(33)。前期的一部分作品确如谢灵运所说“但美遨游，不及世事”（《拟邺中集序》），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诗和一些“叙酣宴”的乐府，是他在邺城度过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生活的留影。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关涉社会的诗，如《送应氏诗》第一首描写了洛阳的残破，为时代的灾难留下了影像。乐府诗《名都篇》则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骄逸生活。又有题做《情诗》的“微阴翳阳景”篇也反映人民在军役不息的时代所受的痛苦。这类作品和后期的《泰山梁甫行》等最能说明曹植诗的（也是建安作者共同的）现实主义精神。

    曹植是有热情壮志的人，《白马篇》歌颂游侠，歌颂扬声边塞，为国捐躯，说明他对于壮烈的事业和英雄生活的憧憬。但是他始终没有机会在政治军事上负担重要责任。所以他的前期的生活虽然平顺，在政治上仍然有不得志之感。《美女篇》以女子“盛年处房室”比喻自己虽有才具而无可施展，牢骚不平意在言外。《赠徐幹诗》道：“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一面说徐幹怀才不遇，有待于知己（作者自指）的推荐，一面又说知己的境遇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更明显的牢骚。

    建安时代的作家大都能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傅玄《举清远疏》），都跳出儒家的圈子。曹植的思想自然也会带着时代的烙印。他在《赠丁翼》诗中道：“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吴淇《选诗定论》云：“其曰‘滔荡固大节’，晋室放诞之风已肇于此矣。”

    从以上所引的诗句大致可以见出作者前期的生活、思想、感情。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的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他的名作《赠白马王彪》七章是交织着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的长诗。这诗作于黄初四年（二二三）。在这一年的五月，他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同到洛阳朝会。曹彰到洛阳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34)。曹植和曹彪在七月初回封地，本打算同路东行，但朝廷强迫他们分道。他们在曹丕的猜忌压迫之下，前途茫茫，分手的时候那情绪确是够复杂的。这诗第三章“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四句痛骂小人播弄是非，离间骨肉。他对朝廷的愤怒情绪只能这样发泄。第六章写生离死别之感，对着将离去的曹彪想到永逝的曹彰，从曹彰的结局想到自己的前途，悲惧交集。第六章勉强对曹彪宽慰却又掩藏不住自己的悲伤。都是真情实感自然动人的表现。

    在《赠白马王彪》诗里作者的情感迸涌而出，比较地不加掩蔽。在别的许多诗里往往用曲折隐微、比兴寄托的方法来表现。如《吁嗟篇》以转蓬长去本根比喻自己和兄弟隔绝。《七步诗》用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残，这都是读者最熟悉的。又如“种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揽衣出中闺”等篇，作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写君臣，是向曹丕表示心曲的诗。《怨歌行》叙周公待罪居东的故事，借古讽今，是对曹叡剖白自己的诗。还有一些游仙诗，也应该当做咏怀诗来体味，像“九州不足步”（《五游咏》），“中州非我家”（《远游篇》），“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游仙》），“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等句，分明都是“忧患之辞”，而不是“列仙之趣”。作者在《赠白马王彪》诗中明说“松子久吾欺”，又曾著《辨道论》骂过方士，可见他并不迷信神仙，游仙诗无非借升天凌云的幻想来发泄苦闷而已，作者隐然自比于屈原的“不容于世，困于谗佞，无所告诉”（王逸《楚辞·远游序》），游仙诗有心仿效《楚辞》，上引各句就是《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厄”的意思。至于《五游咏》、《远游篇》的诗题就是学《楚辞》，那是更明白不过的了。

    此外还有一篇《盘石篇》，所写“经危历险阻”，“南极苍梧野”，也都是想像境界，虽然不是游仙诗，命意也类似《楚辞·远游》。这诗结尾“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和《远游》“临睨旧乡，仆人心悲”的心情正是一样。

    曹植对于勋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着的，他虽在忧患之中不曾厌弃人生，也不想逃避现实。他自谓“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偏偏在有为的壮年不能去建功立业，却被人软禁着，其苦闷是可以想像的。当他按捺不住的时候，也曾上书给明帝要求让他参加对吴蜀的战争。但愈是这样积极愈使得曹叡认为他有野心，猜忌反而加甚，防范也就更严了。当他感觉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希望完全断绝的时候，便想博个身后之名。这一点在他似乎确有把握，他说：“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不过，仅仅做个诗人在他还是不甘心的。

    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艰辛增长了他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他的《泰山梁甫行》反映“边海民”的贫困。《门有万里客》道出流浪人的悲哀，《转蓬离本根》（《杂诗六首》之二）描写“从戎士”的饥寒，都贯注了悲悯之情。

    曹植自己说“雅好慷慨”，上述这些苦闷而复杂的感情构成他的诗里的慷慨情调。锺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骨气”和这种慷慨的情调是分不开的，而“词采华茂”则说明曹植在诗的语言提炼上的成就。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助于提炼诗的语言，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的，不是走向汉赋的“深覆典雅”，而是发展乐府民歌的“清新流丽”。其成就正如黄侃《诗品义疏》所说的“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

    曹植对于民间文学的看法见于《与杨德祖书》，他说：“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上和他的父兄一样，道路是乐府民歌化。他的诗一半以上是乐府歌辞，五言诗是主要的形式，在句调上随处见出乐府民歌的影响，例如：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白马篇》）

    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五游咏》）

    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新人虽可爱，不若故所欢。（《浮萍篇》）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野田黄雀行》）

    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门有万里客行》）

    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七哀》）

    欢会难再遇，兰芝又重芳。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杂诗》）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民歌像清泉流过花园似的浸润着曹植的诗篇。我们还可以借《美女篇》来较具体地说明他在乐府民歌基础上的提高。《美女篇》的前半显然采取了古辞《陌上桑》第一解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变化。《陌上桑》第一解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美女篇》前半云：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眄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两诗各自写了一位女性的居处、采桑、服饰和容貌。内容相同，风格情调也相近。但叙述的次第和详略，描写的重点和手法有同有不同。我们试比较下列这几处：一，《陌上桑》在叙述句“采桑城南隅”之下用了两句描写采桑的用具。《美女篇》在叙述句“采桑歧路间”之下也用了两个描写句，但不是描写用具而是描写桑树。从“柔条冉冉，落叶翩翩”的描写见出那桑是被“采”着的，和下面“攘袖见素手”一句紧紧联接。这个对动作的叙述是《陌上桑》所没有的。二，《陌上桑》“头上倭堕髻”以下四句写女子的穿戴，《美女篇》从“皓腕约金环”到“轻裾随风还”也是写女子的穿戴，同样用铺排的写法。但是后者不像前者从头部的装饰写起而是从手腕写到头上。因为那手正在采桑，高出于头，从桑而手而头，才是顺序而下。“缃绮”两句和“罗衣”两句同是写衣裙，但后者不去描写颜色而描写衣裙的飘动，这样就和上文对柔条落叶的描写相应。三，《美女篇》用“顾眄”两句写女子的丰神态度，刻画那“美女”的“美”，这也是《陌上桑》所没有的。四，《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以下八句从旁人的举动托出罗敷的美，是诗中精彩之处。《美女篇》作者并不肯呆板地模仿，而将那八句的意思压缩成两句（后者的简炼和前者的铺排各有好处）。这两句里的“息驾”、“忘餐”又和上面的“遗光彩”、“气若兰”紧相联接，见出动人的是声音笑貌之美，不只是穿戴华丽。从这几点的对照可以看出曹植写《美女篇》确实受到《陌上桑》的影响，但不是模仿，而且有所提高。因为描写更细致饱满，形象也就更具体生动（这里比较的是局部的描写，不是全篇）。曹丕的作品受民歌影响处有时还显露模拟的痕迹，给人以半成品的印象，如《临高台》就是。这是曹植所没有的缺点。

    五

    上文介绍了三曹诗歌的重要作品，那些作品的主要共同特征（也是建安诗歌的共同时代特征）就是现实性、抒发性和通俗性。抒发性可以说明这时代文学的现实性的特点，通俗性则是现实性的内容所决定的。这里就这三点再补充一些说明，为了方便还是先从抒发性谈起。

    从两汉辞赋的发展看来，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的发展看来，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两者都表明抒发性是建安文学的特色。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说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说应玚“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说陈琳“述丧乱事多”，说曹植“有忧生之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刘桢“情高以会采”；锺嵘《诗品》说曹操“颇有悲凉之句”，又说王粲“发愀怆之辞”。从这些说明都可以看出建安诗歌的抒发性。

    关于建安诗歌，《文心雕龙》又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慷慨之音就是建安诗歌抒发性的具体表现。当时文人饱经流离，生活的感触多，这种感触便是慷慨之音的由来。他们一般都有恐惧生命易尽，急于乘时立业，追求不朽之名的思想。如陈琳诗云：“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一）和曹操的“壮心不已”、曹植的“慷慨不群”正相类似。这种感情和“愍乱离”的感情都是建安诗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这种内容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新时代文人的积据精神。这样的慷慨悲歌永远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后人所谓“梗概多气”或“建安风骨”便是指这一种力量。

    建安诗歌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具体地描写了社会生活，前面曾从三曹的作品里举过这一类的例子，其余如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蔡琰的《悲愤诗》等，各自写出社会苦难的一面。这些作家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实际生活的接触面广，感受得多，体验得深，所以作品的现实性强。另一方面，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给予建安作者直接影响。乐府民歌本是直接描写人民生活的，象《孤儿行》、《战城南》一类的乐府对于建安社会诗有直接影响。

    乐府民歌对于建安文人诗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影响的。上面谈过三曹诗的民歌化，“民歌化”便包含着语言的通俗性这一特征。将一般建安诗和两汉正统文学————赋颂和四言诗————比较起来，通俗化的色彩是很明显的。尽管比起最初的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来建安作品显得文采化，比起质朴的民歌来又不免“雅词”化，但基本上还是明白自然的语言，不曾失掉“乐府性”。这一点在当时词采最华茂的曹植诗里也还是很显著的。

    这里再略述建安以前文学语言通俗化的趋势。散文方面，在一世纪下半，思想家王充（二七至一〇〇）已经主张而且实行使用朴实通俗的文字。在辞赋方面，汉灵帝时曾有以乐松、江览为首的“鸿都门学”派，大量制作以“连偶俗语”为形式特征的辞赋。这一派作家曾被世家大族阶层的正统派文人学者所攻击，骂他们为“群小”、为“驩兜”，比之为“俳优”(35)。这派作品并未保存下来，但从《后汉书·蔡邕传》的叙述，知道那是颇为通俗化的。同时有一位名士赵壹做了一篇《疾邪赋》，赋里夹有两首五言诗，其第一首云：“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这里面颇有俗语，全诗是很近乎白话的。五言诗本是民歌体，从班固以来间或有文人偶然模仿作一两首，现在用来夹在辞赋里，也可以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这种趋势说明建安时代民歌化通俗化的诗体一方面为现实性的内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从一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曾引用沈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两句话，假如读者问：这“情”是怎样的情？“质”是怎样的质？“文”是怎样的文？现在便可以从以上三点的说明得到答复。

    一九五六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