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选》前言

    从汉兴到隋亡约八百年。在这一段时间里，诗歌园地中生长了不少花果。我们想通过这个选集向读者介绍其中重要的部分。

    这里选录的诗约三百首，其中有几组或几家的诗选得比较多，从数量上可以看出这些是重点部分。在汉代诗歌里重点部分是乐府歌辞中的民歌和无名氏的五言诗（包括《古诗》和曾经被误认为李陵、苏武所作的那些“别诗”）。魏代的重点是曹植和阮籍的诗。西晋的重点是左思的诗。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刘宋一代以鲍照的诗为重点。南齐以谢朓的诗为重点。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各为重点之一。庾信的诗也是一个重点。从这些重点部分可以看出乐府民歌和无名氏的作品在汉魏六朝诗里占了不小的份量。

    这个选集分为四卷：汉诗一卷，魏、晋诗一卷，宋、齐诗一卷，梁、陈、北朝、隋诗合为一卷。

    从汉魏六朝诗的发展过程看来，两汉是由于民歌被大量集中、整理、加工，在《诗经》、《楚辞》之后开创诗坛新局面，又在这些民歌的丰富营养和《诗经》、《楚辞》的一定影响之下，产生五言诗体的时代。魏晋诗歌（以五言为主）在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这些优秀作家的手里，沿着一条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发展，形成《古诗》之后的新的典范。在东晋、宋、齐，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产生大量民歌，宋、齐是诗歌在民歌的新影响和其他新条件新要求之下变化翻新的时代。梁至隋是“宫体诗”的逆流泛滥，形式主义的影响较大，杰出作品比较稀少的时代。北朝诗歌除民歌呈现异彩之外，文人诗的作风和梁、陈大体相似。

    关于各阶段诗歌的具体特征，在下文还要说明。

    一

    在汉初的六七十年间诗坛还十分寂寞，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和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曾经被封建时代的文人认为“大文字”，其实这些文字不过是模仿《诗经》，因袭《楚辞》，并无意义，还不如《垓下》、《大风》之类的抒情短歌，表现新鲜的风格。这两首都是楚歌体，楚歌原是楚地的民间形式。我们以《垓下歌》和《大风歌》填充这一段空白，可以表示汉初诗歌和楚文学的衔接。

    从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合乐以后，许多闾巷歌谣被记录、集中，因而流传。尽管这些民歌不免在记录和配乐的时候被统治阶级所改动，它们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劳动人民的粗犷气息终不能掩。

    这些诗真实地直接描写了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例如《妇病行》写一个穷人，妻死儿幼，向人乞讨；《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十五岁服兵役直到八十岁，临了却无家可归。只有生活在这些受难者之间的人，才会以那样同情的精神歌唱这些故事。

    这些诗也反映了人民对于这种生活的不满和反抗，例如《东门行》，写一个贫民因为无衣无食铤而走险，《战城南》和《东光》写军士对于战争的诅咒，都有鲜明的斗争性。

    这些诗也描写了上层社会的生活，用人民的眼光来作批评。例如《陌上桑》暴露了使君的丑恶和愚蠢，赞美了罗敷的坚贞。《陇西行》称扬了一个独力支持门户的“健妇”。其中的爱憎褒贬，显然和统治阶级文人所持的标准有别。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叙事诗。徐祯卿《谈艺录》云：“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以叙事为主确实是汉乐府民歌最显著的特色。《诗经·国风》里没有叙事诗，南朝乐府民歌里也没有叙事诗，北朝乐府民歌里只有一首《木兰诗》，而汉代叙事乐府在十五篇以上。本书所选还有《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等篇，这些诗或写生活中小小的片段，或叙有头有尾的故事，反映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矛盾。汉乐府因为多叙事，篇幅一般也比较长，象《孔雀东南飞》那样一千七百多字的长篇，代表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顶峰，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突出的。

    汉乐府里的民歌正与《诗经·国风》和南北朝乐府里的民歌相似，不乏表现男女爱情的作品，但是在汉乐府里却有几篇因为特别慷慨、强烈，给人不同的印象。例如《上邪》篇，一气连举五件事来发誓，说明除非天地合并、世界毁灭，爱情不会终止。这和《诗经·鄘风·柏舟》的“之死矢靡它”和《吴声歌曲·欢闻变歌》的“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本是同样的感情，但这里却写得如此的奔放。又如《有所思》写相思变态，那样激动，《公无渡河》写悲歌长号，那样地如闻其声，都是淋漓尽致，给人很强烈的感动。

    不仅写男女之情是这样，象《古歌》写旅客的哀愁，《蒿里》写死生的伤感，前者气象惨急，后者简直高亢，都是喷涌而出，不假文饰的。在汉代的乐府民歌里此类例子也见特色。

    比兴的运用在汉乐府民歌里有所推广。《豫章行》和《南山石嵬嵬》通篇用树木喻人，《枯鱼过河泣》、《乌生》和《艳歌何尝行》通篇将鱼鸟拟人，都显出活泼的想像力，使读者感到“奇趣”。在《诗经·国风》里只有《鸱枭》一篇可比。

    今天还存在的汉乐府民歌并不多，但内容却异常丰富，它们真实地揭露封建社会种种矛盾，艺术特色又极鲜明，不但本身是文学宝库里灿烂的珠玉，而且给作家无穷的启发，引起热烈的模仿，影响了诗歌发展的道路。

    汉乐府民歌原来句式没有一定，汉初的《薤露》、《蒿里》两歌和武帝、宣帝时代的《铙歌》都是杂言，后来却趋向整齐的五言诗体。文人仿作乐府，兴趣偏于五言，到了汉末便形成五言诗特别繁荣的气象。

    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的姓名不可考，从晋代以来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收入《文选》，代表当时五言诗最高的成就。这些《古诗》大多数是文人模仿乐府民歌而作，其中有许多是入乐的歌辞(1)。

    关于《古诗》的作者，在齐、梁时代曾有一些传闻臆测之词，《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诗品》上：“《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其实《古诗》不可能产生于枚乘时代，锺嵘就有“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之说（见《诗品·总论》），西汉除少数五言歌谣之外并无五言诗，所有传为西汉之作的五言诗实际都是东汉作品，这些经近人考订，已有定说，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古诗》也不可能产生于傅毅时代。傅毅与班固同时，班固有《咏史》五言诗一首，锺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总论》），其时文人才开始试作五言诗，还不可能有《冉冉孤生竹》这样的成熟之作。如果傅毅曾作五言诗，锺氏《诗品》竟不提一字，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古诗》产生于曹植、王粲的时代，也有很多疑问。因为《古诗·青青陵上柏》所描写的洛阳情况还是第宅罗列，冠盖往来。另一首与洛阳有关的《古诗·驱车上东门》也并未反映洛阳的残破。到曹、王时代，洛阳早经过董卓的焚烧，已变成“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了（见曹植《送应氏诗》）。此其一。《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恭称“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2)为《古诗》佳句。王恭是晋代人，晋代人对于魏代的诗不应该不知道作者而称为“古诗”。如果属于曹、王等名家，更不应该不知道。此其二。曹植诗曾受到《古诗》的一些影响，例如《怨诗行》、《浮萍篇》、《游仙》和《门有万里客行》等篇都有用《古诗》或仿《古诗》词句的地方。显然《古诗》应在前。此其三。由于上述理由，我们相信近代一般文学史研究者的看法，《古诗》应是东汉桓帝、灵帝时代的产品。不过这也是大概的说法，《古诗》各篇的风格虽然大致相近，终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很难说其中没有少数诗篇略早或略晚于桓、灵之世。尤其是建安时代，紧相衔接，现存的建安诗和《古诗》相似的也不少，《古诗》中杂有少数建安时代的作品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古诗》中既有许多曾经入乐的歌辞，它们在传唱中也许屡经润饰。郑振铎先生怀疑《十九首》到建安曹、王之时才润饰到如此完好（《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也是可能的。

    《古诗》的作者既然姓名不彰，何以见得其中大多数是出于文人之手，而不是出于民间呢？这是从《古诗》内容可以看出来的，象“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等等，所反映的生活都不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又如“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等等，所反映的思想都不是下层人民的思想。其次，从诗的语言也可以判定。象“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用《诗经》中的篇名，“道路阻且长”用《诗经》中的成语，“弃我如遗迹”用《国语》中的词汇，这类的例子很多，表明《古诗》中有许多知识分子语言。此外，《涉江采芙蓉》篇用《楚辞》的意境，也见出是文人之作。

    《古诗》中杂有少数民歌。这也是从内容和语言可以辨别的。象《十五从军征》和《上山采蘼芜》所反映的生活都属下层，语言风格具有民歌的特征，和乐府中的“街陌谣讴”没有分别，断非文人所能模仿。这类诗，本书虽从一般选本惯例，列在古诗，注中已说明它们和一般古诗的区别。上文已经将它们作为乐府民歌的例子来举述了。

    《古诗》的大多数虽是文人之作，但因为它们是模仿乐府民歌的，题材并没有超出乐府民歌中最普遍的相思、离别、客愁和一般的人生慨叹等等。《古诗》也常常套用乐府民歌的句子，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弃捐勿复道”，“客从远方来”等等。有些《古诗》可能是根据民歌加工改写的，痕迹显明者如《生年不满百》篇，将原系杂言的乐府民歌《西门行》改为五言。正如《玉台新咏》所载的《飞鹄行》把杂言的《艳歌何尝行》改为五言。模仿与加工改写就是民歌过渡到文人制作的一般过程。

    《古诗》作者专仿乐府民歌中的抒情之作，而表现方法却倾向于委曲含蓄，婉而多风。其中游子他乡和失志彷徨之词表现作者处于衰乱之世的苦闷，哀怨虽深却只是“平平说出，曲曲说出”(3)，至于模拟思妇之词更是如此。后代评论者往往称赞它们“直而不野”(4)，或“清和平远”(5)。《古诗》的语言虽然带文人诗的色彩却不失为生动自然，和乐府民歌相去不甚远，所以给读者的印象是“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6)。

    过去称为苏、李赠答的那些五言诗同样具有上述的风格特征。所以王士禛《渔洋诗话》说：“《河梁》之作与《十九首》同一风味。”锺嵘《诗品》提到《古诗》的篇数有五十九首(7)，现存的《古诗》却不足此数，很可能因为被人附会，加上作者名字而划到《古诗》以外去了。所谓枚乘《杂诗》，苏、李赠答，都是这样来的。枚乘的《杂诗》本是《古诗》，比较容易辨明，因为有《文选》作证。苏、李赠答既与《十九首》相类，我们也不妨这样揣测。本书将过去题为苏武、李陵作的五言诗改题为《别诗》（因其内容都写离别），列在《古诗》之后，表示它们属于相同的时代，同是建安诗的前驱。

    二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

    紧接着《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瑀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余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于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征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于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于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这些慷慨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士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于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借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着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曹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着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于《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于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失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于《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像《远游》。其余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于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晬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裈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美“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的态度。

    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诗有共同之点。

    阮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的想像，多用比兴，托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的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锺嵘说“其源出于《小雅》”（《诗品》上），或许因为阮诗“志在刺讥”，和《小雅》中某些内容近似。汉刘安曾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锺嵘的话也使人将阮诗和《离骚》作联想。

    诗发展到晋代渐渐产生模拟古人，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和宣扬老庄思想，“平典似道德论”的诗。这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逆流。在这样的逆流中特别显出左思、刘琨、陶渊明这些作家的可贵。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这八首诗借歌咏古人古事抒写作者自己的怀抱，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社会。当时门阀制度已渐形成，仕进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咏史》诗正反映了这种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咏史》虽只八首，却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决心归隐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抱着“铅刀一割”的雄心和攀龙附凤的幻想移家洛阳。现实的教育渐渐使他对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破灭了他的幻想。当他明白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牢不可破的陈规之后，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绪激发起来了。于是决心退出“攀龙客”之群。“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就是作者向统治势力宣告决裂的宣言。诗中并没有一般失意者叹老嗟卑的言语，却把高度的蔑视投向那些权贵，唱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挺矫健的笔调是左思《咏史》诗的特色，这也就是锺嵘所说的“左思风力”(8)。这个“左思风力”和“建安风骨”正是一脉相承的。

    刘琨原是贵公子出身，青年时代曾经和石崇等人在金谷园追游酣宴，过的是浮华生活。当时虽有吟咏，并未流传。到中年以后，汉族和当时居于西北地区的民族的矛盾严重起来，他投身前线，作极艰苦的斗争，思想有了剧烈的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时代现实和生活实践对于一个作家的教育。

    现存的刘琨诗仅有三首，都是中年以后的作品，都充满爱国的热情。本书所选的两首尤其悲壮。锺嵘称刘诗“自有清拔之气”（《诗品》中），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都是中肯的评语。元好问《论诗绝句》将他和曹操并举(9)，正因其悲歌慷慨，彼此有类似之处。

    陶渊明的生活主要是隐居躬耕，他的诗以很多的篇什歌咏隐逸，描写田园，因此称他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都是恰当的。不过“隐逸”还不能说明陶渊明的全部思想，“田园”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篇。鲁迅就曾举出《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句说明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举《述酒》一篇说明陶渊明也关心政治，对于世事并未遗忘(10)，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他也写过《桃花源诗》谈他的政治理想，向往于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确是陶诗的重要一面，绝不能忽略。此外还须注意到陶渊明歌咏隐逸的诗也并非全属“飘飘然”，描写田园的诗也并非都是“静穆”的；往往是冲淡中有勃郁，达观里有执着，也必须善为辨别。

    陶渊明因贫而仕，由仕而隐。他之所以“归田”、“辞世”，是由于高傲，耻“为五斗米折腰”；是为了自洁，不肯参加污浊的政治；是由于慕自然，以仕途为“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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