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

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

    孔子在陈绝粮，当即在吴师伐陈之年。孔子以鲁哀公三年至陈，至是已鲁哀公六年，前后当逾三年。《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其正式在陈仕朝受禄，殆亦前后不足三年。于其所素抱行道之意，则无可言者。而陈又屡年遭兵，此次吴师来伐，孔子或先已辞位避去。《论语》云“在陈绝粮”，因其尚在陈境。《孟子》云“厄于陈蔡之间”，则因其去陈适楚，在路途中。《左传》哀公二年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四年夏，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蔡之始封在上蔡，后徙新蔡，皆在今河南境，在陈之南，与陈相近。及其畏楚就吴而迁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北，与陈相距数百里。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此亦与上蔡新蔡为近，楚使叶公兼治之。孔了之去陈适蔡，乃就见叶公，与蔡国无涉。其途间绝粮，则是已去陈国，而未达楚境，故曰无上下之交也。

    疑辨十六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今按：蔡尚在陈之南，孔子先是未尝至蔡，此谓孔子迁于蔡三岁，或是蔡迁于州来三岁之误。蔡昭侯迁州来在鲁哀二年，吴伐陈在鲁哀六年，中间适越三岁。其时蔡事吴，陈事楚，相与为敌。蔡迁州来，与陈已远，乌得有陈蔡大夫合谋围孔子之事？前人辨此者已多，惟谓绝粮在吴伐陈、楚救陈之岁则是。

    疑辨十七

    《孔子世家》又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昭王乃止。”孔子绝粮非受兵围，已辨如前。楚昭王近在陈之城父，果迎孔子，信宿可以相见，孔子又何为使子贡至楚？鲁哀之六年，楚昭王在城父，救陈战吴，卒于军中，其事详载于《左传》，其时决不似有议封孔子之事。且议封，仅当计社数，不当云社地几百里。若计地，亦断无骤封以七百里之巨。惟谓孔子当时有意至楚则是。

    八、孔子至蔡

    《史记　孔子世家》：

    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齐景公卒岁为鲁哀公之五年。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孔子自陈至蔡。此乃旧时蔡国故地，乃负函之蔡，今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此年孔子至负函见叶公。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十三）

    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其来蔡，叶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见叶公，告以为政必近悦而远来。盖其时楚方务远略，而叶公负其北门面向诸夏之重任。如许如蔡，皆诸夏遗民，今皆归叶公所治，故孔子告以当先务求此辈近民之悦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十三）

    当孔子之世，齐晋霸业已衰，楚与中原诸夏往复频繁，已与昔之以蛮夷自处者远别。然当时南北文化歧见，尚有芥蒂。叶公之意，殆自负以为南方风气人物并不下于北方，故特有此问。亦见叶公心胸实自在卫灵公陈湣公等诸人之上。而孔子之答，则大道与俗见之相判自显。此乃一时率尔触发，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七）

    此章不审与叶公问政章之先后。推测言之，孔子至蔡，叶公必敬礼相迎，其问政当在前。叶公之于孔子，既知慕重，但不能真识孔子之为人，故又私问于子路。然大圣人学养所至，有非他人之言辞所能形容者。且孔子远来楚邦，双方情意未洽，子路骤不得叶公问意所在，故遂避之不答。及其告孔子，孔子则谓当仅告以一己平日之为人。而孔子之自道其为人，则切实平近之至，实只告之以一己之性情而止。鲁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乃孔子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其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实已道出了其毕生志学好学，逞逞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其生命，其年岁，其人，即全在其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中。其所愤，所乐，亦全在此。此以外则全可忘。人不可一日不食，在孔子心中，亦何尝一日忘忧。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即在此愤此乐之中。故孔子毕生，乃若常为一忘食忘忧之人，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好学乐道之人而已。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平日此一番学养，此一番志好，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即孔子生命精神之所在，但此实亦无人能知，孔子亦偶自作此吐露。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八字，即在孩提之童，初学之年，皆可有之。惟孔子则毕生如是而已。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十八）

    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之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遁不仕同视。

    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十八）

    此事当与前事同在孔子自陈适蔡之道途中。长沮桀溺，疑亦蔡之遗民。苟不从仕，则惟有务耕为活。然乃远知鲁国孔丘与其徒仲由，固属当时孔子与其门弟子之声名洋溢，无远弗届。然此两人亦非寻常耕农可知。而其意态消沉，乃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实亦有感于其当身之经历。宗邦播迁，乡井非昔，统治者亦复非我族类。其不能复有鼓舞欲动之心情，宜亦无怪。孔子意，处此无道之世，正更感必有以易之，则惟求与斯人为徒以共昌此人道，固非绝群逃世之所能为力。然孔子此等意见，亦无法与如长沮桀溺之决意避世者深论，故亦只有怅然怃然而已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

    此丈人亦当在遇见接舆与长沮桀溺之一路上所值。孔子行迹遍天下，乃在此一路上独多遇异人。正因蔡乃诸夏旧邦，虽国势不振，犹有耆献。平日或为士，或为吏。一旦其国远徙，其不克随行者遂沦落为异国之编氓，赖耕农以自活。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至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其平日，尊管仲以仁，尝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十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十四）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然当孔子世而竟无可作为。其告叶公，亦止曰：“近者悦，远者来”，其去此下孟子告齐宣王，曰：“以齐王犹反手”，岂非无大相异。果使能近悦远来，岂不叶公即可以楚王。然孔子之命子路告丈人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孔子在当时已明知道之不能行，而犹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

    人之为群，不可无家庭父子，亦不可无邦国君臣。果使无父了，无君臣，则人群之道大乱。君子不愿于其自身乱大群之道，故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今丈人只认勤四体分五谷为人生正道，尚知当有父子，而不知同时仍当有君臣。此丈人或亦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故孔子谓之曰隐者。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九、孔子自蔡反陈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五）

    此章必是孔子自楚归陈后语。孔子之至陈，本为在卫无可居而来。在陈又无可居，乃转而至楚。在孔子当时，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以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困饿于陈蔡之间。又在途中屡遭接舆、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之讽劝讥阻，孔子之无意久滞楚境亦可想见。乃再至陈，亦是归途所经，非有意再于陈久滞。归欤之叹，乃孔子一路存想，非偶尔发之亦可知。

    《孟子》：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盖归乎来！吾党之小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者，谓其有进取之大志而略于事。因其志意高远，故于日常当身之事为行动，不免心有所略。质美而学不至，则恐其过中失正，终不能达其志意之所望。故孔子欲归而裁之。如有美锦，当求能裁制以为衣。若不知裁，则无以适用。孔子有志用世，既叹道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我而起，见用于后世。此亦其明道行道之一端。孔子在未出仕前，早多门人从学，其去鲁周游，门人多留于鲁，未能随行，故孔子思之。孟子所言之狂狷，与《论语》本章言狂简，意有微别，当分而观之，但合以求之，则其义可通。

    十、孔子自陈反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是年，乃孔子自陈适楚之年，亦即楚昭王之卒岁，亦即孔子自楚反陈之年。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反卫，始终只在一年中。

    《孟子》：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孔子反卫，当出公辄四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其后辄逃亡在外，故称出公。故出公非其谥，或即谥孝公也。孔子之反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则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政府致饔饩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殆非立其朝与闻其政始谓之仕也。

    疑辨十八

    或疑孟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今按孔子仕陈，未见有所作为，亦可谓仅属公养之仕矣。然谓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则殊无证据。必谓字误，焉知孝字非出字之误乎？兼若谓孔子在出公时未仕卫，则子贡子路两问皆似无端不近情理。则陈涽字误之疑，大可不必。

    冉有曰：“夫子之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七）

    卫灵公时，太子蒯瞆欲谋杀南子，被逐出奔。灵公与晋赵鞅有夙仇，叛晋昵齐。及鲁哀公二年四月，灵公卒，赵鞅即纳蒯瞆入戚，其意实欲借此乱卫逞宿忿。卫人拒蒯瞆而立辄，辄即蒯瞆之子。卫人之意，非拒蒯瞆，乃以拒晋。灵公生前自言予无子，是已不认蒯瞆为子。无适子，立适孙，于礼于法亦无悖，蒯瞆亦知其父与晋赵鞅有夙仇，且其父卒，南子尚在。今赖晋力以入，既背其父生前仇晋之素志，亦增南子不悦蒯瞆而逐之之积恨。若果背其死父而杀其名义之母，将益坚国人之公愤。且卫人所立即其子，蒯瞆又无内援，故其心亦非必欲强入。遂成子为君，父居外，内外对峙，至达十七年之久。孔子重反卫，已在卫出公四年，父子内外对峙之形势早已形成。孔子与卫廷诸臣多旧识，今既受卫之公养，其对卫国当前此一种父子内外对峙之局面究抱何等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卫辄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伯夷决不肯违父遗命而立为君，叔齐亦不肯跨越其兄而自为君，于是相与弃国而逃。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昔孔子在鲁，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逊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如夷齐，则心安。如卫辄，则其心终自不可安。己则居内为君，父则拒外为寇，若如此而其心无不安，则尚何世道可言。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十三）

    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卫，子路乃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率以现实政事对，曰：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瞆先不知善谏其父，而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借其父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蒯瞆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瞆返而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一说。或又谓蒯瞆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

    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瞆终入卫，而辄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姑卒。孔子固先已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仕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即是拥辄拒蒯瞆者。蒯瞆之人，子路死之。后之儒者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瞆为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瞆，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瞆。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瞆必欲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瞆者非辄，乃卫之群臣。蒯瞆入，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

    或又谓蒯瞆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名之本意。

    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本意终有不合。

    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仕，又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著于此，以志所疑。

    十一、孔子自卫反鲁

    《左传》哀公七年：

    公会吴于郐，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

    又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吴子呼叔孙，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云云。

    在鲁哀公七年至十一年之四年间，子贡似已仕鲁，常往还于鲁卫间。

    又哀公十一年春：

    齐伐鲁，季孙谓其宰冉求曰云云。

    是鲁哀公十一年，冉求亦已反鲁为季氏宰。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十四）

    此章不知何时事，疑孔子在卫，子路殆亦往还鲁卫间。孔子之告荷蓧丈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

    疑辨十九

    《史记　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今按：季桓子卒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叹归欤尚在后。其自陈反卫，冉有子贡有夫子为卫君乎之疑，是其时冉求亦随侍在卫。惟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自无久滞于卫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季康子既非于桓子卒后即召孔子，亦非于孔子弟子中独召冉子而大用之。《史记》言不可信。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是孔子归鲁在鲁哀公之十一年。孔子称孔圉能治宾客，《左传》载孔圉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通于初妻之娣，圉怒，遂将攻太叔。太叔出奔，孔圉又使太叔之弟妻其女。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五）

    是子贡亦鄙孔圉为人而问之，惟孔子不没其善，言若此亦足以为文矣。胡簋之事四句，同于孔子之答卫灵公。或孔子未必同以此语答孔圉，而记者误以答灵公语移此。孔子本无意久滞于卫，既不为孔圉留，亦不为孔圉去。鲁人来召，孔子即行。亦不得据鸟择木之喻，谓孔子在卫乃依孔圉。又孔子已命驾，乃又以孔圉止之而将止，似皆不可信。《左传》此条补插于鲁人召之乃归之前。其先已记文子欲攻大叔，仲尼止之，可知此条系随后羼入。后人转以《左传》此条疑《论语》卫灵公问陈章，大可不必。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疑辨二十

    《孔子世家》又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此条与前康子欲召孔子而先召冉有条语相冲突，冉有语孔子云云尤浅陋。《左传》言师及齐师战于郊，此文误作郎。盖鲁季氏本重孔子而用孔子之弟子，子贡冉有皆是。及用孔子弟子有功，乃决心召孔子。此乃当时大体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