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疑辨八

    夹谷之会，其事又见于《谷梁传》，有优施舞于鲁君幕下，孔子使斩之，首足异门而出之语，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会，似乃鲁欲和解于齐，乃《史记　孔子世家》有齐大夫犁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一若齐来乞盟于鲁。过欲为孔子渲染，疑亦非当时情实。郓讙龟阴之田皆在汶阳，本属季氏。前一年阳虎以之奔齐，至是鲁齐既言好，齐欲与晋争霸，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既不为惧鲁之用孔子，亦不为齐君自悔其会于夹谷之不义无礼而谢过，《左传》记载甚明。过分渲染，欲为孔子夸张，反失情实，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会夹谷，其功绩表现亦已甚著。后人依据《左传》而疑《谷梁》与《史记》是也。若因《谷梁》与《史记》之记载失实而牵连并疑《左传》，遂谓《左传》所记亦并无其事，则更失之。今既无明确反证，即难否认《左传》所记夹谷一会之详情。

    四、孔子堕三都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其一为相定公与齐会夹谷，继之则为其堕三都之主张。相夹谷在定公十年，堕三都在定公十二年。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其时季氏专鲁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骤迁至司寇卿职。虽曰出鲁公之任命，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当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为季孙氏之家宰，则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于此推见。《公羊传》云：“三月不违。”三月已历一季之久，言孔子于季孙氏可以历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违。则凡孔子之言，季孙氏盖多能听从。故孟子曰：“孔子于季孙氏，为见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孙氏信任，见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当时所欲进行之大政事，首先即为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叔孙氏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以重归之于鲁公室。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家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孙氏，正如与虎谋皮。然季孙氏亦自怀隐忧。前在昭公时，南蒯即曾以费叛。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背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纵不能深明孔子所陈之道义，然亦知孔子所言非为谋我，乃为我谋，故终依孔子言堕费。其实孔子亦不仅为季氏谋，乃为鲁国谋。亦不仅为鲁国谋，乃为中国为全人类谋。就孔子当时之政情，则惟有从此下手也。费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适齐。孔子与子路之提议堕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时齐已归郈于鲁，故叔孙氏首堕郈，亦以其时郈无宰，故堕之易。叔孙辄乃叔孙氏之庶子，无宠。阳虎之乱，即谋以辄代其父州仇，既不得志，至是乃追随公山不狃同叛。其时叔孙一家亦复是臣叛于外，子叛于内，各竞其私，离散争夺，与季孙氏家同有不可终日之势。依孔子、子路之献议，庶可振奋人心，重趋团结。惟孟孙氏一家较不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受父遗命，往学礼于孔子，然懿子袭父位，主一家之政，其亲受教诲之日宜不多。殆是见道未明，信道未笃。虽不欲违孔子堕都之议，然前阳虎之乱，图杀孟懿子，而阳虎欲自代之，幸成宰公歛处父警觉有谋，懿子得免，阳虎亦终败。故懿子极信重处父。处父所言亦若有理。自当时形势言之，春秋之晚世，已不如春秋之初年，列国疆土日辟，国与国间壤地相接，已不能只以一城建国。堕都即不啻自毁国防，故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抑且三家自鲁桓公以来，历世绵长。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懿子既不欲公开违命，亦两可于处父之言，乃一任处父自守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议至是受了大顿挫。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六）

    时费宰公山不狃已奔齐，季氏惩于其家臣之凶恶，乃择孔子弟子中知名者为之。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已届强仕之年，在孔门居德行之科。季氏物色及之，可谓允得其选。然闵子坚决辞谢。今不知此事约在何时，当已在围成弗克之后。鲁国政情又趋复杂，闵子或早知孔子有去位之意，故不愿一出也。《论语》记孔子与人语及其门弟子，或对其门弟子之问答，皆斥其名。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独闵子云子骞，终《论语》一书不见损名，其贤由此可知。惜其详不传。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十一）

    此事不知在季氏欲使闵子为费宰之前后，然总是略相同时事，相距必不远。当时季氏选任一费宰，必招之孔子之门，其尊信孔子可知。子羔少孔子三十岁，与颜子同年。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仅二十四。孔子欲其继续为学，不欲其早年出仕，说如此将要害了他。子路虽随口强辨，然亦终不果使。孔子当时虽为鲁司寇，献身政治，然群弟子相随，依然继续其二十年来所造成的一个学术团体精神，据此亦可想见。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六）

    此两事并不同在一时，乃由弟子合记为一章。孔子为鲁司寇，其弟子相随出仕者，自子路外，又见此三人。子华，公西赤字，少孔子三十二岁。若以鲁定公十一年计，是年应二十一。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是年应二十四。皆甚年少。子华长于外交礼仪，适以有事，孔子试使之于齐。冉有长理财，孔子使之掌经济出纳。子华之使齐乃暂职。冉有掌经济，乃近在孔子耳目之前。故二人虽年少，孔子因材试用，以资历练。子路不悟孔子之意，乃欲使子羔为费宰，此当独当一面，故孔子说要害了他。原思少孔子二十六岁，较冉有、子华年长，然亦不到三十岁。孔子使为家宰。是孔子为鲁司寇已引用了门下许多弟子。子路最年长，荐为季氏宰。原思、冉有、公西赤诸人则皆在身边录用。而如闵子赛、冉伯牛、仲弓、颜渊，皆孔门杰出人物，孔子并不汲汲使用。闵子骞拒为费宰，孔子亦默许之。孔子盖欲留此辈作将来之大用。是孔子一面从事政治，一面仍用心留意在教育上。政治责任可以随时离去，教育事业则终身以之。至于俸禄一节，孔子或与多，或与少，皆有斟酌。其弟子或代友请益，或自我请辞，亦皆不苟。师弟子之间既严且和，行政一如讲学，讲学亦犹行政，亦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矣。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十四）

    宪即原思，以贫见称，亦能高洁自守。孔子使为宰，与禄厚，原宪辞，若以为耻。故孔子告之，邦有道，固当出身任事，食禄非可耻。若邦无道，不能退身引避，仍然任事食禄，始可耻。此见孔门师弟子无一事不是讲学论道，而孔子之因人施教亦由此可见。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三）

    定公之问，必在孔子为司寇时。是时三家擅权，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礼，则对臣当加制裁，始可使臣知有敬畏。臣事君以忠，则当对君有奉献，自削其私权益。孔子辞若和缓，但鲁之君臣俱受责备。孔子之主张堕三都，其措施亦即本此章之意。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十三）

    定公只漫引人言为问，故孔子亦引人言为答。观定公两问，知其非有精志可成大业之君。当时用孔子者亦为季氏，非定公。而孔子预闻鲁政，乃欲抑私奉公，即不啻欲抑季氏奉定公，则其难亦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