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孔子五十岁后仕鲁之期

    一、孔子出仕之前缘

    《史记　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执怀，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益轻季氏。

    阳虎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详见《左传》定公五年。季氏为鲁三家之首，执鲁政，而其家臣阳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其于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十七）

    《孟子》书亦记此事曰：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

    此阳货即《左传》《史记》中之阳虎，盖虎是其名。其时鲁政已乱，阳货虽为家臣，而权位之尊拟于大夫。孔子虽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于当时共行之礼，乃瞰阳货之亡而往答拜。涂中之语，辞缓意峻，一如平常，货亦无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时，不可知。但应在定公五年后。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此事详《左传》。公山不狃为季氏私邑费之宰。内结阳虎，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知其谋，以计得脱。其事发于阳虎，不狃在外，阴构其事，而实未露叛形。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

    弗扰即不狃，谓其以费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当时讲学授徒，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欲往者，此特一时久郁之心遇有可为，不能无动。因其时不狃反迹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态度则已暴露，与人俱知。故孔子闻召，偶动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悦者，其意若谓孔子大圣，何为下侪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计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孔子自有一番理想与抱负，固不计用我者之为谁也。然而终于不往。其欲往，见孔子之仁。其终于不往，见孔子之知。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此数语乃道出了孔子当时心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十六）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十六）

    此引上一章，不啻统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之世变，下一章专言鲁公室与三家之升沉。孔子非于其间有私愤好，亦非谓西周盛时周公所定种种礼制，此下皆当一一恪遵不变。然而，此二百数十年来之往事，则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无道者如彼，吉凶祸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为东周”，则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构图，固非为维持周公之旧礼制于不变不坏而已。然而孔子则终于不出，不得已而终已，则其心事诚有难与人以共晓者。故亦不与弟子如子路辈详言之也。

    公山之召，其事应在定公之八年，时孔子已年五十。

    孔子又曰：

    吾五十而知天命。（二）

    人当以行道为职，此属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时，此亦是天命。阳货、公山弗扰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终不出。若有可为之机，而终坚拒不为。盖知此辈皆不足与谋，枉尺直寻，终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声名洋溢，而孔子终于坚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阶段。孔子五十以后，乃终于一出，其意态若由消极一转而为积极，实则并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后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种积极态度。所以若前后出处有转变，此乃孔子由不惑转进到知天命，在己则学养日深，而在人则更不易知。

    孔子又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

    如其欲赴公山弗扰之召而子路不悦，孔子实难以言辞披揭其内心之所蕴。吾道所在，既不能骤喻于吾朋，则亦惟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愠之有。

    疑辨六

    亦有疑阳货、公山弗扰之事者。疑阳货不得为大夫，疑公山弗扰并不以此年叛。但阳货虽为季氏家臣，亦得侪于大夫之位，此即见季氏之擅鲁。公山弗扰在当时虽无叛迹，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

    二、孔子为中都宰至为司空、司寇

    《史记　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鲁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时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则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矣。

    疑辨七

    孔子为中都宰，其事先见于《檀弓》，又见于《孔子家语》。今传《家语》乃王肃伪本，然司马迁所见当是《家语》之原本。既此三书同有此事，应无可疑。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迁司空，亦见《孔子家语》，应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又迁司寇，《韩诗外传》载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史迁特称为大司寇，明其非属小司寇。则其前称司空，乃属小司空可知。史迁以前各书，如《左传》、《孟子》、《檀弓》、《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等，皆称孔子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鲁官职名位之差错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释之，则事亦无疑。至于《檀弓》、《家语》载孔子为中都宰及司空时行事，或有可疑。但为时甚暂，无大关系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书又言孔子诛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诛少正卯辨》。

    三、孔子相夹谷

    《左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候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样，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此夹谷在山东泰安莱芜县。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在此。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也。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如鲁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会齐于夹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为司寇之后。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卫已服，而其时晋亦已衰，齐鲁逼处。而此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家者惧齐强，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齐君臣果武装莱人威胁鲁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义正道之言辞折服之。乃齐人复于临盟前，在盟书上添加盟辞，责鲁以以小事大之礼，遇齐师有事出境，则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从行。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以鲁汶旧、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亦无必当据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赋，亦足当甲车三百乘之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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