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取东吴

    陈友谅兵强地广，雄踞长江上流，两次亲统大军要吞并西吴，结果反被消灭。西线的强敌解决了，朱元璋的军力更加壮大了，第二个进攻目标，便是东吴张士诚了。

    元璋和谋士们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他指出：“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河北军队数量多而没有纪律，河南的稍有纪律而军力不强，关中的一部分道途不通，粮饷接济不上。江南只有我和张士诚，士诚多奸谋，会用间谍，可是部队全不讲纪律。我有几十万大军，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建立严格军事纪律，委任将帅，捕捉有利战机，逐个消灭，统一天下是有把握的。[33]便一心一意整顿军队，加强纪律教育，练习攻城本领，准备下一个战役的攻坚战。

    元末南方群雄，分作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一是非红军系。红军系分东西两支，东支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小明王是东支的共主，郭子兴是滁、和一带的头目，子兴死，元璋代起，日渐强大。西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从徐寿辉到陈友谅，以及寿辉部将割据四川的明玉珍。非红军系如东吴张士诚、浙东方国珍。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一部分城乡游民，他们深受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提出鲜明的政治目标，一定要推翻蒙汉地主阶级，取得自己的解放。他们和蒙汉地主阶级是势不两立的，决不妥协的，坚决斗争到底的。非红军系便不同了，领导人物和基本队伍主要是私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摇摆不定的中农，和一部分贫雇农，尽管他们也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侮的对象，反元起义的动机也是因为遭受元朝官吏、地主的凌辱、作践，奋起反抗，但是领导集团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没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宣传鼓动工作。割据地方以后，便以为事业成功了，贪图生活享受，日渐腐化。他们在元朝兵力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自立名号，和元朝政府对抗。但是一遭受到统治阶级的强大军事压力，形势不利的时候，就变成软骨头了，妥协了，投降了。元朝政府从一开始便对他们采取招抚的政策。只要投降，就给官做。他们做了元朝的官以后，一看到元朝政府军事上的失利，便再次闹独立，另立名号。每反复一次，个人的名位就高了一等，地盘也扩大了一些，向元朝政府讨价钱的资本也就愈大。另一方面，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却正好相反，决不投降，斗争到底，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张士诚对小明王和朱元璋从一开始便处在敌对状态，十年来连兵不解；方国珍地小兵弱，虽然没有力量进攻红军，但也不肯真心讲和修好，表面上有时候表示低头，实质上却要顽抗到底。

    张士诚对元朝政府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反反复复，时而对抗，时而投降。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朝政府招降，授以官职，要他出兵进攻濠、泗红军，士诚怕吃亏，不肯去。知道泰州守军虚弱，袭取泰州，破兴化，据高邮。十四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这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统大军围高邮，大败周军，士诚坚守无援，高邮将被攻破，突然脱脱被解去兵权，元军奔散，周军乘隙反击，声势复振，取昆山、嘉定、崇明、常熟、平江、常州、湖州、淮安等地。十六年三月建都于平江，改为隆平郡。改历法为明时。开弘文馆，招礼儒士。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弟士德为平章，提调各郡兵马。以蒋辉为右丞，居内省理庶务，潘原明为左丞，镇吴兴，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镇松江。[34]郡州县正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县曰尹，同知称府丞，知事称从事。[35]

    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起，张士诚便和朱元璋兵戎相见，大小数百战，互有胜负。这年六月，朱元璋的部将，原来是地主军的降将陈保二执詹李二将降于张士诚。这时元璋的主要力量放在西线，为了避免两线同时作战，派遣使者和张士诚通好，要求“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士诚置之不理。[36]七月士诚以水军进攻镇江，和元璋军发生激战，大败于龙潭。徐达乘胜进围常州，士诚派士德驰救，为徐达所擒。士德有勇有谋，礼贤下士，帮助士诚创基立业，被俘后坚决不降，还秘密带话给士诚，劝他投降元朝，为元璋所杀。

    至正十七年（二月元璋部将耿炳）文取长兴，三月取常州，五月取泰兴，六月赵继祖、吴良取江阴。长兴和江阴都是重要军事据点，长兴踞太湖口，从陆路可通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平江通州济渡之处，元璋得了长兴，派耿炳文镇守，士诚的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了江阴，派吴良镇守，士诚的水军不能溯大江，上金、焦，士诚的军事局势，从此便急转直下，处于劣势了。加上东面的嘉兴，驻有苗军杨完者的部队，这支少数民族军猛冲猛打，作战很勇敢，几次打败张士诚的进攻，士诚两面受敌，抵挡不住。几年来元江浙右丞相达识帖木儿千方百计劝士诚投降，到此只好听兄弟的话，再次投降了。元朝政府以士诚为太尉。士诚表面上做元朝的官，实际上有自己的打算，他设参军府和枢密院，分辖地为江浙、淮南二省。以李伯昇总军事，六七年间，南侵江浙，占了杭州、绍兴，北逾江、淮，直到济宁（今山东），西略汝、颍、濠、泗，东面到海，有地二千余里。

    士诚降元，是因为军事上受到元璋的威胁，元朝招降士诚，也有他们的打算。原来从红军起义后，大都缺粮，支持不下去了。达识帖木儿为了解决南粮北运，便不能不对张士诚和方国珍采取招抚政策。他安排士诚出粮，国珍出船，由海运接济大都。但是两人心里都怀着鬼胎，张士诚怕把粮食交给方国珍，被吞没了，赔了粮不见功劳；方国珍却怕他的船出海被扣，张士诚乘虚进攻，达识帖木儿两面疏通，费了多少事，从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算是每年运了十几万石。杨完者的部队纪律极坏，抢钱抢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驻防过的地方比经过战争还惨。民间有民谣形容道：“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完者）。”[37]仗着有实力，不听达识帖木儿约束。达识帖木儿要除掉杨完者，和士诚定计，攻杀完者，苗军将士大部分逃降元璋。达识帖木儿没有军队的支持，政权也随之失去了，事事受士诚挟制，不久便被拘禁。士诚乘虚进驻苗军防区。二十三年九月又自立为吴王，达识帖木儿自杀，从此元朝征粮，再也不肯答应了。[38]

    士诚所占地方盛产粮食，又有鱼盐桑麻之利，人口众多，最为富庶。他生性迟重，不多说话，待人宽大，但没有一定主见，只想守住这块基业，怕冒险吃亏出差错。大将大臣们都是当年走私的江湖兄弟，如今成了局面了，有福同享，做错事以至打了大败仗，士诚也不忍责备，赏罚不明。将军大臣们修府第，建园池，养女优，玩古董，和诗人文士们宴会、歌舞。上下都腐化了。甚至大将出兵，也带着妓女清客解闷。损兵失地，回来照样带兵做官。张士德（九六）重待文学之士，当时有名的诗人陈基、饶介、王逢、高启、杨基、张羽、杨维祯等人都和他来往，有的在他幕府做事。浙西地区的开辟和国事的决策，士德很起作用。士德被擒死，士信（九七）做垂相，贪污无能，疏远旧将，上下隔绝。士诚也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元璋着人打听了这情形，对人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39]士信任用姓黄、蔡、叶的三个人做参谋，弄权舞弊，东吴有一民谣道：“丞相做事业，专凭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40]

    士诚降元以后，要见当时著名诗人杨维桢，维桢拒绝不去。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他的缺点，信上说：

    阁下乘乱起兵，首倡大顺，以奖王室，淮吴之人，万口一词，以阁下之所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

    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唯贤人失职，四民失业者尚不少也。吾唯阁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廩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阁下不可以不省也。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奸位之权矣；某人有假佞以为忠者；某人有托诈以为直者；某人有饰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诈为直，则臣有赵高者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蹠、者进，随、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又观阁下左右参议赞密者，未见其砭切政病，规进阁下于远大之域者，使阁下有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而迄无有成之效。其故何也？为阁下计者少而为身谋者多，则误阁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41]

    杨维桢是站在元朝政府立场说话的，信里所责备：“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廩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的是实情。除此以外，指出张士诚的四个优点，四个缺点，特别批评张士诚的将帅、守令、亲族等只为自己打算，张士诚不分是非、黑白，刑赏失宜，狃于小安而无长虑，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杨维桢和张士诚同时，他的朋友有不少人在东吴做官，这些批评都有事实根据，是可信的、公道的。

    士诚从元至正十六年（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起和元璋接境，便互相攻伐，至正十八年十月徐达、邵荣攻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深入太湖，后军不继，为吕珍所俘，不肯投降，被囚到死。次年正月胡大海攻克士诚的重镇诸暨，杭州受到威胁，士诚倾全力要夺回诸暨，六月，士诚绍兴守将吕珍攻诸暨，决水堰灌城，胡大海夺堰反灌，吕珍退去。二十年九月第二次攻诸暨，二十二年三月乘元璋金华、处州苗军叛变的机会，以张士信统万余人三围诸暨，守将谢再兴苦战二十九日，设伏城外，大败士信军。士信发急，增兵再攻，再兴求援于李文忠。李文忠命胡德济驰援，扬言徐达、邵荣已从严州领大军增援。士信军心动摇，计划退兵，德济和再兴于夜半率壮士出击，士信军大乱溃退。二十三年九月李伯昇又领大军围诸暨，诸暨城守坚固，不克退去。二十五年二月张士信又统兵二十万来攻，为李文忠所大败。这五次争夺战，消耗了东吴大量军力。

    在第三次诸暨争夺战之后，发生了谢再兴叛降张士诚的意外挫折。

    谢再兴是淮西旧将，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妻父。士诚绍兴守将吕珍在诸暨筑堰，每年水发，动辄渰城，再兴不时遣人偷决，力战功多。部下有两个将领派人带违禁物品去扬州贩卖，元璋发觉了，怕泄漏了军机，杀了这两个人，把头挂在再兴厅上，再兴已经受不住了。元璋又做主把他的次女嫁给徐达。召再兴到应天计议军事，返防后另派参军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再兴成为副将。再兴大愤，说：“女嫁不令我知，有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竟执李梦庚向绍兴吕珍投降，元璋气极，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42]从此种下了他对部下将领的猜疑心理，对他们的监视越发严密了。

    西吴和东吴另一据点的争夺战是长兴，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东吴司徒李伯昇率十余万众，水陆并进，包围长兴，城中守兵只有七千人，苦战月余，常遇春、邵荣先后驰救，伯昇败去。二十四年十月张士信又攻长兴，为耿炳文、汤和所击败。

    此外，至正十九年二月邵荣攻湖州，十二月常遇春攻杭州，胡大海攻绍兴，虽然都打了胜仗，却都不能攻克城池，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在和东吴作战的长期战役中，元璋部下骁将邵荣、赵继祖立了不少功劳。邵荣、赵继祖也是元璋初起时的战友。邵荣于至正十八年和徐达攻克宜兴，十九年大破张士诚军于余杭，攻湖州大败李伯昇，二十一年三月以战功从枢密院同知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大将常遇春之上。二十二年处州苗军叛变，命邵荣统兵平定。凯旋回应天后，和参政赵继祖密谋暗杀朱元璋，为检校[43]宋国兴所告发。元璋命廖永忠安排酒宴，席间擒了二人，锁了脖子。元璋和他们喝酒，问：“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荣答曰：“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不肯喝酒，对赵继祖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两人都被缢死。[44]这件公案，明朝史书记载都以为是谋叛，只有明末的史家谈迁认为当时朱元璋和邵荣都是宋的将领：“渡江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45]他们的行为说不上是什么造反，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这件事给元璋的影响是深刻的，内部发生了裂痕，非加强控制不可。不久又发生谢再兴投敌的事件，越发使他认识到必须牢牢掌握军权，建立一套必要的制度，使将不能专兵，军队不能由任何将领掌握，后来军卫法的制定和杀戮功臣，都和这两件事有密切关系。

    元璋和张士诚相持了十年，打来打去，双方都占不到便宜。直到元璋从武昌凯旋以后，集中军力，进攻东吴，局面才发生剧烈的变化。[46]

    元璋对东吴的攻势，分作三个步骤：第一步攻势起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攻击目标是东吴北境淮水流域，到二十六年四月间，尽取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孙德崖早已死去，濠州四面受敌，也投降了。半年工夫，完成预定任务，使东吴军力局促于长江之南。

    第二步攻势起于二十六年八月，分兵两路，进取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左右两臂，到十一月间，湖、杭守军投降，造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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