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杂文是诗史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里最后一段说道：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在这段话里，鲁迅把他的杂文的价值谦逊地然而公平地论定了。是的，鲁迅的杂文是我们的时代的诗史。伟大的中国，应该有一部伟大的诗史，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出来，但这个工作太艰难，正同我们处在太阳底下难得用言辞来形容太阳一样。而且我们已经有了毛主席的著作，那是指导革命的理论，正如同太阳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光明。鲁迅的杂文却是从旁面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诗史，它正好像一个月亮！

    鲁迅一共有十四个杂文集，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不论长的，不论短的，篇篇是武器，篇篇是美文，篇篇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写照。我们先看在北洋军阀时代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灯下漫笔》（《坟》）里有这样的记载：

    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

    这篇文章注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孙美瑶在津浦路劫车掳去西洋人站在军前使官兵不敢开火，反映当时朝野一般的心理。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还有这样的记载：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

    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

    我们读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三段：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许多人都对他看，但他走过去了，许多人也就不看了。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这种文章是生动的历史，是诗，有具体的形象。重要的当然是鲁迅的思想性。鲁迅所写的二十六年前军阀时代的北京，封建的北京，在新中国的太阳底下毫无踪影，然而当时是满街的形象。

    下面则是蒋介石统治时期鲁迅在上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史料，我们应该仔细地读。像《二心集》里有一篇《再来一条“顺”的翻译》，我们禁不住要把全文抄下来：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日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

    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

    “……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的题目，本来是讽刺那时上海主张“顺而不信”的翻译家的，鲁迅却写了这么一篇有极大思想内容的文章，暴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人民革命的恶毒的污蔑，并指出反动报纸的无知和可笑。我们于学习他的战斗精神之外，实在佩服他的杂文的手法，他写杂文同写小说一样，总是富有形象性，善于采用典型。一方面具体，一方面又集中，对读者印象深，效果大。

    我们读《“友邦惊诧”论》（《二心集》），一九三一年写的，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学生请愿，鲁迅写道：“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是这样以他的笔杆打击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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