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怎样写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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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三十八岁时开始创作小说，同时也写杂感。小说这种艺术是需要一定时期的酝酿才能创作的，为了适应当前迫切的战斗任务，鲁迅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运用杂感这种武器，更直捷地跟敌人作战。鲁迅的热情后来都放在杂感里面。只有敌人，才害怕鲁迅的杂感，故意放空气，“鲁迅不行了，再不能创作了，只能写些杂感了！”而鲁迅的杂感是愈写愈多，战斗性愈写愈强，技术是愈写愈高，他后来不叫杂感，统统叫杂文，杂文便成了鲁迅的出色的创作。鲁迅为反动知识分子所恨死了，就是因为他用杂感作武器同黑暗势力斗争，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也在斗争中改造自己，为了更好地掌握作战的武器，他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卓越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在前面说过，鲁迅同农民有深厚的关系。再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鲁迅同青年的关系，他总是注意青年，爱护青年，当时除了李大钊同志而外，实在没有别人像鲁迅那样把青年当作同志的。在五卅时代，北京政府由军阀段祺瑞掌握政权，章士钊做教育总长，英国留学生现代评论派同章士钊勾结，气焰不可一世，压制青年，做反动派的帮凶。鲁迅因为同情青年学生，同现代评论派作斗争。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开除学生，引警察及打手进学校来打学生，章士钊以教育总长名义解散学校，教育部司长刘百昭又雇老妈子打学生，将学生拖出学校，许多教职员因而组织校务维持会。鲁迅说，“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而当时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辟“闲话”一栏，散布谣言，淆乱是非，帮助做迫害学生的事。首先说鲁迅是挑剔学潮。这件事闹得很久，从五卅闹到三一八。在《华盖集》里有一篇《碰壁之后》就是关于女师大事件最早的一篇文章，写得很悲痛。鲁迅写他自己到女师大去，他说他“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他说他在一个他所认识的教员的话里听到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这一句学生的话把事情的本质多么直接地说出来了，是女学生受压迫而说的话。这时校长正在饭店里请客，对付学生。鲁迅自己回家，天色已经黄昏，他写了下面两段：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

    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写的。当时的读者或者以为鲁迅是说得太夸大了吧，怎么用得上“谋害”“屠戮”“死尸”的字样呢？然而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还正在那里写他的《无花的蔷薇之二》，已经写了三节，到第四节便是：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写这一节的时候，大约还只是“听说”，不知道详细，接着第五节：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这时章士钊是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

    这时陈西滢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杀之苦”的。他们认为“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学生请愿，正同女师大学潮一样，是有鲁迅等人在指挥的。这里就显出现代评论派的丑恶嘴脸，一方面替杀人的凶手开脱罪行，一方面恶毒地污蔑革命的斗士。

    这次死难人当中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鲁迅有《纪〔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有云：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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