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文史通義

    一

    現在我們接講章實齋文史通義。上一堂講到章實齋所講的「六經皆史」，章實齋認為講學問不是一種空言，都要明道經世的；即是諸子百家也跟著前人這個大傳統來。他遂在六經中特地提出易、春秋，說：

    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

    天道、人事兩頭並重，而章實齋所更加重視的，則實在人事方面。章實齋主張六經都是講的人事，六經中講人事更重要的，應該第一部是尙書，第二部是春秋。而文史通義裏分述諸經，卻單單沒有一篇專講春秋的。這不能不說是章實齋文史通義裏一個大缺點。關於這一層，我在一篇孔子與春秋的文章裏面提到。此文收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今天不再詳講。

    今天我且把他有關於尙書的話略講一下。他說：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

    章實齋文史通義所最有價値的地方，正在他能從一個學術之整體方面來講一切學術。他講史學、文學，他的著眼點都能在整個學術的一體中講起，這是他第一點長處。第二點，章實齋論學術，定要講到學術之「流變」。所以他說，三代以上之史與三代以下之史有不同，而又求其同異之故。他說：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

    他把史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叫做「記注」，另一部分叫做「撰述」。「記注」亦就是如我們今天所說的史料，只有人把經過的一切事實記載下來便是。若論「撰述」，則是一種著作，根據一切史料的記注來發揮作者對這一段歷史的一種專家之學。此兩項絕不同。若照我們當前人意見，則記注便是撰述，兩者間更無分別了。他只說，三代以上記載歷史有一定的成法，而所寫的歷史書，則並無一定的名稱。如書與春秋名便不同，但各是一種撰述。而且六經皆史，有詩、有易、有禮，也是無定名而更不同。到了三代以下，便成為「撰述有定名」，如史記、漢書、二十四史，皆所謂「史」，便有了一個定名了；然而各項材料記注則失掉了一個一定的方法。這一層，我們也可說是章實齋講古今史學變遷一個極大的見解。他認為，如何把一切史料保存下來，該有一個一定的方案，而後來沒有了。至於根據這些保存下來的一切史料而來寫歷史，這就不該有一定的體裁，主要該是各有一套專家之學；而後來則反而人人相因，都變成了好像有一個定規了。

    他這一講法，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到了我們今天，已不懂得史學有「著作」，成為一個史學家，必該寫歷史。此一層，現在我們不懂了，更亦是不會了。歷史有兩種。一是著作，要寫一部歷史，應有作者自己一種「學」在裏面，所以成為專家之業。而另一方面，則在把事情記下來。這層更重要，而我們今天也不懂。古人已經有的，如歷朝來的國史館，專在記載當時歷史，在方法上已經是不很嚴格，然而到底是有；到我們今天，民國六十年來的史料，似乎沒有按年好好記下。既不注重記載，又不注重撰著，卻專要來「考史」。這應是學的西方人。

    因西方人本先沒有歷史，遠從希臘、羅馬一路下來，到中古時期，悠長年代中，並沒有眞像樣的歷史。到了現代的西方人，才要來寫歷史，但材料在那裏呢？他們的材料，零零碎碎，這裏找，那裏找，還要鑑別眞偽，考訂異同。如諸位讀英國人寫的羅馬衰亡史，羅馬帝國究是怎麼般衰亡了，不得不經詳細考查。但若要寫一部西漢衰亡史，便不同，因這些歷史都存在那裏。既有材料，又有組織，不煩我們再來寫。苟非你有特別見解，特別發現，則不易來寫一部西漢衰亡史或唐代衰亡史。而在西方則不然。西方人開始有像樣的史學，這是現代的事。而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則什麼都要學西方，西方人注重考據史料，我們也得來考據。我請問，司馬遷寫史記，對有關史料有沒有考據過？班固寫漢書，對有關史料有沒有考據過？他們都曾看見了很多史料。他們所看見的史料，不可能全在他們書裏找到。他們看見了一百份材料，只寫下了十份、二十份。今天我們要在這十份、二十份材料裏，來考他們的錯誤，也並非不可考。歷代以來，考辨工夫也曾用過不少。但總是史學的小節目，並不是大綱領所在。而我們今天則偏要來提倡「疑古」。所以我們今天來講歷史，則只能講上古史，講沒有歷史以前的歷史。因為如此，我們纔可以學西洋方法來疑、來考。若是已經有了歷史書以後的歷史，我們也來用這方法，便會覺得無可下手。結果只有把司馬遷、班固所寫這兩百幾十年的漢代史，都不理會，不留心去讀全史；卻只在裏邊找一個小題目，尋出一些小錯誤，說：這裏班固講錯了，司馬遷講錯了。當知這事也並不容易，而且從前人已講得很多，如二十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異之類。他們並不曾作長篇大文章，只一條條寫下便得。而現在我們又是要寫長篇大論，這就更不易了。總之，是我們治史的基本道路走錯了。

    我們要懂得如何收集史料，如何保存，如何編輯，先要懂得章氏所說的「記注」成法。有了記注，纔可憑以「撰述」。這都是有關為當代寫新史的事。現在我們研究史學，則多來翻古史。我們現在既重在學外國，外國人也看重檔案，我們近來也漸知看重檔案了。但多少年來，檔案發表了不少，但我們不能根據檔案來寫文章；又是只寫小文章，還是在考據小節目；沒有人來寫大文章，寫一部史書，這才是「撰述」。撰述須有獨家之見。同樣材料，我用著，你再用，可以各不同。如班固寫了漢書，荀悅還來寫漢紀，司馬光還來寫資治通鑑裏的漢紀，杜佑、馬端臨還來寫通典、文獻通考有關兩漢時代之各項制度。此因章實齋之所謂「記注」，乃屬官方的。而中國人看重史學，一向記載下來的材料零零碎碎，這裏那裏，正所謂「記注無成法」。由此編造成正史以後，還有各種野史、雜史。記注既多，撰述也多。則不僅撰述，即是記注，也都寓有各家的特殊情趣、特殊目標在內。而在我們這時代，則全把撰述當作記注看，全把前人已成史書當作一堆材料看。若使章氏生在今代，更不知當作何感想了。

    二

    章實齋又說：

    記注藏往，似智。撰述知來，擬神。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這是說，「記注」是把已經過去的事情善為保藏起來，這個僅似乎我們人的「智」。「撰述」則是要我們因過去而知未來，把過去成為我們一個教訓，這樣興，這樣亡，這樣治，這樣亂，我們要在歷史裏知得將來；這個擬於我們人的「神」。「智」僅是把從前的藏在腦子裏。「神」是把我的知識前窺將來。如司馬遷史記寫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好像把此下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展演都給他預先看到了，那不是神乎其神嗎？必如此，纔眞當得為「一家之言」。當知此等處，正見司馬遷不僅在記述過去，更不啻如在預測將來了。收羅過去一切，保存下來，這是一個「體」，有其一定的客觀標準，並有一定的規矩。凡是以往事都要收羅，所以「其德為方」，它是一個沒有變化的。待我們用此材料來抉擇，那許多有用，那許多無用，有用者取，無用者去，這就看各人的眼光。這是一種主觀的，因於人而不同，更亦因於時代而不同，這是可以變動的，所以說「其德為圓」。一個圓的東西放在此地，它可以變動不常。一個方的東西放在這裏，則是安安頓頓放在這裏了。

    我們把他的話，用我們今天的意見來講，則我們一部二十四史，也可當它是「藏往」。以前中國人的歷史，大體都在裏面了。今天時代不同了，我們今天要想知道明天，我們該再來把過去歷史作研究。研究所得，輕重取捨不同，我們自可把舊史新寫，不斷來寫新歷史，對歷史有新撰述。至於所根據的，則只是以前的舊材料。所以歷史可以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在國史大綱的序裏就講到。今天我們要來寫新歷史，因為時代新了，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知識不同，但我們仍得要照舊歷史來開發我們的新智慧。

    我去年在成功大學曾講了四次，合成一書，名史學導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諸位先做一個時代的人。諸位已不是春秋時代的人了，也不是漢武帝時代的人了，諸位是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特別是民國開創以來的人了。諸位今天又是在臺灣，在這裏經歷了千辛萬苦。明天世局怎樣？誰也不知。我們學史學者的任務，正要「藏往」而後可以「知來」。我知道這杯茶可以喝，因我曾喝過。若我從來沒有見過這茶杯，從來沒有喝過茶，又怎能知這杯茶可以喝？治史學的責任就在這上。所以先要關心國家、關心民族、關心此國家民族以往的治亂興亡，你才能來研究歷史。若諸位只關心四年拿張文憑，這怎能來研究史學呢？諸位應知這是個根本問題。從古以來，科舉制度早有了，不是從今天起。現在是洋八股、洋科舉，其實還不是大同小異？漢朝就有選舉。若專是預備考試、找出路，這不是做學問，也沒有做成學問的。我不是要借章實齋話來教訓諸位，諸位讀書當具有這樣的眼光，不要說這是淸代人的話，時代已過去。諸位要做學問，讀舊書，當能覺得它句句話配合上現代，這纔有價値。治史學更如此。倘使照諸位想法，讀書只有一個價値，就是在寫博士論文時，這些材料用得到。在這種觀念下，諸位聽我講一年，最多長一些知識，不會成學問。要做學問，須要做活的學問，要能在死材料裏發出活的眼光、活的知識來。

    三

    章實齋又說：

    遷書體圓而用神，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而用智，得官禮之意。

    「體圓用神」，算得是一種撰述的標準。他說史記可算是得尙書之意。班固書，「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此處所謂「官禮」，並不是指周官或周禮那一部書。我上一堂講史釋篇，在每一個衙門裏，有一個專掌檔案的書記官；此一個官所保留的一切檔案，就是所謂「官禮」。章氏說班固的書，其實只是得到古代一官保留一批檔案的成法。此下的史學，學漢書的多，學史記的少。因漢書易學，史記難學。史記成一家言，而班孟堅漢書則僅是遵循著一套格式而寫成。這一番意見，我已經在這一年裏講得不少，諸位可以自己再回想，再細體會。

    現在另有一問題。章氏說司馬遷的書「得尙書之遺」這句話。我曾為諸位講尙書，又講春秋，再講史記。在我之意，則認為史記乃是接著春秋而來。這層我已詳細講過。但章氏又怎認為史記是跟著尙書而來呢？這裏乃是實齋和我看法不同，所以說法也不同。前人總說「史記法疏，漢書法密」，實齋正在欣賞史記之法疏，所以說史記近尙書。但實齋並未能對孔子春秋特有發揮，又未能於尙書成書經過有一番考訂。此是實齋立說之缺點。

    諸位當知，學問要一部書一部書研究，不能專從一條一條的材料來講。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葉沖上開水始成。若把茶葉一片一片分開，單獨泡，便不能泡出茶味來。諸位做學問，只懂「分」，不懂「合」。諸位說：這是科學方法之分析。其實那有這回事。科學方法，有分也有合。研究生物學和研究化學，那是分了。生物學裏面有植物學，有動物學，又是分了。但說化學，說生物學，說植物動物學，不都是合而言之嗎？知分不知合，便不會有科學。而且史學與自然科學不也是有分的嗎？諸位又如何定要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史學呢？諸位若要儘羡慕科學方法，要懂科學方法，先該自己去學科學，不要只聽人家隨便講；只是時髦，不即是眞理。

    又如說「成一家之言」，要能創造。其實大家這樣講，你也跟著這樣講，怎麼是「一家之言」呢？做學問必要遵循科學方法，這是時代之言。學史學必要考據材料，這也是時代之言。大家只是跟在人家後面在那裏閧。今天我們的學術界，遂成了一閧之市。我們眞要講學問，須能避開此一閧之市。關著門，獨自尋求，別有會心，才能成一家言，有創造。縱不說是科學方法，也是做學問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太愛熱鬧是不成的。其實做學問也不覺寂寞，如從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馬遷，乃至章實齋，尙友古人，轉益多師，更何寂寞之有？

    我在上面直從黃梨洲、全謝山而講到章實齋，這就是學術流變。這裏有一傳統，又有一創新。傳統不是儘要你守舊。眞能承接傳統，自然會有創新。中華民國的學術界，創了六十年來，大家要創，高呼打倒傳統，便成一無所有，創了一個空。我同諸位講了一年「中國史學名著」，今天等於講到最後一課，其實就是講一個傳統。要能在傳統中求創新，則待諸位自己努力。諸位若一意抹殺傳統，來求創新，則我一年所講，全成了廢話。

    現在再試講尚書。我講尙書，說它是記言體。尚書最先開始是周公以後的西周書，那是當時有關朝廷的許多訓誥戒命，都是記言的。那一層後來劉知幾史通是講正了。但章實齋是講錯了。章實齋卻來駁劉知幾，說尙書不專是記言。但劉知幾說，堯典、禹貢這許多篇，都是「為體不純」。我則徑認為這許多篇只是晚周偽書。最開始的尙書，應是周公以下的西周書，所以尙書最先是記言的。其實記言、記事也沒有大分別。記事之中可以夾著記言，記言之中也必夾著記事。但也仍可說有分別。尙書主要是在記言，這個我在一開始便講了。章實齋認為尙書是記事的，春秋是編年的，而史記則是傳人的。紀傳體以人為主。章實齋的意思，似乎認為歷史更應以事為主。以事命篇，則其法鬆動。以年、以人，則其法拘擬。史記雖是紀傳體，以人為主，而尙鬆動，不如漢書漸成拘擬，故說史記是跟著尙書來。他又講到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那一部書，他說：

    「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能網羅櫽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尚書之遺也。

    可見他論史書，在三體中，特重記事一體。記事體只就一事之本末為文，有一件事就作為一篇文。似乎實齋認為分年、分人則有一定格式，故稱之為「常格」。而分事則有一去取抉擇，那件事要寫，那件事不要寫，此處可表現出史家之獨見。論其文字，則比紀傳體為省。如寫赤壁之戰，從紀傳體寫，又要寫曹操，又要寫周瑜，寫諸葛亮，寫很多人，文便煩了。若編年體，一件事又得連亙多年，今年有、明年有、後年還有，牽連下去，不易驟得其事之始終。故實齋說記事一體，「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照他意思，紀事本末一體是史法中最好的了。史記雖得尙書之遺，而究是以紀傳為體，故終不如紀事本末。但說到袁樞的紀事本末那部書，實齋則並不讚許；他說：

    袁氏初無其意，其學亦未足與此。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

    他是說袁樞並沒有像他講的那段意思，也並沒有與此相稱的一套學問。袁樞的學問不到此程度，也不到此境界，可是其書體裁則有可取。故要人即其成法，加以神明變化，以重回到古史之原上去。我在前面也曾批評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或許有些處可與章實齋意思相同，只章實齋函括地說「袁樞初無其意」，又說「其學亦未足與此」。諸位當知，這兩句話裏包藏著甚多深義。可見讀書不易，即讀兩百年左右以前書，如章實齋文史通義之類已不易，更不論更遠更大的書，不該輕心忽略看過，也就不言可知了。

    章實齋論史書，主要在提倡紀事本末體。那時是在前淸嘉慶年間。後來西方學問逐漸傳來，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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