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

    一

    今天我們接著上次講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還有一些附帶要講的話。這兩學案，一方面收集了很多名家語錄，以及文集裏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們都有一篇小傳，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史學方面，來寫一種學人傳記，這本來很早就有。如史記、漢書一路下來，都有儒林傳、文苑傳這一類。若使其人在歷史上地位很高，便不寫進儒林、文苑等分類的傳裏去，而為特立專傳。如漢書有董仲舒傳，後漢書有鄭康成傳，皆不幷入儒林傳裏去。文苑傳也一樣，很多大文學家不列文苑傳，如唐書有韓愈傳，不入文苑。總之，在中國紀傳體的正史裏，就包括有學者的傳記。又如前面講到過高僧傳，那就等於佛學家的傳記。後來如朱子有伊洛淵源錄，那就是理學家的傳記。直到黃梨洲寫明儒學案，他為每一人作小傳，也就跟著上面這傳統來。我們可以說，中國史裏有「學人傳」，那是遠有淵源的。而梨洲明儒學案中，每一篇傳都是非常重要。上半截講其人之生平行事，下半截講他的學術思想，並都附加作者梨洲評語。再下是全謝山的宋元學案。他所作傳，從史學上講來，亦有很高地位，有許多材料為宋史所不見。但全氏對每一家思想之衡評則不如黃氏。

    今天我所要特別提出者，全氏還有一種大貢獻，在他的文集鮚埼亭集裏，有很多文章，都是我所說的「學人傳」。他多寫明末淸初一輩學者，如顧亭林、陸桴亭諸人。文章寫得非常好。此與寫學案有相似，而不相干。他純粹是寫他當時的近代學人，有思想、有著作、有行誼、有志節，對後世為學為人可資楷模，有大影響。鮚埼亭集裏此類文章頗多。全氏可說是淸初康雍時代一個講經史學的人，而愛寫學人傳記。下面到錢大昕竹汀，其學術途徑頗與全氏相近。在錢氏文集裏，也有很多學人傳記，如他寫戴東原傳、惠定宇傳等，都是他當時並世的學人。在那時，學術漸盛，有經學家、有考據學家或史學家等，他們都有很多著作、有很多貢獻；為之作傳，都須提要鈎玄，加以擇發。此與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裏專偏重理學家思想的傳又不同。

    我今天特別舉出全謝山、錢竹汀兩人，此下乾嘉盛世，有不斷的學者，便有不斷的學人新傳；有散篇的，也有彙為專書的。如江藩鄭堂的漢學師承記，共有八卷，後附宋學淵源記兩卷；這便略如宋、元、明學案之例，惟體裁稍變；也可看出在當時所謂漢學、宋學，已然分疆劃界，有了兩個門戶。而此書之特別受人重視，則在他的漢學師承記。因其講經學，為經學家作傳，必然要一種新文體，與前面舊的，為理學家作傳的文體有不同。此項文體，固是全謝山、錢竹汀興起在先，但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為每一人作傳，還是自己重寫，並不抄襲全、錢兩家，只在大體上則跟著全、錢兩家這條路來。

    從此以後，有淸一代就有很多的「碑」與「傳」。後人拿來集合起來，成為一部碑傳集。在碑傳集中，每一人每有許多文章，或某人為他作傳，某人為他作碑；而為之作傳者，或不止一人，每一傳內容又或各有不同。在今碑傳集中所收，固是包括了各方面的人，但我們今天値得特別提出來的，則還是講學術人物的一類。因為在這一類中，可說是開了史學一個新路向，為從前所沒有。

    上面講過，正史裏也有像董仲舒、鄭康成之類的學人傳。可是到了淸代，學人傳記就特別盛，而且文體也稍與以前有不同。碑傳集之外，又有碑傳續集、三集、四集等。諸位要研究淸代學術，經學、史學，乃至文學等等各方面，一切有關史料，這幾部碑傳集裏，收羅得很詳備。關於這一類的學人傳，可說只有淸代特別盛。這是淸代一代的學術風氣。而此風應是開於全謝山與錢竹汀。這是應該特別提出的。

    若再推而上之，則從黃梨洲明儒學案來。因全謝山就是跟著黃梨洲而寫宋元學案的。我們要治理學，固該看黃、全兩學案；而我們要治淸代人之經史學，則最好要能讀他們的碑傳。如說諸位要知道錢竹汀一人的學問，他的著作和文集內容都很龐大，不如先讀有關他的幾篇碑傳，你就知竹汀之學為當時所看重的，他對當時學術界所公認為有貢獻的，都扼要有所敍述。你要知道其他各人亦如此。故淸代的幾部碑傳集，雖不能說是史學名著，而實際上，在當時史學方面，乃是一種極可寳貴的新風氣與新途徑。

    不幸到了我們民國以來，這一風氣也就斷了。在社會上，一個人死了，也不能有人來為他寫碑、寫傳。有寫的也不像樣，無史學價値。這究是可寫的人少了呢？還是能寫的人少了呢？如淸末之有康有為，至少此人在淸末民初關係極大，他也算是一個學術界中的人；但沒有人能提綱挈領就其生平與其著述，要言不繁、詳而不漏地為他來寫碑傳。又如章太炎、王國維、梁任公諸人，他們死得遲，可是也該有人能像從前碑傳集裏所收的那些樣子來為他們寫傳、寫碑。但近人無此筆力，又無此學力，此項責任擔不起，卻費幾十萬字來為他們寫年譜。年譜並非要不得，然而費了數十萬言為一人寫一年譜，試問教後人要費幾許精力來讀？後人無此精力，則惟有置之不理。若能如淸代人，寫一篇碑傳，便能把某一人之一生和其學術著作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費幾千一萬字，原原本本、提綱挈領寫下，介紹給大家看，那是何等重要的事！而現在已沒有了。這是多少危險、多少淒涼的事呀！

    如梁任公的朋友丁文江，為梁任公作一年譜，厚厚兩大册。篇幅之大，固是超前，也當絕後。而且年譜中所寫還是一方面的。當知我們寫書不能這麼寫。史學衰落，不僅專在史學上，也連帶在文學上。我們今天已然沒有了寫史的筆力，而且亦沒有讀史的心力。回視淸代人工作，豈不內愧。

    我們現在並不要讀史，只要在歷史裏面找材料，東找一點，西找一點，把史書當成一堆材料看。於是只有史料，更無史學。宜乎此下的著史體例也該大變。然而我們並不能從材料中變出學術來，卻要把學術盡變成材料化；這究竟是否該如此變法呢？

    我們且講學術史。如史、漢有董仲舒傳，後漢書有鄭康成傳，固是前史矩镬，已述如上。又如韓愈為柳宗元作碑，蘇軾為韓愈作碑，此等皆是文學作品，與史傳小有別。又如講朱子生平及其學問，則必讀黃勉齋行狀，為第一最可考信的資料。又如講程明道，則必讀程伊川碑，可作為衡評之準則。此等不是在文學上見長，乃是在學術上有其地位。現在人不講究文學，做學問則各鑽一牛角尖，誰也不瞭解誰，各人以專家自命；為他人作傳之事，自就無從談起。所以此下像淸代碑傳集一類文字會成絕響，不能再續。如此一來，怕會不見再有學者。正如目前風氣，只知讀書，不關心到書背後之作者。而就整個史學言，若不看重傳記，此下的史籍不僅外貌變，內容及其意義也將隨而大大地變。而我們實只是盲目地在變。那是大可憂心的事。

    再就整個學術言，亦是只注意學者所著一部一部的書，讀者則只在他書裏去找材料；整個學問只剩有一部部的書與一堆堆的材料，而沒有了一個個的人。但果眞在學術界沒有了人，書與材料也會沒有。學術到此也就無可再講了。我所以要特別提出來告訴諸位，當知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兩書，對史學上實有大貢獻，大影響，因它開了史學上一條極有意義、有價値的新路。可是到了民國以來就衰了，到了今天就斷了。這眞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二

    我們再另講一點。自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以後，尙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來又有唐鑑的國朝學案。上面說過，全謝山、錢竹汀，以及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至碑傳集裏所收文章，大體上說，皆是一種學人新傳，而這許多學人則都比較偏於講經史之學的。因於學人不同，所以為他們作傳記，文章體例也有不同。至於重來講理學的，則如唐鑑的國朝學案。但那時還在道光年間，淸朝還有向下一大段，所以此書應該不能算是一部「淸儒學案」。而且此書內容也沒有多大價値，遠不能比以前的明儒、宋元兩學案。待到淸代完了，就有人想來寫一部從頭到尾的淸儒學案。照例也自該有此一部學案的。而且宋元學案裏也並不純是講理學的才收，我們儘可仿宋元學案例，來一部淸儒學案。

    徐世昌做民國大總統退位後，就來寫他的淸儒学案。此書雖似比唐鑑的書好些，也實是一部沒有多大價値的書，遠不能和黃、全兩學案相比。一則此書似出眾手為之，你寫一人，我寫一人，由眾手各自搜集材料，分頭來寫。此如正史中之「設官修史」，出於眾手，便不易見精采。何況是學術史，更貴能成一家言。必該由作者自己意見，才能寫成一體例，有條貫，不僅是零碎材料之堆砌。零碎材料之堆砌，何成學術，又何足言思想？如宋元學案，全謝山死後遺稿，能受王梓材、馮雲濠看重，替他編輯出來。中間偶有一些添補或移動，都極為謹愼，務使不失為全氏的一項著作。寫正史尙貴出一手，寫學術史更該有編者獨有的見解。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貴能由客觀中有主觀，由主觀中有客觀；那能只是一堆材料，由許多人來拼寫。像唐鑑，自己並無眞知灼見，而主觀甚深，他的國朝學案固是要不得；而徐世昌書，義理、考據、辭章三方面只是一堆材料雜湊。其中也不能說沒有幾篇寫得較好的，而總合起來，則並不見淸儒學術之精神與得失所在。貌似神非，實不能與黃、全兩書並列。

    我們寫學術史，至少要知一家之學必有其來龍去脈，這即是他的學問所走的一條路，所以稱之曰「學術」。亦可說「學派」，學必有派，即是言一家學問之源流。言學術、學派則必言師承，但言學派師承卻並不是主張門戶。門戶之見要不得，而師承傳統則不可無。今人不明此意，如說專家，又言創造，則變成各自走一條路，更無源流師承可言。於是高抬方法，重視材料，一切學問只變成一套方法，一堆材料而已。又要說客觀，不許有主見。如是則那些做學問的人轉不佔重要地位。如此往下，恐將會沒有學術可言。

    淸代人講學問，當然經學最為重要。吳派、皖派，都是講的經學。理學在淸代一蹶不振，因此也更沒有程朱、陸王之分。但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究竟主觀太深、太偏了，縱是再寫了一部宋學淵源記，只見是分壁壘，立門戶。而唐鑑書則入主出奴，更屬門戶之見。像徐世昌的書，則實是無見。從江書到唐書到徐書，正可見淸代中晚期學術之每下愈況。當知搜集材料也須有見。自無見解，該收的不收，而不該收的反收了。這樣搜集來的材料，即論參考之用，也不很大。

    我自己曾寫過一部近三百年學術史，此書在北京大學作講義用。那時梁任公剛過世，他就先有一部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淸華大學的講義。他死後，有書舖私自把他書出版，他家人提出訴訟，說這書版權當屬梁家，書舖不能隨便出版；於是此書當時就被禁止流通。而此書受大家看重，還是偸偸私賣。但我正在當時又要來重寫一部。諸位只把我書同梁任公書對讀，便知兩書觀點乃至所收材料，竟也可說完全不同。梁任公在他寫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前，又先寫了一部淸代學術槪論。隨後他自己對概論之書不滿意，所以來重寫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我寫的又與梁書不同。諸位若要研究此一方面，至少如江書、唐書、徐書、梁書和我所寫，都須約略一看。主要在瞭解方法與材料之外，尙別有所謂「學問」，那是極端重要的一件事。我們儘說「述而不作」，但如何「述」法，儘不容易啊！

    在抗戰時，國立編譯館要編一部宋、元、明、淸四朝學案做普及本，邀我參加來寫淸代學案。字數時間都限定。我在成都寫了一年，共成四十卷。因那時生活苦，我沒有能叫人重抄一遍，徑把原稿寄到重慶。可是後來此稿擱置久不印，直到抗戰勝利復員，聽說這稿裝在一個箱內，掉在長江裏了。

    最近我在寫研朱餘瀋(1)，又在淸代寫了陸桴亭、陸稼書、錢竹汀三人。此三人，在我以前所寫近三百年學術史裏，只偶爾提到，未有詳寫。而且我此所寫，又與寫三百年學術史作意不同，因此寫法也不同。此三篇，主要是在寫朱子學在淸代之展演與傳述，而三百年學術史則主要在寫淸代一代學術前後之轉變與遞承。兩書宗旨不同，則運用材料自將不同。而且我的三百年學術史與此最近三篇，亦與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寫法不同。兩學案都在前邊立一篇傳，下面鈔列他很多話。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前面也有一傳，但並不重要，重要在下面。我卻一氣呵成一篇文章，不是雜鈔很多話，偶加案語，如兩學案。最近我又寫了一部朱子新學案，只寫朱子一人，而寫了一百幾十萬字。書中分八十餘題，每題寫一篇，都是從頭到尾整篇的。這又把從前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體例變了。所以我稱此書為新學案。下面我們寫學術史，體例會再有變。要之，必從我們自己源頭上變下來。我們本可有新的傳記，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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