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文史通義

，他們的歷史卻就是紀事本末體；所以淸末一輩學人，大家更推尊章實齋。民初學人也沿著推重章氏。可是實不懂得章氏為學之眞。如梁任公、胡適之，沒有得要領。這是很可惜的事。

    四

    再說從前劉知幾講史學要有三本領：一曰「才」，二曰「學」，三曰「識」。此三項實是一項更難過一項。若使沒有史才，就不該去研究史學。才是天生的，有了才，再加以學，在學問中始長出見識來。故才、學、識三者，應是依次遞進的。近代學人中，我認為梁任公有史才。看他寫的幾部書，如中國六大政治家中的王荆公，他書中意見我並不贊成，可是寫法極好。又如他寫歐洲戰役史論，寫淸代學術槪論，都見得任公寫書有史才。可惜是學不足。專論任公史學是不够的，他一輩子太忙，沒有眞用功做學問。至於他的史識，我們且不多講。章實齋則在劉知幾三項以外，又提出一項為「史德」。他說：

    德者，著書之心術。

    這在一人寫書的內心上。我為諸位一路講史學名著，也常常講到各家寫書的心術方面，此即他們「德」的方面。司馬遷、班固之大不同，也可說是在他們著書的心術上便有不同。關於這層，且再聽章實齋講法。他說：

    欲為良史，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

    這「天人之際」四字，是司馬遷史記裏所提出。章實齋也來講天人之際，而他所講並不與司馬遷相同。何者為「天」，何者為「人」，何者始為「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裏又有甚深大義。平淺說之，寫史應一本原來事實，不要把作書者人的成份添進去。拿現在話來講，只是要客觀地把事實眞相寫出，這即是「天」了。但不要把自己「人」的方面加進去，這事極不容易。司馬遷寫史記，自負能「成一家之言」，我們看重他也在此。但成為一家之言，是否即加進了人呢？這層就値得諸位細為辨認，細加思考。

    今天我們講史學，更多是加進了人，如說中國二千年是帝王專制，中國二千年是封建，又說中國文化全要不得。實際則一應史書從未過目，全不理會，不問其天，全是我們自己的私人觀點加進去。今天提到章實齋「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兩句話，豈不使我們慚愧。章實齋所寫，只是不到兩百年前的文章，而實不易讀，不易瞭解；如何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此要諸位自去體會。可見讀書不容易。其實「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也就是一種「史德」。退言之，亦是一種「史識」。若果無識，又如何來辨「天人之際」呢？

    五

    他又說：

    史所載事者，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

    這裏又從史學轉進到文學。諸位要學歷史，首先宜注重文學。文學通了，才能寫書。現在只講科學方法，不通文，不通書，只取一堆材料來做分析考據工夫，認為這便是科學方法了；然而史學則不就如此而止。如此風氣，眞將使「學絕道喪」。學問斷了，大道喪失了，那裹再來有人。不知到那一時，眞出一位大師，又有很多承學的人，才能興學興道。講史學，不僅要史才、史學、史識、史德，而更又講到要文章，這又是章實齋之深見。所以章實齋著書，取名文史通義。而我覺得他講文章，有些處比講史更好。此刻再把他的文學史眼光來講。

    在文史通義裏，有很多極好的見解。如他說：

    文所以動人者氣，所以入人者情。

    這是說，我們寫文章要有兩要項：要有「氣」，文章才能動人；要有「情」，文章才能跑入人家心裹去感動他。今天我們多寫白話文，字句不熟練，不易有氣，僅供看，不供讀，文章何以動人？並且是沒有情感。所謂的新文學，縱多情感，但那些只是不足動人的情感，一遍看完便罷。所以我們今天有了新文學，但沒有出一個新文學家。成了家，可以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傳下去。此刻的我們，則只是不斷地在推陳出新，很少能傳五十年。實齋又說：

    氣貴於平，情貴於正。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

    文章不能無氣，然氣要平。氣從情來，情則貴於正。「氣勝而情偏」，正如今天的文學，以嬉笑怒駡、尖酸刻薄為能事，魯迅則奉為一代之宗匠。但是氣過了分，情不歸正，其流風餘韻，尙可影響全社會。這那裏是能「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所為！論文到這種地方，很難講，有一番很深的人心修養問題在內。或許諸位會認為這是宋明理學家講法，但我問：那裹有眞是一位史學家，而於理學上面的精要處，一點也不知道，不領略的？章氏論文，正見他的學養深處。

    六

    再說，章氏對史學，看重紀事本末體；他對於以前的史學家中間，又特別看重鄭樵。文史通義裏，特別有一篇申鄭，他說：

    鄭氏所振在宏綱，末學吹求則在末節。

    從來批評鄭樵的，其實也都批評在末節上。我上面講鄭樵通志，下了很多批評，也不能說不是批評在末節上。至於大綱方面，鄭樵確有他的特長。又說：

    史遷绝學，春秋以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唯創例發凡，卓見绝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如此推重司馬遷，說他能「創例發凡，卓見絕識」，為孔子春秋以後一人，而以與鄭樵相提並論。章氏又說：

    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自遷、固而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有志乎求義。

    他說史家著述自遷、固以下，只知兩事。一是歷史上的事情，一是他敍述事情的文章。惟鄭樵還懂得求史學之「義」。他在申鄭篇後，又有一篇答客問。當時人對他提出鄭樵感到很特別，所以他在答客問篇裏有一段話說：

    守先待後之故事，筆削獨斷之專家，功用足以相資，流別不能相混。

    此說在史家中，一種是「守先待後之故事」，一種是「筆削獨斷之專家」。這兩種功用足以相資，都有用，可以互相為用，而「流別不能相混」，不能把專家之獨斷也和一些故事混合看了，不加分別。有些人只能網羅故事加以排比，此固是史；但治史更貴有能筆削獨斷之專家。章氏又說：

    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

    所謂「比次」者，把許多材料排比在一起；這也近於「記注」。能有獨斷能筆削，此則成專家，此則近「撰述」。「考索」則是考據。普通說來，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尙考索之功，此乃就其性之所近而各有其成就。他說：

    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

    鄭樵在通志裏就有很多錯誤，我也在上面指出了一些。而通志這部書，「足以明獨斷之學」，這是在宏綱處有貢獻。所以他又說：

    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

    章實齋很看不起文獻通考，而很看重通志。但他說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這話似乎對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太看輕了。他又有一條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這也把史學看成太狹義。史纂、史考究也該是史學。只不該只知纂輯搜討，而不知有專家之獨斷，更是在史學之深處。但就今日學風言，則章氏之說實足發人深省。

    七

    文史通義之外，章氏又有校讎通義，即是根據鄭樵通志二十略裏的校讎略而取名。章氏把鄭樵的校讎略回溯到前面劉向、劉歆的七略，即是漢書藝文志之原本，而提出他所謂：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這八個字來。這裏我們可以說是章氏文史通義裏最大的貢獻所在。我們要從全體學術中來辨別章明，如這是經學，這是史學，這是子學等。又要考鏡源流，每一項學問，其開始怎樣，後來怎樣。這「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字，我們今天要來講求學術史，都該從此下工夫。如要講史學，便要在全部學術大體中來懂得史學，要從三千年的史學演變裏來懂得史學究是什麼一回事。這就是章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當然不止史學如此，別的學術亦然。如要研究文學，也該懂得文學在整個學術裏的地位，又要懂得文學從頭到尾的演變。他又有兩句話說：

    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

    凡做學問，都要明家法。淸代經學家都講家法，章氏亦講家法。經學家、史學家，各有家法。史學裏邊，這一家那一家，又有家法。家法不明，著作就會一天一天差下去。「部次」是說編書，如這本書編在那一類，那本書編在那一類。這亦是「辨章學術」。若部次不精，學術也會日散。這些話，都是討論到整個學術一番極重要的話。我們要在整個學術，即學術之整體裏面，來講各種學術。每一種學術裏，又該從頭到尾在其演變中分出各家之相異來。

    今天我所提出特別講的，因為我是在「史學名著」這一課裹講，所以提出了以上這幾點。章實齋在他當時及其身後，並不曾特別得人重視。近代學人大家都很看重他，但也僅是震於其名，而並沒有去深究其實。四川有一位劉咸炘，他著書幾十種，可惜他沒有跑出四川省一步，年龄大槪和我差不多。他每寫一書，幾乎都送我一部，但我和他不相識。抗戰時期，我到四川，認識了他的父親，而他則早已過世了。他死或許還不到四十歲。他是近代能欣賞章實齋而來講求史學的。可惜他無師友講論，又是年壽太短，不到四十就死。若使他到今天還在的話，定可有更大的成就。現在我手邊沒有他書，儻諸位有便，見到他書，應仔細翻看。

    八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以外，很用力寫地方志。一部分也算是他的職業。他沒有做大官，到處修地方志，藉以為生。他說：「有一代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至於地方志，在他認為這是一地之史。一省、一府、一縣、一鄕、一邑，都該有史。在這方面，他和戴東原意見不同。戴東原注重考據，考論地理沿革。章實齋注重在寫史，寫每一個地方的歷史。如我們現在在臺灣，能寫一部臺灣通志，這應即是一部臺灣的歷史。地理沿革、地名變遷，這只是其中之一部分。關於這一問題，將來諸位有興趣，要研究中國志書，這裏也有大研究。

    但現在情況又不同了。地方志應該不斷地增寫改寫，而今天則少人注意，反而在舊的地方志裏去找材料，做考據。只此「考據」二字，怕要害盡了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只看重材料，只在舊書裏邊去找，但沒有能創新。更壞的是要在舊材料裏找錯處。找到一點錯處，別人不知，給我發現了，便自謂了不得。但這怎能成學問？實也不須學，不須問，只肯埋頭找便得。存心不良，動機不正，這樣只是喪德，壞了自己心術。

    諸位若能退一步想，不要做一個史學家，也不要做任何一種學者，讀書教書只當是我本分職業。守先待後，尋求一些我自己想要尋求的，講一些我懂得會講的。如此般，也可為將來學術界培養元氣。不要儘想表現，標新立異，著作成名，還要發高論，推翻舊傳，再來領導我們後面一輩人再走錯路。如此更錯下去，如何是了！我老實說，諸位已是由人引導走了錯路。到今天，諸位研究史學，只要能照著前人步伐，能謹守，能好學，慢慢兒自會有興趣，能漸多知；這樣就是成就。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們若能學孔子，豈不很够？從前章實齋怎麼講，黃梨洲怎麼講，如此逐步向前，我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豈不早已走上了一條正路？

    諸位不要認為我又是離開了正題來講空話。我們這個時代實是這樣。諸位總不要認為今天我們已超出了前人，我們既懂得科學方法，又有新思想，前人那能及得我？這種只是自我陶醉。每一個時代，短短幾十年、一百年，自會過去。難道我們這一時代便是登峯造極，再不有變嗎？時代變，學風又怎會不變？我此一年所講的這許多人，這幾部書，希望諸位能慢慢兒仔細研尋。講史學，這幾部書總該能從頭用功一下，自見大道。特別我希望諸位不要把眼光心胸專限在史學上。史學並不能獨立成為史學。其他學問都一樣，都不能獨立自成一套。學問與學問間，都有其相通互足處。諸位該懂得從「通學」中來成「專家」。從來專家都從通學中來。諸位只回想我一年所講，自知其中道理。

    九

    我此一年的史學名著課程，到此將告一結束，下面不再講。其實也更無合標準的史學名著可講。我將依照章實齋文史通義，從學術全體的大流變下來，一談此下的史學。

    說到中國學術全體，自當以儒學為主幹，為中心。史學從經學中衍出，亦即是從儒學中衍出。

    儒學應有兩大主幹：一為治平學。一為心性學。心性是「內聖」之學，治平是「外王」之學。

    兩漢經學主要在治平之學上，關於心性之學方面，不免差些。即是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一段，老、釋之學迭起並盛，他們都偏講心性方面，而治平之學則仍沿漢儒路子。故自東漢以下史學大盛，正為儒學未盡衰絕之證。

    宋、元、明三代理學興起，在講心性學方面已超過老、釋。因老、釋離治平而講心性，終不如理學家即治平之道而談心性之更為圓滿，更為重要。故自宋以下之史學，亦特見隆興。

    至於淸儒，在晚明遺老如顧亭林考史，王船山論史，黃梨洲寫史，皆極卓越。但後來史學衰而經學盛，乾嘉時代自稱其經學為漢學。其實漢儒經學，用心在治平實事上；乾嘉經學，用心在訓詁考據上，遠不相侔。所以論儒學，當以淸代乾嘉以下為最衰。因其既不講心性，又不講治平，而只在故紙堆中做考據工夫。又抱很深的門戶見解，貢獻少過了損傷。其時的史學，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道咸以下諸儒，因受章實齋影響，卻轉過頭來講經世實用；但仍走錯了路，來專講公羊春秋，仍在故紙堆中立門戶。到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眞是一派胡言。既非經學，亦非史學。既非心性義理，又無當於治平實蹟。即論考據，亦是偽襲考據之貌，無當考據之實。乾嘉以來之考據學，至此也復掃地以盡。

    民初以來之學術界，則大抵沿習晚淸，以今文學家末流氣燄，而借乾嘉時代之考據訓詁為掩護。其距離儒學大統更遠。而猖狂妄言則較康氏更甚。

    今天諸位要有志研治中國史學，至少應跳出自淸代道咸以下直至目前，這一番遞變遞下的學風，而游神放眼於章實齋以前。又當約略瞭解儒學之大體，於「心性」、「治平」兩面都知用心，庶可於將來史學前途開展出光明。任重道遠，我此一年所講，一面是為諸位指出道路，一面是為諸位打氣添油。雖是粗枝大葉，但我自信，將來中國史學重光，與我此一年所講，決不至大相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