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梨洲的明儒學案 全謝山的宋元學案

    一

    我在宋代，已經講了好幾部書。實在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還可說是宋代史學傳下。現在要講到明代。明代人在學術方面，比較漢、唐、宋各代都要差一點。中國這幾個大一統的朝代，漢、唐、宋、明，論到學術，惟明最差。這雖沒有人詳細講，但顯然是事實。我從上講來，漢、唐、宋三代都有他們學術長處，但又多不同。為何明代又要比較差？這些處，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大問題。主要在明代之廢止宰相。

    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淸代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在明代我想不出舉那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其次，諸位或許會認為明儒學案是一部理學書，用今天話來講，是一部講哲學思想的書，不是一部史學書。這觀點要不得。今天我們做學問，都跟著西方人道路，都要講專門之學。可是諸位讀的是中國書，由讀中國書來做外國學問，這中間也很困難。如讀論語，論語究竟是一部哲學書呢？還是文學書呢？還是史學書呢？很難定。今天諸位倘使是學文的，當然不讀論語，因論語不算一部文學的書。又如學史學的，也不會讀論語。諸位總覺得學史學，孔子春秋應該看一看，論語便不要看。似乎只賸下要討究中國哲學思想的人，纔來讀論語。但我得告訴諸位，諸位究竟還沒有脫離了中國，而且此下也將還在中國，做一中國人，乃至一中國學者。如諸位要講中國歷史而論語一書都不曾讀得懂，此人的史學知識，可能是淺之又淺，或許早就可說不會有很大的價値。所以若我們一定要把學問分疆劃界，指定這是史學、這是文學、這是哲學，這樣一分的話，如韓信軍入趙營，拔趙幟，立漢赤幟，趙營早破，不能再存在。所以諸位要覺得我今天講史學名著而來講到明儒學案，似乎有些奇怪，其實明儒學案也可說是一部中國的「學術史」。

    講歷史本有多種講法，一種是講通史，一種是講專門史。如我們講通典、通考，這是講政治制度的一種專門史。明儒學案則是講學術思想的一種專門史。但今天諸位則認為，學歷史不能不懂政治制度，不能不看通典、通考。卻沒有想到學歷史也該懂得經學、理學這一類。如諸位讀兩漢書而不懂得經學，這就非常困難。至少諸位讀明史而不懂得明儒學案，也就很困難。明儒學案就是講明代一般學者的思想。諸位縱不想做一通人，一意要做一專家，但在你所專之內總該通。諸位若專治明代史，而不懂得明儒學案，豈不在專中仍有缺？

    其實中國歷代的正史，從司馬遷史記開始，本是無所不包的，只要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裏產生過大的影響的人物與事情，都在他歷史上記載下來。如史記、漢書裏有儒林傳，凡屬經學、儒學這一方面的人和事和著作，都特別收在儒林傳裏邊。東漢書以下又有文苑傳，凡是關於這一時期文學方面的人也都收在這裏邊。那已經是有了學術史的雛型了。

    但中國的學術史，反而在佛教方面，好像最先具有一種規模。為何呢？因中國正史裏不記載佛教方面的事情，因而纔有單獨來寫的需要。如我上面為諸位舉到魏晉南北朝以下的高僧傳、續高僧傳，等於是一部佛教史，也就是專門學術史的一類。更特別的，是在佛教中間的禪宗，自唐以後，所謂「教外別傳」，他們自己創立了一種說法，不立文字，遞傳遞盛，派別分歧，更顯得有為他們寫一種禪學史的需要。最著名的如傳燈錄，禪宗各祖師思想的傳授、分派、分宗，都在這裏。我們也可說，宋代的理學受了禪宗很大影響，至少如宋代理學家的「語錄」，便是從禪宗祖師們的語錄轉來。要講二程思想，最重大的材料，就是二人的語錄了。周濂溪、張橫渠還自己寫書，但他們所寫也都是一條一條的。雖然多用文言寫，其所寫也就是語錄的體裁，只不過由他們自己寫下而已。而二程的語錄，則顯然是白話的，又不是自己寫，而由其門人弟子記下。這種語錄，當然起於唐代的禪宗。所以我們絕不能說宋代人的理學和唐五代的禪宗沒有關係。但我們也不能說宋人的理學即是佛學，或即是禪宗，這話又根本不對。但我們也不能說理學是講孔孟儒家思想的，和佛家禪宗絕無關係。可見一切學問不能粗講，應該有個仔細的分別。此所謂「明辨」。

    二

    今說到學案。其實「學案」兩字，也就是禪宗裹邊用的字。「語錄」起於禪宗，「學案」也是起於禪宗。明代人第一個最先做的學案，叫作聖學宗傳，寫這書的人是周海門，就是一個學禪宗的人。從周海門的聖學宗傳下面繼起有孫夏峯的理學宗傳。此兩書都在黃梨洲明儒學案之前，明儒學案則是接著此兩書而來。此兩書我們現在都還看得到，但我們大家讀的只是明儒學案，它的價値遠超在聖學宗傳、理學宗傳這兩書之上了。明儒學案前後共六十二卷，材料方面搜羅極廣，比之周海門、孫夏峯兩書廣大得多。到今天，有好多明人的集子已經不容易看到；讀明儒學案，就可以看到很多。

    明人講學，一家有一家的宗旨。其實這也都是跟著禪宗來的。講學有一個宗旨，如王陽明講「致良知」，就是陽明講學的宗旨，這就是他思想系統裏一中心。後來陽明的許多弟子，各人講學，還是各人有一個宗旨。明儒學案的有價値所在，就在他能在每一家的集子裏提出他一家的一個講學宗旨來。這是極見精神的。固然，明人講學各有宗旨，但我們也可說從前人講學亦各有一宗旨。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這是我們知道的。我們要能知孔子、老子、莊子所講的宗旨是什麼？像此之類，你要對每一人所講，都能找出他一個最扼要、最簡明的宗旨。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明儒學案能對明代各家各自提出他講學的一番宗旨，那是一件極重要當注意的事。

    各家講學，各有一番宗旨，也就是有其某種一偏之見。或許他的這番一偏之見，正和別人的處於相反之地位。如楊朱為我和墨子兼愛，各是一偏，又是相反。但學問成家，此等處總不能免。明儒講學，他們雖只在理學的傳統中，只要他們成了一家，依然免不了各占一偏，或各自相反。而黃梨洲能在他們的全部著作裏，各為他們找出各自的精義，不論是一偏的，或是相反的，他都把來寫進他的學案裏去。這是明儒學案最了不得的地方。

    後來有人為明儒學案作序，如莫晉刻明儒學案寫了一篇序，這已經在道光時候了。他在序上說明儒學案：

    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

    記載一個人，不僅記載他的思想，同時還記載他的行事，而每一家的思想又為之分家分派；又說他所選材料很精，而所發揮又很詳。諸位要懂得這「擇精語詳」四個字，初看好像是不同，實際只是一個意義。選擇不精，你就無法講得詳。要講得詳，就先要選擇得精。如我此刻同諸位講「史學名著」，倘使我不加一番選擇，光是二十五史、十通，一年那裏講得完。所以擇不精就語不詳。講學術史也一樣。凡是我們對於每一家的學術思想，不能從頭到尾滔滔不休，我們須要能「提要鈎玄」，那就是擇精語詳了。所以我們讀了明儒學案，能對「一代學術源流，瞭若指掌」。莫晉如此般講明儒學案，可以說他一點都沒有講過了份。我們要研究明代一代的理學，就得看這部明儒學案。在淸代雍正時，湯赋有一句話，說：

    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

    諸位當知，每一代的各家學術，正如一堆大山聳峙在那裏。我們要在這一大堆山裏分出個脈絡，淸淸楚楚，這非對此一堆山的形勢眞有瞭解不可。我們治學術史，首貴有見解。如講古代學術，定要講漢書藝文志。它在那裏講王官之學與百家之言的分野，在百家之言裏又分出儒、墨、道、名、法、陰陽各家；這許多，非劉向、劉歆能如此加以分別，我們就很難弄淸楚。

    三

    諸位要讀明儒學案，最好能讀明儒學案以外的書。如讀了王文成全書，再來讀明儒學案中之陽明學案，便知其所謂「擇精語詳」者是什麼一回事。最好又能讀明儒學案中所未收各集，便更知其所謂「擇精語詳」者是什麼一回事。所以我們來讀明儒學案，不僅是可以知道明代一代的學術思想；即使我們並不是在要做學術思想工作的人，讀了這書，也就懂得像如現在諸位所講如何來「駕御材料」這一回事。一大堆的材料放在這裏，都是死的，如何來駕御，使其活起來；如一個大將帶兵，如何來統率三軍，能叫他們上陣殺敵。所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諸位只知要軍隊多，不知多了更難辦。至少你要有一個編排。

    今天我們讀書，僅求在一部書裏找一個小題目，然後去找很多材料來講這個小題目。這樣的學問，至少是一種小學問。諸位只能做排長、旅長，不能做師長、軍長。我們做學問，要能從一大堆材料裏面來支配、來調度，約略等於說是「由博返約」。講歷史不能截斷講一段，我講漢史，你講唐史；在一段裏面再講一件事，我講漢朝某事，你講唐朝某事；拼起來並拼不成一部中國史。我們要能見其大、見其全。要如此，便該讀從前有此見識的人來寫的書。縱是你只要做小學問，也該在學問大處去接受領導，如排長、旅長必該接受師長、軍長的命令，我們自己的力量纔能有正當之使用。

    當然黃梨洲是一個講陽明之學的，他的明儒學案，只以陽明為中心。但我們也不得認為這是他的偏見，或是他的主觀。因明代理學本來是以陽明為中心，恰恰梨洲是這一派，他的書當然以陽明為中心。既非偏差，而由他寫來，也能勝任。如諸位研究淸人的學案，那就一定該通經學考據，因淸代學術最重要的成就便在此。你若不通經學考據，如何來講淸代人的學問？所以明儒學案偏重王學是應該的。

    在學案裏，每一學案前有一篇小序；每一學案中許多家，每一家各有一篇小傳。在這小傳的後面，定附梨洲自己對此一家的批評。即在他學案裏，也隨時揷進了幾句批評或解釋。這些都是梨洲的意見。所以這部書固是一部歷史敍述的書，然而裏面不斷有論斷，有批評，不斷有梨洲自己意見穿揷。而梨洲意見即是根據著陽明的。梨洲說：

    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

    講學著書，也就等於一個醫生開方治病；要看什麼病，才開什麼方，那有一定的方案。所謂「學案」，亦就是在當時學術中各個方案，都因病而開。梨洲又說：

    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

    這是說，時代變，思想學術也該隨而變。所以要變，乃為來救時病。反其本，則只是一個眞理。這幾句話，我覺是講得非常有意思。即如今天諸位做學問，也該反問一句，我如此做學問有沒有毛病呢？諸位一跑進史學研究所，便把文學、哲學、政治、經濟、社會各門，全置腦後，認為都同我不相干；全無興趣，更不動心。以前孟子四十而不動心，今天諸位一進學校便就不動心。論語、孟子、程朱、陸王，想來諸位不肯讀，因對你們想求的學問沒關係。在這一層上，我要告訴諸位，這就是今天學術界一個大毛病。我們也應該要「因病立方」。

    曾有人和我討論我所寫的國史大綱，他說：你書中只多講中國好處，不多講中國壞處。我說：你們大家儘在那裏講中國壞處，我不得不來多講一些中國的好處。而且中國壞處在我書裏不是沒有，治亂興亡我都講，不是只講治不講亂，只講興不講亡。但在你看來，好像我都是在講中國的好處。但請問，我們在漢、在唐、在宋、在明、在淸，各有一段治平極盛的時候；這些處，我們該不該講幾句呢？我們的歷史，直從上古下來，四五千年一貫直下，到今未斷；這些處又該不該講幾句呢？今天我們的毛病，在乎再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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