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事篇第十五

若更有音信，任其自拔，不须出兵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

    注曰：所谓“叛夫背父”，“妹夫及甥”，当时必皆有主名，而史不详纪。《隋书》作“名王拓拔木弥”，“裨王”亦用《汉书》语。（一七六）

    史家记事，只随时代所见之需要以为去取。史识远者，或能预见千百年后之需要而记之，不能巨细毕载也。如此条之“叛夫背父”，必有本事，而史不详纪，身之所揭示者一。又史家运用史料，有引用及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括则可增改文字。此条“裨王”《隋书》作“名王”，今用《汉书》语，是括法，身之所揭示者二。皆学者所当知也。

    唐太宗贞观元年，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

    注曰：华人谓中国人也。（一九二）

    中国人仕外国者，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仕敌国则降虏也。

    贞观三年，代州都督张公谨言突厥可取状，曰：“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

    注曰：华人因隋末之乱，避而入北。（一九三）

    隋唐之交，华人固有入北避乱者，然自五胡乱华以来，北人华化者不可胜计，隋唐混一而后，涵容孕育，又数百年，遂与诸华无异矣。

    唐高宗调露元年，都支先与李遮匐约，秋中拒汉使。

    注曰：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犹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也。（二〇二）

    宋时海上诸国则谓中国为唐人，陆地诸国仍谓中国为汉人，元时功令，则并以高丽、契丹、女真为汉人矣。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注曰：武后改突厥骨咄禄为不卒禄，又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此事何异王莽所为，顾有成败之异耳。（二〇五）

    《汉书·匈奴传》，莽拜单于为孝单于及顺单于，又改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西域传》，莽封戊己校尉郭钦为剼胡子。皆非和睦远人之道。自是王莽、武后之谬，谋国者深当以为戒也。

    唐玄宗开元四年，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

    注曰：武后万岁通天时，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孙佺、薛讷，相继丧师，两蕃不敢乘胜凭陵中国，乃相帅来降。中国之势安强，有以服其心故也。（二一一）

    国力充实，虽败不足忧，国力空虚，虽胜不足喜。忧喜视国力之盈虚，不乎一时之胜败，开元契丹之事其佳证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吐蕃归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注曰：自吐蕃陷河陇，入京师，俘掠唐人，可以数计邪！德宗先归所俘者以怀之，其归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报塞中国，其志果如何哉！观异日平凉劫盟之事可见也。（二二七）

    边衅之开，略分四阶段：其先掠物，其次掠人，又其次掠地，至于掠国而极矣。吐蕃之于唐，至第二阶段而已，身之犹谓之“狼子野心”，然则金元之于宋，其狼野又何如！

    建中四年四月，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

    注曰：是年二月，命崔汉衡送区颊赞，盖欲与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此时中国疲于兵，彼固有以窥唐矣，盟无益也。（二二八）

    边境之靖扰，盟约之守渝，皆与国内之治乱相消息。我苟有隙可乘，敌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为之勾结，则边境将无日宁矣。

    唐德宗兴元元年，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李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

    注曰：李怀光虽欲养寇以自资，然其陈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二三〇）

    联与国以拒共同之敌，与借外兵以平内乱不同，前者利害与共，后者引狼入室也。

    唐德宗贞元七年，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群蛮酋长杜英翰等起兵围都护府，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

    注曰：史言蛮非好乱，苦于贪帅而乱。（二三三）

    蛮虽开化稍迟，其性固与人无异，安之则宁，虐之则乱。乱之所由起，孰非安之不得其宜者。故动乱之程度，随虐之之程度为高下，如止沸然，火不熄沸不止也。然则边吏之选任，戒贪其第一义矣。

    贞元十五年，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

    注曰：韦皋有智略，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粮未集”辞，此可与智者道。（二三五）

    所谓外交词令也。

    唐武宗会昌二年，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

    注曰：李心传曰：“达靼之先，与女真同种，靺鞨之后也。其居阴山者，自号为鞑靼。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其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尚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远者谓之生鞑靼，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贯骨镞而已。”余谓李心传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传闻书之。（二四六）

    语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鞑靼款塞”条。身之似有憾于心传者，非也，故为贬词，以避时忌耳。今武英殿刊本于此条即多所删节，据陆心源《群书校补》，知身之所引尚是宋本原文也。

    会昌三年，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温公论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捨，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注曰：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二四七）

    悉怛谋以维州叛降我，李德裕受之。牛僧孺以为失信，诏执送悉怛谋，令彼自戮，此太和五年事也。温公是牛非李，身之言当时国论如此，明其后并不如此也。《读史管见》廿五曰：“僧孺以小信妨大计，德裕以大义谋国事，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朱子语类》一三六曰：“德裕所言虽以利，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以义，然意却全济其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须别做置处，乃缚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明胡广亦尝论之，曰：“温公直牛曲李，其意盖有所为。宋神宗在位喜论兵，富郑公尝云：‘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郑公之意也。当西夏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李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神宗不听，遣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用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后城永乐，夏人来争，丧师数十万，神宗临朝大恸，于是公言始验。然则牛、李之论，公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矫当时之弊耳。”语见《明文衡》五十五。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李承勋奏吐蕃酋长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注曰：史言唐之边镇，自将帅至于偏裨，详于身谋，略于国事，故夷人窥见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谋。（二四九）

    “详于身谋，略于国事”，二语切中时人之病。当国家危亡时，此病尤显，不独将帅然，即文臣亦何莫不然！李纲《梁溪集》卅四，载：“建炎元年，戒励士风诏，有曰：‘日者二圣播迁，宗社几于颠覆。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群材，相与协济，而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者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投檄以自便者相望于涂，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牍。甚者至假讬亲疾，不候告下，挈家而远遯’”云云。此私天下之馀毒也。贤者洁身以远祸，不肖者冒进以营私，任之则愈肆猖狂，严之则挺而走险，如是，豪杰安得不生心，敌人安得不窥伺乎！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正为此也。

    唐昭宗乾宁四年，王建镇西川，蛮亦不敢侵盗。

    注曰：史言安边之術，惟洞知近塞蕃落情伪而折其姦，则外夷不敢有所侮而动。（二六一）

    安边之術，首在不贪不暴，蜀王建号“贼王八”，然其镇蜀初政，不独能抚民，且善待士，故唐末人士之避乱者多往依之，卒能据有全蜀三十馀年。身之称之，愧乎“贼王八”之不如者耳！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契丹主阿保机遣使随高颀入贡，且求册命。

    注曰：夷狄觇国势而为去来，彼以梁为强，则其背晋宜矣。（二六六）

    先是阿保机与李克用约击梁，既而背之，称臣于梁，约梁灭晋。阿保机诚可恨，然是时梁强晋弱，安能禁其反覆乎！故凡欲得人之助者，必须能自强，不能自强而欲得人之助难矣。

    後梁均王贞明三年，契丹主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主乃止。

    注曰：妇人智识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机因其能胜室韦，从而张大之以威邻敌耳。就使能尔，曷为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内虚其国，又不能为根本之计，而终有木叶山之囚乎？（二六九）

    身之不满于述律后，为元太宗后乃马真氏言之也。述律后佐阿保机得国，《欧史·四夷附录》称其“多智而忍”，后为其孙兀欲囚于木叶山。乃马真后称制四年，《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崇信姦回”，後为太祖孙蒙哥徙于极边。二后晚年所遇相同。并见《伦纪篇》。

    贞明五年，诏削刘岩官爵，命吴越王讨之。虽受命，竟不行。

    注曰：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与国，此割据者之常计也。（二七〇）

    令吴越讨南汉，此梁之利，而吴越之弊也。注言吴越“不肯自弊其力”，中吴越之隐矣。

    後梁均王龙德二年，大封王躬乂，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丽王，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建俭约宽厚，国人安之。

    注曰：徐兢《高丽图经》曰：“高丽王建之先，高丽大族也。高氏政衰，国人以建贤，立为君长。后唐长兴二年，自称权知国事，请命于明宗，乃拜建大义军使，封高丽王。”按徐兢宣和之间使高丽，进《图经》，纪载疏略，因其国人传闻，遂谓建得国于高氏之后，不知建实杀躬乂而得国也。详见贞明五年《考异》。（二七一）

    高丽王建之建国，在西纪九一八，即梁贞明四年，见郑麟趾等所撰《高丽史》。《通鉴》盖从其国势既定之后追纪之，故相差数年，至后唐长兴中，则已建国十馀年矣。徐兢《高丽图经》不足据。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吴遣使求和于楚，请苗璘、王彦章，楚王殷归之，使许德勋饯之。德勋谓二人曰：“楚国虽小，旧臣宿将犹在，愿吴朝勿以措怀，必俟众驹争皁栈，然后可图也。”时殷多内宠，嫡庶无别，诸子骄奢，故德勋语及之。

    注曰：其后马氏诸子争国，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许德勋之言。然德勋相楚，知其将乱，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语邻国之人，非忠也。《左传》郑子太叔谓晋张趯有智，然犹在君子之後者，正此类也。（二七六）

    是时吴楚异国，同是诸华。夫不满现在者，人之恒情，相知深，接触多，则反易相左也。故在其地有不满意于其地者，在其时有不满意于其时者，惟君子家丑不外扬而已。郑子太叔语，见《昭三年传》。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注曰：契丹主自谓周防之密，以夸晋臣。然东丹之来，已胎兀欲夺国之祸，虽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二八六）

    目能及远，而不能自见其睫，契丹主之谓也。岂独契丹主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