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篇第十六

    夷夏者，谓夷与夏之观念，在今语为民族意识。《公羊·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内外亲疏之情，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是之谓民族意识。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

    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将发兵击鲜卑、乌桓，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奈何击之！”

    注曰：鲜卑、乌桓，东胡之种，与匈奴同禀北方刚强之气，又同类也。（卷八五）

    此所谓民族意识也。鲜卑、乌桓，时未混同于汉，故刘宣引以为气类。刘宣者，渊之从祖也。渊之兴，国号汉，本欲自居于华，惜乎为日尚浅，未能泯然无间也。

    晋怀帝永嘉三年，汉安东大将军石勒，寇钜鹿常山，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

    注曰：石勒起于胡羯饿隶，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卷八七）

    衣冠人物，谓中原之知识分子。《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石勒其知此道乎！

    晋元帝建武元年，处士辽东高诩说廆曰：“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

    注曰：晋室虽衰，慕容、苻、姚之兴，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卷九〇）

    借王命自重，犹言拥护中央，其始叛晋者匈奴羯耳，鲜卑氐羌，犹奉王命，及晋内乱不已，坚凝之力衰，乃各据地自立，而成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之局。

    晋元帝太兴二年，石勒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

    注曰：华族，中华之族也。勒胡人也，能禁其丑类不使陵暴华人及衣冠之士，晋文公初欲俘阳樊之民，殆有愧焉。（卷九一）

    此有感于士流之被侮辱也。元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同厮养，见《元史》一二五《高智耀传》。晋文公欲俘阳樊之民，见《左·僖廿五年传》。

    又，慕容廆以高瞻为将军，瞻称疾不就，廆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晋室丧乱，孤欲与诸君共清世难，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愿，奈何以华夷之异，介然踈之哉！”

    注曰：以瞻薄廆起于东夷，不肯委身事之，故有是言。（卷九一）

    太兴三年，石虎攻厌次，执邵续，勒以为忠，释而礼之，以为从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

    注曰：勒礼续，而终于杀续，所以令生致士人者，不过欲使之从己耳。（卷九一）

    元初亦尝怀柔士人，然终以受歧视故，不能安于其位。《癸辛杂识》续集下，言：“丙子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戊寅，所存者止一十八人。”未知其逃亡乎？抑死亡乎？然三年之间，亡者大半，其因受鄙贱而不乐为之用，亦昭然矣。

    又，裴嶷至建康，盛称慕容廆之威德，朝廷始重之。帝谓嶷曰：“卿中朝名臣，当留江东，朕别诏龙骧，送卿家属。”嶷曰：“臣少蒙国恩，若得复奉辇毂，臣之至荣。但以旧京沦没，名臣宿将，莫能雪耻，独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万里归诚。今臣来而不返，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孤其嚮义之心，此臣之所甚惜，不敢徇私而忘公也。”

    注曰：谓留江东，乃是徇一身之私计，归棘城，则可辅廆以讨贼，乃天下之公义也。嶷之心，盖以廆可与共功名，鄙晋之君臣宴安江沱，为不足与共事而已。（卷九一）

    裴嶷出处，与高瞻相反，而夷夏观念则同。所不同者，嶷以廆为可与，瞻以廆为不可与耳。

    晋成帝咸和八年，赵主勒遣使来修好，诏焚其币。

    注曰：晋虽未能复君父之雠，而焚币一事，犹足舒忠臣义士之气。（卷九五）

    此与深宁王氏之说，同一感慨。《困学纪闻》十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阎百诗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晋穆帝永和五年，冉闵之篡石赵也，下令城中曰：“今日已後，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或高鼻多，滥死者半。

    注曰：赵人谓中国人也。高鼻多，其状似羯胡，故亦见杀。（卷九八）

    此有感于金末种人被害之惨也。赵为石氏国号，而身之释之曰“中国人”，盖国号虽易，而民族不改，名为赵人，实皆中国人，犹之金据河北，国号曰金，其民皆中国人也。及其既衰，乃有石氏同样之变。事见《元遗山集》，而《金史》不载，《廿二史劄记》曾揭出之。《遗山集》二十八，《临淄令完颜怀德碑》云：“贞祐二年，中夏被兵，盗贼充斥，雠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後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讬宿，群不逞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馀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云。呜呼！何其酷耶！中国人雅爱和平，非积怨深仇，不应若是，金时虐政，概可知矣。石氏之变，犹是冉闵率之，贞祐之变，则人自为之也。身之特标出赵人为中国人者，明中国人虽爱和平，然不可陵暴之至于忍无可忍也。

    永和十二年，秦遣阎负、梁殊，说凉使称藩，谓江南文身之俗。

    注曰：古者荆蛮之俗，断髪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负、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时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负、殊吠尧刺由，知各为其主而已。（一〇〇）

    阎负、梁殊者，亦中国人，时其地为苻氏所据，故仕于秦，何遽谓江南为文身之俗耶！是知习俗移人，久而忘本，甚矣边疆之不可长沦于敌也！

    晋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贾坚屯山茌，荀羡引兵生擒之，羡谓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

    注曰：坚发此言，江东将相其愧多矣。（一〇〇）

    贾坚之言虽不道，然晋人亦当以此自儆。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秦王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

    注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统之在江南，徐光之论非矣。（一〇三）

    此有感于金时汉相之不敢沮伐宋也。王猛究竟非凡，异乎阎负、梁殊之所云矣。徐光则尝谓勒：“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语见《晋书·石弘载记》，盖不由衷之言也。彼岂不知“正统之在江南”哉，阿媚取宠耳。《元遗山集》十八《杨雲翼碑》言：“金自贞祐以后，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敌，而取偿于宋，频岁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进士至宰相，于他事无不言，独论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呜呼！何以不敢及，避袒中国之嫌耳。进士至宰相，谓中国人之为宰相者。金朝宰相，以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者为多；潢霫之人，以门阀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元遗山集》十六《张万公碑》，谓：“宰相参用进士，特以示公道，人望焉尔。轩轾之权既分，疏密之情亦异。孤立之迹，处乎危疑之间，难入之言，夺于众多之口。故凡在此位者，必以苟容为得计，循默为知体”云。刘祁《归潜志》十二，论金国之亡，亦谓其“偏私族类，疏外汉人，机密谋谟，汉相不得预。故当路者唯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由是观之，徐光不足道，以王猛得君之专，亦临终而后敢沮伐晋，则夷夏之嫌深矣，身之所以为仕于夷者危也。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注曰：会，要也。言大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一〇四）

    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準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竭尽臣节，无为不义。”此又一事也。呜呼！晋泽实浅，何由得此。更可以杨盛父子之事观之，《宋书·氐胡传》：“晋安帝以杨盛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世子。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中国人所以有信心恢复中原也。

    太元八年，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

    注曰：慕容垂，鲜卑也，姚苌，羌也，其国皆为秦所灭，虽曰臣服，其实仇雠。（一〇五）

    苻融深了解民族意识，与靖康中监察御史马伸上金主《乞存赵氏状》，言颇相类，曰：“窃观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策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于大金也，特假威以报怨耳。”语载《东都事略·张邦昌传》，以为状出秦桧。时桧为臺长，故署其名。《玉照新志》三，及《宋史·马伸、秦桧传》皆曾辨之。

    晋安帝隆安二年，杨佺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门地，谓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犹恚恨。而时流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

    注曰：佺期曾祖準，晋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後归晋，比王、谢诸家为晚。亮及佺期，皆以武力为官，又与伧荒为婚，故云失类。（一一〇）

    晋室之乱，士人晚渡者，南朝恒以伧荒遇之。然早渡固为见幾，晚渡亦未为後义，顾视其能否不变于夷耳。迟迟其行，去父母国之道也。且恢复之望，一日未绝，所食者吾之毛，所践者吾之土，亦何愧乎！惟杨亮少仕伪朝，其子尚自矜门地，斯为可哂耳。

    隆安三年，魏主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注曰：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盖代北以右武为俗，虽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呜呼！平凉之后，儒风虽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迁洛之时，未尽改也。用夏变夷之难如是夫！（一一一）

    由晋隆安三年，至魏平北凉，凡四十年，又至孝文迁洛，凡五十五年，共九十五年，而夷风未尽改也。“善人为邦百年，而后可以胜残去杀”，信矣！

    又，先是魏主珪围中山，久未下，军乏食，问计于群臣，崔逞对曰：“桑椹可以佐粮，飞鸮食椹而改音，诗人所称也。”珪虽用其言，听民以椹当租，然以逞为侮慢，心衔之。

    注曰：《诗》：“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注》云：“鸮，恶声之鸟也。鸮恒恶鸣，今食桑椹，故改其鸣，归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衔逞以为侮慢。（一一一）

    珪固多疑，然亦因夷夏观念过深，所以衔此。《癸辛杂识》续集下，言：“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怎生呵”，“那般者”，为元时诏令常用句语，盖由北语翻译而成，亦以其侮慢而衔之也。

    又，燕主宝之败也，民部尚书封懿降于魏，珪以懿为都坐大官，问以燕氏旧事，懿应对疏慢，亦坐废于家。

    注曰：珪盖自疑，以为衣冠之士慢之也。（一一一）

    民族意识，人皆有之，故身之独拈出魏主珪之隐。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河西王蒙逊，闻太尉裕灭秦，怒甚。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斩之。

    注曰：河西士民，乃心晋室，蒙逊胡人，窃据其土，闻裕入关，虑其响应，故斩祥威众，以镇服其心也。姦雄之喜怒，岂苟然哉！《魏书·沮渠传》作“妍妍”，华人服饰，妍靡自喜，故蒙逊云然。妍读如字，音义皆通，当从《魏书》。（一一八）

    刘裕入关消息，传至河西，蒙逊闻之怒，刘祥闻之欣欣然有喜色。同在一城，心理何差异若此，民族意识使然也。

    晋恭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隐士京兆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徵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

    注曰：勃勃之杀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惧过甚，勃勃以为薄己而杀之，则勃勃为有见，而祖思为无所守也。（一一八）

    赵绍祖《通鉴注商》曰：“祖思无所守，诚如胡氏之言，若勃勃杀祖思为有见，不知此何所见也。”赵君昧于夷夏观念，故不知身之所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司徒崔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北人无不忿恚。

    注曰：北人，谓其先世从拓跋氏来自北荒者。（一二五）

    南人北人，所指至无定，燕蓟之人，亦曰北人。今谓其先世来自北荒者，明所指非中国人也，浩卒因此被族诛。宇文虚中之在金也亦然，《宋、金史》本传，皆言其好讥讪，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积不能平，告以谋反，老幼百口，同日被焚死，惨与崔浩同。元遗山以虚中冠《中州集》，极称其冤也。

    元嘉二十八年，魏主遗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

    注曰：自苻、姚据关中，其种类蕃滋，虽其国已灭，而其种实繁。“杀之无不利”，言于魏国无所不利。（一二六）

    国与种之别，此条至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又，质又与魏众书曰：“尔语虏中诸士庶，佛狸所与书，相待如此。尔等正朔之民，何为自取糜灭，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

    注曰：以魏主书言其兵鬥死，正减国中贼也，因而携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质此书，岂不悔前所与质书乎？中原之民，本禀汉晋正朔，故谓之正朔之民（一二六）

    魏主与臧质往复书，虽寥寥数行，于民族意识，可谓发挥尽。是时中原虽为魏所据，而其民皆曾奉汉晋正朔，固不忘中国也。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魏任城王澄，以王肃羁旅，位加己上，意颇不平。

    注曰：王肃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为羁旅。肃为尚书令，而澄为右僕射，故以为位加己上。（一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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