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術篇第十一

，难与共事于危疑之时，而封德彝之狡数，不与之亲密，则不能得其情也。后之为相者，其心无所权量，但曰亲君子，远小人，未有能济者也。（一九二）

    亲君子，远小人，平时修身之道也，变时用人则不然。才智艺能之人，未必尽君子；德行志节之士，未必尽才能。善为国者每兼收而并蓄之，使各尽其能，各适其用。譬之医药，但问其用之是否得宜，配製是否得法，不问其有毒无毒也。如必以为君子而后用之，则所视为小人者，必不甘于寂寞，而别谋所以生存之路，国家于是多事矣。《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身之云云，盖深有感于君子小人之争，互相起伏，终宋世而无补于亡也。

    唐太宗贞观六年，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注曰：观此，则天下已定之後，可不为官择人乎！（一九四）

    “天下已定”，为元初吏治言之也。今《元史》本纪，悉本于官修实录，事多隐饰。然贪贿之事，犹史不绝书，如《成宗纪》大德七年条，言“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时身之卒後一年也，则成宗初年之吏治可知矣。《元史》一七六《王寿传》，载：“寿大德中为侍御史，论事剀切，尝言：‘世祖初置中书省，安童等为丞相，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左右之，当时称治。迨至阿合马、郝祯、耿仁、卢世荣、桑哥、忻都等坏法黩货，流毒亿兆。近者阿忽台、伯颜、八都、马辛、阿里等专政、煽惑中禁，几摇神器。君子小人，已试之验如此。臣今邪正互陈，成败对举，庶几惩其既往，知所进退’”云。所谓近者，即指成宗初政。然其实世祖时吏治已坏，廉希宪、许衡之徒，混一後不久即逝。所相与图治者，如卢世荣、桑哥等，皆蠹国病民之尤，而用之于天下既定之後，故身之为之喟然。

    武后长寿元年，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注曰：后禁屠捕，而杀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二〇五）

    此与齐主高洋同其矛盾者也。《北齐书·文宣纪》称：“帝昏邪残暴，近世未有。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酷滥不可胜纪。”然天保八年四月，曾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九年二月，又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抑何其仇视人类，而爱惜物类如此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陆贽奏：“况其馀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

    注曰：史炤曰：“《书》云：‘胁从罔治。’孔颖达《疏》云：‘谓被胁从而距王命者。’”余谓胁从者，为威力所迫胁，不得已而从逆，非同心为逆者也。（二二八）

    当地方沦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隐或仕，不出斯四者。奋勇杀贼，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门用晦，亦其次也；靦颜事敌，是谓从逆，从逆则视其为威力所迫胁，抑同心为逆，而定之罪，可矣。

    唐宪宗元和元年，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以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後，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注曰：然则李巽胜刘晏乎？曰不如也。晏犹有遗利在民，巽则尽取之也。（二三七）

    盖亦为卢世荣辈言之。世荣既以聚敛，骤陞执政。时陈天祥为监察御史，疏言：“世荣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以万计。今竟不悔前非，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也。夫财者天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能用之不乏。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语见《元史》一六八《天祥传》。此又李巽之不如者也。

    元和三年，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坦到官，值旱饥，穀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穀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

    注曰：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卢坦发之也。（二三七）

    穀贱伤农，古有明训。利之所在，人自趋之。不患穀价之增，而患购买之无力也。

    唐穆宗长庆元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庄默自尊。所辟判官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裁刻军士粮赐，数以“反虏”诟责吏卒。又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注曰：抚柔荒犷，宣流德化，适其俗修其政者易为功。骇之以其所未尝见，惧之以其所未尝闻，鲜不速祸。（二四一）

    河北虽尝叛乱，然首逆自是安、史，吏卒何罪！雍辈轻肆，乃数以“反虏”诟之，宜其怨怒也。且幽州之人，尝谓禄山、思明为二圣矣，语见《新书·张弘靖传》。弘靖之政，不优于安、史，雍等复骄纵自恣，而欲以法绳人，安得不速祸乎！

    又，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

    注曰：韦雍欲以柳公绰治京兆之体治幽燕，然公绰行之，则可肃清辇毂；韦雍行之，则召祸兴戎，所居之地不同也。（二四二）

    事有可行，而行之非其人，或行之非其地者，此类是也。史言“韦雍辈嗜酒，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云。盖是时河朔初平，故新统治者豪纵至此。

    长庆四年，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霑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注曰：李逢吉为相，时人之所恶也。一事之善，则时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欤！（二四三）

    《钱塘遗事》四言：“理宗之季，官以贿成，宦官外戚用事。贾似道为相年馀，逐巨珰董宋臣、李宗辅，勒戚畹归，不得任监司郡守。百官守法，门客子弟敛迹，不敢干政，人颇称其能。”《癸辛杂识》後集，亦有“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条，所谓是非之公也。《陔馀丛考》四一，乃疑此为周密尝受似道盻睐所致，不知此等事《宋史·似道传》并载之，岂修《宋史》者亦党于似道耶！专制之极，使人不敢称其恶，今乃不许称人善，亦岂是非之公耶！

    唐僖宗乾符元年，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

    注曰：是後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二五二）

    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至于智识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则朝政之不浃人心更可知矣。身之盖有感于方腊、范汝为之事也。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泊宅编》载其事，尚多忌讳。《青溪寇轨》引《容斋逸史》，记其号召之词，有足令人兴奋者，曰：“时吴中困于朱花石纲之扰，比屋致怨。方腊乃椎牛酾酒，召恶少百馀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馀，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宰相以此为安边之长策，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部署其众千馀人，以诛朱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遂连陷郡县数十。”《宋史》四六八，称其“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以偿怨心”。然未闻有士人从之也。绍兴二年，建州范汝为之乱则不然。《朱子语类》百三十三言：“汝为本无技能，为众拥戴，势乃猖獗。建之士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者，善文章，多材艺，或已登科，皆望风往从之。置伪官，日以萧、曹、房、杜，自相标置，以汉祖、唐宗，颂其功德。汝为愚人，偃然当之。朝廷遣官军平贼，大败，贼乘胜据建州。建人陆棠、谢尚，有乡曲之誉。陆乃杨龟山婿，人极端重，颇似有德器者。贼声言使二人来招，我则降矣。朝廷遣之，既而为贼拘，欧阳辈又说之日益切，因循遂为贼用。贼败，欧阳颖士、吴琮先诛死，陆、谢、施逵，以槛车送行在。”施脱逃入北，改名宜生，仕至翰林侍讲学士，《金史》七九有传，见《边事篇》。谢尚《宋史》三六四《韩世忠传》作谢嚮，称为范之谋主。陆棠，胡明仲为作长传，千七百馀言，见《斐然集》三十，言“士大夫为所笼惑者，比迹而是”。则当时朝政必有贻人口实者，不然，佳人何至作“贼”哉！

    乾符六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大破之。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

    注曰：唐末之政，诚如刘巨容之言。（二五三）

    此即兽尽狗烹之说也，人于是唯恐天下不乱矣。

    唐昭宗天復二年，李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勖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

    注曰：此高欢告杜弼之说也。异时庄宗既得天下，儿郎寒冷，遮马邀求，以养成骄军之祸，得非此语误之邪！（二六三）

    高欢告杜弼语，见《夷夏篇》。庄宗即存勖。军兴之後，民受军人之侵暴，势所必至，家天下者尤甚。彼以国为君之国，非吾国，吾曾为君出死力，君应有以偿之，偿之不厌所欲，则必取足诸民，而民不堪其虐矣。公天下者其祸稍轻，然仍不能免。盖恃功而骄，常情也，故君子慎战。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淮南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徐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

    注曰：古人有言，“盗亦有道”。然盗货者小盗也，盗国者大盗也。观徐温之盗国，斯言岂欺我哉！（二六六）

    徐温淮南盐贩，为杨行密所与起事三十六英雄之一。辅杨氏四世，多智得民心。至养子徐知诰即李昪，遂移吴祚为南唐，不可谓非乱世英雄也，故曰“盗亦有道”。

    後梁均王贞明元年，帝踈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注曰：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晋能亡之也。（二六九）

    赵岩见《劝戒篇》。德妃兄弟谓张汉傑、汉伦，《新、旧史》均附其父《归霸传》。此嘅宋宗室之不振，理宗任史弥远及贾妃弟似道，以至于亡，非元能亡之也。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汉主刘�熚诺勖鹆憾�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贡，且觇中国强弱。及还，言“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汉主大悦，自是不复通中国。

    注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汉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二七三）

    人相习于善，则世风日上；相习于恶，则世风日下。五季之世，相习于恶者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卢臺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

    注曰：自帝即位以来，汴州张谏之乱，滑州于可洪之乱，以至卢臺之乱，凡乱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盻盻然疾视其上者相环也。此无他，以乱止乱故尔。（二七五）

    民有离心，虽用重典，无济于事。故重典非万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屡用之而能止乱者乎！

    後唐明宗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钱谬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注曰：时中国率数年一易姓。钱镠之意，盖谓偏据一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国有主，则臣事之，其自兴自仆，吾不问也。（二七七）

    吴越之所以能立国八十馀年者，亦幸是时中原数年一易姓耳。苟国家有强有力之政府，则割据一隅者，必不能以自存，是以宋兴而吴越即取销独立也。

    又，大理少卿康澄上书曰：“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

    注曰：康澄所谓不足惧，非果不足惧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于所惧者。然其词气之间，抑扬太过，将使人君忽于变异灾伤，而不知警省，非笃论也。（二七八）

    康澄史无传，疏见《旧史·明宗纪》。古者君主尊严无上，惟天变足以儆之。若以是为不足惧，则更无可以致人主修省之術矣。《元史·成宗纪》：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身之所云，盖有感乎此。

    後晋齐王开运二年，唐主克建州，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崇文治以宽简，建人遂安。

    注曰：抚宁荒馀，其政当尔。自盖公授此法于曹参，参以相齐，又以相汉，后人知此法者鲜矣。（二八五）

    荒乱之馀，最宜予民以宁息。人有本能，不骚扰之，则自趋于安集。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即此意。由是推之，身之为政，亦尚宽简而不尚矜张者也。

    後周世宗显德二年，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注曰：世宗志识宏远，不顾人言，然仁人不忍为也。（二九二）

    世宗之志，犹子产之志也。《左·襄三十年传》，言：“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可谓怨毒之极矣！“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又何其爱戴之深耶！盖必有利民之心，而无好大喜功之意，乃可以任劳任怨。身之以为非仁人所忍为者，身之言治術，与周世宗不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