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術篇第十一

    治術者致治之術，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後，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表微》初拟立《君道》、《相业》诸篇，今特删併于《治術》，亦不多尚空言之意耳。

    周显王三十五年，屈宜臼谓韩昭侯曰：“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

    注曰：徐广曰：“时衰耗而作奢侈。”言国家多难而势诎，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馀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时诎举赢”，盖古语也。（卷二）

    此盖为宋徽宗言之。《泊宅编》言：“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役夫各赐银碗并官，其四僕皆承节郎及金带，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是时辽夏交侵，金人亦乘机思动，国家多难而势诎，政府渺不恤民，而举事反若有赢馀也。

    周赧王四十四年，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注曰：观此，则赵奢岂特善兵哉，可使治国也。（卷五）

    国法贵平等，任何人不应享有特权。《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条，言：“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遇有差赋，唯及贫民。”天下所以不平也。今赵奢能执法，平原君亦能服善，此其所以为浊世佳公子欤！

    汉高帝元年，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

    注曰：樊哙起于狗屠，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留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卷九）

    王深宁曰：“淮阴侯羞与哙伍，然哙亦未易轻，谏留居秦官，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语见《困学纪闻》十二，意与身之同。

    汉高帝三年，广武君对韩信曰：“今将军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

    注曰：褕音瑜，靡也。此言当时之人，畏信之威声，不能自保其生业，皆辍耕释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于旦夕，不复为久远计。（卷一〇）

    铁蹄蹂躏之下，地方或反觉繁荣，皆此等心理为之也。

    汉哀帝建平三年，王嘉谏数变易二千石，及劝上畜养大夫。

    注曰：按嘉此疏，诚中当时之病。然为相者在于朝夕纳诲，随事矫正，天下不能窥其际，而自臻于治平，不在著见于奏疏，以滕口说也。自宣帝之後，为相者始加详于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业固不在乎此也。（卷三四）

    此有慨于宋人奏疏之冗也。上书动辄万言，阅之岂易终卷，酿为风气，贤者不免。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身之不喜滕口说，屡见于《注》，亦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汉章帝建初八年，温公论曰：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注曰：温公此论，用齐桓公、管仲论郭公所以亡国之意。为窦宪擅权张本。（卷四六）

    说见《新序》卷四《杂事篇》。宋理宗亦郭公之流，故权臣相继执政也。

    晋成帝咸康五年，南昌文成公郗鉴疾笃，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

    注曰：谓中原之人，有恋土不肯南渡者，以兵威逼迁之也。（卷九六）

    安土重迁，人之恒情。然太王去邠，从之者如归市；刘玄德江陵之行，荆楚从之者十馀万人，固不必以兵威逼迁之也，视其平日能否得民耳！

    晋穆帝永和二年，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

    注曰：石虎之法，虽周厉王之监谤，秦始皇之禁耦语，不如是之甚也。（卷九七）

    秦桧之持和议，忠臣良将，诛锄殆尽。又兴文字之狱，许人告讦，凡私论朝政，皆贬窜之，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少涉讥议即捕治，以塞士夫之口。桧之法，石虎之法也。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

    注曰：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一〇三）

    此有感于元初之贱儒，而知其不能久也。果也身之卒後六十六年而元亡。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

    注曰：斯事行之未必非也，但慕容宝即位之初，国师新败，又遭大丧，下之怀反侧者多，未可遽行耳！《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一〇八）

    事有可行而行之非其时者。《钱塘遗事》六，载：“御史陈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场弊倖百出，有发解过省，而笔迹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举者。乃议今後凡应举及免举人，各于所属州县给历一道，亲书历首，将来赴举过省，参对笔迹异同，以防伪滥，时人谓之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时人有诗曰：‘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言非危亡之急务也。《癸辛杂识》别集下亦载之。

    齐武帝永明八年，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今法乘知。

    注曰：史言徒读书而无政事者，不足以当方任。（一三七）

    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必尽人而从政也。用违其材，则有三害：害其人，害其民，害其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即此意也。然身之此条，则殆为当时之学究言之。《癸辛杂识》续集下，载：“吴兴老儒沈仲固言：‘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考其所行，则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甚矣之叹。至淳祐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必愦愦冬烘，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贾似道当国，独握大权，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名为尊崇道学，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云。此道学末流之弊也。

    永明十一年，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

    注曰：此亦可谓“惠而不知为政”矣。见者则给衣食，目所不见者，岂能遍给其衣食哉！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皆有养，岂必待身亲见而後养之也。（一三八）

    《老学庵笔记》二，言：“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亦讥其不知为政也。

    梁武帝天监十一年，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注曰：所谓宽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绳权贵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乱也。（一四七）

    元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大都路总管沙的，坐赃当罢，帝以故臣子，特减其罪，俾仍旧职。明胡粹中评之曰：“法者人主所与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特减其罪，则废法矣，法废而欲治天下得乎？其後江浙平章教化、的里不花、南臺中丞张闾，互相告劾，两释不问。元之政纲，凌迟堕废，不待至正之末而後见也。”语见《元史续编》五。教化与的里不花、张闾，互劾赃污事，见《成宗纪》大德三年三月条，皆身之所亲闻者也。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东魏丞相欢，复谋迁都，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州和籴粟，悉运入邺城。

    注曰：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历唐至宋，而民始不胜其病矣。（一五六）

    和籴之害，嘉定间陈耆卿曾疏言之，曰：“和籴将以利民也，而民或以为害，其故何哉？盖由民与民为市，此其所乐也；民与官为市，此其所畏也。市之价增，官之价减，一害也。市无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概量，无他费焉；而官之监临者多，诛求无厌，三害也。市先得钱，而官先概粟，有候伺之苦，有钱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有其利，而丰年已罹其扰，名虽为和，实则强也。今诚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籴，必增其价，而先予之钱，蠲其斛面，而俾自操其概量，吏有骚动取赢者，必寘之于罚。如是，则虽一曰万斛，彼将乐趋之不暇，裕民实边，二责併塞矣。”疏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卅一，库本《筼窗集》未收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注曰：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释氏，而穷兵广地，适以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等事，特毛举细故而论得失耳。（一五七）

    江子四封事史不传，然由大同十一年贺琛陈四事，帝诘责主名观之，知江子四所言，必无关痛痒之事也。故司马温公尝论之。《潜研堂文集》二，亦有《梁武帝论》，谓“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即以贺琛之事为证。贺琛之谏，非甚激切，而帝口授主书诮让，凡千七百馀言，必使之谢过，不敢复有指斥而後已。则帝乃一饰非怙过之人，其之声音颜色，实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也。

    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诚宜严为禁制，道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

    注曰：《易》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琛引用之，以发己意，此论诚切中人情。（一五九）

    人在社会，不能孤立。事有非所愿为，而风气如此，志意稍弱，则不敢不随流俗，所谓“勉强为之”也。负转移风气之责者，当有以扶植之。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初，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制征税法颇重。

    注曰：后周太祖作相，置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徵焉。若艰荒凶札，则不徵其赋。又有市门之税。自今观之，亦不为重矣，而苏绰犹望后之人弛之，可谓有志于民矣。（一七五）

    “今”指元初，叹当时聚敛之臣之不恤民也。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用事，以锱铢掊克为功，董文用折之曰：“牧羊者岁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而献之，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然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耶！民财有限，取之以时，犹惧伤之，今刻剥无遗，犹有民乎？”世荣不能对。语见《道园学古录》二十《董公行状》，《元史·文用传》采之。则当时征税之重可知矣。

    又，突厥入寇，长孙晟上书隋主曰：“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

    注曰：此二语明指出当时利病。今人多上书言时事，滕口说耳。（一七五）

    身之不喜人上书言时事，滕口说，又见于此。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隋柳彧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灯游戏，奏请禁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赀破产，竞此一时，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

    注曰：观此，则上元游戏之弊，其来久矣。後之当路者，能不惑于世俗，奋然革之，亦所谓豪杰之士也。（一七五）

    岁时游戏之俗，各有其历史，苟无大害于民，原不必遽然禁止。但上元游戏之弊，至宋而极，今存《宋会要》辑本及《梦华》《梦粱》诸录，均可考见。《春明退朝录》中言：“本朝上元游戏之盛，冠于前代。”《容斋三笔》一亦言：“唐人上元观灯，前后各一日，本朝增为五夜。”然未闻有如柳彧请禁止之者，独《司马温公集》廿一，有《论上元游幸劄子》，及《论上元妇人相撲状》云：“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进技，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撲，亦被赏赉。臣愚窃以为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温公之言如此，亦欲帝减游观之乐，禁妇人裸戏于众前耳，非请废止上元游戏之俗也。而身之独欲奋然革之者何哉？岂非愤当时之时诎举赢，商女不知亡国恨乎！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注曰：自古以来，闾里姦豪持吏短长者则有之矣，未闻持其上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盗也。天下之富，一钱之积，是以古之为政，欲其平易近民。（一七八）

    《元史》一四八《董文忠传》载：“世祖时多盗，诏犯者皆杀无赦，在处囚满狱。文忠言：‘杀人取货，与窃一钱者均死，惨黩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一八〇《耶律希亮传》亦言：“大都囹圄多囚，世祖问故，希亮奏：‘近奉旨，汉人盗钞六文者杀，以是囚多。’”事与隋季同，皆滥用混一之力，以为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严刑以逞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注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一九二）

    “守成”云云，为元成宗言之也。《鉴注》成後十七年，身之始卒，故能备见成宗初政。元本以武力得天下，贱视儒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平宋以来，虽稍引进东南儒生，然有志节者皆避之若浼，惟藉口保持门户者乃忍耻就之，故终未能收儒之效也。

    又，初，萧瑀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瑀为左僕射，德彝为右僕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亲德彝。

    注曰：太宗初政之时，以房、杜之贤，萧瑀之直，而不相亲，乃亲封德彝者，盖以瑀之疎直，难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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