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篇第六

sp;陈宣帝太建八年，十月丙辰，齐主猎于祁连池，癸亥还晋阳，甲子齐集兵晋祠，庚午齐主自晋阳帅诸军趣晋州，壬申晋州陷。齐主方与冯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已陷。”乃奏之。齐主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

    注曰：审如是，则晋州陷之日，齐主犹在天池。天池今在宪州静乐县，至晋阳一百七十馀里，自晋阳南至晋州，又五百有馀里。齐主既以庚午违晋阳而南，无缘复北至天池。窃谓猎祁连池与猎天池共是一事，北人谓天为祁连，故天池亦谓之祁连池。《通鉴》稡集诸书，成一家言。自癸亥排日书至庚午发晋阳，是据《北齐纪》；书高阿那肱不急奏边报，是据《阿那肱传》；书请更杀一围，是据《冯淑妃传》。合三者而书之，不能不相牾。（一七二）

    高似孙《纬略》十二，谓“《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此条即其例。然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

    太建十一年，周主从容问郑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鬚事。

    注曰：受杖事见上卷八年。王轨盖赐姓乌丸氏，故称之。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邪？然终于不免也。捋鬚事见同上。（一七三）

    周主之为太子也多失德，王轨等尝言于武帝杖之，故即位后有此问。据《周书》四十《宇文孝伯传》：“郑译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译又因说王轨捋帝鬚事。”《北史》五七同。《胡注》因《读史管见》以宇文孝伯属下读，故曰“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正以见此言之非出孝伯也。然因此遂为《通鉴补》、《日知录》、《四库提要》、陈景云、赵绍祖等所纠。惟此误读实始于胡明仲，而不始于身之。纠正明仲之误者，有王志坚《读史商语》；纠正《胡注》之误者，有陈仁锡评本《通鉴》，亦不始于《通鉴补》、《日知录》。身之此条，可谓箭瘢若粟矣。考证之事，果未易言也。

    太建十四年，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馀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鬥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

    注曰：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五兵咸尽，士卒奋拳击虏，以言死斗则可，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观者不以辞害意可也。（一七五）

    此所谓肉薄之战也。兵尽矢穷，偶一为之，未尝不可。然已至是，不败亡者鲜矣，宁足夸乎！

    唐高祖武德五年，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注曰：睦州遂安郡，汉富春、歙县地。刘昫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县置建州。盖隋置泉州建安郡，治闽县；景雲二年，改为闽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圣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龙溪、莆田三县置武荣州；景雲二年，更武荣州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雲二年之泉州也。（一九〇）

    泉州、福州之名颇纠纷。《十驾斋养新录》十一曰：“景雲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雲二年之後，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者。”语本《舆地纪胜》百三十，颇简括，足与此注相发明。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平蔡州。

    注曰：余按李愬入蔡，诚为奇功。史家称述其与诸将扬榷用兵方略，所以取胜之由，遣文命意，实祖《史》《汉》韩信战井陉事所书者。然愬平蔡之事，犹可以发扬，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则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敌之坚脆，所规之广狭，固不可以欺衒识者，文之过实者多，学者其于是察之。（二四〇）

    唐穆宗长庆二年，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

    注曰：经年之米为陈米。《周礼》：“梓人为饮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饮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以量言之，则一人日给一勺之陈米，有馁死而已。作史者盖极言其匮乏，犹武成“血流漂杵”之语。（二四二）

    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可尽信也。

    唐懿宗咸通元年，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

    注曰：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犹为完壮。（二五〇）

    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则知臆说之不足据。剡县为身之所亲历。曰“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者，元初隳天下城池，剡得倖免耳。

    又，王式平裘甫。

    注曰：自至德以来，浙东盗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袁晁之难，张伯仪平之，《通鉴》所书，数语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鉴》书之，视张伯仪平袁晁事为详。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后，纪事者不无张大，《通鉴》因其文而序之，弗觉其烦耳。《容斋随笔》曰：“《通鉴》书讨裘甫事用《平剡录》。”盖亦有见于此。《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二五〇）

    此因平裘甫事记载之详，而推论《通鉴》唐事之详由于私史之多，特于此发其凡也。容斋语见《四笔》卷十一。身之盖有感于《张魏公行状》之不无张大乎！《魏公行状》，朱子撰，凡万言，天下信之，以为朱子无虚美也。然朱子尝自言其不实矣，曰：“《张魏公行状》，某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做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实》，向亦尝为看一过。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以为尽出张公，赵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令他转讬陈君举，要他去子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牾耳。”语见《语类》百三十一。《袁清容集》五十，《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亦言：“朱文公作《张忠献公行状》，一出南轩之笔，不过题官位姓名而已。后考事实，始悔昔年不加审核，然已无及”云云。然则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张魏公浚，谥忠献，子栻，号南轩，字敬夫，避讳作钦夫。赵忠简鼎。陈君举傅良。《光尧实录》即《高宗实录》。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定州已来制置使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注曰：《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经画边鄙军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内侍童贯为之。迄南渡之后，江、淮、荆、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二五三）

    《宋史·宦者传》，童贯曾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南渡以后，有四川制置使，治成都，移治利州，又移治重庆。又有江淮制置使，治建康。后两淮别立制府，遂称沿江制置使。淮东制置治楚州，移治扬州；淮西制置治庐州。又有荆湖制置使，治江陵，移治襄阳，又称京湖制置，盖合京西湖北为一路。此南宋制置使之大略也。语详《十驾斋养新录》八。

    唐昭宗景福二年，市人又邀崔昭纬、郑延昌肩舆诉之。

    注曰：旧制，朝臣入朝皆乘马。宋建炎播迁，以扬州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擔子。观此，则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舆者矣。（二五九）

    建炎播迁，始许朝士乘擔子，事见《却扫编》下及《朝野杂记》甲集三，《爱日斋丛钞》一考之尤详。《十驾斋养新录》十六，谓“杨诚斋诗喜用轿字，而诗家罕用之”，是也；谓“轿子始于宋时”，则其说殊非。据《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谏伐闽越书，已有“舆轿而隃领”之言，是汉时岭表早有轿子；据此条则唐时宰相已乘肩舆，何谓轿子始于宋！竹汀偶失检耳。《陔馀丛考》廿七、《癸巳类稿》十四，均有专条论之。

    唐昭宗乾宁三年，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

    注曰：大江过昇州界，浸以深广，自老鹳觜渡白沙，横阔三十馀里，俗呼为皇天荡。是时淮南兵既败浙兵于皇天荡，遂围苏州，则非前所言皇天荡矣。宋熙宁三年，崑山人郏亶上疏言水利，谓长洲县界有长荡黄天荡，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浙兵战处也。（二六〇）

    《朝野杂记》甲集十九，言：“建炎末，金兵犯江浙。兀术焚临安而去，韩忠武要之于黄天荡，相持四十有八日，兀术自建康潜凿小河而遁。是役也，兀术几不得免，自是不复过江。”《宋史·韩世忠传》略同。《金史·宗弼（即兀术）传》，则言：“宗弼自镇江泝流西上，世忠袭之，将至黄天荡，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乃得至江宁，渡江而北。”身之注《鉴》至此，谓此为别一皇天荡，而非韩、兀相持之地也。二百六十七卷注同。

    唐昭宗光化二年，战于洞涡。

    注曰：洞涡水出沾县北山，东流，南屈过受阳县故城东，西过榆次县南，此据《水经注》也。魏收《地形志》：“洞涡水一出木瓜岭，一出沾岭，一出大廉山，一出原过祠下，五水合流，故曰同过。”后语转为“洞涡”。按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魏收已策名霸府。齐受魏禅，以晋阳为别都，魏收多从其主往来晋阳宫，宜知地名之的。（二六一）

    考地理贵实践，以信魏收之实践也。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晋王命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之说，曰：按《薛史·契丹传》，庄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于契丹。广本，刘守光为守文所攻，晋王遣将部兵五千救之。然则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

    注曰：余按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没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庄宗之告哀于阿保机，与遣兵救刘守光，此兵法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其心岂忘父之治命哉！观后来之事可见已。（二六六）

    同一事也，身之与温公观察不同。温公以为因有後事乃伪造前事；身之则正因其後事而信其前事。温公当平世，故主于息事；身之当乱世，故不主忘仇。乾隆中姚範读《欧史·伶官传论》，谓：“晁公武论吴缜《五代史纂误》云：‘《通鉴考异》证《欧史》差误，如庄宗还三矢之类甚众。今缜书皆不及，惟证其字之脱错而已。’余检《通鉴考异》无其文，盖《考异》有全书，而今附注于《通鉴》下者或芟略之也。”语见《援鹑堂笔记》卅四。庄宗还三矢事，《欧史》采自《五代史阙文》，《通鉴考异》所驳者亦《五代史阙文》，而非《欧史》。晁氏语未考，姚氏语更未考。盖前辈得书难，姚氏既未细检《胡注》，又未尝见《考异》全书，故有此误，附正于此。

    後梁均王贞明四年，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

    注曰：案欧公之时，去五代未远，十国僭伪，自相署置，其当时节镇之名，已无所考，况欲考之于二三百年之后乎！今台州有鲁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启三年，陞台州为德化军。”洵乃雄吏，时为德化军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黄岩县永宁江有泅于水者，拾一铜印，其文曰：“台州德化军行营朱记。”宋太祖乾德元年，钱昱以德化军节度使、本路安抚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犹置节度，其它州郡从可知矣。吴之昌化、威武，盖亦置之境内属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二七〇）

    胡注考证，以书证为多，理证次之，用物证者殊少。此条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

    後晋高祖天福二年，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注曰：《匈奴须知》云：“应州东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县东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须知》所云，应州与金城县，似为两处。南北风马牛不相及，未能审其是，又当从涉其地者问之。（二八一）

    考证不徒据书本，身之盖屡言之。时南北初统一，有涉其地之可能，故注及焉。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

    注曰：胡峤《入辽录》曰：“兀欲囚述律后于扑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楼。”《欧史》曰：“契丹于阿保机墓置祖州。”《匈奴须知》：“祖州东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楼也。”今并录之，若其地名之同异，道里之远近，必亲历然後能审其是。（二八七）

    胡峤书，《欧史》引作《陷虏记》，《宋史·艺文志》同。此作《入辽录》者，南宋新亡，“陷虏”二字有所忌耳，故亦作《入辽记》。

    後周太祖显德元年，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範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注曰：景姓也。《姓苑》云：“齐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时言之，晋、宋皆有景公，何独齐哉！（二九二）

    後周世宗显德二年，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

    注曰：《风俗通》云：“凡氏之兴九事，氏于国者，齐、鲁、宋、卫是也。”余按《左传》卫有大夫齐氏，此岂氏于国乎！（二九二）

    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胜辨也，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颜师古注《汉书·眭弘传》曰：“私谱之文，家自为说，苟引先贤，妄相假讬，宁足据乎！”《容斋四笔》九，亦言“姓氏之书，大抵多谬。唐贞观氏族志已亡，《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云云。则氏族之学亦难言矣。《直斋书录解题》八，“姓源韵谱”条言：“古者赐姓别之，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赐姓合之，汉高帝命娄敬、项伯为刘氏是也。惟其别之也则离析，故古者论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则乱，故后世论姓氏，识其本异。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臺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直斋之论如此，然今又与直斋之时异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固不必穿凿傅会，各求其所自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