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篇第六

    胡注长于地理及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书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曰：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兹特辑存数十条，以备史学之一法，固知非大义微言所在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前後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考证贵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朱子语类》一三四，言：“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此理证也。身之之言盖本于朱子。

    秦二世二年，李斯上书，言：“赵高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

    注曰：《索隐》曰：“玘一作起，并音怡，韩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韩无悼公，或郑之嗣君。案《表》：韩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说非也。”余观李斯书意，正以胡亥亡国之祸，近在旦夕，故指韩安以其用韩玘而亡韩之事警动之。韩安之时，其臣必有韩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与韩安同时，而韩安亡国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谓殷鉴不远也。《索隐》于数百载之下，议其说为非，可乎！（卷八）

    史阙无徵，即以李斯书为徵，并可以补史之阙也。

    汉成帝绥和二年，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曆。”

    注曰：师古曰：“谓改年为竟宁也。不以此事，盖当其年上书者附著耳。”余按《元纪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修朝保塞，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则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卷三三）

    竟宁谓究竟安宁，犹今言到底胜利也。师古以为适合，身之以为非适合，引《元纪诏》为证，是之谓书证。

    王莽始建国二年，立国将军孙建奏：“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

    注曰：废汉，言汉氏已废灭也，孙建之言云尔。（卷三七）

    陈良、终带，反王莽而亡入匈奴者也。自称“大汉将军”则有之，岂有自称“废汉”之理！孙建述其言而改之以媚莽，遂不觉其不词。身之盖有见于当时“亡宋”之称，故知此为莽将军孙建之言耳。

    始建国三年，沛国陈咸，以律令为尚书。莽辅政，多改汉制，成心非之，叹曰：“《易》称‘见幾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咸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钦、丰皆在位，咸悉令解官归乡里，闭门不出。

    注曰：中兴之後，沛方为国，此由《范史》以後来所见书之也。陈咸，後汉陈宠之曾祖。（卷三七）

    以後来之名加诸前，在史家为惯例。若文物本身而有此，则真伪问题生矣。中兴之後，沛方为国，莽时安得有沛国之名乎！《注》特斥言之，促学者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当于细微处加之意耳。

    汉淮阳王更始二年，萧王復与铜马馀众，大战于蒲阳。

    注曰：贤曰：“前书《音义》曰：‘蒲阳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县西北。’”余按此乃《班书·地理志》中山曲逆县下分注，非《音义》也。（卷三九）

    以《汉书》本注为《音义》，乃偶误。此条与前条，皆史家正名之法。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李宝倨慢，禹斩之。《考异》曰：更始柱功侯李宝，时为刘嘉相，此盖别一人同姓名。

    注曰：余参考《范书》，究其本末，汉中王嘉，即以更始柱功侯李宝为相，禹诛之，非别一人也。（卷四〇）

    《考异》有误，不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

    建武十四年，大中大夫梁统疏：“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

    注曰：按《嘉传》及《刑法志》，并无其事。统与嘉时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载也。（卷四三）

    史略不载，即以梁统疏为证，并可以补史之略。

    建武十七年，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

    注曰：贤曰：“扶乐县名，属九真郡。”余谓贤说误矣，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实免，次年封为扶乐乡侯。则扶乐乃乡名，非县名，贤考之不详也。《水经注》：“扶乐城在扶沟县，砂水径其北。”（卷四三）

    《晋志》九真郡有扶乐县，谓“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者，指《汉志》也。贤以晋地理释汉地理，故《胡注》以为误。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

    注曰：王莽天凤三年，焉耆击杀王骏，西域遂绝，至此五十八载耳。此言与汉绝六十五载，盖自始建国元年数之，谓莽篡位而西域遂与汉绝也。（卷四五）

    考史当注意数字，数字有不实，则当稽其不实之由。王莽初年，西域虽与中国通，而对手者实为莽，故曰“与汉绝”。其义甚精，非好学深思，不能得其解也。

    汉和帝永元十五年，是岁初令郡国以曰北至按薄刑。

    注曰：时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遂令以曰北至按薄刑。贤曰：“《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按五月一阴爻生，可以言微阴。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纯阳之月，此言‘夏至’者，与《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鲁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用孟夏。”则夏至乃谓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书之，其误后人甚矣。（卷四八）

    以夏初至为日北至，此《范史》之偶误，《通鉴》因之，贤注疑之。《胡注》稽其致误之由，盖误解鲁恭之疏，以孟夏之夏初至为夏至，遂书为“日北至”。此条亦史家正名之法。

    汉献帝初平元年，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

    注曰：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谓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说復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余谓盖勋忠直之士，时卓方谋僭逆，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据《国语》，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毋谓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及其没也，谓之叡圣武公。”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史书传写，误以“公”为“丁”耳。（卷五九）

    此即《校勘篇》中之理校法。先以理斥其非武丁，然后据《楚语》以证其为武公之误。其说精切，然实一字之讹，以其词繁，故隶本篇。

    汉献帝建安十年，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注曰：杜畿之子为杜恕，恕之子为杜预。其守河东，观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窃谓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卷六四）

    此提示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也。南宋仕宦之贵盛，莫过于史氏，以史弥远之姦，而《宋史》不以入《姦臣传》，身之盖有先见矣。

    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

    注曰：据后魏起永宁寺于铜街西，意即前魏永宁殿故处也。又据《陈寿志》，太后称永宁宫，非徙也。意者晋诸臣欲增曹爽之恶，以“迁”字加之耳。《晋书·五行志》曰：“爽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盖亦承晋诸臣所记也。（卷七五）

    《鲒埼亭集》外编廿八，《读魏志曹爽传》云：“旧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为曹爽；其一为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见于司马氏之难制，夺其官，思以张王室，不可谓非。而不自知驾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邓，而又非其才也，遂见覆于司马氏。既覆，而司马氏百端造谤以加之，史臣从而书之，居然下流之归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颇昭雪之，而爽之冤，千古无言之者，呜呼！八司马当时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经術传于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邓实亦八司马之流，浮躁率露则有之，其心岂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复邀有心人之原谅，其可伤也！”《潜研堂集》二，亦有《何晏论》，云：“陈寿之徒，以平叔与司马宣王有隙，故传记不无诬词。”二家所论，意与《胡注》同。然《胡注》所用之方法是考证，二家则评论耳。

    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初，令狐愚为白衣时，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必灭我宗”，愚闻之，心甚不平。及愚仕进，所在有名称，从容谓邵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耶？”邵熟视而不答，私谓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邵没後十馀年，而愚族灭。

    注曰：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卷七五）

    愚附《魏志》廿八《王凌传》，凌之甥也。与凌同讨司马懿而失败，此明为司马氏谤愚之词，读史者当观其语之所自出。

    魏元帝景元三年，吴主喜读书，欲与博士韦昭、盛冲讲论。张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阴过，固谏止之。吴主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但欲与昭等讲习旧闻，亦何所损！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布皇恐陈谢，且言“惧妨政事”。吴主曰：“王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良甚不取。”布拜表叩头。

    注曰：据《陈寿志》，自“孤之涉学”已下，皆诏答之语。布得诏惶恐，以表陈谢，重自序述，吴主又面答之。自“王务学业”以下，皆面答之语。所谓“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盖比之孙，以擅权之时，不使吴主亲近儒生也。于是布拜叩头，未尝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卷七八）

    有诏答，有面答，有表谢，有面谢。节引史书，宜细分析，不得混而无别，此示初学以引书之法则耳。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一〇四）

    此以常理证其妄。

    梁武帝普通四年，魏以尚书左丞元孚为行臺尚书，持节抚谕柔然。孚，谭之孙也。

    注曰：魏孝昌元年，元谭为幽州都督，后此三年。按《魏书》，谭，太武之子。盖魏宗室多有同名者。（一四九）

    魏太武之子临淮王谭，孚之祖也；赵郡王幹之子谭，为幽州都督者也。二人皆魏宗室而同名，但相距数十年。钱竹汀《魏书考异》一，有“魏宗室多同名”条，盖受《胡注》之启发者。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韶曰：“韶闻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注曰：“小能敌大，小道大淫”，《左传》记随大夫季梁之言也。“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书·蔡仲之命》之辞也。段韶父子起于北边，以骑射为工，安能作《书》语！魏收以其于北齐为勋戚，宗门强盛，从而为之辞耳。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信哉！（一五五）

    “小能敌大”二语见《左·桓六年·传》，段韶见《北齐书》十六。《通鉴注商》以为“《北齐书》非魏收作，《胡注》误也”。然北齐国史本修于魏收，故《胡注》云然。

    梁简文帝大宝二年，湘东王绎谓将佐曰：“贼若水步两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据夏首，积兵粮，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辩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无所掠，暑疫时起，食尽兵疲，破之必矣。”

    注曰：湘东安能料敌如此，当时作史者为之辞耳。（一六四）

    所谓当时作史者，指萧韶《太清纪》也。《南史》五一《萧韶传》：“太清初为舍人，城陷西奔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说城内事，韶乃疏为一卷，客问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矣。’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实录，湘东王德之，改韶继宣武王，封长沙王。”是韶撰《太清纪》，多袒湘东，史已言之矣。

    《太清纪》十卷，《隋、唐志》著录，《通鉴考异》多引之，《太平御览》宗亲部亦引之。《崇文总目》云：“《太清纪》起太清元年，尽六年。”太清年号止三年，而云“尽六年”者，《梁书·元帝纪》，大宝三年，元帝犹称太清六年。是《太清纪》乃本湘东之意而作，其有利于湘东，自不待言。《通鉴考异》太清三年六月条，谓“此皆萧韶为元帝隐恶饰词”，九月条又谓“此亦萧韶之虚美”。身之所谓“当时作史者”，殆即指此。

    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一，不知此条是考证，非评论，乃谓：“胡三省注《通鉴》，多附史评。然有以轻于持论而失之者，如梁湘东王绎，当太清、大宝年间，置君父之仇于不问，而日与兄弟叔侄称兵，其人原不足论，而其料事之明，则有不容没者。三省曰：‘湘东安能料敌至此，当时作史者为之辞耳。’湘东得国仅三年，国破家亡，身死敌手，史臣何所爱于湘东而为之虚美！此则不曾参验前后情事，而妄为云云也。”鲁岩之论如此，甚矣鲁岩之轻于持论，不广参他籍，而妄肆讥评也！岂必得国久而后有史臣为之虚美哉！《太清纪》固撰在湘东未即位之前也。

    陈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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