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了商代的釉陶器和一些碎片，它的骨胎坚硬，大部分是灰白色，类似“高岭土”，只因加入了石英，所以器表不甚平整。器物上的釉色呈青绿色或青黄色，釉水虽薄，可是却和胎骨结合紧密，烧制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这种釉陶器，既可以说是瓷器的雏形，也可以说是瓷器的祖先。当然，如果要拿它和后世成熟时期的瓷器相比，那还是相差很远的。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斗门镇、河南洛阳塔湾和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处，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釉陶器；尤其是1959年在安徽屯溪市（今黄山市）出土的釉陶器数量更多，器形也多种多样。西周釉陶的胎骨和釉色，一般与郑州二里冈的商代釉陶器差不多，但是有它的特点。

    在浙江绍兴一带，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釉陶器，釉色黄绿而透明，器形大都模仿铜器。

    1923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发现了东汉永元十一年（99）的古墓，出土了六件带有青灰、青绿透明釉色的壶、洗、碗、杯等接近瓷质的器物。1954年河南洛阳东汉墓内出土一件四系罐，浅青绿釉，胎坚而火候很高。这几件器物，可以说是原始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烧造的技巧，已有显著的进步。1954年在南京市赵士冈发现了三国时吴国赤乌十四年（251）的青瓷虎子（盛溺器）。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又发现了吴国甘露元年（265）款的青瓷熊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对青瓷卧羊，无论是在釉色上还是造型上，都相当的精美。1953年在江苏宜兴周处（死于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墓内发现一批青瓷，内有一件熏炉，上部镂空，顶有一立凤纽，在造型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6年在湖北武昌发掘的齐永明三年（485）墓内，出土一件莲花盖尊，釉色润泽匀整，造型也很美。以上这些青瓷，其烧造地区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南方青瓷系统。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在河北景县十八乱冢，发掘了北朝豪门世家的封氏墓群，出土了不少瓷器，多数都属于青瓷。其中以雕镶仰、复莲大尊为代表品，釉色青绿，堆积釉厚处，明亮如玻璃，在造型釉色方面，都不同于南方青瓷。

    从唐朝以至五代，越窑（浙江绍兴、余姚古称越州，在这里烧制青瓷的窑，名为“越窑”）青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烧制之精，图案之美，数量之大，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当时越窑青瓷，不只遍及全国，而且传播到日本、印度、波斯以及埃及等国。

    宋代时越窑虽然衰落下去，但却出现了不少新窑，其中著名的如：龙泉窑（在浙江龙泉市）、哥窑（也在龙泉市），这是属于南方系统的。属于北方系统的则有官窑（这里所说的是指北宋官窑，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说是在汴京烧造，不过至今在开封一带尚未发现窑址）、耀州窑（在今陕西铜川）、汝窑（在今河南汝州市）。特别是汝窑产的瓷器，釉色匀净，青色含粉，一般被公认是青瓷中最成功的产品。钧窑（在今河南禹州市）也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其烧制年代可能在北宋末，而盛极于金，是青瓷中最突出的一个品种：它不只是单纯的一色青釉，有的还呈现出鲜艳的红斑，有的通体还呈现出润泽灿烂的玫瑰紫色。

    白釉瓷器，在隋代已大量生产；到了唐代，更加精良。北方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的出品，是唐代白瓷中的典型。宋代的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白瓷，在装饰花纹上有印花、划花、锥花等多种。明代永乐时在景德镇烧制的半脱胎暗花甜白瓷器，精巧绝伦，达到了极高水平。

    青花和彩瓷，在宋代已渐露头角；到明代，则逐渐达到成熟。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成化时期的五彩、斗彩器，都可说是空前之作。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又发明了粉彩，色调的深浅浓淡，可以运用自如，能在瓷器上绘制极为生动的各种题材的画面。往后又发明了珐琅彩，使器物上的画面更加绚丽鲜艳，把我国的造瓷工艺进一步推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

    （杨宗荣）

    砖瓦

    古代建筑开始使用砖瓦，是人们物质生活上的一大进步。当远古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时候，烧造陶器的技术虽然有所提高，但人们的住处仍旧是半露地面、半入土中的茅草房子。历史上传说夏禹所住的房子还是“茅茨（cí，指用茅或苇盖的屋顶）”，到了夏桀才有“瓦室”。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知道瓦比砖出现的时间要早。近年在陕西岐山和西安的西周时期遗址中，都发现了板瓦。其制法是制成圆筒形的陶坯，然后剖开筒坯，入窑烧造。四剖为板瓦，对剖为筒瓦。古人称剖瓦为“削”，削开后谓之“瓦解”。可见造瓦是从制陶手工业分化、发展出来的。

    河北省易县、山东省临淄、河南省洛阳等地的战国遗址中，曾有大量古瓦出土。有些筒瓦的前端，还带有半圆形的“瓦当”，“瓦当”上凸印着兽纹、鸟纹、云纹等图案。易县燕国下都遗址出土过一种大瓦，瓦身外面带有黼黻（fǔ fú）纹装饰，黼黻纹是古代丝织物的花纹，把这种纹饰用在瓦身，仿佛在瓦面上铺开了一匹锦缎。

    西周时期使用在屋顶上的板瓦，可能只有一层仰瓦。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覆在两行仰瓦之间的筒瓦。至于又长又宽的黼黻纹大瓦，推测它不是用在屋顶上，而是覆在墙头上的，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护墙瓦”。由于古代贵族们宫室住宅的围墙都是板筑的土墙，墙顶要有遮雨的设备，否则土墙容易坍毁，因而把一块一块的大瓦覆在墙头，连接起来，不但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还可增加墙壁上面的装饰。护墙瓦上有时还可嵌置一排山形的带有兽纹的陶栏杆，这也可从易县燕国下都遗址出土的实物中得到证明。今天，带有栏杆的墙垣不多了，但护墙瓦的设置，在北京故宫的许多墙头上还可看到。

    “瓦当”是屋檐前面筒瓦的瓦头，筒瓦有了瓦头，可以防止风雨侵蚀屋檐。秦代以前的“瓦当”多为半圆形，秦代以后，由半圆形演变为圆形，并出现了一些带有吉祥语句如“延年益寿”“长生无极”和云纹、神兽纹等图案的“瓦当”。

    唐宋以后，陶瓦被广泛使用，有些宫殿寺庙建筑，还用各色琉璃瓦覆顶，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特色。

    砖的出现，也是和烧陶分不开的。各地出土的最早的陶砖，有方形砖、曲形砖和空心砖。它们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

    最早的方形砖，和今天瓷砖的用法有些相似。在室内多用铺墁地面或包镶屋壁四周的下部。铺地砖多素面无花纹，包镶屋壁的砖多带有几何纹图案。曲形砖长约100厘米，从一端看去很像曲尺的形状，是专为包镶建筑台阶用的。每一个土阶的上面、前面用一块曲形砖覆盖严密，对加固土阶，作用很大。有些曲形砖的上面和前面，还有三角纹和山纹的图案。空心砖多作长方形扁平状，中空，长100~150厘米，表面有鸟兽、纺织物等纹饰。古人常用空心砖代替石块，砌成墓室，埋葬死者。我们把这种古墓叫“空心砖墓”。有的建筑物也把空心砖代替阶石使用。

    由于早期陶砖的用法是包镶墙壁或台阶，所以古人称之为甓（pì，令甓或令壁）。

    “砖”字出现较晚，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有“甃（zhòu，井壁），聚砖修井也”的记载。西晋时期的砖文上才见到“砖”字，如1953年江苏省宜兴西晋时期周处墓出土的陶砖，上面有“元康七年九月二十日阳羡所造，周前将军砖”的字样。当然，这一时期，“甓”字有人还在使用，如“陶侃运甓”的故事（指陶侃运砖锻炼身体的事），就是一例。

    从隋唐起，举凡墓砖、仓砖、塔砖等，都自名为砖，“甓”字渐渐不为人所知了。

    （史树青）

    漆器

    漆是漆树上分泌的一种液体，是制造漆器的主要原料。这种液体，初呈乳灰色，接触空气以后，起氧化作用，表面逐渐变成栗壳色，干固以后，成黑褐色。漆本身具有高度的黏合性和防止水湿的效能。

    我国用漆作为涂料，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韩非子·十过篇》。据《周礼》的记载，周代民间产漆，须向国家缴纳四分之一的赋税。《史记》还记载庄子曾做过漆园吏，可见战国时期国家管理漆园的生产，还设有专官。

    漆器的出现，与木器的防腐有密切关系。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河南安阳商代贵族墓的时候，常常发现漆器的残痕。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武官村发现了很多雕花木器的朱漆印痕，木器虽已腐朽无存，但印在土上的朱漆花纹，还很鲜艳。新中国成立前，在安阳的西北岗，也发现过同样印在泥土上的残漆痕，从当时出土的情况来看，可能是漆鼓等物。商代还出现了青铜器镶嵌松绿石的技术，松绿石就是用漆液黏附在青铜器上面的。

    1958年，湖北蕲春毛家咀出土一件西周早期的漆杯，在黑色和棕色的漆底上，绘有红彩；纹饰可分四组，每组都由云雷纹或回纹构成带状，第二组中还绘有圆涡纹，每组纹饰之间都用红色彩线间隔，制作十分精美。

    周代贵族的车马饰物、兵甲弓矢，都用漆涂饰。在河南浚县的周墓中，曾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这类漆器。《春秋穀梁传》中庄公二十二年有“丹桓公楹（yíng，柱子）”的记载，这是当时贵族们用丹漆（朱漆）漆饰楹柱的例证。

    19世纪中叶，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等地，都发现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家具、生活用具、乐器、兵器附件等，种类繁多，纹饰工细，充分地说明了那时漆器手工艺的高度成就。这些漆器对战国以后漆器的制作和绘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有极大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漆料和制作漆器最早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在劳动生产中，很早就知道利用漆树的汁液；古代的兖州和豫州，都是有名的产漆的地方。从《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陈夏千亩漆，与千户侯等”一类汉代谚语中，可以知道漆树的经济价值自古就是很大的。现在我国产漆的地区如湖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年产量都很丰富。

    （史树青）

    煤 石油

    煤和石油是现代重要的热力来源和工业原料，我国人民把它们应用到生活上和生产上，已经有了很久远的历史。

    煤在古代叫“石涅”。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海经》，就明确地记载着“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都出产石涅。《山海经》的著作年代，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人认为可能是在战国时候写成的，到秦汉时候又做了增补。《山海经》的内容，虽然很多采自民间的地理传说，带有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给我们了解古代的山川形势、物产分布和风俗习惯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据学者考证，“女几之山”在今天四川双流县附近。由此可见，大约在战国时候，至晚在秦汉时候，我国就发现了煤。

    由于煤的颜色黝黑，人们曾经把它当作墨，用来写字。明朝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曾指出，古人“以石磨汁”而书，这种“石”就是煤。煤在古代又叫“石墨”（不是近代制铅笔用的石墨），直到东汉末年，这种用来写字的“石墨”，才逐渐被人造墨所代替。

    人们很早就知道煤是可以燃烧的物质，并且很早就把它当作燃料来使用。1958年，河南巩义市铁生沟的群众在当地发现了一处西汉末年的冶铁遗址，在出土的实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冶铁燃料中，有煤块和用煤末掺合黏土、石英制成的煤饼。考古学家们认为：煤用于冶炼比用于日常生活要晚一些，使用煤饼又要比使用煤块晚一些；而铁生沟冶铁遗址不仅把煤用于冶炼，并且还知道制成煤饼，这说明在西汉末年以前，我国人民用煤做燃料，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

    东汉末年，煤的使用有了进一步发展。据记载，曹操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修筑了规模巨大的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三处别墅。其中冰井台有房屋一百四十间，台上有冰室，冰室内有井，井深十五丈，井里储藏着数十万斤煤。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煤在那时候已经被大量使用了。

    煤和木炭的颜色、用途相同，因此人们又把煤称为“石炭”。据宋朝学者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记载，北宋时，石炭代替木柴，已经成了汴都（河南开封）居民不可缺少的燃料。

    石油在西汉时就被我国人民发现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上郡高奴县的洧（wěi）水，像油一样，可以燃烧。上郡高奴县就是今天陕西延长县一带，洧水是当地的一条河流。可能是由于地层压力的影响，埋藏地下的石油从地底涌出来，浮在洧水面上，看起来就像油一样。既然水面是石油，这种水当然可以燃烧。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国人民又在今天甘肃西部地方发现了石油。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里指出：延寿南山出一种泉水，像煮的肉汁一样，燃烧起来非常明亮。延寿县在今天甘肃玉门市东南，这种“泉水”就是石油。《水经注》又指出：用这种“泉水”“膏车”效果很好。所谓“膏车”，就是用它来做车轴的滑润剂。

    唐朝李吉甫编著的《元和郡县志》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朝周武帝宣政年间（578），有一次突厥兵围攻酒泉，北周军队用石油去焚烧敌人的进攻器械，突厥兵不懂得石油的特点，急忙泼水营救，结果石油过水后燃烧得更加猛烈，突厥兵大败。

    隋唐以后，人们不仅知道可以用石油来点灯，而且还知道可以用它的烟来制墨。宋朝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用这类油烟所做的墨，黑光如漆，比松烟墨还要好。

    （宋生）

    酿酒

    我国人民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掌握酿酒技术这个问题，各种古书记载，说法很不统一。有的说远在黄帝时代，有的说远在尧、舜、禹时代————特别是禹时造酒的说法，比较普遍。《孟子》书中有“禹恶旨酒（美酒）”这样的句子；《吕氏春秋·勿躬篇》中有“仪狄作酒”这样的话，仪狄相传就是和禹同时的人；尤其在《战国策》一书中，把“禹恶旨酒”和“仪狄作酒”两件事，说得更加形象、具体。《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黄帝、尧、舜、禹都是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具体离今多少年，不得而知。上述史实，其可信程度如何，当然值得研究。不过，这些传说可以说明，我国人民开始掌握酿酒技术为时必定很早。

    在商朝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商王用鬯（chàng）祭祀祖先的材料；鬯就是一种用黑小米酿成的香酒。《诗经》里有痛骂殷商贵族荒暴酗酒的篇章；《书经》里有周公告诫子孙不要学殷王乱喝酒的记载；在出土的殷代文物中，有很多爵、斝（jiǎ）、尊、卣（yǒu）、觚（gū）等青铜酒器。这一切，都可以作为这时期酿酒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的佐证。

    周朝设有“酒正”“浆人”“大酋”等专管酿造的酒官。同时在《周礼》书中，出现了“清酒”这样的名词。据学者研究，远古时期的人吃酒是“连酒糟一块儿吃的”；所谓“清酒”，大概是把糟粕除掉了的酒浆。这些事实，可以作为周朝时酿酒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间接说明。

    到春秋战国时，酒在各种祭祀、会盟、庆祝凯旋、接待使者等场合中，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只要翻开《左传》《国语》《国策》《楚辞》等一类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时，酒的酿造在数量上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秦汉以后，酿酒已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天汉三年（前98），汉政府曾一度下令把酒划做国家的专卖物资之一，禁止民间私自酿造和买卖。这个措施，反映了酒的生产已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在经济上业已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酒是由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作用而成的。淀粉虽是最常见的碳水化合物，但却不能与酵母菌直接起作用，它必须经过水解作用变成麦芽糖或葡萄糖之后，才能发酵造酒。我们的祖先，在很远很远的古代，就发明了一种酒曲；用酒曲造酒，可以将淀粉的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在酿酒技术上，是一项极重要的发明。秦汉以来，我国的制曲技术，已有了很高的成就。大约在宋朝的时候，我国人民在发酵工艺方面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就是红曲的发明。红曲可以制豆腐乳，做红酒，还可以作为烹调食物的调味品和食品的染色剂。制红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红曲是由一种高温菌————“红米霉”的作用产生的，而这种“红米霉”的繁殖很慢，它在自然界里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他霉类所压倒；所以红曲的发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种天才创造。

    酒曲的种类增多，酒的品种也随之增多。我国有不少驰名国外的名酒，如绍兴黄酒、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大曲酒等。下面我们简略谈谈这几种名酒的历史。

    绍兴黄酒是浙江绍兴的特产，它的种类很多，“摊饭酒”是其中的代表。“摊饭酒”一般称为“花雕”，含酒精在百分之十到十三。绍兴酒的历史据有人推测，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不过，可靠的说法还是公元6世纪初。梁元帝萧绎在他所著的《金楼子》一书中，曾叙述自己年轻时一面读书一面喝山阴甜酒的故事。那时的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

    茅台酒、汾酒、大曲酒都是经过加热蒸馏而得出的蒸馏酒，一般统称为烧酒，或叫白干酒。烧酒的酒精含量一般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我国烧酒酿造的历史的确切年代，由于目前资料不足，一时还很难考证。据研究化学史的学者讲，四川烧酒的出现，最晚可能在唐朝。其根据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和雍陶的诗里都提到了“烧酒”这样的字句。如白居易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雍陶诗“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等句便是。白居易这两句诗，是从他的四川忠州《荔枝楼对酒》诗里摘出来的，诗中所反映的情况，当然指的是四川。雍陶这两句诗，说的地点已经指明是成都，大曲酒的产地在泸州，泸州离成都并不太远。由此可见，远在唐朝的时候，在今四川地方，就能酿造像大曲酒那样的烧酒了。贵州的茅台酒可能是吸取四川烧酒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比大曲酒应该晚不了多少。山西汾阳杏花村出产的汾酒，根据当地的传说，其历史之悠久，也可以上溯到唐朝。

    （傅学卿）

    糖

    在先秦古书上，没有“糖”这个字，只有“糖”的同义字或近义字，如饧（xíng）、饴（yí）、餹（táng）等。虽然名字不同，实际上指的就是“糖”字。我们现在吃的糖，主要包括麦芽糖、蜂蜜和蔗糖等几种。

    麦芽糖是最容易制造的一种糖。植物种子（如大麦），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糖化酵素，这种糖化酵素，会把淀粉水解变成麦芽糖，稍微加工，即可食用。所以，它的产生历史最早，而且直到今天，在广大的农村，还被普遍地制造。常见的“关东糖”“糖稀”“软饴”“硬饴”“皂糖”等，都属于麦芽糖。根据学者研究，麦芽糖的历史，可远推到三千年前的周朝。在《诗经》中，就提到了“饴”字。汉朝时，糖的制造，在质量上和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东汉的大学者郑玄注解《诗经·周颂》里“箫管备举”一句中的“箫”字，说是“如今卖饧者所吹也”。说明饧的制造和食用，在东汉年间就已经很普遍，以致有小贩挑着它吹着箫沿街叫卖了。不过，关于制糖的方法，在当时的古籍里还没有记载。直到5世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中，才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糖的制造方法；考证起来，和现今土法制造麦芽糖的方法大同小异。

    蜂蜜在古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如“石蜜”“土蜜”“木蜜”“石饴”“岩蜜”等。这是因为古时候人们看见蜂房造在石头上、土洞里、树木上而误以为蜂蜜也会各有不同，所以才叫出了不同的名称。蜂蜜是天然产物，不须人工制造。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采集蜂蜜来食用。据学者研究，春秋末期，诸侯之间，就有把蜂蜜作为礼品来赠送的。《楚辞·招魂》中，有“蜜饵”这个名词，“蜜饵”就是用蜂蜜和米粉做成的面团。可见我国人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利用蜂蜜了。用蜂蜜浸渍的食物是我国的特产，大约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因为在《三国志》的《孙亮传》里，有“蜜渍梅”的记载。古时的蜂蜜，都是由野生蜜蜂采集的，故产量有限，只有当人工养蜂盛行之后，蜂蜜的产量才大大增加。人工养蜂，有人研究，可能开始于晋朝。

    蔗糖是最主要的食用糖，在现代化的糖业生产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我国南方各省，由于雨水充足，很适宜种植甘蔗。近千年来，甘蔗一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农作物之一。我国的甘蔗，种类很多，一般说来可分为三种：竹蔗、蚋蔗和红蔗。竹蔗和蚋蔗多用来制造白糖、冰糖和红糖；红蔗因产量有限，虽含糖量较大，但一般不用于制糖，多用来生吃。我国种植甘蔗的历史，由来已久，可能在战国时代即已开始。《楚辞·招魂》里，有“有柘（zhè）浆些”的句子，这里的“柘浆”，指的就是甘蔗汁。在“楚辞”里，“柘”字同于“蔗”字。至于用甘蔗做原料来制糖的开始年代和发展历史，古书记载多不一致，后世的看法也颇不统一。有人认为起源于汉朝，有人则认为开始于唐朝。化学史学者综合研究了蔗糖的发展史，认为：大约在东汉末年，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已能制造蔗糖，只是技术水平还不高，质量还不够好。到了唐朝，因学习了外国的制糖方法，提高了技术，蔗糖的生产才有了发展，才能制造出较纯的白砂糖和冰糖，由此看来，我国的蔗糖制造，既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也吸取了外来的技术经验。

    （傅学卿）

    茶

    在我国，茶作为一种普遍饮料，比起酒来要晚得多。

    先秦古籍，没有“茶”字，只有“荼”（tú）字。“荼”是一种苦菜，也当“茶”字用。《尔雅·释木》篇说：“槚（jiǎ），苦荼”。“槚”指的就是茶。有的古书讲，西汉以前，就已有《尔雅》这部书；还有的古书讲，孔子在世，也见过《尔雅》。根据这些线索推测，可知我国人民对于茶的认识，为时甚早。

    认真讲，有关饮茶的可靠记载，当在西汉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有“荈（chuǎn）诧”二字，“荈诧”就是茶。王褒的《僮约》中提到了“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买（当作卖）茶”的事，而武都就是当时中国最早的茶市场之一。

    《三国志·韦曜传》中有个故事：吴国皇帝孙皓每宴臣下，要强迫人喝酒，不管能喝不能喝，都以七升为限。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过此不能多饮；他每次参加宴会，孙皓特别宽免他，密赐给他茶，允许他以茶代酒。茶既然能作为酒的代替品，说明三国时饮茶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魏晋南北朝时，一些皇亲贵族、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和高级僧侣等，都嗜好饮茶，有的甚至嗜之成癖。东晋权臣桓温，招待宾客，不多备酒菜，主要用茶果。与桓温同时的谢安，往访吴兴太守陆纳，主人不预备酒食，只设置茶果款客。南朝和尚昙济道人，在八公山煮茶敬奉新安王子鸾和豫章王子尚；子尚饮后赞不绝口，认为味美无比，有如甘露。随着饮茶风气的盛行，这时期，反映茶的有关文学作品，也应时而兴。晋杜育写的《荈赋》和南朝文学家鲍照妹令晖写的《香茗赋》，就是咏茶的佳作。

    唐朝时，饮茶风习，更为普遍。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比较生动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据该书讲：“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意思说茶堆得像山一样高）。”城市多开卖茶的店铺，说明茶的消耗量增加，可以间接说明茶的生产和贸易的发达。这时，全国产茶的地区，包括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贵州等省。江西的浮梁就是著名的茶的集散中心之一。德宗贞元九年（793），唐政府接受张滂的建议，征收茶税，每年收入四十万贯。茶之有税，从此开始。这时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关茶的诗文，比前更多，并且还出现了像陆羽《茶经》这样重要的专著。《茶经》是我国古代茶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上古到唐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饮茶的历史、制茶的方法和产茶的地区，对后世许多有关论茶的著作有相当大的影响。据《太平御览》记载，陆羽从宋朝时起，就被人们尊之为茶神。宋代人蔡君谟（又名蔡襄），是一位茶鉴赏专家，著有《茶录》一书。他对于茶，具有丰富的学识，品茶的能力很高。据说有一年，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送给他一些精品茶，名叫“石岩白”，是寺里自产的珍品。过了一年多以后，蔡襄回到京师开封，去拜访朋友王禹玉；王禹玉用上好的茶招待他，他端着碗还没有喝，只用鼻子闻了闻，就说：“这茶极像能仁寺的‘石岩白’，你是怎么得到的？”主人听后，大加佩服，果然这茶也是能仁寺的和尚送的。在宋代，名茶的品类很多，有“蜜云龙”“矞（yù）云龙”“龙团”“胜雪”“玉液长春”“龙苑报春”“万春银叶”等多种名称，大约不下数十品。名茶种类的繁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茶技术的进步。

    元、明、清诸朝，饮茶的人，范围比前越发广泛。

    元曲《玉壶春》中有这样的话：“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等相提并论。元朝人喝茶，是直接用焙干的茶叶煎煮的，这一点与唐宋时人喝茶不同。唐宋时人是先把茶叶碾成细末，再和上油膏或杂以米粉、薯蓣（yù）之类，然后制成茶团、茶饼，饮用时再弄碎煎煮。显然，这样制作不仅很费工夫，而且会大大损害茶叶的原有香味。用茶叶代替茶团、茶饼，表明制茶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古代男女结婚，以茶为礼；明清两代，承袭古制，女方接受男方的订婚聘礼，还叫作“吃茶”。边疆许多兄弟民族也有嗜茶的习惯，宋朝政府为了用茶交换他们的马匹，特设有专门的机构————提举茶马司，来管理这项工作。明清时，仍继续这种茶马的交易。通过这种交易，加强并发展了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关系。由此看来，茶，在这时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饮料，而且是缔结两姓婚约和沟通民族和好的珍贵媒介。

    （谢承仁 易惠中 傅学卿）

    汉字

    古时候，有人认为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所以长期流传着“仓颉造字”的说法，这种传说是不可靠的。文字是人们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只有通过广大群众的长期社会实践才能产生，单凭一个人的才能智慧是创造不了的。仓颉这个人，可能只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

    文字产生以前，我们祖先曾经用图画来帮助记事，后来，这种图画越画越简单，就逐渐地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描绘，变成一种抽象的符号————象形文字了。象形文字就是最原始的文字。

    我国最古老的汉字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和铸在钟、鼎等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又叫作“金文”），其中有很多字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笔画复杂，不便于书写，在两千七百多年前周宣王的时候，太史籀（zhòu）对甲骨文和钟鼎文进行了一次整齐划一的工作，制定了“大篆”。这种字体后来通行于秦国。保存到现在的“石鼓文”（刻在十面像鼓一样的石头上的文字），就是秦国所使用的“大篆”。

    春秋战国时候，诸侯割据，政权分裂，汉字的写法很不一致。秦灭六国以后，为便于政令的推行，在李斯的主持下，简化了秦国的大篆，废除了各国的异体字，汉字得到统一，人们把这种统一后的汉字叫作“小篆”。秦始皇曾用这种字体在很多地方刻石碑宣扬自己的“威德”，像“泰山刻石”和“琅琊（láng yá）台刻石”，就是秦朝的遗物。

    汉字经过周秦的两次改革，有了比较固定的写法，奠定了今天方块字的基础。

    小篆的笔势是圆转的，书写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秦朝时候一般人写字多使用平直的画笔，这样一来，又形成了一种新字体，程邈适应人们的需要，把这种字体加以整理，就成为“隶书”。隶书到汉朝时候，经过文人的加工，增添了笔画的波捺，就显得工整又美观了。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有人用这种字体把《尚书》《诗经》等书刻在四十多块石碑上，供人们抄写校对，成为有名的“熹平石经”。

    为了提高写字的速度，在汉朝又出现了“草书”和“行书”。草书的笔画是连在一起的，往往随着每个字的体势一笔写成，一般人难以辨认。行书的笔画比较灵活自然，结构清晰，容易认识，应用很广。东汉时，张芝以草书闻名；东晋时，王羲之的行书达到了我国书法艺术的高峰，他们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

    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楷书，也是在汉代产生的。楷书的字体端正，笔画清楚，有“正书”“真书”之称。唐、宋至清，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抄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并且大加提倡，因之书法名家辈出，如唐朝的颜真卿、柳公权，宋朝的苏轼、米芾和元朝的赵孟頫（fǔ）等人，在楷书艺术上都有很多创造。

    印刷术发明以后，刻印书籍也多使用楷书。经过长期演变到明末清初逐渐出现了一种横轻竖重的方块字，可算是楷书的变体。由于它是从宋代刻书字体发展来的，所以人们称它为“宋体字”。

    我国推行的简化汉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宋生）

    少数民族文字

    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里，除了汉族创制的汉字以外，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也有一些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比较突出的有契丹族的契丹文，女真族的女真文，党项族的西夏文，突厥族的突厥文，回纥族的回纥文，藏族的藏文，蒙古族的蒙文和八思巴文，满族的满文等。

    契丹文有大小字的区别。传说大字创于辽太祖阿保机，而由他的从侄耶律鲁和突吕不古二人赞襄作成。小字是阿保机的弟弟迭剌所制。现在已发现的有一千余字（重文不在内），但能认识的仅只数十字而已。契丹字大体上是采取汉字部首或者偏旁制成。书法上分篆书、正书、行书三种。这种文字一直应用到金初。

    女真人本无文字，金政权建立之初还使用契丹文，以后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女真文也分大小字。大字是金太宗命完颜希尹参照契丹文，根据汉字偏旁制成。小字是金熙宗时，即1138年时所创制。它在《女真译语》等书中有专门记录。这种文字直到元明各朝还在被一些地方使用。

    西夏文按照史书的记载，是由西夏的建立者元昊所创制，以后又由野利仁荣加以改进而成。西夏文创制时，参照了汉字的构造，也是由部首与偏旁合成的，这种文字在14世纪中期还在某些地区被人应用。

    突厥文的创作及早期的情况，还待研究。就目前所知，突厥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一般为三十六个，有基本元音四个，辅音三十二个。

    回纥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计有字母三十余个，元音不多，而且多在应用中被省略，故不易辨别。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纸卷、碑刻，在新疆出土很多，今天它和突厥文一样，只有少数专家才认得。

    藏文产生于7世纪，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共有三十个字母和四个元音符号。书写有楷书及草书两种。它的字义和文法，到11世纪后逐渐完善起来，它一直被藏族所应用。

    蒙古族建国以前没有文字，在与畏兀儿接触后，始用畏兀儿字母（回纥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忽必烈时，又命喇嘛八思巴依据藏文制成“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计有四十二个字母，包括元音十个，辅音三十二个，但学习与应用都较难。1307年喇嘛八合失又依据畏兀儿字母加以改进，这就基本上形成了今天使用的蒙古文。

    满族兴起之初，曾一度借用蒙文，后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额尔德尼、噶盖等，参照蒙古文制成了一种满族文字。一般称它为“无圈点文字”或旧满文。清太宗时，又经达海改进，便成为“有圈点文字”，即新满文。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有元音六个，辅音十八个。

    今天保存的用这些文字做的记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民族间友好往来的重要史料。

    （王恒杰）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是指笔、墨、纸、砚。

    毛笔的起源，很难考证。从前曾广泛流传“蒙恬造笔”的说法，许多人认为笔是秦国的大将蒙恬创造的。这种说法很不可靠。据专家研究，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殷商时候甲骨上的文字，也有用毛笔书写的痕迹。在古代文献资料中，如《诗经·静女》篇中就有“贻我彤管”的句子，有人认为“彤管”就是一种红管的毛笔。更重要的是实物的发现，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墓穴中，挖掘出一套写字工具，其中就有一支用上好兔箭毛制成的毛笔。可见，在秦以前，毛笔已经出现了，所谓“蒙恬造笔”，可能只是改进了毛笔的制造方法。秦以后，毛笔的使用日益广泛，毛笔的制造也愈加精良。三国的韦诞、唐朝的铁头、北宋的诸葛高，都是制笔的能手。据《清一统志》记载：元代湖州笔工冯应科、陆文宝精于制笔，他们的制笔技术世代相传，不断发展，“湖笔”的称号闻名全国。至于湖笔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在元代，也有人认为是在南北朝时创始的。如果后一种说法可靠的话，那么湖笔的历史至今便已有一千多年了。

    墨的产生，由来已久。东汉和帝时曾做过兰台令史的李尤认为：墨、砚这两件东西与文字同始于黄帝时代。可是这种说法缺乏事实根据，难以令人相信。据《庄子》一书记载：宋元君养了许多有名无实的画师，有一次宋元君召他们作画，这些人突然遇到考验，焦急万分，一个个挤眉眨眼，不知所措，只是在那里装模作样地“舐笔和墨”。这个故事表明，战国时候已经有墨，该是无疑问的了。古代制墨的原料和方法非常简单，据说就是采取天然的矿物“石墨”稍稍加工而成。至于用松烟、油烟、漆烟和胶制成的墨，那是后来才出现的。三国时著名的书法家皇象谈到墨时，有“多胶黝黑”的话，而制笔能手韦诞所做的墨也很出名，有“一点似漆”的称誉，可见墨的质量在三国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了。五代时，墨的制造获得进一步发展。据明朝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北方墨工奚廷珪和他的父亲奚超南迁，见到歙州地方松树很多，就定居下来制墨。由于他们不断地钻研、改进，所制的墨使用起来光泽如漆，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重视，奚超父子被封为墨官，并赐姓“李”。宋朝时，歙州改名徽州，制墨家潘谷所做的墨尤为精妙，“徽墨”这个名称也就开始流传下来了。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看，西汉时代我国已经有了麻纸和絮纸。到了东汉中叶，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纸的质量显著提高。东汉末年，左伯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造，所做的纸更为精良，得到“妍妙辉光”的赞语。后来，造纸手工业在全国普遍发展起来，造纸技术不断提高，用以造纸的原料也愈来愈多，据宋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记载：四川用麻、福建用嫩竹、北方用桑皮、浙江用麦稻秆、江苏用茧、湖北用楮（chǔ），能做出各式各样的纸，适应不同的需要。最适合于书写、绘画的要算是“宣纸”了。宣纸产于泾县，泾县唐代属宣州管辖。传说，蔡伦死后，他的弟子孔丹由于怀念师傅，很想造一种特别好的纸为师傅画像作纪念，但没有合适的原料，愿望始终不能实现。后来，他看见倒在山溪里的檀树，因年深日久，被水浸泡得发白，受到很大启发，于是想到利用檀树皮作纸，经过了多年的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宣纸洁白、细密、柔韧，我国保存到现在的许多古代文献、书画很多就是用宣纸抄写、绘制的。

    砚是研墨的工具。据《文房四谱》引伍缉之的《从征记》说，鲁国孔子庙中有一石砚，制作古朴，是孔子生前所用的东西。由此可见，秦以前已经有砚了。汉朝时，砚的制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太和县汉墓中发现了一些圆形石砚，其中就有一副砚制作得非常精美。整副的砚分盖、底两部分，砚盖外面隆起的提梁，雕出两条通体带鳞互相缠绕的长身兽；砚底鼎立的三足，刻着三组熊状的花纹；砚身披有各种美丽的纹饰。这不仅是一只合用的文房用品，而且还是一件很珍贵的艺术品。魏晋南北朝时候，制砚的材料非常广泛，除了一般的石砚以外，还有豪华的银砚和特制的铜砚、铁砚。到唐代，砚的种类更多，尤其是用汉未央宫瓦和魏铜雀台瓦制成的瓦砚，以及用绛州（今山西新绛）汾河泥烧制的澄泥砚，特别名贵。宋朝时，石砚普遍流行起来，在各种石砚中，以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出产的“端砚”最为人称道。端砚在唐代已有制造，到宋朝始闻名全国。它的石质温润细腻，色泽凝重，纹彩典雅，一向被书画家们视为珍宝。古代有许多珍爱端砚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据记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有一次到宫中为宋徽宗写一御屏；写完，徽宗看了赞叹不已，米芾乘机请求徽宗将刚才用过的端砚赐给他，徽宗答应以后，他急忙把端砚揣在怀里，弄得满身墨汁淋漓，引得徽宗大笑不止。

    （宋生 易惠中）

    书

    我国最古的书，是春秋战国时代广泛流传的简策和版牍。简策是用竹片写的书，版牍是用木板写的书。“简”是指一种写字用的竹片，其长度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等几种。把许多“简”编在一起叫作“策”，“策”也可以写成“册”。今天我们说书一册、上册、下册的“册”字，就是这样来的。

    “版”是指写字用的木板，“牍”是指已经写了字的木板。版牍一般是用来写短文章的，往往一块版牍就是一篇文章。这是它和简策不同的地方。不过，在没有竹子的地方，也有用木板做成简策的。

    简策和版牍上的字是用毛笔写上去的，写错了就用刀子削去。古书上说，孔子在编定《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意思就是说，该加的就用毛笔加上去，该删的就用刀子把它削掉。可以想见，古时写一本书要比我们今天写一本书困难得多。

    比简策和版牍稍晚一点的书是帛书，就是在用丝织成的帛上写的书。在帛上写书，可以按照文章的长短随时剪断，卷成一束。今天我们说书一卷、上卷、下卷的“卷”字，就是这样来的。

    东汉时，造纸术经过蔡伦的改进以后，用纸做成的书就大量出现了。不过，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切书籍都还是手抄本。如果谁想要念书，还得先从人家那里把书借来，抄写后才有书念。这样不仅很费时间，而且很容易抄错。可见古人念一本书，在物质条件上，比起我们今天来，不知要困难多少。

    大约在唐朝中期，或者说在9世纪前半期，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用雕版印刷的书就出现了。现在已经发现的我国第一本印刷的书，就是在前面讲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印刷的《金刚经》。但是，这本最早印刷的书————《金刚经》，现在已经不在国内，陈列到外国（英国）的博物馆中去了。（朱仲玉）

    报纸

    我国最早的报纸应该算唐朝时候的“邸报”。不过这是一种属于政府公报性质的报纸，当然和现在的报纸性质还不完全相同。在《全唐诗话》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个叫作韩翃（hóng）的人，住在家里没有工作，有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来敲门贺喜，说他已经被委任为郎中的官了。韩翊感到很愕然，说：“你搞错了，没有这回事。”那人坚持道：“没有错，我明明看见‘邸报’上有你的名字。”这里所说的“邸报”，可以说就是一种报纸。

    韩翊是唐朝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的一个著名诗人，由此看来，我国早在一千二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报纸。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邸报”的记载，比《全唐诗话》中提到的更早，这就是《孙樵集》中所说的“开元邸报”。孙樵是唐朝后期人，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些“邸报”，“邸报”中所记载的事情，都不是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事情，据他考证，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的事情。据此，我国最早的报纸出现的年代就又比大历年间提前了四五十年。

    （朱仲玉）

    锅灶

    四五十万年以前，生活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的“中国猿人”，就已经掌握了火；猿人洞中那常年不熄灭的火堆，就是最原始的炉灶。当然，当时还没有什么锅子。

    到了距现在四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才出现了具有特定用途的“锅”和“灶”。因为当时人类已经能制造各种适用的石制工具，发明了烧造陶器的技术，学会了养牲畜、种庄稼……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食物的品种日渐丰富，这样就促进了炊事用具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锅”“灶”便逐渐地完善起来。

    近几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遗址，屋子中间几乎都在地上挖有灶坑。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几乎掘出了“仰韶文化”的整个村落；在村落的房子里，多半是在中间正对着门道的地方挖掘灶坑，做成一个浅浅的瓢形。在陕西西部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遗址里，也发现过同样的房子，房子里也有同样设备的灶坑。再如河南陕县庙底沟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里的房子，也是对着门道设置灶坑————为一种圆形的竖穴，深到一米左右。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差不多都把灶坑的位置安排在房屋的中心，这大约是既要利用灶坑中的火炊煮，又要利用它来取暖和照明的缘故。

    在这样原始的灶坑上做饭、烧水，如果要用锅子就必须支架子或者把它吊起来，否则那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当时人们用的“锅”很特别，下面带着三条腿，这样放在灶坑上，才稳固；就是不放在灶坑上，只要在“锅”下面烧上柴火，也可以烹煮食物。这些三足“锅”的种类很多，其中一种叫鬲（lì），它下面的三只腿是中空的，像三条尖口袋，煮东西时把东西倒进去，火在三条袋足的中间烧，里面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被煮好。另一种是“鼎”，是一种盆子或罐子样的东西，下面带着三条实心的腿，可以算是一只自己带有锅架子的“锅”。以上两种是古代人最常用的器物。鬲多用来煮饭，鼎大概常常用来煮肉、烧菜。现在做饭时蒸东西用笼屉，那时候用一种“甑（zèng）”，是一个底部穿有许多孔的大盆子，把它放在鬲或鼎上用来蒸饭的；后来干脆把甑和鬲接合起来制成一个完整的器皿，叫作“甗”（yǎn），是专门蒸东西用的自带蒸锅的“笼屉”。

    这时候所使用的各种“锅”，都是用土烧成的陶器。由于所用陶土的质料和烧制时火候不一，有的呈红色，有的呈黄色，也有的呈灰色或黑色，等等。为了使烧制时陶胎内的水分容易逸去而避免产生裂纹，在制造陶胎时往往搀入许多砂，有时也用蚌壳末、云母屑等，在考古学上称这样的陶器叫“夹砂陶器”，它和现代的“砂锅”差不多。到了青铜时代，一部分“锅”虽然改铸成铜质的了，但陶制的仍旧很流行；直到铁器广泛使用以后，这些陶质的“锅子”才渐渐销形灭迹。大约在汉代，一般人家普遍使用现在这样高的炉灶，鬲、鼎等炊事用具不需要再带上很长的足，于是便被改变成为没有足的锅了。

    在新石器时代，除了固定挖在地上的灶坑外，还有一种用陶土烧成的轻便小炉灶，使用起来很方便。在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遗物中，就有一种夹砂红陶的灶。灶身像一个大的平底盆子，前面开着一个梯形的火门，灶下还有三个短足。灶口上部接近边沿的内壁上，有三个凸瘤，正好承接着放在灶上的扁陶釜（锅）。如果灶腔里烧上火，釜里就可以烧水或烹煮东西了。

    （杨泓）

    家具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谈不到使用家具。当时人们休息是坐在地上或睡在地上的，因为地上很硬很潮，坐时睡时总要铺垫一些东西，比如植物的枝叶啦，或是兽皮啦，等等。当发明了编织技术以后，也自然会铺垫席子。这种“席”，如果也可以算做家具的话，就是室内最古老的家具。在我国古代，很长时间保持着席地坐卧的习俗，一直到汉代，席还是最常用的家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还离不开它。那时一般的席是蒲草织的，好一些的加上绢帛的边缘，更贵重的还有用丝织的“绣茵”。

    最早出现的家具还有床。殷代的甲骨文里，就有“床”字的形象。1957年在河南信阳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里，有不少雕饰精美的漆、木家具————床、几、案等，这是我国现存的年代较早的一组木制家具实物。出土的木床长2.18米，宽1.39米，四周围有栏杆，下面有六个足。床很矮，床足才高19厘米。到汉代，床还是比较矮的。在汉代的画像石和壁画里，常常有坐在床上的人物画像，有的床就是一个矮平台，有的下面有四足，它的用途和席一样广泛。

    床上往往要张挂帐子，帐子的形制，一般多做成复斗形状。古诗《孔雀东南飞》中所说的“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的句子，指的就是这种形制的帐子。至于宫廷贵族们所用的帐子，自然就更加讲究，装饰也更为华美，帐顶往往饰有金莲，四角装有金龙口衔的彩色穗子。

    席地而坐或坐在矮床上，如要饮食或书写，就临时放置案、几。案的形状，就像一个大托盘，下面有足。有作圆形的，下面有三足；有作长方形的，下面有四足。讲究的案是漆案，四角有铜饰。案一般都不太大，很轻，也不太高，一般不过20厘米。几是狭长形的，下面两端装足，在坐累了时可以倚伏在上面休息，称为“凭几”。晋代以后，流行一种凭几，几面作圆曲形，下面有三个兽蹄状的足，形式古朴、大方。

    装藏东西，一般用箱子，也有立柜。河南陕县的东汉墓里，出土了一件绿釉陶柜模型，是方形的，下面有四足，上面有可以开启的柜门。

    至于在室内作隔断的，除了帷幔外，还有屏风，这种屏风多安设在床的后面和两侧。另外还有一种“步障”，用布帛制成，也作隔断用。

    魏晋以后，家具有了变化。这时，由于一般建筑物加高了，所以室内的陈设也相应地加高。例如，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中，床的高度就和现代的差不多。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用具也传入中原地区，例如在汉朝末年，北方少数民族的“胡床”传了进来，而且逐渐广泛流行。这种“胡床”，大约就是以后的“交椅”一类的东西，可能就是椅子的前身。

    最晚到唐代，出现了真正的椅子。1955年在西安发现了唐玄宗的宠臣高力士之兄高元珪的坟墓，墓室正壁上的人画像就是坐在椅子上的。敦煌的唐代壁画里，也画有椅子。看来这时椅子的样式结构还很古拙，都是仿效建筑中大木作手法。同时由敦煌的唐代壁画和传世的唐代绘画里，可以看到当时已使用了桌子，有简单的长方形板桌，也有制作精致的长桌。除了桌、椅外，也还有方凳等物。

    桌椅一出现，人们逐渐改变了席地坐卧的方式，改为坐椅子、凳子了，这样也就引起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具的变化，也引起了生活习俗方面的变革。从五代时南唐顾闳中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家具已很齐备，有椅子、鼓凳、桌子、矮几、大床、屏风等。但是这些家具还不像现在的家具那样，放置在室内一定的位置，而是用时放置，用毕即撤除。

    到宋代，桌椅家具才普遍地使用起来。在河北巨鹿县宋城遗址中，掘出过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的木制桌椅，这是很珍贵的发现，是我国现有的罕见的宋代实用木制家具。从宋代的绘画及墓葬里的壁画和殉葬的家具模型来看，这时家具的品种已经显著增多，除桌、椅以外，还有床、凳、屏风、高几、柜、衣架、巾架、曲足盆架、镜台等；并且在制作上也有了不少变化，上面还出现了华美的雕花饰件。

    （杨泓）

    跪拜

    在京剧中，老百姓见官得跪着，小官见大官得跪着，大官见皇帝也得跪着，跪之不足，有时还得拜上几拜，好像人们长着膝盖就是为着跪、拜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礼节呢？

    根据古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原来戏台上的跪、拜，确实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礼节。例如，清末大学士瞿鸿禨（jī）的日记里，就记载着清朝的官员们和皇帝、皇太后谈话的时候，都一溜子跪在地上，他们大多数人都年纪大了，听觉不好，跪在后边的听不清楚皇帝说的什么，就只好推推前边跪的人，问到底说的是什么。有的笔记还记着这些年老的大官，怕跪久了支持不住，特地在裤子中间加衬一些东西，名为护膝。而且，不只是宫廷、官府如此，民间也是这样的，如蔡邕（yōng）《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后汉书·梁鸿传》说，孟光嫁给梁鸿，带了许多嫁妆，过门七天，梁鸿不跟她说话，孟光就跪在床下请罪。《孔雀东南飞》：“府吏长跪答，伏维启阿母。”可见妇女对男子、儿子对母亲也是有长跪的礼节的。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古代人是席地而坐的，那时候没有椅子、桌子之类的家具，不管人们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都只能在地上铺一条席子，坐在地上。例如汉文帝和贾谊谈话，谈到夜半，谈得很投机，文帝不觉前席，坐得靠近贾谊一些，听取他的意见。至于三国时代管宁和华歆因为志趣不同，割席绝交，更是脍炙人口的故事。正因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也罢，工作也罢，都是坐在地上的，所以跪、拜就成为表示礼节的方式了。宋朝朱熹对坐、跪、拜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他说：

    古人坐着的时候，两膝着地，脚掌朝上，身子坐在脚掌上。要和人打招呼————肃拜，就拱两手到地；顿首呢，就把头顿于手上；稽首则不用手，而以头着地，这些礼节都是因为跪坐着而表示恭敬。至于跪和坐又有小小不同处：跪是膝着地，伸腰及股。坐呢？膝着地，以臀着脚掌。跪有危义，坐则稍安。

    从朱子的这段话来看，宋朝人已经弄不清跪、坐、拜的由来了，所以朱熹得作这番考证。

    有人不免提出疑问，人们都坐在地上，又怎么能工作和吃饭呢？这也不必担心，古人想出了办法，制造了一种小几，放在席上，可用以写字、吃饭。梁鸿吃饭的时候，孟光一切准备好了，举案齐眉，把案举高到齐眉毛，以表示在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制度下，妻子对丈夫的尊敬，这个案是很小很轻的，要不然，像今天一般桌子那样大小，孟光就非是个大力士不可。

    因为古代人们都是坐在地上的，所以就得讲清洁卫生，要不然，一地的灰尘，成天坐着，弄得很脏，成何体统？

    到了汉朝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家具————胡床，传进来了，行军时使用非常方便，曹操就曾坐在胡床上指挥过作战。后来从胡床一变而为家庭使用的椅子，椅子高了，就得有较高的桌子，从此人们就离开了席子，不再席地而坐，改为坐椅子、凳子了。

    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席地而坐的时候所产生的反映封建等级制度和上下尊卑的礼节————跪和拜却仍旧习惯性地继承下来，并且从此坐和跪拜分了家，跪和拜失去了和生活方式的任何联系，单纯地成为表示敬意和等级差别的礼节了。

    （吴晗）

    穿衣打扮

    商朝人多穿齐膝短衣，扎着裤脚。衣着材料除麻、葛外，已有十分细致的紬（同“绸”字）子。奴隶主贵族的衣服上，多织绣花纹，连腰带、衣领和袖口，也有花纹。贵族男子常戴帽子，有一种平顶式帽，到春秋战国还流行；汉代的“平巾帻（zé）”，就是从它发展而来的。妇女多梳顶心髻，横贯一支圆骨簪；有的还在头顶两旁斜插两支顶端带小鸟形的玉簪。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则梳两个小丫角儿。男女贵族身上都佩玉，玉被琢成各种小动物形象，最常见的一种为玉鱼。奴隶只能穿本色粗麻布或粗毛布衣服，光头无发，有的头上包巾子，缠得高高的，和现代西南苗族人一样。

    到西周，统治阶级穿衣服，日益讲究宽大。周天子坐朝、敬天、办婚丧大事，衣服各不相同；由于迷信，出行还得按季节、定方向穿不同颜色的服装，配上相宜颜色的车马。穿皮毛也分等级，不能随便。猎户打得的珍贵的狐、獭（tǎ）、貂、鼠都得全部上缴，不能私下使用，也不许出卖。一般平民，年老的在名义上虽可穿紬衣，其实何尝穿得起？也只能和奴隶一样穿粗麻布或粗毛布短衣，极穷的只好穿草编的牛衣————即冬天盖到牛身上的草编蓑衣！

    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生活越加奢侈，穿的衣服更加华丽，佩的玉也越发精致。剑是这个时期的新兵器，贵族为了自卫并表示阔气，经常还得有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挂在腰间皮带上。皮带头有用铜或骨、玉做成的带钩绊住，讲究的带钩必用银镶金嵌玉做成，而且式样很多。男子成年必戴冠。贵族的冠高高上耸，有的又和个倒覆的杯子相似（古代的杯子式样多是椭圆形）。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圆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聚成三角形），眉毛画得浓浓的。女孩梳两条大辫子，向两边分开；穿的衣长度齐膝，下沿折成荷叶边。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角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舞人无论男女，衣袖都极长。打猎人由于经常在丛林草泽中活动，衣裤特别紧小。

    历史上所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谓“胡服”，究竟是什么样子？根据现存有关材料推断，“胡服”的特征约有四点：①衣长齐膝，袖子很小；②腰间束有附带钩的皮带，可松可紧；③头上戴一顶用毛毡或皮革做的尖尖帽，和馄饨差不多（后来人把它叫“浑脱帽”，到唐代还一度流行）；④脚上穿着短统皮靴。因为这样装束，骑在马上作战特别方便。

    秦汉大一统局面出现后，衣服的式样也比较统一起来。统治者戴的冠，前梁高耸，向后倾斜，中空如桥；梁分一梁、三梁、五梁几种，上面另加金玉装饰，表示爵位等级。凡是有官爵的人，无分男女，还得把一条丈多长的丝绦（按品级颜色各不相同），折叠起来挂在右腰边，名叫“组绶（shòu）”。贵族男子这时已改佩环刀，普通男子头戴巾、帻。巾子多用来包裹头发，帻则如平顶帽，上加个“人”字形帽梁（不加帽梁就叫“平巾帻”）。汉代妇女已不再点三角形胭脂，但却常用黛（青黑色的颜料）石画眉毛；髻子向后梳成银锭式，向上梳的多加假发。年轻姑娘依旧梳辫子，也有松松绾（wǎn，盘绕起来打成结、扣）成一把，末后结成一小团，成个倒三角形的。这时期，最贵的衣服是白狐裘，春秋战国时就已价值千金。最贵的衣料是锦绣，上面有各种山云鸟兽花纹，比普通紬子贵二十倍。西北生产的细毛织物和西南生产的木棉布、细麻布，价格也和锦绣差不多，一匹要卖二两金子。当然，这些材料只有贵族用得起，一般劳动人民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魏晋以来，男子流行戴小冠，上下通行。“组绶”此时已名存实亡，玉佩制度也渐次失传。贵族身边的佩剑已改用木制，留个形式而已。红紫锦绣虽然依旧代表富贵，但统治阶级多喜欢穿浅素色衣服。帝王有时也戴白纱帽，一般官僚士大夫，多喜用白巾子裹头。在东晋贵族统治下的南方，普通衣料是用麻、葛，有的地方用“蕉布”“竹子布”“藤布”；高级的衣料是丝麻混合织物“紫丝布”和“花綀”（shū）。在诸羌胡族贵族统治下的北方，统治者还是喜欢穿红着绿，先是短衣加披风，到北魏时改为宽袍大袖，唯帽子另做一纱笼套上，名叫“漆纱笼冠”。至于普通老百姓，无论南北，都是一样，始终穿短衣————不过北方人穿上衣有翻领的，穿裤子有在膝下扎带子的。这种装束，直到唐代还通行于西北。特别是翻领上衣，几乎成了唐代长安妇女最时髦的服装式样。

    唐朝的服色，以柘黄为最高贵，红紫为上，蓝绿较次，黑褐最低，白无地位。由于名臣马周的建议和阎立本的设计，唐朝恢复了帝王的冕服，并制定了官服制度。官服除用不同颜色区分等级外，还用各种鸟衔各种花的图案来表示不同的官阶。通常服装，则为黑纱幞（fú）头，圆领小袖衣；红皮带（带头有等级之分），乌皮六合靴。幞头后边两条带子变化很多，或下垂，或上举，或斜耸一旁，或交叉在后，起初为梭子式，继而又为腰圆式……从五代起，这两条翅子始平直分向两边，宋代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进，便成了纱帽的定型样式。不当权的地主阶级及所谓隐逸、野老，多穿合领宽边衣，一般称为“直掇”。平民或仆役多戴尖毡帽，穿麻练鞋，且多把衣服撩起一角扎在腰间。妇女骑马出行，必戴“帷帽”，帽形如斗笠，前垂一片网帘（中唐以后此帽即少用）。女子的衣裙早期瘦而长，裙系在胸上；发髻向上高耸，发间插些小梳子，多的有五六把；面部化妆多在眉心贴个星点，眉旁各画一弯月牙。这时，中原一带的妇女喜着西域装，穿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软锦蛮靴；有些妇女还喜梳蛮鬟椎髻，嘴唇涂上乌膏，着吐蕃装束。这时期，流行一种半袖短外褂，叫作“半臂”，清代的马褂和背心，都是由它发展而来的。

    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重定衣服制度，衣带的等级就有二十八种之多。黄袍成了帝王的专用品，其他任何人都不许穿，穿了就算犯罪。规定的官服，有各种不同花色。每遇大朝会或重要节日，王公大臣们必须按照各自的品级，穿上各种锦袍。皇帝身边的御林军，也分穿不同花纹的染织绣衣。宫廷内更加奢侈，衣服、椅披、椅垫，都绣满花纹，甚至缀上珍珠。皇后的凤冠大大的，上面满是珠宝，并且还有用金银丝盘成整出王母献寿的故事的，等于把一台戏搬到了头上。贵族妇女的发髻和花冠，都以“大”为时髦，发上插的白角梳子有大到一尺二寸的。贵族妇女的便服流行瘦长，一种罩在裙子外面类似现代小袖对襟褂子式的大衣甚流行。衣着的配色，打破了唐代以红紫、蓝绿为主色的习惯，采用了各种间色，粉紫、黝紫、葱白、银灰、沉香色等，配合使用，色调显得十分鲜明；衣着的花纹，也由比较呆板的唐式图案改成了写生的折枝花样。男子官服仍是大袖宽袍，纱帽的两翅平直向两旁分升，这时已成定型。便服还是小袖圆领如唐式，但脚下多改穿丝鞋。退休在野的官僚，多穿“直掇”式衫子，戴方整高巾（又名“东坡巾”或“高士巾”，明代还流行）。棉布已逐渐增多，南方还有黄草布，受人重视。公差、仆役，多戴曲翅幞头，衣服还相当长，常撩起一角扎在腰带间。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衣服越来越短，真正成了短衣汉子。

    契丹、党项、女真族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政权，他们的生活习惯保留了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在穿戴上和汉人不大相同。契丹、女真男子，一般多穿过膝小袖衣，长筒靴子，佩豹皮弓囊。契丹人有的披发垂肩。女真人则多剃去顶发，留发一圈结成两个小辫子，下垂耳后。党项男子多穿团花锦袍，戴毡帽，腰间束唐式带子，上挂小刀、小火石等用物。女真妇女衣小袖左衽（衣襟）长衫，系一丝带，腰身小而下摆宽；戴尖顶锦帽，脑后垂两根带子。党项妇女多穿绣花翻领长袍。后来，由于辽、金统治者采用了宋代服制，所以契丹、女真族的装束和汉族的装束区别日益减少。紬缎也多是南方织的。

    元朝的官服用龙蟒缎衣，等级的区别在龙爪的多少，爪分三、四、五不等，有法律规定，不许乱用。明清两代还依旧这样。在元代，便服还采用唐宋式样。一般人家居，衣多敞领露胸；出门则戴盔式折边帽或四楞帽，帽子用细藤编成。蒙古族男子多把顶发当额下垂一小绺，如个小桃子式，余发分编成两个大辫，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后。贵族妇女必戴姑姑冠；冠用青红绒锦做成，上缀珠玉，高约一尺，向前上耸，和直颈鹅头相似。平民妇女或奴婢，多头梳顶心髻，身穿黑褐色粗布、绢合领左衽袍子。长江上游已大量种植棉花，织成棉布。

    明代，皇帝穿龙袍。大臣穿绣有“蟒”“斗牛”“飞鱼”等花纹的袍服，各按品级，不得随便。一般官服多为本色云缎，前胸后背各缀一块彩绣“补子”（官品不同，“补子”的彩绣也不同）。有品级的大官腰带间垂一长长丝绦，下面悬个四寸长象牙牌，作为入宫凭证。冬天上朝，必戴皮毛暖耳。普通衣服式样还多继承宋、元遗制，变化不大。这时结衣还用带子，不用纽扣。男子头上戴的巾，有一种像一块瓦式，名“纯阳巾”，明太祖定名为“四方平定巾”，读书人多戴它；另有一种帽子，用六片材料拼成，取名“六合一统帽”（喻意全国统一），小商贩和市民多戴它。妇女平时在家，常戴遮眉勒条；冬天有事出门，则戴“昭君套”式的皮风帽。女子有穿长背心的，这种背心样式和兵士的罩甲相近，故又叫“比甲”或“马甲”。

    清代的服装打扮，不同于明代。明朝的男子一律蓄发绾髻，衣着讲究宽大，大体衣宽四尺，袖宽二尺，穿大统袜、浅面鞋；而清代的男子，则剃发垂辫（剃去周围的头发，把顶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箭衣马蹄袖，深鞋紧袜。清代官员服用石青玄青缎子、宁紬、纱，做外褂，前后开衩，胸、背各缀“补子”（比明代的“补子”小一些）一方（只有亲王、郡王才能用圆形），上绣各种禽兽花纹，文官绣鸟，武官绣兽，随品级各有不同：一品文官绣仙鹤，武官绣麒麟；二品文官绣锦鸡，武官绣狮子；三品文官绣孔雀，武官绣豹子；四品文官绣云雀，武官绣老虎；五品文官绣白鹇（xián），武官绣熊……一般人戴的帽子有素冠、毡帽、便帽等几种。便帽即小帽，六瓣合缝，上缀一帽疙瘩，俗名西瓜皮帽。官员的礼帽分“暖帽”（冬天戴）、“凉帽”（夏天戴）两种，上面都有“顶子”，随着品级不同所戴的“顶子”颜色和质料也不同：一品官为红宝石顶，二品官为红珊瑚顶，三品官为亮蓝宝石顶，四品官为暗蓝宝石顶，五品官为亮白水晶顶……帽后都拖着一把孔雀翎，普通的无花纹，高级官僚的孔雀翎上才有“眼”，分一眼、二眼、三眼，眼多表示尊贵。只有亲王或对统治阶级特别有功勋的大臣才被赏戴三眼花翎。平民妇女服装，康熙、雍正时，时兴小袖、小云肩，还近明式；乾隆以后，袖口日宽，有的竟肥大到一尺多，衣服渐变宽变短。到晚清，城市妇女才不穿裙，但上衣的领子转高到一寸以上。男子服式，袖管、腰身日益窄小，所谓京样衫子，把一身裹得极紧，加上高领子、琵琶襟子、宽边大花坎肩，头戴瓜皮小帽，手拿一根京八寸小烟管，算是当时的时髦打扮。一般地主、商人和城市里有钱的市民，很多就是这样的装束。

    （沈文）

    音乐

    商代的乐器现在出土的已经很多，有磬、钟、鼓、铎、铃、埙（xūn）等，大概都是商代后期的遗物。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是1950年在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质地细腻，上面刻着精美的虎形。商代已有“编磬”“编钟”————把音高不同的磬或钟分别编排在一起。河南辉县出土的陶埙能发十一个不同的音。甲骨文中有“龠（yuè）”字，就字形看（指甲骨文字形，下同），像原始的“排箫”；又有“樂”（乐）字，就字形看，像木架上张着丝弦，因此有人认为它原来就是一种乐器。可以推断，商代的音乐已经相当发达，而且还有了一定的乐律知识。

    在商代，已经有了职业乐人（其中大部分是奴隶身份）。这种乐人，世世代代从事音乐工作，他们吸收和总结劳动人民在音乐活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音乐艺术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探索到一些规律，因而导致音乐理论的形成；有了音乐理论，便更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音乐来自民间，是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穷智慧，孕育出音乐的精英华彩。社会不断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音乐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

    第一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开始于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告一段落。当时经过选择整理的一部分歌词，流传到今天，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一部分是贵族的乐歌，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民歌中有砍伐檀树的劳动者在诅咒不劳而获的贵族，逃亡的人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从这里，我们听到了被压迫者反抗的号角声。

    西周时期已经有“十二律”和“五声”的知识。“十二律”相当于西洋音乐的音名，代表十二个不同的标准音高。“五声”指宫、商、角、徵（zhǐ）、羽，代表音阶，相当于西洋音乐的唱名。“五声”之外，加上“变徵”“变宫”，称为“七声”。

    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兴盛起来。诗人屈原搜集民歌进行加工，并以民歌为基础，创作新的诗篇，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热情。

    楚国的音乐到西汉初年，仍然流行，当时称为“楚声”。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广泛地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乐府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鼓吹曲”和“相和歌”。“鼓吹曲”是军队、仪仗队和隆重的典礼上所用的音乐，“相和歌”是一般的流行歌曲。东汉继续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乐府诗大部分是东汉的作品。

    三国曹魏时期，“相和歌”中的三调发展起来，“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三调之中，“清调以商为主”，举“清商”以代表三调，所以称为“清商三调”。魏国设置“清商署”，掌管流行的乐舞。西晋继承了曹魏的音乐，音乐官署中也有“清商署”。魏晋“清商署”虽然由“清商三调”得名，但所演奏的音乐不会只限于“清商三调”，也必然吸收了当时的民歌，这些民歌大都出于北方各地区。

    西晋灭亡后，晋元帝南渡，建立东晋政权。以“清商三调”为主的北方音乐，随着东晋政权到了江南，对南方的音乐必然有所影响。东晋之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为南朝，国都都设在建康（今南京）。南朝的“新声”大体上包括“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两大类。前者是今江苏一带的民歌，后者是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民歌（因为这一带在建康的西方，所以称为“西曲”）。

    晋室南渡后的北方，“清商三调”等乐曲仍然流行于民间。北魏搜集汉、魏以来的“相和歌”“清商三调”，南朝的“吴歌”和“西曲”，以及杂舞曲等，统称为“清商乐”。“清商乐”或称“清乐”，成为汉代以来中原及南方各地传统音乐的总名称。这个时期，北方的音乐仍然是以汉族音乐为基本，由于时代的进展、民族的迁徙杂居，西域音乐陆续地传进来，正在酝酿一种融合各种因素的新音乐。所谓西域音乐，是指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和中亚等地的音乐而言。

    隋朝继承了南朝和北朝的文化。隋文帝时，由于准备整理音乐，曾引起对于音乐问题的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大致分为三派：一、颜之推、苏夔（kuí）、何妥等排斥西域音乐，主张完全采用中原旧乐。二、郑译主张采用龟（qiū）兹（今新疆库车）琵琶七调的乐律，倾向西域音乐。三、万宝常主张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而吸收西域音乐。万宝常的老师是祖珽（tǐng），祖珽在北齐，他的父亲祖莹在北魏，都整理过音乐。祖珽说祖莹整理音乐的原则是“华戎兼采”。这次争论继续了好几年。历史证明，音乐的发展走的是“华戎兼采”的道路。

    隋文帝设置“七部乐”，隋炀帝改为“九部乐”；“七部乐”或“九部乐”都是宫廷宴会时表演的节目。

    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改为“十部乐”。其后，宫廷宴会又改用“坐部伎（通“技”，技艺）”和“立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在堂下站着演奏，节目都是融合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因素而创造的大型乐舞。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设立内、外教坊。教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享乐而设置的，但也是搜集乐舞并安置训练乐工的地方，同时也是传播乐舞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歌唱家李龟年和舞蹈家公孙大娘都是教坊的成员。

    唐代的乐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般的乐曲称为“杂曲子”，具有一定规模的、结构复杂的大型乐曲称为“大曲”。乐人往往选择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配在乐曲里唱，诗人为乐曲作的歌词也都是五七言诗（个别乐曲也有六言歌词）；但后来也有人逐渐试验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写歌词，句子或长或短，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这就是“词”体的开端。词体中虽然还保存着一部分齐言诗的形式，但毕竟占少数。

    北宋在音乐史上显示出一个新阶段：唐代以前，搜集整理音乐的工作掌握在官府手里；从北宋起，民间艺人的音乐和戏剧活动日渐加强，而官府管理音乐的力量日渐削弱。汴京（开封）的民间艺人已经有了固定的表演地方，叫作“瓦子”。瓦子里又分各种戏场，叫作“勾栏”。瓦子成了公共娱乐场合，非常热闹。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已有许多民间艺人团体，称为“社”，如“绯云社”“遏云社”等。规模大的社拥有三百多人。两宋时代，填词唱词成了时代的风尚。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时候，金统治下的北方广大地区，一方面继承了一部分北宋音乐，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民间乐曲。

    北宋出现了“杂剧”和“诸宫调”。用大曲的曲调演唱故事，逐渐形成杂剧。采用许多宫调不同的乐曲，分为若干组（每组宫调相同），来演唱故事，这种音乐形式称诸宫调。诸宫调运用起来极为灵活，而且听众也不会感觉单调，比用大曲又进了一步。南宋初年，宋杂剧及诸宫调和今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曲相结合，演变成“温州杂剧”，也称“南戏”或“戏文”。金代董解元著的《西厢记》就是诸宫调体的代表作。

    元代，北方民族又有迁徙流动，外国人迁入中国的也很多，因此中国音乐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宋金以来流传在北方的宋杂剧及诸宫调和北方的民间歌曲相结合，演变成“北剧”，即元杂剧。除了杂剧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新民歌，历史上称为“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即只曲，套数由同一宫调的若干只曲组合而成。当时由于戏剧盛行，许多乐曲和舞蹈都被吸收在戏剧里，音乐和戏剧分不开。此后在城市里，单独演奏乐曲或表演舞蹈的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更为显著。

    明代，各地区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成的地方戏也都兴盛起来。这时不但剧种多，而且戏剧————特别是南戏的规模也达到成熟阶段。宋元南戏流传到江西弋（yì）阳一带，和当地的民间乐曲结合，产生了“弋阳腔”；南戏流传到江苏昆山一带，和当地的乐曲结合，产生了“昆山腔”（昆曲）。明末清初，弋阳腔和昆曲最为盛行。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朱载堉（yù）发明了“十二平均律”，比德国人魏克迈斯特的同样发明，约早一百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带来了“七十二弦琴”（钢琴），并写成《西琴曲意》八章，但这时欧洲音乐对中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清代乾隆中期（18世纪中叶）以后，昆曲渐衰，而所谓“乱弹”者代之而兴。“乱弹”即指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腔等，这些腔调里集中了不少优秀的民间乐曲。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清代宫廷宴乐中除了主要的乐舞之外，还先后吸收了边疆地区和邻国的乐舞八种：“瓦尔喀乐”（吉林东部女真族中的一个部落），“朝鲜乐”，“蒙古乐”，“回部乐”（新疆），“番子乐”（西藏），“廓尔喀乐”（尼泊尔），“缅甸乐”，“安南乐”（越南）。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音乐在内，受到了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它才被大规模地发掘整理，重新估价。传统音乐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推陈出新。

    （阴法鲁）

    舞蹈

    我国舞蹈的起源，就考古发掘的材料推断，当不后于新石器时代。

    据史书上讲，夏朝时，祀神之舞，已很发达。

    殷墟出土的实物证明，在商朝，舞蹈已有乐器伴奏。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土层中曾发现过印在泥土上的漆鼓花纹，说明殷代已经有了鼓。古语说“鼓之舞之”，鼓是一种舞蹈伴奏乐器，由于鼓的存在，可以推知舞的存在。在殷墟发现的大石磬，也是舞蹈伴奏乐器。《尚书》上说，“击石拊（fǔ，击、拍）石，百兽率舞”，这两句话描写的是古代人在狩猎之后，模仿百兽的动作，随着敲击的石磐节拍而起舞的一种情景。大概原始的“拟兽舞”，就是这样产生的。

    到周代，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区别。文舞和武舞的起源，都与人类的劳动生活有关。文舞手执羽（鸟羽之类）旄（máo，牛尾之类），是表演渔猎时代原始人类猎得猎物后抒发愉快心情的一种舞蹈；武舞是表演原始社会的人类与野兽做斗争或与敌人做斗争前的准备动作以及获胜后如何表示欢乐的一种舞蹈。这种舞，最看重步伐一致。“斗兽舞”也是武舞的一种，在周朝的铜器猎壶上，在汉朝的石刻画中，还可以看到以这种斗兽为题材的艺术形象。

    古代舞蹈，到汉朝有了很大发展。汉武帝时，汉政府设有专门收集整理音乐歌舞的总机构————乐府。模仿兽类的拟兽舞，汉代仍然流行，东汉人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关于这种舞蹈的描写。汉代常见的舞蹈，有“长袖舞”“折腰舞”“槃舞”“巾舞”等多种。

    长袖舞和折腰舞在秦以前就已经有了。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古墓中曾出土过雕刻一对长袖舞女的玉佩。安徽寿县战国楚墓中也发现过相类的玉制舞女。在湖南长沙的楚国墓里，曾发掘出一具上面绘有乐舞的漆奁（lián，妇女梳妆用的脂粉盒子），奁上的舞女像也是长袖。古代谚语说“楚王好细腰”，“楚辞”说“小腰秀颈”，腰细能增加舞的轻盈姿态，战国时楚国宫廷中细腰舞十分流行。汉朝的长袖舞、折腰舞，就是继承了楚国的舞蹈艺术而发展起来的。汉画中所表现的舞蹈女子，多是长袖细腰，有的舞女腰身甚至纤细到能向后蜷曲成环状。东汉傅毅《舞赋》中所讲的“体如游龙，袖如素蜺（ní，与‘霓’字意义相同）”，形容的正是这种长袖细腰的舞姿。据《西京杂记》说，汉高祖刘邦的戚夫人擅长跳翘（qiáo，举起的意思）袖折腰之舞。什么叫翘袖折腰舞？据《汉书·张良传》记载，有一次刘邦对戚夫人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由此可见，所谓翘袖折腰舞，原来就是楚国宫廷中流行的长袖细腰舞。

    槃舞是在槃鼓上跳舞。表演这种舞时，先在地上布置槃鼓（多用七个），然后舞人在鼓上跳舞。从汉朝到六朝，此舞一直很受欢迎。汉武梁祠石刻中，有舞人倒立舞于槃鼓上的画像，大概描绘的就是这种槃舞。

    巾舞是持巾而舞，《宋书》说这种舞又名“公莫舞”。表演巾舞时，常连带表演“白纻（zhù）舞”。巾舞和白纻舞可能是一种同类的舞蹈。汉镜铭文中有“舞白纻（一种类似麻的植物，纤维可织布）”。这样的话，大概白纻舞也兴起于汉代。

    此外，汉代还有鞞（bǐng）舞，不知起源于何时。鞞舞在南朝梁的名为鞞扇舞，舞者手执鞞扇，以助舞姿的蹁跹。至今流行在淮河流域一带的花鼓灯舞和流行在云南一带的花灯戏，舞人也是以手巾与扇子作为不可少的舞具，可能就是古代巾舞和鞞舞遗风的流传。

    魏晋时代，设立乐府以收集整理民间歌舞，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西晋亡后，晋统治者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北方归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由于南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文化生活和风习好尚的不同，因此南北的舞蹈艺术也便各有不同。

    南北朝时，舞蹈艺术有了新的发展。

    在南朝，乐舞艺术一方面继承了魏晋以来北方乐舞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江南地区民间乐舞的精华。这时期，流行在南方的舞蹈主要是雅舞和杂舞。雅舞的表演是在统治阶级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杂舞的表演是在一般宴会的场合。另外，这个时期在南方流行的“西曲歌”与“子夜吴歌”，其中也包括不少舞曲。西曲歌指的是传播在今河南、湖北、湖南一带的民歌。《古今乐录》讲，西曲歌有三十四曲，其中有十六曲为舞曲。这十六曲是：《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三洲乐》《襄阳蹋铜蹄》《采桑度》《江陵乐》《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那呵滩》《孟珠》《翳（yì）乐》《寿阳乐》。十六曲中有不少是女子的情歌，可以推知这种舞必为女舞。西曲歌舞不是单人舞，而是队舞，原为十六人，到梁代减为八人。子夜吴歌是晋朝时吴（今江苏省）地女子子夜所作的情歌，也可作为舞曲，在民间流传很广。六朝和唐朝人的诗中，常把《子夜歌》和“前溪舞”连类并举，前溪舞是晋朝吴兴（在今浙江省）人沈充创作的一种舞蹈，在民间流传也很广。

    在北朝，自北魏以来，即盛行鲜卑“北歌”：《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北齐时，胡舞渐流行，其中有一种安乐舞，行列方正像城郭，是一种大型舞，北周把它叫作城舞，舞者八十人，舞时都罩上木制的彩绘兽面具，披着假发，穿戴着皮袄、皮帽。今天，在西藏的跳神舞中，我们还仿佛能看到这种舞蹈的风姿。在这时期，今新疆一带以及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有不少乐工、舞人挟着自己精湛的技艺，先后东来；中原的人民，喜好他们的艺术，并且努力学习他们的艺术。在各族人民的长期文化交流中，中亚乐舞、新疆乐舞和中原地区原有乐舞相结合，另形成一种具有新风格的乐舞；这种乐舞，为以后隋的“九部乐”和唐的“十部乐”开辟了先路。尤可注意的是，这时期在北方出现了一些带有情节性的舞蹈，如《旧唐书·乐志》和《乐府杂录》等书所记的“踏摇娘（《乐府杂录》作‘苏中郎’）”“兰陵王”“拨头”“苏幕遮”等舞便是。这些新舞的出现，更使中原地区的原有乐舞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唐代，中国的封建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艺术的各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唐代的舞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印度、波斯等民族的舞蹈艺术，孕育发展，又有了新的创造。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包括舞），就是集当时乐舞之大成。唐玄宗时，新创制的“霓裳羽衣舞”曲，在乐舞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安史之乱后，唐代的乐舞日渐衰落，“十部乐”也因政治上的剧烈动荡而散亡。五代十国时期，乐舞的兴盛和繁荣，始终赶不上唐朝。

    宋代继承唐代的“大曲”，并加以发展，于是宋代的歌舞剧开始登场。宋代的大曲，有歌有舞，歌舞相间进行，而且按照“歌者不舞，舞者不歌”之例，歌人与舞人分司其事，此点与明以后的昆曲及各地方戏唱做兼能者有很大不同。大曲的演奏，大体可分三部分：“散序”，“排遍”，“入破”。演奏前两部分，舞者不出场，至“入破”，演奏到达高潮，羯鼓、蛮鼓、大鼓与各种管弦乐齐奏，舞者入场，随着音乐的节拍，婆娑起舞。宋代大曲属于舞曲者，有“采莲舞”“柘枝舞”“花舞”“剑舞”“渔父舞”等多种。采莲舞和柘枝舞都是五人队舞，舞者多为女童。舞时有分作五方（东、南、西、北、中）的，有转作一行的，也有分为双行的。宋代的著名文人如郑仅、晁（cháo）补之、秦观、毛滂、洪适等，都有舞曲留世；文人们大量作舞曲，可见宋代的乐舞一定很兴盛。宋代有些舞曲，不仅带有故事情节，而且兼有宾白（歌唱之间的说白。两人对语叫“宾”，一人自语叫“白”）、念、唱。这种舞曲，为后世金代院本（剧本）与元代杂剧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舞蹈艺术融合于戏剧的表演中，成为正式的歌舞剧，盛行于南北各大都市。

    （常任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