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在这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这一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又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很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像19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等等。这些侵略者在用战争打败中国之后，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许多领土，取得了很多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特权，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开办工厂、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通商口岸，随便传教、办报纸、办学校以及进行其他文化侵略，等等。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者还和中国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就这样，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要地位。那时，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商品经济是不发达的。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受到了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地破产，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在封建经济受到破坏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里除了原先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社会了。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地，而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们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极力压迫和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时在中国社会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保存着，封建生产关系仍旧占着显著的优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始终得不到发展和进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一天天更加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是这样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且一天天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从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的时候起，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也就同时开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封建势力的斗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所以，中国近代史，又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光辉历史。

    （汝丰）

    鸦片战争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产阶级不但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而且通过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剥削和压迫经济落后的国家的人民。他们占有很多殖民地，是殖民主义侵略强盗。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越快，它国内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就越贫困。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经济上就出现了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从1825年开始，几乎每隔八年到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这对英国资产阶级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地需要在国外扩大商品推销市场，掠夺新的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成为英国侵略者眼中一块鲜美的肥肉。

    早在清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就曾经派了一个名叫马戛尔尼的特使到中国来，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割让岛屿、减低关税等无理要求，企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这种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要求遭到了拒绝。此后，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了一个名叫阿美士德的人来到中国，重弹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老调，也同样被拒绝了。

    英国侵略者耍“文”的花招没有行通，又使出了“武”的手段。早在1808年，英国政府就曾经把它的十三艘兵舰开到我国广东海面，劫掠澳门，闯入虎门，后来被中国水师击退。阿美士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护送他的英国舰队也曾经在广东海面轰击中国炮台和船只。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在中国刺探情报的传教士郭士立，甚至狂妄地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气焰十分嚣张。到了1833年，英国派出的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他为了执行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意志，竟指挥兵舰侵入虎门要塞，发炮攻击，只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才狼狈退出。这些例子都表明了英国侵略者处心积虑地企图用一切手段打开中国门户的野心。

    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试过了，但中国的门户还没有被打开。怎么办呢？英国资产阶级最后竟然利用鸦片来作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把鸦片运到中国大量推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4570箱，到了1838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已经激增到40200箱了。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得到了惊人的暴利，而中国人民则严重地受到了鸦片带来的祸害。

    鸦片是一种毒品，俗名大烟，它含有大量吗啡和尼古丁，毒性很强，会使吸食者受到严重的摧残。吸食鸦片的人，中了毒以后，慢慢就变得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而且吸了就会上瘾，一旦不吸，就浑身瘫软，涕泪横流，像生了重病一样。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量推销鸦片，是非常卑鄙恶毒的，它利用这种毒品一方面残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勾引吸食者上瘾，不断增大销售量，来攫取暴利。结果，不但使得中国人民日益衰弱和贫困，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而且使中国的货币（白银）大量地外流，国家的财政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人民对鸦片贸易的激烈反对，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利益，才被迫进行了反对鸦片的斗争。

    1838年底，清朝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禁烟十分坚决，他在人民的支持下，查缴和烧毁了运到中国的鸦片，并且要外国侵略者保证永远不再贩卖鸦片。禁烟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又是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国严禁鸦片，沉重地打击了他们。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禁烟失败后，就不顾一切地使用武力来实行侵略了。1840年6月，大批英国军队开到了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林则徐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中英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这次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因为战争的爆发是由鸦片问题直接引起的，所以叫作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正义战争，英国侵略者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时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极端腐朽，他们被外国侵略者的洋枪大炮吓破了胆，最后向外国侵略者投降求和，中国因此失败了。清朝政府还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出卖了国家民族的主权和利益。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灾难更加深重了。

    （汝丰）

    林则徐 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是鸦片战争时期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为官清廉，办事公正认真，深得老百姓的爱戴。

    1837年至1838年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总督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最高长官。湖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正是英国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鸦片贸易不但遍及沿海各省，就是在湖北、湖南这样的内地省份也非常猖獗。烟毒泛滥的祸害使人触目惊心。当时广大人民强烈地要求严禁鸦片，清朝政府中的一部分爱国官员，也纷纷提出禁烟的主张，林则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他所管辖的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大大地打击了吸毒者和贩毒者，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但是，禁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反侵略斗争。它不仅受到英国侵略者的抗拒和破坏，而且还受到许多当权的大官僚的反对和阻挠。林则徐和许多主张禁烟的官员一起，与反对禁烟的反动官僚集团进行了斗争。他大声疾呼：“如果不把鸦片严加禁绝，将来国家不但无人可以当兵，而且也将无钱维持财政开支。”林则徐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而说这些话的；但禁烟的正义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深得人心。清朝皇帝也不能不考虑，如果不禁鸦片，那么皇帝的宝座也将被鸦片冲垮，最后，不得不接受林则徐的主张，并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深知在满朝贪污腐败的一片黑暗之中，禁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使命。他向自己的师友们表示：“祸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定要尽一切努力，为国家除掉鸦片这一毒患。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以禁烟为中心的反侵略斗争，从此进入了更加尖锐的新阶段。

    广州是外国侵略者进行贩毒活动的中心，人民群众反对鸦片的斗争也最强烈。1838年底，广州当局曾经处决了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当时英美烟贩竟纠众阻拦，从事破坏，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一万多人举行了示威，并且用石块把这些气焰嚣张的侵略分子赶走了。人民群众高昂的反抗精神，对林则徐是巨大的鼓舞。他到了广州后，庄严地向外国侵略者宣布了自己坚定不移的禁烟决心。他说：“鸦片一天不禁绝，我就一天不回去，一定要全始全终，决不半途而废。”

    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做了很仔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到广州以前，他对广东鸦片走私的地点及鸦片贩子的姓名，都已大致调查清楚。到广州后，他一面加紧整顿防务，一面严办烟犯。他向外国烟贩宣布，必须在三天内把鸦片全部交出，并且要写下永远不再贩烟的书面保证，否则，查出来了，不但鸦片全部没收，贩毒者也要依法处死。这种严正不苟的态度，使外国侵略者十分害怕，但这些老奸巨猾的家伙仍然想尽种种办法，企图狡赖顽抗。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还特别赶到广州，亲自策划破坏。林则徐看穿了他们的阴谋，采取了断然措施。他一方面立即把企图潜逃的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截回，另一方面又派兵把外国毒贩的大本营————商馆封锁，把商馆与海上的交通也截断，还派水师在海面巡逻，严密监视外国船只的行动。同时，他又严峻地宣布外国侵略者违抗了禁烟命令，再一次通知他们把鸦片全部交出，否则就立即依法惩办。

    在林则徐的坚决斗争下，外国侵略者的反抗和破坏被粉碎了！他们被迫交出了两万余箱鸦片，一共重2376254斤。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把这些鸦片集中在虎门海滩销毁，一连烧了二十多天，才把所有的鸦片全部烧毁。这就是震惊世界，使外国侵略者胆寒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它不仅是禁烟斗争的一个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第一个大胜利。它长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灭了敌人的侵略威风。猖狂一时的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受这样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得不暂时低下头来。

    但是，贪得无厌的英国强盗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进行了种种破坏和挑衅失败后，就不顾一切地采取武装侵略的手段了。

    1840年6月，英国派出的舰队到达广州海面，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鸦片战争爆发了。

    在洋枪洋炮面前，林则徐承受着严峻的考验。他并没有被侵略者的武力吓倒。在战争爆发前，他一直认真备战，严密防守。这时，他又在各个要塞增添兵力，加强守卫，并且坐镇虎门，亲自指挥。他看到广大人民反侵略的意志十分坚定，相信“民心可用”，因此，他不但把沿海村庄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加以训练，而且公开宣布，在外国侵略者进犯时，“准许人人持刀痛杀”，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奋起抗战的革命热情，也使他自己得到了最广泛、最有力的支持。

    正是这样，进犯广东的英国侵略军在爱国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处碰得头破血流。特别是沿海渔民组成的突击队，常常趁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地乘着小船，用火箭、火罐、喷筒等火攻，使英国强盗吃尽了苦头。他们只好每天东漂西泊，不定行踪，夜里也不敢停下来，恐怕被火船突然袭击。最后，他们看到在广东占不到便宜，只好放弃进攻广东，而去侵犯福建、浙江。

    可是，腐朽的清朝统治阶级，不但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就对林则徐这样的爱国者，也不加以信任和支持。当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一直打到天津海口后，他们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原来反对禁烟、主张妥协投降的那些反动大官僚又重新嚣张起来，硬说英国侵略者的进攻，是林则徐禁烟闯下的大祸，说什么只有惩办林则徐，才能避免战祸，等等。这时，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也吓坏了，他竟不分青红皂白，把林则徐的官职革掉，而把主张投降妥协最卖力气的直隶（今河北省）总督琦善，派去代替林则徐。鸦片战争终于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妥协而失败了！

    （汝丰）

    关天培 陈化成

    关天培和陈化成都是当兵出身的清军名将，在鸦片战争中，他们都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壮烈牺牲，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关天培是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统辖全省海军的长官）。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广东的挑衅活动日渐频繁，中国已经面临着日渐严重的武装威胁。关天培知道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临行前，他先把妻子母亲都送回故乡，自己只身赴任，决心应付任何事变。

    到达广州后，他便积极地整顿海防，加修工事，勤练士兵，从不松懈，广东的防务大大加强了。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侵略者屡次进行武装挑衅，都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归于失败。

    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关天培总是身先士卒，英勇奋战。特别是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洋自卫反击战”中，英国军舰集中火力向他的坐船轰击，一时硝烟弥漫，水浪如柱，但关天培毫不畏惧，仍然挺立桅前，挥刀督战。甚至敌人的炮弹打坏了船桅，他被桅木的破片所伤，还是奋不顾身地指挥部下发炮还击。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打得敌人纷纷落水，装有大炮二十尊的英舰“海阿新”号，也受了重伤，最后只好狼狈逃走。

    鸦片战争开始时，林则徐、关天培等坚决抵抗，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的进攻并未得逞。但是后来浙江定海失陷，英舰北驶，清朝统治者害怕起来，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林则徐被革掉了职务，投降派的琦善反而得到了重用。自此以后，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琦善是彻彻底底的保守派，他以新任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了广州以后，一意主和。为了求和，他竟在军事上实行撤防，把兵船裁减了三分之二，又把海口内的木排铁链等防御设备大部分拆除，至于招募来的渔民丁勇，他干脆全部解散了。像虎门这样的咽喉要地，则只留下了几百人驻守。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形势已是危如累卵，而琦善却还以为只要答应割地赔款，就可以换来“太平统治”。

    就在琦善做着“太平”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在1841年1月7日，突然进攻沙角、大角两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率领士兵英勇死战，但琦善不发援兵，最后陈连升壮烈牺牲，炮台也落入了敌手。从此，虎门要塞洞开，英军长驱直入。

    1841年2月25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这时，虎门只有少数兵力分守各个炮台，防守力量不足。关天培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到广州向琦善痛哭求援，很多官员也都全力恳求，但琦善仍然无动于衷，完全不理。关天培在求援落空的情况下，自知寡不敌众，于是，抱着必死决心，率领仅有的微弱兵力，顽强奋战。第二天，英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他们集中了猛烈的炮火，疯狂地向关天培坐镇的靖远炮台轰击，战斗异常激烈。当天下午，琦善仍然不发援兵，关天培的部下大半都已经英勇牺牲了，他自己负伤十几处，鲜血淋漓，连衣甲都已湿透，但他仍然激励士兵，奋力苦战，自己还亲自发炮还击。这时，英军已经攻下另外两座炮台，绕道由背面攻上来，他毫不退缩，拔出战刀与敌人白刃相接，浴血死战。最后，敌人的一枚炮弹打来，这位六十二岁的老英雄，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壮烈牺牲了。

    陈化成也是清军中英勇善战的爱国老将，他是福建同安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年近七十，从福建调任江南提督，驻防在上海附近的吴淞。他治军很严，但对士兵非常爱护。他的作战经验很丰富，每战必奋勇当先，对敌人毫不容情，所以敌人都很害怕他，把他看作“陈老虎”。

    1842年5月，英军攻陷浙江省的海防重镇乍浦，吴淞受到严重威胁。陈化成召集部下宣布抗敌决心，他说：“我自从参军入伍，已近五十年，出生入死，难以数计。人人都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只要我们没有怕死的心，那么敌人就不能不被消灭。”他又说：“敌人依恃的不过是炮而已，但我们同样可以用炮来制服他。西台发炮，东台响应，敌人顾此失彼，胜利必属于我们。”将士们在他的激励之下，一个个斗志昂扬，决心誓死痛击胆敢来犯的侵略强盗。

    1842年6月上旬，英国大批军舰集结吴淞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时，清朝另一个投降派两江总督牛鉴非常害怕，竟亲自去见陈化成，说英国军队锐不可当，不如准备财礼迎接犒赏，妥协了事。陈化成听到这种无耻的投降论调，非常愤慨，他表示绝不放弃战斗。

    6月16日，英国军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化成亲自驻守吴淞西炮台指挥战斗。战斗中，全体官兵英勇杀敌，击毁了敌舰两艘，狠狠地惩罚了侵略者。

    就在这时，原来畏敌如虎的牛鉴知道打了胜仗，又耀武扬威地摆起全副仪仗出城观战，英军发现目标，就用大炮猛轰，牛鉴一听炮响，吓得一溜烟儿地逃跑了。后来英军打到南京，也正是他首先出面接洽投降，接着由耆（qí）英和伊里布接受了侵略者的全部条件，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牛鉴的逃跑，严重地影响了军心，驻守吴淞东炮台的指挥官也跟着逃跑了，阵地最终被敌人占领。陈化成失去了呼应，而敌人的炮火这时更加猛烈。但是，陈化成仍然坚守阵地，寸步不移。他手持红旗，镇静如常地指挥守军作战，连续击伤几只敌舰。英军见久攻不下，改由侧面攻击，这时陈化成已经身受重伤，仍忍痛亲自发炮轰击敌人。等到侧攻的英军登上炮台，陈化成虽然中弹倒地，仍然奋起拔刀肉搏。但是，由于受伤太重，无力再战，终于光荣地牺牲了。临死之前，他还用微弱的气力低声叫着：“不要怕！发炮！”

    （汝丰）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众民合力强敌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州附近以三元里为中心的一百零三乡人民，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上面的诗，就是当时诗人张维屏对这次斗争的描写和颂赞。

    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军逼近广州城，驻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异常恐慌，派人出城向英军接洽投降，英军勒索了六百万元赎城费，还逼迫清军退出广州六十里，才肯撤兵。奕山答应了侵略者的条件，订立了投降条约。群众对清朝官僚的无耻投降非常不满，而英军又在广州城外恣意横行，无恶不作，这就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5月29日，英军闯到三元里，抢掠耕牛，奸淫妇女。群众奋起抗击，消灭了十几名侵略军。次日，斗争进入高潮，三元里和附近各乡群众大约五六千人，拿着长矛大刀和农具，举起三元古庙的三星旗，浩浩荡荡地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这些侵略强盗完全没有料到会受到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的攻击，当他们被震天动地的怒吼惊醒，看到漫山遍野都是手持刀矛锄耙的人群，才知道大事不好，吓得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派出大队人马下山反扑。他们以为自己有洋枪大炮，只要冲了下来，就能把群众吓跑。但机智勇敢的三元里人民打了一阵以后，就边战边走，把英国侵略军引到三元里的牛栏岗一带团团围住。英军看形势不利，拔脚想跑。但是，鼓角齐鸣，杀声震天，四面八方都是愤怒的中国人民，他们已经插翅难逃了。这时，闻声赶来的群众越聚越多，成千上万人，难以计数，连妇女儿童也都出来参战助威。中午，恰好雷雨大作，敌人的火药完全淋湿，洋枪失去作用。这些强盗狼狈极了，他们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外边有群众的包围，地下又满是泥水，又饿又冷，进退不得。有的伏在瓜棚架下面，浑身发抖，有的丢下洋枪，叩头流血求饶，“乞命之声震山谷”。相反，三元里乡民的斗志更加激昂，情绪更加高涨，他们精神抖擞，越战越勇。直到当天下午黄昏时分，雨越下越大，天也黑了，英国强盗才连爬带滚，摸着黑逃了回去。这一天，三元里人民依靠原始的武器，打死了英国官兵二百多名，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牛栏岗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人们的斗志。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两万多人高举着三星旗奔向四方炮台，把敌人密密麻麻地包围起来。英国强盗知道突围是没有用的，只好向腐朽的清朝政府求救。果然，一求就灵，奕山正害怕人民群众的斗争坏了他的投降大事，马上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来替英军解围。余保纯忘记了平日知府的威风，徒步到三元里，向群众鞠躬作揖，替英军讨饶，忽而恳求，忽而恐吓。但群众仍坚持不散，余保纯又去威胁参加斗争的士绅（旧社会称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地主或退职的官僚为士绅），这些人在他的恐吓下开始动摇，群众的情绪受到影响，终于陆陆续续散开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不但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支持，反而被他们破坏断送了。

    （鲁素）

    《南京条约》

    1842年，英国舰队开进长江，先后攻占吴淞、上海、镇江，并进围南京。清政府在侵略者的这种凶焰面前吓破了胆，决心更加公开地走向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相反的道路，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所以《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有以下几条：①中国割让香港岛。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和商业基地。②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这样，封建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了。③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④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要“秉公议定”。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有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英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出售商品，来排挤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控制中国的市场，并且可以从中国掠取大量廉价的原料。⑤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受任何限制。从此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接触，选择和培养他们的代理人。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了《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主要有：①领事裁判权，规定凡英国人和中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有这一条规定，侵略者就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了。②片面的最惠国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根据这个条例，任何侵略者在中国获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总之，《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美珍）

    《望厦条约》

    19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还远远不能和英国相比，甚至比法国也落后得多。但是，美国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活动却十分积极。

    和英国侵略者一样，美国早就把鸦片作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要工具。英国烟贩在中国大规模贩毒的同时，美国烟贩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了一家例外，其余全部经营鸦片贸易。从嘉庆十一年到道光十四年（1806——1834），仅仅根据海关报告，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入广州的鸦片就有8901箱。实际上，美国烟贩贩运鸦片主要是依靠走私，因此，他们运到中国的鸦片要比上述的数量多得多。只是由于英国垄断了印度这样一个鸦片的最大产地，所以美国当时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才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在鸦片走私活动中，美国毒贩的手段并不比英国逊色。美国烟贩的贩毒船只，常常悬挂着美国国旗作为掩护，或者把大批鸦片装到棺材里，冒称船上水手的死尸，抬到陆上发售。甚至特别制造一种船只，叫作“鸦片飞剪号”，实行武装走私。这种特制的走私船只，行驶迅速，武装齐全。有一个美国人描写一只叫作“安特洛甫号”的这种“飞剪号”船说：“每一边装置大炮两座，船中装置汤姆炮一座，船桅四面满列长枪，船舱内有大箱，贮备大量手枪及刀剑。”当碰到中国的缉私船时，“鸦片飞剪号”就公开进行武装对抗。

    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虽然由于力量不足，没有直接参加武装侵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和英国狼狈为奸，积极支持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成为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

    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商人就曾经积极帮助英国侵略者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在虎门销烟后敢于长期禁止英商具结进港，主要就是倚仗美国商人的帮助。当时美商代运、代销、代购，包办了英国在华的进出口商务，使得英国对华贸易并未因为拒绝进港而受到任何影响，因此义律才能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进行顽抗。他曾亲自对美国旗昌洋行（当时美国烟贩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贩毒组织）经理福士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商人帮忙，他早就会为了贸易利益而具结进港了。

    美国传教士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这场侵略活动，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号”来到中国，胡说什么“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把杀人不见血的毒品，说成就像在愉快的野餐中饮一杯甜酒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在鸦片的麻醉之外，再加上一种精神的麻醉。1839年，有一个在广州活动的美国医生彼得·巴驾还写信给林则徐，劝林则徐“不要动武”，忘记“过去的一切仇恨”。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极力为英国侵略者辩护，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亚当姆斯在1841年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完全正当的，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纳维斯则更加狂热地为这次侵略战争喝彩，他大叫大嚷：“不管正当不正当，这次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美国之所以极力充当英国的帮凶，根本目的是企图通过这次战争，趁火打劫，攫取侵略特权。早在1839年5月，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看到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已不可避免，就曾经上书美国政府，要求立即联合英、法等国采取行动，以便“中国如果有好处给了别国”时，“美国也可以同样得到好处”。所以，《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看见英国得到了那么多的利益，非常眼红，立刻跟踪而来，利用清朝政府战败的惧外心理，从事讹诈和勒索。

    1843年5月，美国政府派顾盛为专使，统率战舰三艘，前来胁迫中国订约。1844年2月，顾盛到达澳门，就威胁说美国舰队正源源而来，如果清政府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就“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清政府被美国的战争威胁所吓倒，1844年7月3日，派耆英和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34款，除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所载的特权外，还增加了许多新条款，主要内容有下面四点：

    1.肯定了“利益均沾”的原则。在《望厦条约》中规定，中国如果给其他侵略者任何特权和利益，美国要“一体均沾”，也就是说，美国也可以取得同样的一份。这就等于从清政府手里拿到了一张无限期出卖中国主权的支票，美国可以任意取得所有侵略者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和利益。此后，其他侵略者纷纷要求给予“利益均沾”的特权，“利益均沾”成为各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共同基础，中国成为各国侵略者共同宰割的对象。

    2.剥夺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南京条约》规定海关税则由中英“秉公议定”，《望厦条约》就更进一步规定，中国海关税则的改变，要得到美国领事的允许。从此，外国领事掌握了中国海关税率改变的大权。正是这样，整个19世纪，外国货物进口，都按照值百抽五，或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一直没有改变，大大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

    3.彻底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望厦条约》把订约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由刑事扩大到民事，由五口扩大到其他各地，由有约国人扩大到无约国人，彻底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分子，在领事庇护下，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4.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望厦条约》以前，只有外国兵舰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停泊。《望厦条约》把商船也包括在内，从此，外国的兵舰、商船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横冲直撞。

    总之，《望厦条约》比《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杨遵道）

    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是由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洪秀全所创立的一个革命农民组织。这个组织，在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和团结农民革命群众以及后来促进农民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的日益悬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的矛盾就已相当尖锐。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支出大量战费和赔款，大大加重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利用特权，无情地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膏血。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他们为了生存，就只有起来斗争，而鸦片战争中清朝所暴露出来的武装力量的腐败情形，又加强了劳动人民起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所以，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的反封建斗争渐趋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在1843年到1850年间，规模较大的群众起义和骚动事件，就有七十多起，几乎遍及内地各省。特别是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社会动荡特别剧烈，所以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但是，遍布这些地区的农民斗争，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所以往往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斗争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农民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

    “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人。1814年1月11日出生于一个中农的家庭，父兄都以耕田谋生。秀全七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异常，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又自读中国史籍，但不久即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在家帮助父兄耕田。随后他受聘为本村塾师。洪秀全自幼生长在农村，又直接参加过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从十六岁起，屡次赴广州应试，都没有考中，很受刺激；在鸦片战争中，他亲眼看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广州人民英勇抗英的伟大力量。这一切，促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去广州应试，又没有考取。回家以后，他偶然翻看了一本前几年去广州应试时得到的书————《劝世良言》，在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上，得到了启示，他觉得可以利用其中所说的一些宗教形式来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于是，他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之弟，下凡拯救世人，创立了“拜上帝会”。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冯云山，他是洪秀全的同乡，是“拜上帝会”的得力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最初，他们两人在家附近各村镇间活动，吸收会众。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和冯云山远出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传教。不久，洪秀全回花县，冯云山继续在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的紫荆山区进行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回到花县的洪秀全，在1845年至1847年间，著述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进一步阐述了“拜上帝会”的教义。在这些作品中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宣布只有真神“皇上帝”是天下最高的主宰，而地主阶级在精神上统治农民的一切神仙菩萨、妖魔鬼怪，都只是“阎罗妖”的化身。洪秀全号召人民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实际上这是用宗教的语言号召农民进行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洪秀全在作品中，还巧妙地把原始基督教义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朴素的平等主张。他宣布人们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号召人们去改变极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而斗争。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所提出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百余年前，对长期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农民来说，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拜上帝会”很快便成为组织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当1847年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区时，“拜上帝会”已拥有会员三千余人。“拜上帝会”的群众在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下，同当地的地主武装团练展开了斗争。1851年1月11日，终于爆发了金田起义，开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马汝珩）

    金田起义

    金田村位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南麓，这个地方万峰重叠，形势险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儿爆发的。

    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就致力于发动和团结群众的工作。他们先后在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紫荆山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间，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相继加入，拜上帝会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洪秀全等秘密地建立了军队，制造了军械，筹备了军费，规定了纪律，一支革命队伍逐渐形成了，金田村成为巩固的革命据点。

    在这期间，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以及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武装起义已渐趋成熟，洪秀全就向各地拜上帝会群众发布了向金田村团营（集中）的命令。先后到达金田的有一万余人，男女都有，其中以农民为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也有一部分游民、知识分子和个别的地主、商人。在这些革命群众中，以汉族为多数，同时也包括不少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的贫苦劳动者。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参加的革命武装。

    当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集中时，金田村的形势十分紧张，拜上帝会和团练、清军的冲突更加尖锐频繁。洪秀全、冯云山为了避免清军的追踪，躲到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洲胡以晃家中，不料被清方侦知，清朝军队包围了花洲。团聚在金田村的拜上帝会会众得讯，在杨秀清等率领下前往营救，一战大败清军，迎接洪秀全等回到金田。于是就在洪秀全诞辰那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金田村附近勇猛顽强地战斗，屡次挫败了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清军，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1851年9月25日）占领了永安州城（今蒙山县）。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已称天王，攻下永安后，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同时又订立了各种制度，揭发了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奸细，革命力量进一步巩固了。

    太平军所发动的武装斗争，在清廷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调集了大批军队，对太平军围堵追袭，企图尽早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些军队虽然兵员多、武器好、粮食足，但是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将帅间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差。在团结一致、勇敢善战的农民军面前，可谓束手无策。

    1852年4月初，太平军又突破了清军的包围，长驱北上。6月克全州，入湖南。9月太平军猛攻长沙不克，转道益阳、岳州，向湖北挺进。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湖北省城武昌。

    太平军在湖南、湖北进军途中，一方面和清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另一方面杀逐官吏和土豪劣绅，焚毁田契债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革命的扫荡；同时把财物散给贫民。因此，各地贫苦群众纷纷参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太平军刚进入湖南时，不过五六千人，但占领武昌后，太平军的队伍已增加了许多倍。可惜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领导人————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在全州、长沙壮烈牺牲，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即乘胜前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发，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太平军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了江南第一大城市————南京。

    太平天国在攻下南京以前，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攻下南京后，正式在这里定都，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止，这里就一直成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

    （张革非）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进行革命和建国的伟大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斗争要求。文件规定一切土地财产都不应该私有，在这个原则之下，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当然应该没收，分配给农民耕种。文件规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将所有土地按好坏和产量分为九等，按人口多寡和劳力强弱，平均分配。妇女也可以和男子一样分到土地。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每家种桑织布，养鸡养猪，每二十五家设置木匠、石匠等搞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每年全部收成除留给自用外，其余都归国库，个人不得私有。婚丧嫁娶由国库开支，老幼无依的人由国家抚养，丰荒相济，彼此帮助，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乐园。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它的内容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每二十五家为一个单位，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年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战时杀敌，平时为农。军帅以下称乡官，军帅以上设监军、总制，称守土官。

    按照这种组织制度，每二十五家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的基层单位，统辖于两司马之下。两司马的权力很广泛，从组织生产到居民消费，以及军事、民政、财经、司法、教育、礼仪、宗教无所不管。其中特别规定：“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奖励好好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两司马的权力虽然很广泛，但规定有严密的保举升贬制度，以杜绝破坏分子从中弄权作恶。好官可以随时提升，坏官也可以及时撤掉。

    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革命和建国的纲领。这个纲领有着彻底地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意义，它激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许多农民对地主不交租或少交地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并使农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天朝田亩制度》企图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流通，这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并且没有无产阶级进行领导的情况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在当时也没有实行。

    （张革非）

    太平天国的北伐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初，由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的两万余名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太平天国史上可歌可泣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初期进军非常顺利，几个月内，经安徽、进河南、渡黄河，转入山西，折而进至直隶（河北），真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可惜在渡黄河的时候，由于船少人多，一个星期才渡过一万多人，还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在南岸受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回天京。北伐军没有全军渡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量。

    1853年10月底，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克静海、独流，前锋进抵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北京大震。清朝皇帝把财物都运往热河，准备逃跑。大小官员纷纷出城逃避，北京乱成一团。在这反动统治的生死存亡关头，封建统治者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前往防堵北伐军。天津地区的地主富商，也出于阶级仇恨，自动组织起团练武装，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北方天寒地冻，太平军缺乏寒衣粮草，给北伐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1854年年初，北伐军进攻天津不下，便南下阜城，等待天京的援军。

    北伐军在天津受挫的消息传到天京，天京方面就积极抽调兵力，组织援军。北伐援军于1854年2月4日从安庆出发，3月在丰工抢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山东当时灾情严重，饥民遍野，太平军经过这里，群众纷纷参加进来，这就大大增强了北伐援军的力量。4月间，他们就攻下了山东北部重镇临清州，这里离阜城只有二百多里，两军的会师已是指日可望了。可惜援军没有能继续北上和北伐军会合。清军撤出临清时，烧毁了所有不能劫走的粮草，这时又包围临清，断绝了城中的接济。北伐援军中新参加的群众大都没有受到严格的整顿训练，更缺乏革命的教育和锻炼。许多新兵到了临清州，见到大军粮草一时接济不上，竟然动摇起来，纪律松弛，纷纷逃散。北伐援军的领导和太平军的老战士屡加劝阻也约束无效，队伍一时陷入紊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北伐援军只好撤出临清。在撤退的路上，援军曾经一度打败追击的清军，但是后来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当北伐援军到达临清州的消息传来，李开芳、林凤祥等非常高兴。他们组织兵力于1854年5月初从阜城突围到达直隶东光之东西连镇，并决定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率马队二千多人进入山东高唐州迎接援军。李开芳到这里才知道北伐援军已经失败。他们不但得不到支援，反而使林、李两军从此分开，各自孤军作战，力量更加单薄。但是林凤祥仍然率领几千太平军和清军展开无数次血战，坚守连镇十一个月。残暴的清将僧格林沁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围墙，挖深壕，包围连镇，又挖开河水灌入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最后以吃树皮充饥。在这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贞不屈，战斗到底。1855年3月林凤祥率余部突围，不幸被俘，被敌人用极刑杀害。临刑时，他怒目看伤处，满怀着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深仇大恨，英勇就义。李开芳在高唐州也一直坚决抵抗清军的围攻，后来突围到茌平县的冯官屯。清军在攻破连镇后，便集中全力进攻冯官屯。僧格林沁又用老办法引运河水灌入城内，李开芳在突围中被捕，1855年6月在北京英勇就义。临死之时，他“笑语如常，旁若无人”，异常从容镇定。与此同时，北伐军全体将士也都壮烈牺牲，北伐战争终于失败了。

    北伐军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在没有根据地和缺乏粮食军火的情况下，转战几千里，连克州县数十个，给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也给长江流域太平军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北伐军以极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达一年之久，才在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形下宣告失败。

    （美珍）

    杨韦事件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已经三年，这时期，太平军一方面举行了西征、北伐，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立法建制，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政权，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是，农民阶级的许多弱点在革命胜利时期也愈来愈显露出来了，如保守、狭隘、自私等观念反映到政治作风上，就发展为闹宗派、闹个人权威等不良倾向。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不少地主、商人等剥削阶级分子被卷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些人有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奸细；有的是政治野心家，投机分子，他们带来的剥削阶级意识严重地侵蚀着革命队伍，有的则伺机从中破坏革命，夺取革命果实。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反而在革命大好时机，爆发了领导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最后导致领导集团的公开分裂，这就是发生1856年9月的“杨韦事件”。

    这时期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除了天王洪秀全外，还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等。他们在革命初起时，能团结一致，保持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革命作风。但到天京后，就逐渐起了变化。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但后来就逐渐沉醉于豪华的宫廷生活，很少过问政事，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杨秀清出身于极贫苦的雇工家庭，从小就成了孤儿，随伯父在紫荆山区种山烧炭过日子，为人刚强有胆识，常常领导人们反抗贪官污吏的勒索，成为烧炭工人的领袖，后来参加了拜上帝会，共谋革命。杨秀清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自从他被封为东王后，他就成为实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高指挥。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杨秀清的领导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宗派倾向，使得即使像杨秀清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于摆脱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定都天京后，他逐渐骄傲自满起来，看不起洪秀全，甚至假借天父下凡附在他身上的名义要杖责洪秀全，对其他各王也加以排挤，随意斥责，对部下严刑苛罚，引起天王和许多将领的不满。这些情形都被北王韦昌辉看在眼里。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富商家庭，他在家乡的时候，因受到当地大地主官吏的压制排挤，无法立足，才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这时，他表面上对杨秀清表示特别恭顺，却早已拉拢了一批不满杨秀清的诸王和高级将领，密谋伺机杀死杨秀清，篡夺革命政权。

    1856年夏天，正当革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杨秀清决定逼迫洪秀全让位，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却立即秘密派人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准备对付杨秀清。韦昌辉一接到命令，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1856年9月2日深夜，韦昌辉到达天京，立即包围了东王府，杀死了杨秀清及其全家。此后又借搜捕“东党”为名，乘机扩大事变，继续捕杀了两万多名优秀的革命干部。天京城内人心惶惶，造成了一种恐怖局面。10月间，正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听到消息，连忙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可是韦昌辉竟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结果石达开在京的全家老小都被杀害了。韦昌辉这种极端阴险狠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间，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洪秀全被迫把韦昌辉杀死了，同时杀死了秦日纲、胡以晃等二百多人。韦昌辉在天京将近三个月的恐怖统治这才算结束了。

    经过这场大屠杀，太平天国的许多优秀革命干部牺牲了，太平军的实力大受损伤，太平天国革命形势从此逆转，开始由胜利发展走向停滞和衰落了。

    （美珍）

    石达开

    石达开（1830——1863），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他很早就参加了拜上帝会，在贵县地区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金田起义时，他带领一支拥有三千多名武装齐全、训练有素的队伍加入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的主力部队。金田起义后，石达开一直和萧朝贵带领着先锋队在最前线作战。两个人都以勇猛无敌著称，军功卓著。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年仅二十岁的石达开便被封为翼王，成为革命领袖之一。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9月），萧朝贵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从此先锋队的总指挥就由石达开担任。他率领大军沿江东下，破汉阳，下武昌，攻安庆，克南京，大小数百战，每战必胜，为全军的胜利前进打开了通道。这些胜利的取得，根本原因固然是太平军全体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但作为军事指挥员的石达开在革命战争中所锻炼出来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石达开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善于审度军情敌势，正确制定作战策略，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避敌锋芒，攻敌弱点，出奇制胜，所以战果辉煌。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又亲率大军西征，西征的目的是收复太平军在进攻南京时放弃的长江上游各地，以便扩展太平天国占领区，更好地巩固天京。1854年，石达开带领太平军在安徽一举克复了二十二个州县，扩大了太平天国在安徽的地方政权。1855年1月，由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湘军围攻九江。为了和反革命争夺长江上游，石达开又奉命率军西上。石达开进驻湖口指挥时，先扼守据点，坚壁高垒，不和敌人决战。一到晚上则虚声恫吓，骚扰敌人。如此月余，弄得湘军求战不得而又疲惫不堪。于是石达开故意撤开湖口守兵，把一部分湘军水师诱入湖内，然后封锁湖口。湘军水师被截成两段后，太平军再用小船火攻外江的湘军水师，取得了湖口九江大捷。石达开乘胜西进，又一次攻克了武汉。

    1855年10月，湘军兵力集中于武汉外围，攻打武汉，江西敌人防守空虚。于是石达开采取了攻江西以救武昌的战略，率大军从湖北进入江西，连克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地，迫使曾国藩退入南昌困守。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都落入了太平军手中，围困武昌的湘军也不战自溃了。

    足智多谋的石达开，就用这种灵活多变的指挥，给了反革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对石达开，真是闻风丧胆，畏忌异常。石达开不愧是太平天国的第一等军事人才。

    1856年9月间，“杨韦事件”发生，不久，洪秀全下令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到天京。当时“全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并且“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达开的辅政，深得全体军民的衷心拥戴。可是洪秀全猜疑他，不肯信任他，并且封了自己的兄弟洪仁达、洪仁发为王来牵制他、排挤他。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便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离开天京，带领了一大批军队，脱离太平天国的领导远征四川去了。石达开的出走虽然起因于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排挤，但这种不顾大局、离心离德的行动，分散了革命力量，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石达开虽然很有才干，但一旦离开了革命中心，独树一帜，孤军作战，常常陷入粮弹不继、军心涣散的局面中，战斗也就难免常常失利。他的军队先后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贵州等省，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到云南边境，折入四川。5月，石达开率军到大渡河边紫打地（今安顺场），未及渡河，即为清军围住。这里地势险恶，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石达开的军队陷入了绝境，数次突围，都未能成功，坚持了二十余日，军队伤亡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竟幻想牺牲一己，换取封建统治者对于他部下将士的宽宥，便将自己捆绑起来，到清营中去。但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狠毒的，他们决不放过任何残杀革命力量的机会，终于卑鄙毒辣地将石达开军队两千余人全部残杀了，石达开也于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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