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时西域之情势

    超在京师，佣书有年，郁不得伸。会显宗（明帝庙号）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东汉时设兰台令史六人，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后坐事免官。显宗十六年（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假司马，言权借使为司马之官，即暂署之意），将兵别击伊吾（今新疆之哈密）。战于蒲顿海（今天山路南之巴尔库勒），多斩首虏而还。此乃我国大冒险家，抛弃佣书之生涯，初发展其雄图之日也。

    定远一生之功业，尽在西域。则欲叙其建功之历史，不可不先知两汉时西域之情势。

    汉时西域，以今地释之，为新疆行省，中国西北一大部也。西倚葱岭，南凭昆仑，北负阿尔泰山，东界甘肃。山有天山、祁连之胜，川有伊犁、塔里木之大。其物产有哈密之瓜、和阗之玉；兽皮五金，尤充牣焉。昔雄才大略之汉武，慕其名马，思与之交通，而张博望乃冒万险以开拓之。博望当日，足迹所临，至远者，乃离长安一万二千余里，跋涉今之新疆、俄属土耳其斯坦、印度之北部。断匈奴之右臂，振汉族之威声，凿欧亚之孔道（当海道未通之时，欧州人之来中国者，皆自印度北行，经新疆者而入中国），辟万里之新陆。此即超佣笔时，日夜所崇拜之人也。以为大丈夫得志于时，此事非异人任矣。

    汉武之时，匈奴寖衰。元成间，以五单于（单于读如善于，匈奴人犹言王也）争立，南向稽颡，求为我国之藩属以自庇。中国国威，震于域外，惟此时为盛。既而王莽篡立，轻蔑远夷，贬易侯王，匈奴及西域皆怨。匈奴东结乌桓鲜卑之众，西连西域诸国，频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急修内治，不遑驰域外之观也。因此匈奴益骄，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故于路上以泥作灶形，遇寇至，昼则在灶中出烟，夜则出火，以为告警呼救之记号。高丽未灭时，犹用烽火之法，西人称为火电信）时及山陕边鄙，为汉民患。未几，匈奴内乱，分为南北。南匈奴通款内附，如元成间故事（谓西汉元帝成帝时也）。而北匈奴方负，固不服，竭力联合西域，以重其势。汉之河西郡县，边警日至，城门昼闭。于时汉与西域使命不通者，已越六十五年。张博望、傅介子已成之功业，至此尽付之流水。

    使今之白种人，处东汉中叶之境，则举国视为不可忍之事，而早已出发远征之队，收塞外之沙漠为殖民地矣。我国先民则有鉴于好大喜功之主，开疆拓土，专务虚荣，往往所得不偿所失，故恒以辟地为大戒。当窦宪秉国，筹议边事之日，袁安、任隗，皆上书切谏。其言曰：“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国之安也。”盖当时以母国之财，供殖民之用，大失开边之本义，宜庸庸者之难与图始耳。《张骞传》云：“骞之使乌孙（今之伊犁）也，天子使赍牛羊数万，金币值数千钜万，而后此求宛马者（大宛在今新疆极西，汉武帝闻其国产良马，使张骞往求之），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时。从此可知前汉以辟地之故，举文景两朝太仓之积聚而尽空之，益以桑孔心计，厚敛于民，犹且不足，卒致元元（谓百姓也）愁叹，海内骚然。倘使汉武得西域，移三辅之丁壮以实之，使之就新地以开发利源，邛杖蜀布，有无相通。人皆见辟地之利，则冒险之精神自生。而我先民，亦何让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民族哉（今英德美诸国皆条顿民族，法意葡西诸国皆拉丁民族）？是皆为帝王一人之虚荣心所误，张骞、傅介子诸人，则何罪焉？

    当班超之时，汉廷诸人，主张不通西域者，袁安、任隗二人；主张通西域者，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天子乃从多数，可窦宪之议。宪既历试班超，以为可当一面也，乃遣从事郭恂，与超俱使西域。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则步步如履荆棘，而超欣然受命，视此行为登仙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批评】

    汉时，匈奴数为中国患。汉高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且有白登之围。用陈平奇计，方能出险。至于文帝，匈奴之势，益复猖狂。而汉廷诸臣，常举高祖故事，以戒天子。盖恐其出师疲中国，用意非不善也，然未免太示人以弱。久之匈奴益骄，和亲无效。如非武帝主张用兵，破其庭而诛其君，则五胡之祸，已见于两汉之间矣。武帝末年，虽有轮台之悔，论其功业，洵不在禹下者也。匈奴既衰，其种族之一部分，曰麦迦（Magyar）者，乃游行至欧洲。里海之东，窝瓦（Volgs）河流域之间，本有亚刺尼（Alam）、各斯（Goth）诸小国，匈奴灭之，而有其地。寖至多瑙河（Danube）之平原，遂流连而不忍去，因建国其地，曰匈牙利，今为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观之，汉武之攘匈奴，诚非得已，而其得计，则在先收伏西域诸国。当时，西域诸国，与汉则汉重，与匈奴则匈奴重。东汉时之情形亦然。班超窥此形势，故以通西域自任。非平日留心大局，临事安有把握。古时名人未得志以前之豫备，旧史家常不屑措意，即偶一书之，亦极疏略。是在善读史者，体会得到，则一室之中，能自得师矣。

    我国民族之无远略，实坏于一二好大喜功之主。不以辟地为殖民之大计，而惟博重译来朝之虚名。用兵塞外，居者有重敛之苦，行者受舆尸之伤。至其究竟，则于民间一无所补，以是人皆恶闻边事。久之，乃成一视外国事与己绝不相干之观念。此种观念，虽在今日，犹未尽化除也。当宋元之间，有意大利人曰马可波罗（Marco Polo）者，从陆路冒险至中国，入仕元廷，到处考察我国风俗。数年之后，从海道归国，以其所见所闻，著一游记（此书有英文译本，名《Travels of Marco Polo》）。出版之后，人人争读。欧洲之人，乃倾其思想，谋来我国。数百年后，卒达其通商市利之愿望矣。回思我国之初至印度者，前有法显（著《佛国记》），后有玄奘（著《大唐西域记》），除得数卷之佛经外，于国民未尝有丝毫之影响。独明郑和游历南洋群岛，前后二十七年，闽粤之人，皆欣然随往。然其人皆为饥寒所迫，以个人之冒险，散而至于海外各国，既无团体之结合，亦无公家之保护，以视殖民政策，倜乎远矣。是皆为汉唐以来之君主所误也。今虽大好河山，已各有主，然机会何常，惟在我国民之有准备耳。拔赵帜而树汉帜，岂必无之事哉。

    班超在洛阳做书记，做了好几年，他的壮志，一直郁郁不得伸。恰巧那时明帝问他的哥哥班固道：“你的兄弟在什么地方？”班固回答说：“他为官家书写，赚钱养活母亲。”明帝便委任班超做兰台令史（东汉时设置了六位兰台令史，掌握朝廷往来公文、奏章以及印主文书），后来因事被罢免。显宗十六年（明帝年号，民国纪元前一九三三年），窦固奉命出发攻击匈奴，任命班超代理司马（假司马是说权且任命他为司马，就是暂署的意思），率领一支军队去攻击伊吾（今新疆的哈察），在蒲顿海（今天山南路的巴尔库勒）和敌人开战，大胜而回。这是我国大冒险家抛弃抄书生涯而发展雄图大业的开始。

    班超一生的功业，都在西域，那么要叙述他建功立业的历史，便不能不先明了两汉时代西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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