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居洛

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详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牴牾，不敢自保。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愿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间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当公修史时，得自选属，官置局于崇文院，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崇文、龙图、天章，皆宋藏书之处）。内府时颁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朝，王安石用事。公数上书斥新法之扰民，小人欲中伤之，而公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以此议公几同儿戏，亦见小人之害君子无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进读《资治通鉴》至汉贾山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公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因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人君苟以为然，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公盖指之也。

    【批评】

    王安石用事时，温公居洛，修《资治通鉴》。神宗许以书局自随，其宠任之不可谓不至，独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通鉴》成，公年六十六岁矣，晚景无多，君恩未报，一腔忠爱，既悉寄于书中。遇进读之时，又复借古鉴今，随事进规。千载之下，其心如见。温公修通鉴未成时，谗言朋兴，公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表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于渊海，其间牴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鉴》一书，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朱文公之《纲目》，虽因温公之书，无所增益，而义例谨严，犹能成一家言。若明人薛方山之《续通鉴》，于宋、辽、金、元四史，尚未能寻其要领，况在正史之外乎？温公之书，多采格言，使人易忆，非徒以记闻为博也。后之作史者既无温公之学，乏三馆之书，又不得刘恕、范祖禹助其讨论，而欲成一代之良史，岂不难哉？

    《考异》、目录，各自为书。《资治通鉴》初有史炤释文，今通行胡三省注本。胡氏《通鉴》分修诸子考，谓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宋则范祖禹。今读温公与醇夫帖子，始知胡氏之言不然。帖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史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黏。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则此等事迹，尽成遗弃也。”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也。公平日最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之商榷。

    司马迁编写《史记》，上起五帝时期，下至天汉年间（汉武帝年号）。班固《汉书》以来的史书，都模仿《史记》体例格式，只是这些史书都是按朝代来编写的。这些史书包括纪、传、表、志，文字非常繁多，读书人常常用一生的精力都不能把这些史书读一遍，何况是皇上呢？在《史记》之前，先有《春秋》，《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情为纬线，前后联贯一致，实在是史书不容改动的好体例。自从司马迁的《史记》流行之后，编年体的史书，都不敢再编写了，而史书编写中又少了一种书写体例。

    孔子对《春秋》删改订正之后，完成了1362年的编年体史书，后世之人不敢对这本书再增减一个字，史学家都遵守这种规定。编年体史书和官修纪传体史书一起通行，这其实开始于司马光，现在流传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

    司马光在京城，六次担任无专门职务而备执行临时使命的官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英宗三年的时候，皇上让司马光编写各个朝代君王和大臣的事迹。司马光说不如续写《春秋》编写一部编年体史书，于是便规定了全书的主旨和体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因为父亲亡故，没有去，太常博士刘攽代替了他）作为助手，后来又任命范祖禹（范景仁的从孙）为助手。开始这部书叫《通志》，书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宋神宗已经很重视了，数次催促尽快完成，赐了颍邸的旧书2400卷。元丰（神宗年号）七年时，书上表稿完成了，献了给皇上，宋神宗把它改名叫《资治通鉴》，亲自赐写了序文，又下旨给宰相说：“前代没有这种书，超出荀悦的《汉纪》很多啊。”司马光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下旨进行褒奖。

    《资治通鉴》的体例格式和司马光凭借往事来劝谏朝政的想法，都写在了给皇上进献此书的文书中了。他写的文章如下：

    “我深知自己资质愚钝，学问浅薄，做各种事情也都不如别人。只是对以前的历史考究还算尽力，从小到老都喜欢而不厌倦。我常担心司马迁、班固之后的史书，文字太过繁多，不能够全部理解，想要删减冗长之处，摘选主要内容，专门选取一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命运，好的可以效法、恶的应该警戒的事迹，把它们按年代编成一本书，使内容有先后次序，大事和小事不会混杂在一起。我一个人力量很小，没办法完成。幸好遇到了宋英宗皇帝，想要凭借卓越见识，实现清明的政治，通过遍读天下史书来扩大文明教化，于是下旨给臣，命臣编写这部著作。书还没有编好的时候，先皇便丢下我等而去。皇上（指宋神宗）继承了皇位，继承先帝的遗志，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并赐给这部书一个美好的名字。每次宫中讲习，常命我进读。我虽愚笨，在两朝都受到优待，而且如此的丰厚，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足以报答。只有尽心尽力，奉献自己所有精力，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读遍所有史书，同时采纳一些古代小说的内容。大量的简册文书，像云烟火海一样多，摘取一些重要而不易被发现的事迹，考订和校对细微的内容。这些书上从战国开始，下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编了294卷。又概要地列举了纲目，以年代为经线，以国家为纬线，为了查检的方便，又编了30卷目录。还参考了其他书籍，以评定事迹的异同情况，使内容一致，编了30卷《考异》内容，共计354卷。从治平年间开始，一直到现在才编成，用的时间太长了，书中前后内容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再想想我离开朝廷已经有15年了，虽然身在外面，然而真诚的心，无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是睡着还是醒着，心什么时候不在皇上的身边呢？只是禀性顽劣，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称心，因此就专心负责编写这部书，以此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希望能够竭尽全力，为天下大事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这部书上，希望皇上能够宽恕我胡乱编写的罪过，考察我编写这部书的忠心。在清闲的时候，常常能够读一读这部书，借鉴前代的兴盛和衰败，考察现在政事的得失，奖励善良的人，怜悯有过错的人，采取对的事情，舍弃错的事情，那么，即使我死了也心满意足了。”

    在司马光编修史书时，他能够自己选聘助手，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朝廷允许他借调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及秘阁的书籍（崇文、龙图、天章都是宋代藏书的地方）。皇宫仓库经常提供笔、墨、缯帛并用皇上专用的钱来给编修史书人员提供水果和糕点。宋神宗在位时期，王安石执掌朝政。司马光多次写奏折批评新法扰乱百姓，一些奸人想要诬陷他，但是司马光的言行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于是便散布谣言，说这部书之所以这么久都没编成，那是因为书局里的人想享用皇上专用的笔、墨、绢帛以及皇上专用的水果、糕点、金钱这些赏赐。用这种方法来攻击司马光就如同儿童游戏一样轻率，也可以看出奸人想祸害君子竟然如此地不择手段啊。

    司马光为皇上进读《资治通鉴》到汉代贾山的奏疏时，顺便向皇上讲解了听从劝谏的美德，不听从劝谏的危害。皇上说：“王安石不看重官职，俸禄也只能养活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贤人。”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很贤能，只是有些不明白事理而且固执，这是他的短处。他还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奸诈小人，他是为王安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因此天下人把王安石也一起认作是奸诈小人了。”司马光又读到张释之论说农夫能说善辩的故事，便说：“孔子讨厌那些在朝廷上能说善辩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人，能说善辩怎么会导致国家灭亡呢？因为他们能够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君王如果认同了他们，那么国家灭亡有什么难的呢。”当时吕惠卿也在那里，司马光大概就是指他的。

    【评论】

    王安石执掌朝政时，司马光住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宋神宗允许司马光在书局里任意行事，对他的宠爱不能说不多，唯独没有罢免王安石而任用他。《资治通鉴》编完之后，司马光已经66岁了，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但皇上的恩情还未报答，于是他把忠爱之心，全都寄托在了《资治通鉴》这本书中。碰到为皇上诵读《资治通鉴》时，他便借古鉴今，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相应劝谏。千百年来，他的忠心依稀可见。《资治通鉴》还没编完时，诽谤或挑拨离间的话兴起，司马光于是加快了进程，精简人员，催促大家加紧编书。他在奏折中说：“白天时间不够，便晚上继续，读过的书简册章，就像云烟火海一样多。书中前后内容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现在读了这本书，从唐代一直到五代时期，内容详略得当，其中也许会有些许错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资治通鉴》这本书，内容选取除了大多来自官修史书之外，还能对比其他史书的异同情况来评定和更正一些内容。过去人们所说的做事情要提前考虑周密，写文章要多参考前人作品，这句话只有《资治通鉴》才可以当得起。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虽然是借助司马光这本书，内容也没有什么增加扩充，但它的体例非常严谨，仍然能够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说。然而明朝人薛方山的《续资治通鉴》，对于宋、辽、金、元这四个朝代的史书，尚且还没有了解它们的主旨，更何况这些正史之外的史书呢？司马光的这本书，很多都是采用格言的形式，让人能很容易记住，并不只是记载的内容广博这一个特色。后来编写史书的人既没有司马光的才学，也缺乏三馆这么充足的书籍，更没有刘恕、范祖禹这样的助手帮忙一起讨论，而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优秀的史学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资治通鉴》的考异和目录内容，各自编成一本书。《资治通鉴》一开始有史炤作的解释，现在流行的是胡三省的注解版本。胡三省在注解的《资治通鉴》各部分编写人员考证中，指出汉代内容是刘攽负责的，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是刘恕负责的，宋代的内容则是范祖禹负责的。现在读了司马光给胡宗回的帖子，才知道胡三省的说法是不对的。帖子中说：“从唐高祖起兵的时间为起点开始搜集资料，按次排列，一直向上到汉哀帝退位为止。唐高祖起兵以前和汉哀帝退位以后的事情，在最近看的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让负责文书的人员另外用草纸抄录出来。每件事之间，空出来一行多的距离，留用来粘贴一些字条。隋朝以前的内容由刘攽负责，梁代以后的内容由刘恕负责，各自搜集资料，按次排列。因为他们二人更难承担这些内容，如果您只搜集唐高祖以后的内容，那么剩下的这些内容，都要被丢弃了。”通过这些话，那么便可以看出刘攽搜集的内容，大概是从汉代到隋代，而刘恕则负责五代时期的内容。司马光平时最佩服刘恕，这本书的体例，很多都是和他商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