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居洛

    公归洛，绝口不谈时事。宋以洛阳为西京，熙宁（神宗初即位时年号）中，以清德硕望，为朝野所重，而退居于洛者，大臣曰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封郑国公，谥文忠）、韩魏公，侍从曰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德星翕聚，园林相属。至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乱。今公复归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公尝为端明殿学士）、邵先生知。邵先生者，康节也。时新法行，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耶？”救民之心与公同而异其迹者也。

    公于洛阳尊贤坊北买田二十亩，辟以为园，名之曰独乐，自伤不得与众同也。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诸胜，自号迂叟。

    洛俗，春日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日，园子吕直纳公钱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顾曰：“只端明不爱钱耶？”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公之化及仆隶者如此。

    洛下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

    “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会穷乏，令老兵卖所乘马，语云：“此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语之。”老兵窃笑其拙。公之至诚，其见于小事者如此。公有兄曰旦，字伯康，居夏县。公居洛多暇，岁一往省。伯康年将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拊其背曰：“衣得无薄乎？”

    公以志不得伸，退休洛下，然天下事未尝一日忘也。熙宁七年三月，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四月，乃复上疏曰：

    “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领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监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

    寻有诏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动。公自是闭口不言时事者，十有一年。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封潞国公，谥忠烈）以太尉留守西都，慕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乡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暮故事，请入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

    【批评】

    政事之枢机在于朝，而士夫之清议在于野，必野有贤人而清议重于朝旨，朝与野隐然立于对待之地位。执政者，即欲凭权藉势以蠹国病民，而有所不敢也。神宗时之洛阳，为贤士大夫之渊薮，犹之明季之东林然。东林虽盛，既无救于国之危亡，而一时名士亦罗党锢之祸。其淑身淑世之道，不及洛下诸贤多矣。公独乐园中，藏书五千卷，比诸当时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诸家，皆藏至数万卷者，公之所有，诚不足道。然书贵能读，不贵多藏。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善读书者当如此。

    独乐园之园丁，不爱十千钱，所谓有其主自有其仆。《辍耕录》（元陶宗仪著）又载公家一仆三十年，只称君实秀才。苏子瞻学士来谒，闻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参相公。公惊问，以实告。公曰：“好一个仆被东坡教坏了。”

    司马光到了洛阳，闭口不谈论朝廷的事情。宋朝把洛阳当作西京，熙宁（宋神宗刚即位时年号）年间，这里有一些德高望重，曾经被朝廷重用而现在退居到洛阳的人，朝中大臣中有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被封为郑国公，谥号为文忠）、韩魏公，做侍从的有吕申公。士大夫中做到卿监一职的，并因为品德高洁而辞官的有十几个人。爱好学习，乐于助人，行侠仗义的人将近有二十人。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了这里，园林相互连接着。这就可以通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落，来卜算天下的太平和混乱。现在司马光又回到了这里，乡里中的年轻人都知道敬畏廉操和懂得耻辱，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说不好的事不做，因为他们担心被司马光（司马光曾经做过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又叫司马端明）和邵先生知道。邵先生也就是康节先生邵雍。当时新法正在推行，情况十分紧迫，一些不想推行新法的官员，就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开。邵雍说：“这正是贤人应该竭尽全力的时候，新法固然很严，但在推行的过程中能够宽松一点，那么百姓就能获得一点的恩赐，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有什么用处呢？”他拯救百姓的爱心和司马光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的北面买了二十亩的土地，把它开辟成一个园子，给它取名叫独乐园，感伤自己不能够和众人一样。这个园子里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景点，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迂叟。

    洛阳习俗，春天开放园林的时候，看管园林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小费，要与主人平分。一天，看管园林的吕直要向司马光缴纳十千钱的平分钱，司马光让他都拿走，他再三地想把钱留下。司马光发火了，他才把钱拿走，想想便说：“只有司马光不爱钱吗？”过了十几天，吕直修建了一个井亭。司马光问他，原来这是前些天自己没有接受的那十千钱，司马光的思想竟然都感化到了奴仆的身上。

    司马光刚刚迁居到洛阳的新房子里，一天外出散步，看见墙外掩埋着十几根竹签，便问仆人。仆人说：“没有人从这里走路，这里是用来防盗的。”司马光说：“我家中箱子里能有多少钱，况且盗贼也是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设防呢？”便让人立刻把设防的东西都拆除了。一次，司马光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就让老兵去把自己骑的马卖了，并说：“这匹马夏天的时候有肺病，卖的时候要先和买主讲清楚。”老兵暗地里笑他太蠢了。司马光的诚实，在这些小事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光有个哥哥叫司马旦，字伯康，住在夏县。司马光住在洛阳的时候有很多空闲时间，每一年都会去看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都快八十了，司马光对他就像侍奉父亲一样，保护他就像保护婴儿一样。每天吃晚饭，过了一会儿便问：“饿了吗？”天气稍微转凉，便摸着他的背部说：“衣服薄吗？”

    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辞官住在了洛阳，然而却没有一天会忘记天下大事。熙宁七年三月，朝廷因为旱灾和蝗灾，下旨征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司马光读完诏书眼泪就下来了，想要默不作声却忍不住。四月的时候，他便给朝廷写了奏折说：

    “现在朝廷有缺陷的政治措施，大概有六个。一是大量地散发青苗钱，使得百姓欠官府的债越来越多，而官府却一点收入都没有；二是免除富裕人家的劳役，领去贫穷人家的钱财，去养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三是设置市易司一职，和老百姓争夺利益，而实际上消耗了官府的财物；四是自己国家还没有治理好，还去侵略邻国，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却很多；五是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和保甲制度，让人们练习打仗，导致百姓都十分疲惫不堪；六是信任狂妄狡诈的人，胡乱地兴修水利工程，既使百姓劳苦，又浪费钱财。至于其他的一些琐碎事情，就都不值得讲给皇上听了。”

    过了一段时间，皇上批复说新法已经推行，一定不能再变动了。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谈论朝廷的事情了，这一直延续了十一年。当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被封为潞国公，谥号为忠烈）留守西都洛阳做太尉，仰慕白居易他们组织的九老会，于是便集合了洛阳城中的读书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组织了耆英会。司马光当时年纪还没到七十，潞公向来都很看重他，便用唐代狄兼暮未满七十而加入九老会的先例，让司马光入会。洛阳有很多的著名的园林和古老的寺庙，有溪水、竹林、亭台等景色，各位老者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穿着打扮十分有气势，每次举行宴会时都有人跟着围观。

    【评论】

    管理政事的机构设在朝廷，而士大夫们对时政的议论则在民间，民间一定会有贤人而且对时政的议论也要比朝廷的旨意还好，那么朝廷的旨意与民间的议论慢慢就形成了对立的位置。这样的话，当官的人即使想要凭借权势来危害国家残害百姓，他们也不敢这么做。宋神宗在位的时候，辞官去洛阳，成了贤人和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一样。东林党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不但没有挽救国家危亡，而且一些贤人还遭受了党争的祸害。他们陶冶身心和治理国家的方法，远远不如洛阳的各位贤人。司马光的独乐园中，藏了五千卷书，和当时的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他们都藏了几万卷相比，司马光的藏书确实不值得称道。然而藏书最重要的是能够阅读，而不在于藏了多少书。赵普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善于读书的人就应该这样。

    独乐园中管理园林的人，不贪恋十千钱，这就是所说的有什么样的主人自然会有这样的仆人。《辍耕录》（元代陶宗仪著）又记载说司马光家有一个干了三十年的仆人，只知道司马光是个秀才。苏轼来拜访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便告诉他真实的情况，第二天这个仆人便改称司马光为参政宰相。司马光惊奇地问他，他便把来龙去脉告诉司马光。司马光（开玩笑地）说：“好好的一个仆人都被苏东坡给教坏了。”

    第八章 撰写《资治通鉴》

    司马迁创修《史记》，上始五帝，下讫天汉（汉武帝年号）。班固以来之书，皆仿其体，惟各自断代为书耳。纪、传、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毕生未曾阅览一过者，况人主乎？而《史记》以前，先有《春秋》，《春秋》编年之体，年经事纬，首尾联贯，实史家不刊之良规。自司马迁之书行，编年之史，皆不敢续，而史学便少此一种书。

    孔子笔削之后，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编年史，后世不敢增损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规。与正史并行，其事实始自公，今所传之《资治通鉴》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无以表见。英宗三年，上命公编历代君臣事迹。公言不如续《春秋》作编年史，于是发凡起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攽代之）助之，后又辟范祖禹（景仁从孙）为助。初名通志，书未脱稿，神宗已重之，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元丰（神宗年）七年，书成，表上之，神宗为易名《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赐。又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迁公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资治通鉴》之体裁与公藉往事以规时政之意，悉具于进书表中。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诏下臣，俾之编集。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应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甚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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