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元朗生当隋、唐，今学尽亡，耳濡目染，师友讲授，皆伪古学，盖五百余年矣。习非成是，不足纠绳。唯其书甚重于世，经学家所共钻仰，不可使留伪说以惑众听也。今条其瞀谬，劾之如下：

    次第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二语甚精。惜其不从《经解》之次第，而惑于刘歆，曲为附从耳。然阮孝绪先从之，安能责元朗哉！

    周易

    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周礼》有三《易》，《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故不详录。

    《史记儒林传》及西汉以前经子传记，无言「《易》有三」者，至刘歆伪撰《周官》，始着三《易》，然其为《艺文志》，不敢着也。《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云「《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以上《正义》皆古学附会之辞也。此云「《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隋志》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真撰。」又云「《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则东汉人述古学者所为无疑也。《隋志》又云「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则《隋志》已了其伪，但未决之，较德明似稍有知识也。

    古文尚书

    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伏生所诵，是曰「今文」，阙谬处多，故不别记。马、郑所有同异，今亦附之音后。

    直谓「伏生阙谬」，可谓无知而悍犷矣。然古学盛行，于是五百余年，积非成是，盗憎主人，奚足记哉？唯「不别记」，则今文遂亡，德明不能无罪焉。

    毛诗

    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诗》虽有四家，齐、鲁、韩世所不用，今亦□□不取。

    三礼

    《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然古有《乐经》，谓之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

    「三礼」之谬，辨见《汉书艺文志》篇。唯云「《周》为本，《仪》为末」，据《中庸》「《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附会之。于是尊刘歆之伪《周官》，而抑孔子之《仪礼》，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毁师法」也。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

    按六经之序，自《礼记王制、经解》《论语》《庄子徐无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书农战》《史记儒林传》，皆曰《诗》《书》《礼》《乐》《易》《春秋》，无不以《诗》为先者。《诗》《书》并称，不胜繁举，辨见卷二者，无疑义矣。自歆定《七略》，改先圣六经之序，后世咸依以为法，则无识也。元朗盖为歆所惑，故其序如此。云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会疑有序焉。不知六经皆孔子所作，而兴必以《诗》，教小子先以《诗》。六经先《诗》，圣教之序，刘歆务求变乱，德明妄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传述人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或云因河图而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

    按：《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汉书杨雄传》「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艺文志》「《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系辞》至汉人之说，莫不以重卦为文王，虽刘歆亦不敢生异论。自商瞿传授，不经秦火，西汉前更无异说，至足据也。东京以后，异论横兴，郑康成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见《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响壁虚造，不知从何得来？盖自刘歆多为伪说，惑乱正经，令学者耳目纷纭，从无可从，信无可信，于是马、郑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经学之中异端蜂起。推所自来，亦歆作俑之罪也。《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按《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按：孔冲远引《说卦》、伪《周官》、伪《孔序》俱不论，至于以《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此未确也。《朱子语类》云「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简》云「《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禺陈氏澧曰「《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于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说「取」义最通。又曰「此以伏羲创始牵连于用蓍，又以用蓍傅合于六画，已纡曲矣。且三画非创始，六爻乃为创始乎？六爻诚用蓍矣，何以知三画不可用蓍乎？《周礼龟人》郑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贾《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为之。’然则‘幽赞用蓍’非谓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谓创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疏》固以为文王、周公矣。」按：从来无谓伏羲造书契者，伪《孔序》、伪《周官》不足据，冲远附会之，益谬矣。

    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为《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先儒说重卦及《爻辞》为《十翼》不同，解见余所撰□□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杨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唯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羲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陆绩同。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羲、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

    「《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书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后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令传《易》，授郎邪王璜，字平仲，又传《古文尚书》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七录》云：「直《易章句》四卷，残缺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晔《后汉书》云：「京兆陈元，字长孙，司空，南阁祭酒，兼传《左氏春秋》扶风马融，字季长，茂陵人，南郡太守，议郎，为《易传》又注《尚书》《毛诗》《礼记》《论语》河南郑众，字仲师，大司农，兼传《毛诗》《周礼》《左氏春秋》北海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师事马融，大司农征不至，还家。凡所注《易》《尚书》《三礼》《论语》《尚书大传》《五经中候》，笺《毛氏》，作《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针何休《左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谷梁废疾》，休见大惭颍川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为《易言》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为郎及兰陵母将永，豫章都尉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置郑《易》博士，诏许，值王敦乱，不果立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

    刘歆伪经散布中外，其存于中者曰「中古文」，其托之外者，如《书》，则《移太常书》云「传问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今乱《易》亦然。《易》则费氏与古文同，不知皆歆所诿属也。「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按郑康成、王辅嗣之本，即费学本，安得谓其无传？又《汉书艺文志》「费氏亡章句」，今云「费直《章句》四卷」，其然，岂其然乎！子夏未尝传《易》，此云「《子夏易传》三卷」，伪托显然。余辨见前。

    《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

    《书序》另有专篇辨于下。

    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汉纪尹敏传》以为孔鲋藏之汉兴，欲立《尚书》，无能通者。闻济南伏生名胜，故秦博士传之，文帝欲征。时年已九十余，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古文官书》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汉书》云：「伏生为秦禁书，壁藏之。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郑玄以为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

    秦虽禁书，而博士之职不禁，孔氏之传世世不绝，《书》不待壁藏始见，亦无亡失。汉兴，非无书本，口诵者乃其传义，辨见前。

    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

    《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别，其实伏生仅得二十八篇，《泰誓》后得而附之今文，为二十九篇，因并误以为伏生所传耳。《论衡正说篇》：「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儿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与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皆并河内所得《泰誓》计之，以其后得，故附会为斗也。《隋志》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于《史》《汉》二十九篇之意最得其通，但「口传」二字误耳。此云「合三十篇」，则谬甚。

    然《泰誓》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

    《释文》与《隋志》引宣帝时河内女子所得，出于王充《论衡正说篇》，房宏说同之。见《尚书正义》一又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尚书正义》一引然《尚书大传》引之，董子、《汉书董仲舒传》终军《汉书终军传》引之，《史记周本纪》引之，则王充、刘向传闻稍有误矣。或董子、终军、《史记》所引为孔子未修之《书》，如《史记》引《汤诰》之类，则《论衡》及刘向《别录》之说未为有误也。龚氏自珍《泰誓答问》，以《史》《汉》谓伏生得二十九篇，不当有后出之《泰誓》，据《书序》以《顾命》《康王之诰》分为二篇，足二十九篇之数。按：《康王之诰》，马融以为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见《释文》融时欧阳、大小夏侯经犹存，融亲见其本，若《康王之诰》与《顾命》分为二篇，则融言大妄矣。今《汉志》、大小夏侯《经》《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刘歆云「《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移太常书》则伏生之始为二十八篇，武、宣之后增多《泰誓》，博士读后为二十九篇无疑矣。王充谓「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说最明。汉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为确证。《尚书大传》云「‘五诰’可以观仁。」二十八篇之中《大诰》《康诰》《酒诰》《召诰》《雒诰》也。若《尚书》本《康王之诰》另篇，《传》应有「六诰」之文，汉儒且无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记》省文，遂增异说耳。至马融等所疑「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不相应」，固然。外此尚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无之。大体其文怪异，与《汤诰》《武成》同为孔子所删之余，赵岐《孟子注》以为古百二十篇之《泰誓》，则谬。国朝刘逢禄见龚氏《泰誓答问》以为战国之《泰誓》，其或然乎？

    《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后遂黜其书。」《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汉景帝程姬之子，名余，封于鲁，谥共王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卫恒《四体书势》「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见《晋书卫恒传》实歆伪说也。

    博士孔安国，字子国，鲁人，孔子十二世孙，受《诗》于鲁申公，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艺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误合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艺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之私家。安国并作《古文论语》《古文孝经》传。《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晚出《古文尚书》，自梅鷟、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辨之详矣，而未有实得其主名者。考《家语》《孔丛》，为魏王肃所作以难康成者。而孔安国作《传》之事，《家语后序》《孔丛论书篇》皆已言之，则非出于肃而何？又伪《孔传》与肃诸经注无不符合，亦犹刘歆所造古文，伪窜诸经，内外相应之故智。故晋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书》已厕其中。见《晋书荀崧传》晋武帝，王肃之外孙，尊崇肃学，固其宜也。或疑《晋书荀崧传》「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数之实得十人，疑《古文尚书》孔氏为衍文，则崧疏所称武帝置孔氏《书》博士，或亦不可信。按：两处皆有《孔氏》，何得彼此皆衍？其所谓「凡九人」者，盖《论语》《孝经》郑氏合为一人。考《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亦合《论语》《孝经》为一，故十一经而为十人，与晋十经而为九人一例。盖《论语》《孝经》文字无多，六艺附庸，故博士从简。晋、宋相承，沿革多因，《论语》《孝经》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为衍，则孔冲远《尚书正义》一亦云「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语今《晋书》无之，唐初诸家《晋书》尚存，冲远采而用之。然则诸家《晋书》皆有西晋立孔氏《书》博士事，不独唐人官撰之本为然，岂一史衍而群史皆衍？必不然矣。伪《孔传》西晋已立，且与肃所著书征应皆合，其为肃撰无可逃遁矣。国朝惠氏栋、江氏声、王氏鸣盛、李氏惇、刘氏端临、丁氏晏，皆有伪古文出于王肃之说

    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艺文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名谭，亦传《论语》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至部刺史，又传《左氏春秋》常授虢徐敖，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敖授郎邪王璜及平陵涂恽，字子真恽授河南乘钦。字君长，一本作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恽、璜等贵显。

    右皆见《汉书儒林传辨伪》。

    范晔《后汉书》云「中兴，扶风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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