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

    伪经传于通学，发于校书之人，自余习者盖寡。以《后汉书儒林传》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学，诸大师张兴、楼望、蔡元教授万人者皆今学。精庐之启，赢粮之从，家法之试，禄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学，至强盛也。传古学者，《书》则杜林，《诗》则卫宏，《易》《三礼》《左传》则二郑、贾、马，郑玄、许慎集其成而已，有几士哉？然而董卓扫荡于邦畿，学士血肉于豺虎，经籍道息，人士流离，而通学之徒，着书足以自张，高密布衣，徒众遍于海内。遂使两汉学校选举之大法一扫而绝轨，孔子笔削改制之圣经一束于烧薪。由斯言之，运有屯夷，道无强弱，国制有时不足恃，圣经有时不能伸。当其时也，魁儒巨夫俯首于章句之末；易其时也，匹夫贱士变易于天人之间。以刘歆之伪经，康成负之而驰，然犹易天下者二千载，况挟圣人之大道者乎！此《传》皆今学，中有云「习古学」者，多汉、魏间古学者所诬乱，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初中，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范史所称「四方学士云会京师」，特称之者七人，而陈元、郑兴、杜林、卫宏，言古学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诏高才生受《毛诗》，「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则《毛》不立博士审矣。且按而数之，若连《毛》则为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传》注引《汉官仪》考之，并十四博士，则「毛」字，写官误文也。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按：《序》称「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伽蓝记》亦称「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后魏崔光传》「光为祭酒，请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刘芳传》亦云「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江式传》亦云：「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欧阳棐《集古录目》亦称「《石经》遗字古文、篆、隶三体，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书。」张舜民《画墁录》、邵伯温《闻见后录》，乃据雒阳发地所得《石经》，以为蔡邕隶书。赵明诚《金石录》则又以为蔡邕小字八分书，而力辨《儒林传序》「古文、篆、隶三体」之非。黄伯思见《公羊》残碑，亦定以为「鸿都一字石经」。而《唐书艺文志》只有「蔡邕《今字石经论语》」，唐以隶为「今字」也。张演又以为「邕不能具三体书法于孔安国三百年之后。或以邕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魏书江式传》云「魏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水经注》及《晋卫恒传》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独《隋经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疑于乖谬。然考其目，「三字石经」只有《尚书》《春秋》，而‘一字石经’有《周易》，有《尚书》，有《鲁诗》，有《仪礼》，有《春秋》，有《公羊传》，有《论语》，有《典论》，与汉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为断。胡三省注《通鉴》，则又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杭氏世骏《石经考异》曰「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正。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谓谬论。」总此而言，则熹平所立为「一字今体石经」也，魏正始所立为「三体石经」也，范史、《隋志》两者俱谬，不可不辨。

    孙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传费氏《易》者虽为王璜，而实则陈元、郑众，歆之传也，其全为歆学昭昭矣。古学皆集成于马、郑，此叙今、古《易》学兴衰之故甚明。然后汉初年，古学实寥寥，范史《儒林传》叙古学，多诬今学之徒，此云「孙期习《古文尚书》」，疑其无源，盖古学者之诬辞也。

    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按：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于传《尚书》，传《论语》，移文博士皆云「庸生」，无名。此云名谭，从何知之？盖古学家所附会，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长耳。后汉古学家承歆余风，多响壁虚造，杜撰名字事迹，绝无师法。

    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

    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孔僖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二子长彦、季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

    据前书《孔光传》，安国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尚书》，未闻其世传《古文尚书》也。至于《毛诗》，前书《儒林传》云本之徐敖，西汉无言之者，孔氏更未闻有习之者，其谬殆不待言。

    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孔奋传》

    孔奋为光孙，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孙反从而受之之事？歆每欲自附于孔氏，而不计其可否，安国、僖、奋皆其类也。

    又按：奋别有《传》，而着于此者，以其为伪党所诬，不可列于通学，故从其类附于此。其犹有一二人若周盘之徒，辨见《传授表》，不复序也。

    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

    按：《丁鸿传》「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此传上言「陈弇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伦从丁鸿受《书》，安得为古文乎？此亦「孔僖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之类，其为古学家诬改多矣。

    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史记》无《毛诗》，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但言「毛公」，无名。郑康成《诗谱》有「大、小毛公」，见《毛诗周南》正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毛亨、毛长」名，此则由「长」加「艹」为「苌」，展转诬增，后世遂以为实事，因而窃两庑之祀。试比而观之，其乌有子虚，徒增怪笑而已。

    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毛诗》伪作于歆，付嘱于徐敖、陈侠，传授于谢曼卿、卫宏。《序》作于宏，此传最为实录。然首句实为歆作，以其与《左传》相合也。宏《序》盖续广歆意，然亦有时相矛盾者。如《凯风序》云「美孝子也」，《续序》以为「淫风流行，不安其室」；《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续序》反谓「庄公小不忍以致大乱」；《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续序》乃云「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笺》则释「硕大无朋」为桓叔之德美广博、平均不朋党。凡此皆与首句不合而伤教害义者，而宏之为《序》最确矣。郑《笺》以卫为主，则今日诗学，宏为大宗矣。伪古经《诗》《书》俱出卫宏，传马、郑而大盛，其流别犹可溯也。至王肃、孙毓，徒争毛、郑之训诂，而不知其学皆出于卫宏，俱为古学，争难蜂起，一哄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按：《礼古经》有出自河间献王者，有出自鲁共王者，无以为安国所献。此又魏、晋后展转妄说矣。余辨见《艺文志》

    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白虎通德论》尚多公羊说，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今《膏肓》《废疾》尚存十一，则育说未尽亡。惜其不得刘歆伪作书法之根，但以为「不得深意」，宜其不能破之。李育为公羊宗传，犹乐其文采，况后儒乎！此《左氏》所以独尊而「二传」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何邵公为公羊宗子，然不得《左氏传》作伪之由，仅以为《膏肓》，安得不为人所针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

    颖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着《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谢该善明《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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