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字景伯，扶风人，左中郎将，侍中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按：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

    杜林所传，马、郑所注，则刘歆古文伪《尚书》。《后汉书》以为「古文复兴」，与伏生今文相对而言，陆德明以为「并伏生所诵，非古文」，对王肃伪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眘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孔《序》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孔传尧典》止于「帝曰往钦哉」，而马、郑、王之本同为《尧典》，故取为《舜典》学徒遂盛。后范宁字武子，顺阳人，东晋豫章太守，兼注《谷梁》变为今文集注，俗间或取《舜典篇》以续孔氏。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书》无《舜典》，辨已见前。梁武之说，虽苏、张无可置辨，徒以《书序》所著，歆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则王肃之书自易行矣。

    汉始立欧阳《尚书》，宣帝复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哀、平之末，刘歆倡伪经而经一变；永嘉之乱，今学销亡而经几灭矣。「平帝立《古文》」者，刘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肃之《古文》；「马、郑、王注遂废」，则刘歆之古文伪《书》亦亡。譬操、丕篡汉，而马懿篡操、丕之统，「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也。

    《诗》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西汉以前，未闻三百一十一篇之说者，此刘歆《毛诗》伪经既行后之说也。《毛诗》多《笙诗》六篇，并三百五篇，故为三百一十一篇，篇数与三家异，益见其作伪也。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按：刘歆伪撰《毛诗》，其《七略》但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已，不以为子夏作《序》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毛诗序》」，尚得其实。自郑玄《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释文》引王肃《家语注》以为「子夏《序》即今《毛诗序》。」按之两《汉书》志、传，皆乌有子虚事也，此盖沿袭其谬者。考《毛诗大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与三家《诗》不合。《唐书艺文志》载「《韩诗卜商序》」，如《毛诗》亦出子夏，何至歧绝？且《风》《雅》、《颂》为「六诗」之三，以为「四始」，岂非大谬！「三颂」不知据鲁、新周、故宋之义。至于《小序》，《大雅》正篇莫能详其乐章之所用，《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以为刺幽王诗，而杂见传记者则为昭、懿、厉、宣、平诸王之诗；《楚茨》诸诗，亦不以为乐章也。十三国之无正风，与燕、蔡、莒、许、杞、薛之并无变风，既以《序》不明而弃之矣，则所存诸国之《序》，当必可为诗史。乃《国风小序》于《史》有《世家》者，皆傅之恶谥，至魏、桧之《史》无《世家》者，则但以为「刺其君」、「刺其大夫」，而无一谥号世次之可傅会。又《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类，皆望文生义，一味空衍，非如鲁、韩逸说以《芣苢》为「蔡人妻作」、《行露》为「召南申女作」、《柏舟》为「卫宣夫人作」、《燕燕》为「定姜送归妇作」、《式微》为「黎庄夫人及傅母作」、《硕人》为「庄姜傅母作」之皆有实人实事也。使子夏为之，去其时不远，安得谬悠若是乎？则《大序》及《小序》，初句为刘歆所伪，其余则卫宏所润饰，不特非子夏作，并非刘歆作矣。汉、魏后《毛诗》独盛，而辨《序》之说纷如。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成伯玙以为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王安石以为诗人所自制。甚至程明道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国史旧文。王得臣以首句为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举不足辨，唯郑樵、王质、朱子掊击其妄，识最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令后人来反唇之稽。《诗》至今乃为决其蔀耳。

    口以相传，未有章句。战国之世，专任武力，《雅》《颂》之声为《郑》《卫》所乱，其废绝亦可知矣。遭秦焚书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讽诵，不专在竹帛故也。

    秦焚书，《诗》本仍存，不徒赖讽诵。辨见前。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云名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徐整作「长公」长卿授解延年，为阿武令，《诗谱》云「齐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陈侠。」王莽讲学大夫或云「陈侠传谢曼卿，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

    《毛诗》源流皆伪托，辨见前。若陈侠、谢曼卿，其为歆传者欤！公车特征，歆所授意，以广其伪学者也。

    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

    三家之废，由于马、郑。以此推之，马、郑党伪破经，罪难末减。若必科断，应与刘歆首从并诛矣。自尔王肃、王基之徒，孙毓、陈统之彦，互相申难，皆盘旋于《毛诗》之下。穴中斗蚁，角里争蛮，但供噱哂，不足树颊。而《齐》《鲁》之早亡，《韩诗》之仅存者，得无以郑尝用《韩》故，学者因而存之邪？自是《毛诗》独尊。遍观所录之书，无一部三家者，刘歆丰蔀之力亦至矣。

    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郑《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篇，出于鲁淹中。」苏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兴，字少赣，河南人，后汉大中大夫。子众，已见前。并作《周礼解诂》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

    河间献王无得《古经》事，《逸礼》《周官》为歆伪撰，辨见前。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字子干，涿郡人，后汉北中郎将。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

    《礼记》云为后人所益，信矣。故《保傅》《礼察》，《贾子》之书得附入，不独《中庸》《缁衣》采自《子思》《公孙尼子》也。《月令》亦刘歆伪撰，辨见《王莽传》。若卢植以《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则殊非。考《史记封禅书》索隐，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非今《王制》也。郑康成以《王制》制度与《孟子》同，故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今验《王制》与《公》《谷》全同，句容陈立、德清俞樾说体大物博，本末兼该，盖孔氏遗书也。刘歆作伪，盗憎主人，故排挤之，而卢植误述之。

    陈邵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隋志》云「戴圣删《大戴》为四十六篇，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四十九篇。」《别录》《后汉书桥元、曹褒》二传及元朗说，皆不足据也。

    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范晔《后汉书》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郑《注》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义。郑玄《三礼目录》云「二郑信同宗之大儒，今赞而辩之。」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后又立大小戴、庆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礼》。后汉「三礼」皆立博士。今庆氏、《曲台》久亡，《大戴》无传学者，唯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今「三礼」俱以郑为主。

    「三礼」说辨见《艺文志》。然自是古学大行，庆氏《曲台》之《礼》亡，今学说从此衰息，则郑玄为刘歆功臣之首，亦为孔学罪魁，正不得稍从末减也。云「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则今《仪礼》亦为郑玄所乱，虽注犹别称今古，然大小戴、庆氏三家则既亡矣。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齐人。子夏弟子，受经于子夏谷梁、名赤，鲁人。糜信云：「与秦孝公同时。」《七录》云：「名淑，字符始。」《风俗通》云「子夏门人。」邹氏、王吉善《邹氏春秋》夹氏之《传》。邹氏无书，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梁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少子长卿，荡阴令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字长子，清河人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

    按：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按向治《公羊》，后奉诏治《谷梁》，其书本《公羊》者十之九，本《谷梁》者十之一，未尝言《左氏》也。《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谨始也。’‘谨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谨始」之说，本《公羊》《谷梁》绪言，「明智」之说，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说也。《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此《春秋》当系《梼杌》，犹《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书。《史记》言「四十章」，《艺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驯，歆所托也。《虞卿传》云「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盖虞氏之书虽亡，其体例略同《吕览》，非传《左氏》者也。《史记》言「八篇」，《艺文志》于「儒家」云「十五篇」，于「《春秋》家」云「《虞氏微传》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托也。荀卿之书多本《谷梁》，亦非传《左氏》者。《释文》兼采伪《别录》及《汉儒林传》而为之。然《左氏》传授不见《太史公书》，班固别传亦无征。当东汉初，范升廷争，以为「师徒相传，又无其人」，若果出于《别录》，刘歆之徒及郑兴父子、贾逵、陈元、郑玄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无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称管仲，必非为左氏之学者。吴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传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饰尤甚，盖吴起为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传弟子也。张苍非荀卿弟子，贾生亦非张苍弟子。贯公《毛诗》之学，亦非贾嘉弟子。嘉果以《左氏》为传《春秋》，授受详明如此，何不言诸朝为立博士？此又从《贾谊传》增设之。嘉与史公善，当武帝时；贯公为献王时，必非嘉弟子。《史记》《汉书》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牵合佚书，妄造此文。元朗、冲远以江左以后文人独尚《左氏》，不加深察，叙录如此，不可为典要矣。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哀帝时，歆与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字符伯，后汉颍阴令，作《春秋条例》二十一卷徽传子逵，逵受诏列《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为《三家同异之说》。京兆尹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记先师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风人魏司徒王朗、字景兴，肃之父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炖煌周生烈，并注解《左氏传》。梓潼李仲钦着《左氏指归》，陈郡颍容字子严，后汉公车征不就作《春秋条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后汉谏大夫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自是《左氏》大兴。

    贾逵《左氏长义》，陈元《左氏异同》，郑众《左氏条例章句》，马融《三家同异》，李仲钦《左氏指归》，颍容《春秋条例》，众作纷纭，皆言《左氏》之长，于是《左氏》大兴。即有范升之《难》，何休《膏肓》，亦皆于《左氏》书法校量得失，既已入其笼中，无怪助其焰之益炽也。若知为刘歆引传解经，伪造书法，据《史记》以难《汉书》，则《左氏》但为记事之书，无预《春秋》之义，虽有百贾逵之徒，何能措一辞乎？《左氏》书法之义与《公》《谷》颉颃，斯固歆目睹《公》《谷》之争，但有所长，便可自立，故伪造书法，诸「书」、「故书」、「不书」，时用《公》《谷》日月例为之，伪《毛诗》《周官》以为之证，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后汉攻《左氏》者谓之「蔽固」，东晋抑《谷梁》者谓之「肤浅」。至德明之世，至谓「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呜呼，以先圣微言大义之所寄，而至于垂绝，则谁之罪乎！故自魏、晋之后，莠言繁兴，不可复言经学矣。

    汉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谷梁》，平帝始立《左氏》。后汉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因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江左中兴，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立「二传」博士，诏许立《公羊》，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王敦乱，竟不果立《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

    叙《左氏》大兴之由，「二传」衰微之故，最明矣。试检《释文》、《隋志》观之，传《公》《谷》者有几家哉！晋世诏书已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公羊》亦值王敦乱，于是竟不立。元朗云：「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夫孔子改制之学，传在《公》《谷》，汉世四百年政事皆本之。自刘氏伪经出，《左传》文采盛，至于元朗世，恐其几绝。末法千年，圣制竟坠，亦堪哀矣！刘歆之罪固不足诛，而沈冥二千年无人发挥者，至近人刘逢禄、陈立、钟文烝乃始有发明，孔子之学或渐赖以着，岂所谓循还之运者欤！

    《孝经》者，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亲之法。亦遭焚烬。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芝子贞出之，是为今文。

    按：《汉书》无颜芝、颜贞传《孝经》事。自向、歆、杨雄、班固博极群书，不能知之，不省后人何以知此？东京以后，经学荒芜，伪造典故，《易》有子夏之传，《左传》有曾申之传，诞妄支离，恐未足据也。

    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别有《闺门》一章，自余分析十八章，总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作《传》。刘向校书，定为十八。后汉马融亦作《古文孝经传》，而世不传。世所行郑注，相承以为郑玄。按《郑志》及《中经簿》无，唯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江左中兴，《孝经》《论语》共立郑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

    《孝经》郑注，诸书所引者虽多，然无以定为康成注。唯《郊特牲》正义引王肃难郑云「《孝经注》云‘社，后土也。’‘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则句龙也。是郑自相违反。」此王肃所难是康成注明矣。刘光伯谓肃无攻击《孝经》郑注者，殆未详考邪？陈氏澧说

    《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云「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余字。」

    刘歆遍乱群经，皆有古文。以《论语》考之，《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孔安国为《传》。」今见何晏《集解》所引，亦伪托，与《古文书》《古文孝经》同。以其托出孔氏壁中，舍安国不足以昭人信也。

    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字子长，吴人，大鸿胪周氏不详何人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字长文，颍川人，魏司空王肃、周生烈炖煌人。《七录》云「字文进，本姓唐，魏博士、侍中。」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张禹既受《鲁论》，又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乱鲁、齐之家法矣。郑康成就《鲁论》考之《齐》《古》，为之注焉，又乱今古之家法矣。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率皆伪古学说，而何晏《集解》以为主。然则今本《论语》皆伪古学而已。自宋以后，尊《论语》者既至，近儒攻朱，辨论至伙，岂知其经刘歆窜乱邪！今《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语，疑亦歆所加入，以实其鲁君子左丘明亲承孔子，以抑公、谷口传之说。《朱子语类》谓「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齐以后之书。」卷百二十二按：《史记仲尼弟子传》、文翁《孔庙图》皆无左丘明，盖非孔门弟子，益见歆依托之伪妄也。然惑世千载，亦见读书考古之难其人矣。自郑康成、何晏后，今文齐、鲁二家无可复考，魏、晋以后注家皆用郑、何二本，盖不足复道矣。

    《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前汉终军始受豹鼠之赐，自兹迄今，斯文甚矣。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

    《尔雅》为歆伪学训诂之祖，辨见《汉书艺文志》。张揖以为作自周公、仲尼、子夏固谬，即以为「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亦非也。豹鼠之辨，为后汉世祖时窦攸事，见《文选注》三十八引《三辅决录注》郭璞误引之为终军，德明用之，疑误千古。盖自歆征通《尔雅》者百余人诣公车，《尔雅》遂行，建武之世遂有征用。若武帝以前，未有及《尔雅》者，可共明也。注家犍为文学及刘歆为之先，犍为文学《注》亦歆伪也。赵岐《孟子题辞》「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按《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以为「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是文帝并非右文之主，安得有广游学之事？博士当时止成具文，又安得有更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之事？迨公孙弘悼道之郁滞，始请诸经建立学官。若孝文时《论语》等且增置博士，弘何必复有郁滞之叹？若文帝徒表彰《论语》等而略「五经」，既欲广游学而舍经任传，无是理也。孝文帝《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汉以前书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然则赵岐之说即出刘歆，以实其伪撰《尔雅》之事者，至明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