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会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公馆里。邦雅曼·贡斯当送了一本他自己写的关于宗教的书给夏多布里昂子爵，里面附了一封谄媚的信，承认他受过路易十八的这位大臣的好处。在巴黎，人就是政治原则，在外省，政治原则变成了人，而且是一些有恒久热情的人，从来不离开战场，暗中互相窥探，在对方的谈话里找碴儿，象两个决斗的人那样相互观察，拼命造成对方的疏忽，发现对方有丝毫疏忽就把利刃刺进对方的肋骨六英寸深，总之，他们象无情的赌徒那样互相憎恨。讽刺挖苦和诽谤中伤借口是对付党派，实则是对付个人的。

    ①佩里埃（1777—1832），银行家，自由党议员。

    ②佩罗内（1778—1854），右派司法大臣，一八三〇年由他签署颁发了违反宪章的四条法令，引起七月革命。

    在这场战争里，古物陈列室方面是彬彬有礼而且毫无火气地进行的，而杜·克鲁瓦谢公馆方面则凶狠到使用野蛮人的有毒武器的地步；贵族方面占优势的是巧妙的嘲笑和机智的攻击。要知道，在所有的创伤中，由舌头和眼睛所造成的创伤，由嘲讽和轻蔑所造成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骑士自从放弃了各种人等混杂的交际场所，躲到贵族们的圣殿里以后，就运用他的俏皮话攻击杜·克鲁瓦谢的客厅；他在这场战争的火焰上加了油，而不知道报复的精神会引导杜·克鲁瓦谢的客厅攻击古物陈列室到什么地步。能够进入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人都是清一色的贵族，他们男子十分忠诚，女子互相了解，都靠得住，因此他们从来不会有不谨慎的言谈。

    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高贵的或可笑的，都不会给人拿到把柄，作为笑料。自由党人不得不攻击贵族们的政治行动，借此丑化他们；而中间派的人，就是那些行政官吏和那些向高级权势讨好的人们，却给他们带去自由党人阵营里许多可以作为笑柄的事实和言论。这种明显占下风的感觉，更加助长了杜·克鲁瓦谢的党羽们报仇的欲望。一八二二年，杜·克鲁瓦谢成了本省工业界的领袖，如同德·埃斯格里尼翁是贵族的领袖一样。他们两人各自代表一个党派。不过杜·克鲁瓦谢不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是极左派的领袖，只是大肆张扬地承认他采纳了后来二百二十一议案①的意见。因此他能够把本省司法界、行政界和金融界人士都聚集在他家里。

    ①见本卷第437页注①。

    杜·克鲁瓦谢的客厅至少与古物陈列室旗鼓相当，可是人数更多，更年轻，更活跃，因而能够左右全省；而古物陈列室方面则十分平静，好象是现政权的附属品，它的成员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对现政权有妨碍，因为他们促使现政权犯错误，甚至强迫它犯某些对君主政体有致命危害的错误。在这个不听从自由党支配的省分里，自由党人从来没有一个当选，他们知道，杜·克鲁瓦谢一旦当选，就会坐在中左的席位，尽量靠近极左派。杜·克鲁瓦谢同凯勒兄弟保持业务来往，凯勒兄弟是三个银行家，最年长的一个在左派十九个议员中十分引人注目，这十九个议员是自由党的报纸吹捧得很厉害的政治团体；凯勒兄弟还同德·贡德维尔伯爵有姻亲关系，这位伯爵是根据宪章册封的贵族院议员，在路易十八面前甚为得宠。由于这种种关系，杜·克鲁瓦谢如果能从保王党手里得到相当的票以便构成多数的话，宪政反对派便随时准备在最后关头投杜·克鲁瓦谢的票，而不是投他们表面上拥护的那个候选人的票。每次选举议员，保王党人的头头们以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首，总是对杜·克鲁瓦谢的一举一动猜测、分析、判断得清清楚楚，最后拒绝投他的票。一再的失败，更增加了他对侯爵个人及其党派的仇恨。使两个党派互相倾轧得尤其厉害的，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圈套的失败。

    到了一八二二年，复辟时期头四年十分激烈的斗争，似乎缓和下来了。杜·克鲁瓦谢的客厅和古物陈列室，各自认识了对方的强处和弱点，毫无疑问在等待命运的安排，命运就是党派斗争的神灵。普通人会对这样表面上的平静表示满意，这种平静甚至骗过了政府；可是那些同杜·克鲁瓦谢过从密切的人，就会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如同在所有那些专门运用心计的人身上一样，报仇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尤其是因为这种热情是建筑在政治野心上的。杜·克鲁瓦谢过去听见德·埃斯格里尼翁或者骑士的名字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提起或听见人家提起古物陈列室就气得直哆嗦，现在呢，他装出野蛮人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对他的敌人笑咪咪的，实际上却越来越憎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他们。他装出下定决心要过安静生活的样子，似乎对胜利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他这种压抑住愤怒来进行暗算的行动，得到他一个党羽的赞助，这个党羽就是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乡绅，居然想进入古物陈列室，结果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