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八二二年，尽管复辟时期给逃亡贵族带来许多好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财产却没有增加。在所有受到革命政府法令打击的贵族中，侯爵受到的打击最大。一七八九年以前，侯爵家族同别的大家族一样，大部分收入来自领地的产权，他们把领地尽可能零卖出去，以便增加他们的领地产权转移税的收入。凡是依靠这种收入的家族，可以说是无可挽回地破产了，路易十八将未拍卖的领地归还给逃亡贵族的法令不能给他们带回来什么；稍后一点，赔偿法案也没有给他们带来赔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被取消的产权已经恢复，被叫做公产，收益归国家所有。侯爵当然属于保王党中绝对不肯同革命党人妥协的一小派，他们管革命党叫做叛党，在议会里则称之为自由党或者立宪派。他们自己被反对党称做极端派，他们的领袖是议会里勇敢的右派演说家，这些演说家如同波利尼亚克①一样，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就设法攻击路易十八钦定的宪章②，认为这个宪章是被环境所迫而颁布的恶法，王室应该加以废除。因此，侯爵远没有同路易十八合作来革新法国的风俗习惯，却袖手旁观，支持纯粹的右派，等待着将他的巨大财富归还给他，甚至不愿意理会维莱勒③内阁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赔偿法；这个赔偿法可以巩固王室的地位，制止不顾法律禁止而继续存在的不幸的产权分割。

    ①波利尼亚克于一八二九年八月作为极端派领袖担任查理十世的首相，推行极反动的政治纲领。

    ②宪章于一八一四年由路易十八颁布，规定国家主权由天主赋予国王，但保持了个人信仰和言论自由，因此为极端派所不满。

    ③维莱勒是极端派的领袖，提出极反动的对流亡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

    一八一四年复辟的奇迹，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波旁王室逃亡，接着又第二次复辟的更大奇迹，这个当代历史上传奇似的一页，发生在侯爵六十七岁的时候。到了这种年龄，我们时代性格最高傲的人，如果大革命和拿破仑帝政不使他们垮下来，也已把他们的意志消磨殆尽；他们只能躲在外省的偏僻角落，把他们的行动变成不可动摇的热烈信念，而且他们几乎全体都闭门不出，过着外省无聊的舒适生活。一个政党的主张已经被人称为陈旧保守了，还要由一些老头子来充当其代表，这岂不是最大的不幸吗？再说一八一八年合法的国王似乎已经坐稳了王位的时候，侯爵也曾自问：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到宫廷里去干什么呢？他还能担任什么任务、什么职位呢？因此高贵和傲慢的德·埃斯格里尼翁满足于，而且不能不满足于专制政体和宗教的胜利，同时等待着这个意外胜利带来的后果；这个胜利还在互相争夺之中，目前只能说是停战罢了。于是侯爵继续坐在他客厅的宝座上，他的客厅被叫做古物陈列室是很恰当的。在复辟时期，一七九三年的战败者①变为战胜者的时候，这个原来出于开玩笑所起的绰号，就变得更加富于嘲讽意味了。

    ①指一七九三年被革命党人击败的旺代党人。

    在这座城里，党派的仇恨和竞争，并不比外省别的城市少。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杜·克鲁瓦谢娶了那个起先拒绝过他的有钱的老姑娘，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敌同他竞争；这个情敌是本城贵族的一个宠儿，一位骑士级贵族。按照本城的老习惯，提到这位贵族不必说出他声名显赫的姓氏，只要说出他的贵族头衔便可以了，因此他在本城人人管他叫“骑士”，正如在宫廷里人人管德·阿图瓦伯爵叫“先生”一样。这个婚姻不仅产生了一场外省流行的全副武装的斗争，而且加深了高等贵族和下级贵族之间的分裂和市民阶级同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后两个阶级在拿破仑政权的强大压力下曾经暂时联合在一起，现在突然分裂，给我国带来无限危害。

    在法国，最明显的国民性就是虚荣。多数人的虚荣心受到损害时就渴望平等；可是最热心的革新者不久就会发觉平等是不可能的。保王党人专门找自由党人心里最敏感的地方去刺痛他们，这种事情在外省尤其多，外省的两个党派经常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指责，可耻地互相诽谤。在政界，人们总是用最卑鄙的手段把公共舆论吸引到自己一边，拼命捞取愚蠢的池座观众的选票，只要你相当乖巧地把武器分派到观众手里，他们就会举起双臂拥护你。这些斗争体现在某几个人身上。这几个人原来为着政见的不同而互相憎恨，不久就变成私人的仇敌。在外省，关于某些问题和个人利害，很难不作短兵相接的斗争，而在首都，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理论问题，结果就把首都政治斗争的战士们提高到尊敬他们的对手的水平，例如拉斐特先生或者卡西米·佩里埃①对德·维莱勒先生或者德·佩罗内先生②，还是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拉斐特先生曾经下令向大臣们开枪，可是如果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大臣们到他的公馆去避难，他也会把他...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