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塔夫脱总督

年战争后菲律宾国内尚存的不法之徒，尤其土著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抵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菲律宾人通常认为采取抵抗姿态再正常不过。就这一点来看，现在组织起来的市政警察不足以满足所有需求。

    查非将军说：“这就是你想说的？你把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了。”

    卢克·E.赖特将军回答：“我所说的并非秘密。”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让地方政府建基于道德力量，而不是武装部队，实际上内战的目的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人民渴望和平，期待保护，国民政府将承担给予他们和平、保护的职责。”

    英国海峡殖民地

    那时候委员会认为部队军官是负责组织和训练当地士兵的最合适人选，因此列出一系列擅长管理的菲律宾人名单，可是查非将军并不打算详细了解这事。卢克·E.赖特将军很快就沮丧地返回了委员会，向同事说明他的感受。卢克·E.赖特将军认为，以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时期的困难和阻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但亨利·克拉克·科尔宾将军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的迹象。他与查非将军短暂会晤后，立即回马拉卡南宫。虽然行程匆忙，但他去了很多地方，对岛上整体情况做了比较彻底的了解。亨利·克拉克·科尔宾将军一走，立即就有人发现事情的变化所在。有人认为这种变化源于他极力向所有关注菲律宾事务的人表明，尽管菲律宾政府有一支军事武装和一支民兵，但它们代表的是同一个美国意志，这就是目的所在，华盛顿政府早在派出委员会之初就已经明确了此目的。

    此后查非将军不但十分通情达理，而且不乏真诚。他善于寻求支持的精神让长期处于困扰中的委员会感动。为了促成合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将军的办公室装了联系电话。自那以后，我丈夫脸上刚刚开始出现的皱纹减少了许多。

    如大家了解的那样，警察局最终还是建立了起来。也许之所以要建立警察局就是因为缺乏出色的人手。总之，我们耗费了很长时间才招募到合适的人选，然后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让他们得到正规训练。现在的菲律宾人，无论男女，无论国籍和肤色，无论宗教信仰和职业，的确人人都可以成为令人满意的生力军。包括从附近岛上各个部落招来的警察，甚至不排除摩尔人和伊哥罗特人。摩尔人的警察部队因为穿戴很特殊，看起来和基督教的警察部队截然不同。他们头上的红毡帽时髦又不失绅士风度，配上整齐轻快的卡其制服，而不是统一规定的帽子。伊哥罗特人拒绝了规定的裤子，只要帽子、紧身夹克、子弹带和一条性感的丁字裤就够了。伊富高省的伊哥罗特人在制服上加了一块别致的螺旋状黄铜，士兵们露出小腿，敏捷潇洒。最不寻常的时刻就是看见伊哥罗特人华美的裸腿，走起路来，服装上的配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们在美国军官的严格号令下参加阅兵典礼，真的让人难以想象。警察乐队有八十余人，堪称庞大，由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的美国黑人罗文上尉指挥。乐队很快就在美国出名，几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棒的乐队之一。可是你要知道，乐队的所有成员都是菲律宾人。

    就我保留的简报和通信看，这时候就有传言说我丈夫可能成为美国总统。无论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自己还是家人，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人，都在议论，对此表现了相当大的兴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自己以嘲讽的态度认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想。但我认为未必完全没根据。平生第一次，我们收到了一份《波士顿先驱报》，上面有两篇做了标记的文章，并列排版。其中一篇文章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画像作开头，陈述华盛顿非常严肃认真地预测他将会是总统候选人；另一篇对法奈尔大楼举行的反帝国主义集会持同情态度。我们认为这两篇主题全新的报道几乎很难并列而置，如果不巧放到一起了，只能说编辑沉湎于玩弄讽刺幽默而已，那并不能表明我丈夫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自己也这么以为。事实上，我丈夫是个活跃的反帝国主义者，他正在执行的就是一项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他意识到这两者间的不同，即抛弃菲律宾人不顾和引导他们在自我依靠的基础上独立自主。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使那些暴跳如雷、大声叫嚣的人明白什么叫国家责任。令人欣慰的是，荣誉及美国精神一直高于纯粹的党派政治斗争。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工作中积极而睿智的表现让他的母亲非常感兴趣，几乎每一封信中她都会对菲律宾事务发表有趣而又准确的看法。不过，她完全不支持儿子将来担任总统，并非常严肃地论及有关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未来可能担任总统的报道。看过相关报道后，她坐下来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写了一封长信，非常有力地论证了如何避免从政的智慧。不过，那时候让他当总统的提议除了让他感到好笑外，什么也不是。

    法奈尔大楼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他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写道：“这种议论的宝贵之处主要在于它的幽默。人们建议将来可以角逐总统的那个人，曾经签署过禁令反对工会，最后至少有十到十二个暴力煽动者被投入监狱。我签署禁令主要是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因此我也被称为史上最糟糕的法官。如果像我这样的法官将来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简直滑稽可笑。如果我真的有一丝丝想当总统，我反倒希望自己可以克制住这点野心。不仅如此，现代总统竞选运动让我感到恐惧，总统竞选成功后面临的政治困境等更让我丧失了对此存有的最后一点欲望。我倒是有个抱负，那就是回到华盛顿尽可能让内莉和孩子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如果这都得不到满足，我宁愿在身体还健康又足以给出正确判断的时候，回到法律实践中去谋生。”

    这封信的日期是1901年8月27日，当时他正乘坐一艘委员会从吕宋岛北岸阿帕里带来的西班牙轮船。结束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后，他们又得为促进地方政府的建立而奋斗。

    结束这次旅行返回之际，我们都相当乐观地以为事情正朝着正确光明的方向发展，一切都会进展迅速，可是意外地传来了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的消息。当时我们正在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起吃午饭，就在我们都感觉没必要再等下去各自就坐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走了进来。他看上去脸色苍白，很无助。看他一直不开口，我也感觉害怕。片刻后他说：“总统遭枪击了。”听到这消息，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

    我猜想，当时全美都处于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和悲伤之中。但我不禁想到在马尼拉的美国人，他们会更加震荡不安，可以说，任何人因此受到的冲击都无法超越他们感受到的。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威廉·麦金利先生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奋斗的引路人，是我们的命运之父。

    正是威廉·麦金利总统把我们这些文职官员送到了菲律宾，也正是他，总是赋予我们无尽的力量和支持，让我们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永远不会倒下去。事实上，有关菲律宾群岛和岛上各族人民的伟大发展蓝图首先由伊莱休·鲁特先生构想而成。他寻求到了总统的支持，通过获得总统英明果断的支持来实现这一伟大构想。每一次行动我们都期待总统的支持，同时也期待他的批评。总统天性中有特别可爱的一面，和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被他激起强烈的个人情感。相比绝大多数人，我们更有理由，更有机会体会到这一点。可是，现在我们脚下所处世界的根基好像坍塌了。

    好在他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事实上，正是总统的强大和清廉让我们开始建立起希望。他去世的那天，我们收到了他正在康复的消息，因为我们离美国太远了。我们在惶恐不安中度日，除非经过检验，否则不相信任何人给我们寄的电报。我们向上帝祈祷“感谢主！”以驱散笼罩着我们的所有沮丧。可是，我们很快又收到宣布他去世的电报。痛苦而又折磨人的事情终于过去了，我不必再思来想去。

    有关菲律宾问题，我丈夫知道新总统的仁慈心所在，但他也不会惧怕。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彼此很熟悉，他们早年在华盛顿一起相处共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任副检察长，西奥多·罗斯福是国民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到菲律宾后，他们之间经常通信。同时，为了让已经制定的行动计划不打折扣，伊莱休·鲁特先生继续担任战争部长。总统被刺杀带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所有行动计划在某种程度上都瘫痪了，只有媒体的日常工作还在继续。有一则消息很有趣，很多菲律宾人，尤其是聪敏的政客，认为威廉·麦金利总统死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很快就会接任总统职位，菲律宾独立指日可待。

    于是很快就发生了巴兰吉加惨案。那时总统刚刚遇刺身亡几天，我们的神经还处于紧张状态，一个个心里满是恐惧，无法描述。这也是我们来菲律宾群岛后第一次感到如此强烈的恐惧心情。令人吃惊的是，第九步兵营“C”连驻扎在萨马岛的巴兰吉加小镇，早饭时部队中有五十五人被残忍地杀害。看得出来，当时他们并没有武装自己，而且离部队营地很远。另外三十人浴血奋战杀出了一条活路，当时每个人仅仅带着一把刺刀或一把枪。逃出来的人给我们讲述了经过，讲到细节尤其恐怖。这真的是一场灾难，好不容易才奠定的和平环境突然出现恐慌情绪。男人们即便出去上班也带把枪，放在显眼的地方，唯恐路人不知道。大家遇见了就只谈论这个岛怎么突然变成了地狱，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可能葬身于此。这让军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菲律宾群岛原本就应该处于武装控制之下。我无法否认他们的话的确有一定根据，压力让人窒息，得过上持续几个月安静与和平的生活人们才能重建信心。如果美国人是在双方交战中失败，应该会用一些哲学的智慧接受失败，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场对手无寸铁者的大屠杀。杀人者屡次和当地酋长、教区神父串通起来，借口带来投降者，骗取美国当局许可，其实是一群叛乱分子。

    巴兰吉加惨案

    但鲁克班，也就是萨马惨案的土匪指挥，现在居然变身为马尼拉杰出的政治家。更有趣的是去年演讲中，他夸张又富有激情地提出“我们巴兰吉加的光荣胜利”。当时他正在不明就里的选区做宣传，其中很多人身上还留有卡蒂普南联盟成员特有的“血契”的疤痕，也恰恰证明普通菲律宾人并没有因为这次所谓的胜利感到骄傲。

    就在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前不久，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回美国。没有她的安慰和陪伴，只有我自己面对令人悲伤的1901年9月。1901年10月我开始感觉必须离开菲律宾群岛一段时间，否则我的神经会崩溃。我和我丈夫都觉得“赶紧去趟中国”会比较有益。那时候去中国意味着离开菲律宾的酷热难耐。中国的秋天让人振作又惬意，冬天寒气逼人，没什么比四季鲜明的气候更吸引我。

    可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让卢克·E.赖特先生和伯纳德·摩西太太一直很焦虑，但也促成了这次旅行的机会，他们决定离开东方返回美国之前和我同行前往中国。当时，义和团起义刚刚被镇压，慈禧太后还没从中国西部回北京。事实上，北京被围困期间，没人知道她逃到哪里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战报，而且认为，比起在完全和平的时期走访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中国的“内部”情形。最宝贵和有趣的故事就是他们如何得到“战利品”。战利品不一定都是经由非法手段得到，中国人手里小巧的奇珍异宝和艺术品价格低得让人觉得荒谬。有时候，这些东西看起来太神秘了，有种难以抵挡的吸引力，面对这些无价之宝讨价还价那才真叫诱惑。瓷器、象牙、丝织品和俄罗斯黑貂皮等，一般都锁在黑漆漆、破破烂烂的中式茅屋里。因为辅佐北京解围事宜，我们的军官有很多冒险的故事可以讲。私下里我也期望自己能有些类似的经历，但作为美国官员的夫人，我们恐怕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直都处于保护之中，的确，事情正如我们所料。

    卡蒂普南联盟成员

    慈禧太后（1835——1908）

    我们的船先抵达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北京。北京有罗伯森上校及其夫人接待我们，我们随联军中的美国部队一起住在像是天坛的地方。现在偶尔去参观旅行的人，看着先辈神殿里的藏品可能会难以置信，这里曾经被美国大兵当作军营。建筑物看上去的确罕见，许多曾经到访过天坛的人都会发现其中平和、肃穆的气氛，而干着“外国恶魔”勾当的侵略者扰乱了神明的灵性。但士兵不得不找个地方驻扎下来，天坛又在城市中心地带，空间很大，绿树环绕，干净舒适。

    20世纪初的北京城

    康格尔先生是我们派往中国的公使，匆匆忙忙的几天观光游览后，我们前往公使馆。公使馆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焚毁，看起来很恐怖，并没有重新恢复到井然有序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好像持续了很久。

    因为慈禧太后和她的朝臣们都还没有回北京，我们希望可以趁此见识紫禁城的神秘。由于秩序恢复得很快，它又成了“禁城”，我们也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令人惊叹的围墙和宫殿，难以置信的深巷，围墙里面的生活真是令人好奇。看了之后，我们感到很满足，接着又在公使馆用了晚餐，在场的几位先生和女士曾经经历过清朝习俗的困扰。我坐在罗伯特·赫德[4]先生旁边，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创造了东西方之间最伟大的合作。

    就在我们从北京返回上海途中，我收到了两份电报，好在我当着送信人的面打开了信封。第一封信说我丈夫病得很重，让我最好立即返回马尼拉。第二封信又说他好多了，没必要惊慌失措。因为没有船，几天之内回到马尼拉几乎不可能，因此我决定乘美国领事夫人的房船游长江。如果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玩而不是自我逃避，我就应该尽兴，可我看到的不过是一条河面很宽、泥沙浑浊的河。远处低矮的山丘与岸边绵延的土坯房紧紧相依。绵延的土坯房断断续续，间或被一些小土堆隔开，这就是中国人的坟墓。期间偶尔会看见一个灰色小镇，奇形怪状的房屋，屋顶上的瓦片还真没法描述。还有一些塔，庄严、阴沉、孤独地矗立在山巅。除此之外，还有一群群肮脏喧闹的人，远远地，友好地看着我们。

    撇下我丈夫不管明显再好不过。之后我才知道，从我离开马尼拉那晚，他就第一次出现了疾病症状。最初的诊断是登革热[5]引起发热，医生认为这在菲律宾倒也没什么，我不同意他们认为这病没什么的草率之举。两周后，他被确诊为脓肿，急需手术，只能到后勤军医院，由罗兹医生主刀。这位美国外科医生后来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助手。

    罗伯特·赫德（1835——1911）

    孩子们想必有点儿吓到了，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父亲因为生病倒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告诉我，当他躺在担架上，六个强壮的美国军人把他抬上担架离开马拉卡南宫时，孩子们看着他的样子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都在大厅，看见他过来，孩子们挤成一团，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和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瞪大了眼睛，惊讶地注视着父亲，海伦·塔夫脱·曼宁在一旁抹眼泪。

    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手术，医生时刻焦虑着，他们还不能完全肯定病人能否活下来。脓肿发病很长时间，伤口让人觉得恐怖，得败血症的风险巨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最后恢复了身体，但还要做第二次手术。等我回到马尼拉，他已经度过难关，处于恢复阶段。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经倚靠在医院的小床上，给来探访他的人背诵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6]的诗歌，这首诗歌很适合他现在的情况：

    即便白人身体欠安，

    也要在仓促中管理高贵的棕色亚利安人。

    为此白人感到沮丧，

    因为白人盛怒他们却在微笑。

    最后一战无疑是个苍白的墓碑，

    刻着才刚刚逝去的人的名字。

    阴沉的墓志铭刻着阴郁的情绪：

    一个躺在这里的愚人，极力想介入东方事务。

    医生、伊莱休·鲁特先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等所有人都立即决定，一旦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体恢复，就去旅行，必须离开菲律宾群岛。除了和健康有关，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回美国似乎是最好的决定，主要原因在于国会，凡是和菲律宾相关的事务，国会都会非常主动地表示关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心他们制定的法律制度能否通过，希望前往华盛顿面呈事实真相，毕竟他有长期和这些问题作斗争的经验。伊莱休·鲁特先生也给他去电表示赞同，他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现身华盛顿很重要。伊莱休·鲁特先生还准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三个月假期，期间由卢克·E.赖特将军，也就是副总督代理他的位子。

    迪安·C.伍斯特先生居委员会高层，但我丈夫认为他并不像卢克·E.赖特将军那样表现得非常善于和巧言令色的菲律宾人、专横跋扈的部队军官亲切交流。吸引迪安·C.伍斯特深入思考和行动的主要是部门内部的各种事宜、当地人的健康和环境卫生、如何调整与菲律宾非基督教部落之间的重重障碍，以达成满意的相互理解。他宁愿面对政府日常管理中的苦差事，也不愿意受州长职位的拖累，对此我深有体会。他担任内政部长十三年，期间一直居于委员会高层，最有权利晋升到总督位置。

    查非将军给我们的旅程派了“格兰特”号军舰，我们准备延长假期。

    有件事我不得不提，这事发生在我丈夫住院康复期间。当时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住在隔壁病房。他刚做了阑尾手术，处于手术后康复期，可以自己在周遭散步和闲逛，所以他经常探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那些对他心理世界缺乏了解的人，从不会感觉到他的伟岸。但事实上，虽然他身高不超过五英尺三到四英寸，却像个七英尺高的士兵那样强壮。

    有一天突然发生地震，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因为这里的墙面并没有设计某种向上的拉力，让墙体在摇晃中保持平衡，所以余震足以毁掉整个马尼拉。不过东方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地震，当然也并没有习惯到喜欢的地步。我丈夫当时孤身一人，决定使劲撑住床，倘若屋顶掉下来了，就让屋顶砸在他自己身上算了。医院只是一栋木质建筑，我丈夫真的觉得待在木质平房里要比任何地方都安全。他几乎不能行走，所以他的勇气实在算不上高尚，不过出于无奈而已。因此，当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猛地推开门，我丈夫几乎没时间让自己看起来坚强冷静。

    他大声喊叫起来：“我们得把总督抬出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问：“但你怎么做得到？”他非常了解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他如此虚弱，哪怕就是带个婴儿也走不了多远。

    弗雷德里克·芬斯顿将军勇敢坚决地说：“哦，我自有办法。”这时，他开始紧紧地抓住床垫。他后面有个士兵赶来，可是比他的长官个子还小，但眼睛里也一样充满了无畏和坚定。

    尽管床椽变形，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却突然大笑起来，果断拒绝他们极力想移动他的努力。他们使足了所有力气，足以掀翻茅屋顶，可是床椽纹丝不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将军一生中唯一一件倾力而为却没做成的事。

    1901年平安夜，我们乘船离开了马尼拉。虽然我很享受我们在菲律宾新世界的生活，但看到热带海岸逐渐消失在视野中，想到我们即将返回美国————虽然只待几个月时间，但那里毕竟有我们习惯的生活和气候————重新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真让人开心。

    注解：

    [1]　查非将军（1842——1814），美国陆军中将，经历过美国内战和印度战争，且在美西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参与过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904年至1906年，他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负责军队组织的变革。————译者注

    [2]　卡蒂普南是1892年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菲律宾人民在马尼拉建立的菲律宾革命联盟。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革命使菲律宾获得独立。————译者注

    [3]　海峡殖民地是位于东南亚的一块英国领土，始建于1826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的领土的一部分。1867年4月1日，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控制，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46年，二战结束后解散。————译者注

    [4]　罗伯特·赫德（1835——1911），英国外交官，十九岁时来中国，在中国居住长达五十四年。1863年至1911年间担任中国皇家海上海关监察长。————译者注

    [5]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热带疾病，症状通常在感染后三到十四天开始，可能表现为高烧、头痛、呕吐、肌肉和关节疼痛以及典型的皮疹。————译者注

    [6]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