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罗马之行

    1902年冬，辛辛那提的日子最令人难忘。之所以难忘，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不仅失去了亲人，自己也陷入遥遥无期的病痛之中。像我这样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而记录快乐的人，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忘却不快。然而，整个冬天都充满了痛苦和焦虑，实在让人难以忽略不计。毕竟，这样的日子并不像一张张日历，撕掉了还可以再回来。

    1901年12月，我离开马尼拉的时候，已经接近神经崩溃的边缘。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的生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这些约束造成了一定压力，马尼拉的气候也容易让人备感疲惫和厌倦。这当口，我丈夫又病了，这段日子真的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可是悲哀并没有停止。我母亲的偏瘫也突然加重，陪她待在辛辛那提真的让我极度焦虑不安。

    就在我们抵达三藩市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雪突然袭来。隆冬让人害怕，有人强烈建议推迟跨洋行程，但多数人渴望继续赶路，于是我们经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了东方之行。

    路过奥格登时，我们才发现自己遇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酷的暴风雪。大雪堆积得像小山丘一样，我们寸步难行，只好推迟行程，耐心等待。寒冷而刺骨的风摇晃着一切，连笨重的火车也跟着晃动起来。寒冷难以想象，连小轿车里的水管都冻成了冰。我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除了上床，什么也做不了，但即便盖上所有的毛毯依然瑟瑟发抖。漫长的等待中，火车也顽强地与暴风雪战斗着。冰冻的铁轨嘎嘎作响，引擎噗嗤噗嗤发出沉重的声音。

    抵达奥马哈时，我们收到了一封电报，得知了我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一连串的意外几乎让我难以支撑。我们匆忙赶回辛辛那提，万幸，赶上了母亲的葬礼。但我病得太厉害，根本无法在葬礼上露面，这次生病足足耗去两个月时间我才康复。

    这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要和我们告别，前往华盛顿与总统和伊莱休·鲁特先生协商，并出席参众两院菲律宾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当时正在详细调查有关菲律宾群岛的情形，急需通过一项政府法案。整整一个月时间，参众两院抛出了很多不友善的问题，要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出适当解释。相比以往，他向委员会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更多、更准确。这才是他心甘情愿为国家做贡献的方式，原本他可以享受早已习惯的一切。

    逗留华盛顿期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机会到伊莱休·鲁特夫妇家中做客。如果没有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他未来不可能走得那么远。1902年3月，他不得不回到辛辛那提处理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他五个月以来负责的第三件大事。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一家当时真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也有好消息，那就是几周之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起来。有关立法的事宜一旦处理妥帖，我们就准备返回菲律宾。在菲律宾群岛，从来都没有人会企图偷懒而放下手中的活，人人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真的令人鼓舞。因此，没有人会把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压到他人肩上，撂挑子这种事情好比临阵换将。

    我丈夫在华盛顿的时候，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全面、清晰地陈述了菲律宾事务。可贵的是，这些讯息永远不可能用电报传送。最难的是要针对某些以往根本无解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菲律宾诸多事务中，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像修士征地事件那样找到某种确定的解决方案。四大托钵修士会，包括方济各会、圣道明会、奥古斯丁会[1]和重整奥斯丁会，占有菲律宾群岛四千英亩最肥沃的农田。当地菲律宾人一直对此心怀仇恨。这种情形之下，希望重返教区的四大托钵修士根本无法带来永久和平。数以百计的修士生活在现实的牢狱中，当地人不允许他们重返教堂。无论政府怎么劝解菲律宾人，他们都不改变自己的唯一立场，只想要回自己的土地，而神职人员又拒绝政府的决定————让他们撤离菲律宾。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他在菲律宾政府工作的同事们提出由美国政府买下云游修士们的土地，然后转为公用。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认识到当时最重要、最迫切的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解决纠纷，于是决定立即派人前往罗马，与梵蒂冈开诚布公地谈判。经过深思熟虑，总统选定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总统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受新奇经历的诱惑，我很快又开始满心盼望这次罗马之行能让我重新认识它。罗马之行结束后，我们从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重返东方世界。这次旅程颇有几分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诗歌描绘的景象：“乘着微笑，如此温暖，又如此明亮，盛开的、蓝色的浪花。”因为要去热带地区长期居住，我也不再犹豫，加紧准备着有三个孩子同行的长途旅行。

    苏伊士运河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

    为了帮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顺利完成与梵蒂冈的谈判，我们成立了一个出色的委员会，其中有南达科他州的奥·戈尔曼大主教和詹姆斯·F.史密斯上将，两人都得到总统亲自任命。詹姆斯·F.史密斯上将当时只是菲律宾司法机构成员之一，后来先后担任菲律宾行政委员会执行长官和总督等要职。最初，他只是个律师，到法院后逐渐闻名，并被授予“菲律宾和平军将军”头衔。但我们通常喊他法官，所谓上将，不过是自愿为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而已。他是个爱尔兰天主教民主党，看问题很理性，能力出众。约翰·比德尔·波特少校[2]被任命为委员会口译秘书长。同行的还有菲律宾圣公会的布兰特大主教，他决定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同前往马尼拉，这样就得等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罗马办完差事后一同前往菲律宾。这段时间开启了我们与布兰特大主教之间的友谊。后来在菲律宾，如果没有他，真的很难想象怎么活下去，怎么才能了解菲律宾群岛的生活。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一直以来坚持虔诚地为菲律宾人祈福，我们就永远不知道他到底给政府工作带来了多大裨益。

    1902年5月中旬，我们乘坐“旅行者”号从纽约启程，前往直布罗陀。行程即将结束时，一路同行的很多人陆陆续续登岸离开。道别的时候，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完全不知道噩运正在来临。我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好像故意在这种紧急关头生病，他突然感染猩红热，让我们所有人猝不及防，原计划的行程根本无法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我无奈地接受匆忙间的安排，随丈夫前去参加为欢迎新抵达船只举办的派对。

    幸运的是，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感染猩红热的时候恰好没有和其他孩子在一起，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客。我立即安排他转到大撒玛利亚医院。然后我也开始安顿下来照顾他。因此，好歹也算幸运。

    直布罗陀

    我丈夫的母亲住在米尔伯里[3]，尽管所有一切正在好转，他依然给他母亲打去长途电话，告诉她孩子的病情如何。

    阿方索·塔夫脱太太问：“内莉不能和你一起去？”

    “不，我只能很抱歉地说，她去不了了。”

    “但你们现在有多余的房间了，我可以过去那边住的。”

    “是的，妈妈。”

    阿方索·塔夫脱太太说：“那太好了，我想你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一个人远行不合适，我和你一起去内莉那儿吧。”

    她说到做到，还真的就这样陪着我丈夫来了。这个勇敢的老太太已经七十四岁，打理好她的行囊，安心在纽约待命，为未来二十四个小时的旅程做准备。我丈夫给我写信介绍他母亲的情况，说她是个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老太太，真让他欣喜又自豪。无论是在汽船上，还是后来在罗马的彻纳尔酒店，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优雅从容，悉心款待了许多政要：殖民地总督、一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罗马主教、一位英国圣公会主教和一位美国陆军军官。

    我婆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们全家人，甚至朋友都大为惊讶。很少有像她这样年龄的女性还能独自去各地旅行。她说什么都要坚持每年跨大陆到太平洋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弟妹们。我们习惯驱车去马尼拉郊区游玩，只要有她出现，必然会笑声不断。

    事实上，我婆婆总是很严肃地考虑来马尼拉这事。我很高兴她愿意和我丈夫一起来罗马，因为她真的能给大家带来安慰和帮助，而不是给人添负担。

    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病整整三周时间才开始恢复，远非我们所预料。之后我才能明确计划什么时候启程前往罗马探望我丈夫。我妹妹和安德森小姐打算去巴黎，我也借此机会于1902年6月4日和她一起启程前往巴黎，然后转乘火车去罗马。一路上有她们相伴，旅途也就愉快多了。

    总体看，我们的霉运很快就过去了。在横跨太平洋的路上，我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咳嗽得厉害，到了罗马之后，海伦·塔夫脱·曼宁也传染了他的咳嗽。海伦·塔夫脱·曼宁平生第一次以消极悲伤之情质疑父亲，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这么消极：“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个不用生病的地方呢？”

    和平是我们一直努力想要收获的果实。因此，为了和平，即便冒险也值得。

    我在当地最大的彻纳尔酒店举行的派对相当不错。酒店的布置和服务正式、周到、舒适。派对占用酒店一整层楼，在我看来，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是仲夏，前往罗马的游人很少，好像整座宾馆都属于客人们。罗马城看起来也空荡荡的，城里的居民都蜂拥到位于山区的居住地，或前往北部度假区。那些没地位没身份的人，即便是酷暑也只能待在城里。尤其梵蒂冈方面，也尽一切所能让我们在罗马的生活舒适惬意，以便能留下美好的记忆。在我到达罗马之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已经和当地大主教、王子、伯爵、侯爵以及尊贵的英国人、美国人都熟悉起来了。他们互相拜访，一起喝茶用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书信中多有提及。真是荣幸之至，他又可以开始做些有意义的事了。

    当然，也要去拜见教皇利奥十三世[4]，和他的谈判可以说错综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这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深感忧虑。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甚至还没去拜见意大利国王。虽然他有强烈的愿望前去会面，但即便美国大使安排了一切，礼节上也得等到他与梵蒂冈之间的事宜办完之后才比较合适。

    我丈夫的职位很微妙。就美国的制度化特点看，无论出现什么状况，原本都不可能向梵蒂冈派出外交特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往罗马的专门委员会，目的并不是在任期内正式承认梵蒂冈，就当时美国国内情形而言，这样做不可能不引起国人的抗议和反对。对此，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建议非常明确。

    多方评估美国政府即将采取的行动之后，我们向参众两院的菲律宾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谈判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为我们的后续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第一段主要涉及相关的指导和建议：

    美国政府原则上与教会、州省相互独立，各方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方控制和干涉。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美国所辖区域范围内，不容讨论、改变或无视。

    报告后面的数段文字，特别是第九段，主要是关于解决修士困难处境的暂时方案：

    这次你们的差事或任务本质上并非外交事务，而是一个纯粹的商务谈判，目的在于帮助菲律宾总督从财产所有者（修士）手中购买房产及土地权，并以此最大程度地为全岛人民谋福利。

    然而，接受这些指导远不如实施困难，因为梵蒂冈方面从谈判最初起，就尽一切努力将这一行动与外交使命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为谈判注入了极大的庄严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仅时刻提醒自己，还得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以他的职位误解谈判目的，默许梵蒂冈方面的态度和立场，将会导致怎样的危险。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姿态必须让美国天主教舒服，而清教徒又不会震惊。就是要把以往大家认可的某样东西推倒碾碎，展现一种里程碑式的结果。好在兰波拉红衣主教很满意委员会的商业思维，特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安排了与利奥十三世教皇的会晤，专门讨论菲律宾政府议题的主要框架。

    但我丈夫记忆中并不觉得这一使命与商业有多大关系，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向他询问了访问菲律宾时的相关事宜。他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信很有趣。他所有的旅行备忘录，包括信、期刊和纪念品，都毁于三藩市的一场大火，但他写道：

    我们抵达梵蒂冈后，经过漫长的等待，圣父[5]才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最后确定下来的时间是正午。一听到消息，大家马上换上晚装，带上礼帽前往梵蒂冈。我们登上长长的阶梯，一路上看到的瑞士卫队，一个个地，直通到议会大厅。我们还见到了宫廷大臣等其他公务人员。我们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最后终于到了教皇利奥十三世所在的地方，每位来客都向他陈述即将进入谈判进程的具体议题。

    这些谈话曾经由奥·戈尔曼大主教翻译成法语，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约翰·比德尔·波特上校并不完全赞同奥·戈尔曼大主教用法语表达。如何对此做出公断，怎么选词，我并不那么关心。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事差点毁了善良的主教和老上校之间的友好关系。

    记忆中，圣父的脸像羊皮纸一样透明可见，眼睛像年轻人一样澄明，思维快速、敏捷。当然，岁月多少让这份敏捷放慢了脚步。

    谁也不会忘记兰波拉红衣主教，他身材修长，笔直，充满朝气与活力。但他也时常让人看不懂，性格冷静到甚至可以冷漠旁观命运的不期而至。作为梵蒂冈的外交家，他显然是个智者，完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兰波拉红衣主教（1843——1913）

    我可能还要提一提当时我丈夫的讲话。根据我保存的手稿，他的讲话还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给教皇的致辞。西奥多·罗斯福先生赠送给教皇一套自己写的著作，呈送礼物时，我们转达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致辞和心意。

    正式会见结束后，教皇从御用座位上下来，和委员会成员聊天。虽然这十五到二十分钟时间只是非正式谈话，但他很投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给其兄长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详细描绘了两人之间特有的幽默感：“他和我握手不过是为了得到快乐而已，我们之间有某种默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教皇还笑话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太有轻重缓急感，连病痛都那么配合。他说，在他看来，有这么多工作等着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没理由病得那么重。随后，他又与奥·戈尔曼大主教玩笑起来，向约翰·比德尔·波特上校和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亲切询问自己不懂的问题。最后他和大家一起走到门口，鞠躬，目送人们离开。我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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