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汉普郡民兵生活的回忆

    英国人民在一场光荣的战争中，开始时是靠从德国招来的雇佣兵帮助防卫的。组织一支全国性的民兵，自从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以来，就是每一个爱国者的呼声了。而这一措施，无论在议会还是在作战训练场所，都得到了乡间绅士或托利党人的支持，他们不知不觉地将忠诚转输于汉诺威王室：用伯克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换了偶像，但他们保存了偶像崇拜。

    我父亲和我，作为汉普郡民兵团的少校和上尉，在向团部报名并接受任务（一七五九年六月十二日）的行动中，没有想到我们因此必须离开，我父亲离开他的农场，我离开我的书本，并且必须经受流浪的军役生活整整两年又半（一七六〇年五月十日到一七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然而三万名乡下人每隔一星期或一个月操练一次，可以把他们弄得既无用处又很可笑。到了敌人入侵的口实业已消失之后，皮特先生的人望又允许他采取非法步骤将配备武装的民兵队伍保持到战事结束，照常发饷，照常值勤，在远离各人家庭的地方呆下去。

    当国王叫我们编队的命令下来时，我们都来不及退出，也来不及懊悔了。汉普郡民兵的南方营，包括官佐和士兵在内总共四百七十六人，是个小小的独立部队，由中校托马斯·沃利斯爵士指挥；他经过一场费尽口舌的剧烈争执，将我们父子从郡长博尔顿公爵的专制管辖下解救出来。我作为第一名上尉，正式职位是我自己所属那个连的连长，后来转任掷弹兵连连长。但当中校和我父亲不在营内，或者甚至在营内的时候，他们都委托我担任口述命令和训练全营的实际工作。我可以根据当时的日记，写出我的那些不流血也不光彩的战斗行动的历史来。不过由于这些事情在我自己看来多半已经失去意义，所以还是略说几句就带过去吧。

    我们最初在温切斯特（一七六〇年六月四日）编队，因为换个陌生地方进行训练较有好处，在我们自己的要求下，就变动了驻地。遵照陆军部任意的、往往变化无常的命令，我们这个营先后进军到了有趣好客的布兰特福（六月十七日），到了容易生病和吵架的地方希尔西兵营（九月一日），到了肯特郡林地的克兰布洛克（十二月十一日），到了多佛海滨（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了温切斯特营地（一七六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到了人口众多秩序紊乱的市镇台维泽斯（十月二十三日），到了索尔兹伯里（一七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到了我们可爱的布兰特福（三月九日）；最后到了上流人士游乐地南安普顿（六月二日），在这里我们的部队驻定了，一直驻到解散（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曾在望得见法国海岸的多佛海滩上进行操练。但我们生活中最壮丽而且有益的场面，是埃芬厄姆伯爵指挥下在温切斯特丘陵草原上历时四月的露营。我们的部队计有第三十四步兵团和六个民兵大队。通过友谊竞赛，引起了大家对种种缺点的认识。我们改进了野外演习期间早晚出操的时间和条件。在大检阅中，南安普顿部队对于战列步兵，是增添光彩的而不曾使它丢脸。以后在台维泽斯和布兰特福两地驻扎时，我们在军事学习上进步很快；下一年夏天的投票选举，又提高了我们的活力和精神。假如民兵组织再存在一年，我们可能同最强的兄弟部队争夺一下奖赏呢。

    这么许多繁忙和懒散的时日的损失，没有一点优雅的娱乐可作补偿。我的脾气，因为同我们的农村官佐相处在一起，不知不觉地变得很粗糙了。然而，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善与恶的平衡。一项活动职业的多种任务，很有好处地打破了安坐生活的习惯：在有益健康的野外操练中，我和一营人、而不是小小一队人共同行猎。而且在那时节，无论白天或黑夜，只要有一点私人的或团部的事务叫我去办，我都随时出发，飞速地从驻地到伦敦，再从伦敦到驻地来回奔走。

    不过民兵生活给我的好处，主要是使我成为一个英国人，还成为一名军人。自从我出国受教育以后，由于我的内向脾气，要不是在这个生面孔和新朋友的变化多端的景象中经受一番震动，要不是经验迫使我揣摩上司们的性格、各个党派的情状、公职的形式，以及我国文官制度和军事制度的作用，那么对我的本乡本国来说，我不免长时间一直是个外国人。在此番和平服役中，我吸取了英国语言的基本因素，还吸取了兵法知识，给我开辟了一个学习和观察的新领域。我勤奋地阅读了昆图斯·爱斯略的《军事论文》（吉夏特先生的译本），并且细心地加以思考；这是在文章中把教授和老兵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唯一作家。现代一个营的训练和演习，使我对古代的方阵和军团有了个较明确的概念，所以汉普郡掷弹兵连的上尉（读者也许会发笑），对于罗马帝国史的历史家，倒也不是没有用处的呢。

    凡是有一点志气的青年，即使把玩一下武器，也是会抖擞精神的；我就在最初热情激发的时候，曾经认真地打算接受正规的军人专业。不过经过我们的摹拟战争，由此让我看到了它的明显缺陷，我的这种学军狂热就冷下来了。我有多少次想望我在社会上和文学上应得的地位呀！我有多少次背诵（狂妄地比拟）西塞罗在率领一支地方部队时所发的牢骚呀！实际上我是可以不失体面地从一个没有危险的军役中退下来的；可是往往在我露出一点求退愿望的时候，上校的友谊口气的请求，少校的为父者的权威，还有我自己对整个营的荣誉与利益的重视，就一齐使我难以脱身了。我感到我个人要脱身难以办到，于是服服帖帖地对待职务：我的服役时间持续到远远超过西塞罗时代一年一度的役期；我是直到初步和议成立之后，根据政府解散民兵的法令，方才解除部队职务的。

    如果谈到我痛惜时间的损失，那么应当对我自身，同时也对民兵队伍，说句公道话：损失的绝大部分不在于最初的七八个月，当时我必须一面学习一面又教别人。在布兰特福的放荡玩乐，在朴次茅斯的吵嘴争论，消耗了没有用到操练场上去的时间；而在一家小酒店，一座营房，或者一间守卫室里，则永远是处身于混乱之中，此时一切学问上的思想都从我的头脑里被赶走了。

    十四　回返到做学问的道路

    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我一生中历时最久的荒疏，我到多佛时又一次享受到了读书和思考的快乐。我以十分急切的欲望打开一本西塞罗的哲学书，当时的那种饥渴心情，想起来仿佛还在眼前。我的《论文学研究》在刊行前的最后一次复阅，促使我研究“神祇的性质”；这个研究导致我阅读博索布尔(1)的《摩尼教历史考证》。作者在书中讨论了非基督教与基督教神学上的许多很深奥的问题。我越过作者的信仰范围，从这本书丰富的事实和见解中引申出自己的结论。

    自从这次恢复学术活动之后，我就不复陷于怠惰了。这一事例也可证明，从最不利于学习的生活中，几个小时是可以偷得的，几分钟是可以抓到的。在温切斯特营地的吵闹环境里，有时我坐在帐篷内进行思考和阅读；在比较安定的台维泽斯、布兰特福和南安普顿的驻扎场所，我总是弄到了一个单独的住处和一些必要书籍的。

    一六七二年夏天，趁着征集一批新的民兵的机会，我到伯里顿有两三个月的休息时间可以从事学问。(2)当拟订一项新的学习计划时，我在数学和希腊文二者之间颇费踌躇；自我从洛桑回来以后，我对这两门学问一直是忽略的。一经选定希腊文，我就根据斯卡利热的先例和我自己的考虑，决定选读诗歌之父荷马和古代《圣经》。不过斯卡利热用二十一天读完《伊利亚特》；而我是以二十一个星期完成同样工作的，倒也没有不满于我自己的努力。

    当我克服了初读时的一些困难之后，诗歌中自然、和谐的语言马上变成平易而熟悉的了，我就像一艘船，每天趁着轻快的风，循着一条稳定的航道，行驶在海上。

    “阿波罗送来了好风，吹得一天凉爽；

    他们忙竖起桅杆，张起洁白的风帆。

    风吹帆满，船下咆哮着黝黑的浪涛，

    船走横过大海，一瞬间不见了踪影。”

    ————《伊利亚特》

    这一来，荷马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在研究这位诗人的过程中，我先后参考了希腊文作家们所写的许多章节和片段，其中我想提到的，有盖尔《神话学略论》中的荷马传记，斯特拉波所著《地理学》的几卷，以及隆吉那斯(3)的论文《论崇高》的全部。这篇论文，从风格上来说，也是够得上称为“崇高”的。我的语法能力有了改进，我的词汇有了扩大；在民兵队伍里，我对希腊文获得了一种正确、难忘的知识。每次行军，每次旅行，总有贺拉斯的书放在我的口袋里，往往还拿在手里。

    我的朋友乔舒亚·雷诺兹听从他的圣哲约翰逊博士，不承认一切创造性的天才，不承认心智上有任何巧于某种艺术或科学而拙于其他的天然倾向。我没有参加过形而上学的，或者该说是词语上的争论，只凭我的经验知道，从我青年时代早期起，我就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家。当我在民兵中服务时，在我那论文出版前后，我头脑里的这个思想成熟了。我不能更生动地描写出当时的感觉，不如拿那一时期的日记，分别用日期作标题，抄录几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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