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汉普郡民兵生活的回忆

nbsp;   一七六一年四月十日，在伯里顿。

    （从多佛来此短期旅行。）

    “想到撰写历史文章的几个题目，我选取了法王查理八世的远征意大利。我读了《铭文学会研究报告汇编》中德·福尔瑟马涅先生的两篇文章，做了摘记。今天我还完成了一篇论文，探讨了查理八世对于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利，以及反对他的昂儒和阿拉贡家族的主张。全文计写对开纸十页，不包括大量注释。”

    一七六一年八月四日，在伯里顿。

    （由温切斯特营地外出一星期的旅行中。）

    “长时间反复考虑了拟写历史文章的题目，我将最初想写查理八世远征的念头打消了，因为那历史跟我们相隔太远，同时远征仅是若干重大事件的一个引子，其本身并不是大事要事。我先后选取了又放弃了查理一世的十字军、反对约翰和亨利三世的贵族战争、黑王子爱德华的历史、亨利五世与罗马皇帝泰塔斯、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生平、蒙罗塞侯爵的生平等题目。最后我决定拿沃尔特·罗利爵士作为我的主人公。他那事迹繁富的历史，由于他既是军人又是海员，既是朝廷大官又是历史家等多种身份，所以显得变化多端；同时他的历史还可以依我的需要为我提供未曾按正规方法加工过的大批资料。目前我还谈不到实行此文的写作。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以及查阅许多已出版的和尚属手稿的书籍的机会，都是必要的；可是在我目前的生活方式下，要获得这两个条件，又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为求对这个主题和所需资料作个概括的考察，我还是读了伯奇博士的沃尔特·罗利爵士的传记，《百科词典》中同一作者所写关于罗利的长文，以及休谟《英国史》中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斯一世两朝的记述。”

    一七六二年一月，在伯里顿。

    （离开台维泽斯后的一个月。）

    “在这一段休假时间里，我又将思想转到沃尔特·罗利爵士身上，于是进一步细心地阅读了我的资料。我读了伯奇博士所编四开本两卷《培根文集》；读了罗伯特·农顿的《伊丽莎白女王后期时事人物杂记》，马利特的《培根勋爵传》，以及培根全集第一卷中所载政治论文和第二卷中的许多书信；读了威廉·蒙森爵士的《海军论文集》和精心结构的《沃尔特·罗利爵士的生平》，后者曾由奥尔迪斯先生刊在他那《世界历史》最佳版本的卷首。我的写作题目对我已无阻碍了，一般说来，我已进一步看到成功的前景了。”

    一七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伯里顿。

    （我的夏季休居期间。）

    “我恐怕不得不放弃我的传记对象了；不过不管怎样，我在研究他的故事、研究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时期的工作中所花的功夫，并没有浪费掉。奥尔迪斯所作《沃尔特·罗利爵士的生平》，是一篇很拙劣的文章；一份奴态十足的颂词，或者一篇平庸无聊的辩护书，取材琐细得令人生厌，笔调沉闷而又装腔作势。然而作者是个勤奋而有学问的人，他阅读了有关传记对象的一切文献，他将收集所得的大量材料编列得井井有条。除了最近在西德尼和培根两人的文件中所发现的一些遗闻轶事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添加什么材料。我的雄心（不谈难以料定的文笔与情趣的优劣）只可限于希望能将奥尔迪斯的文章改编成一个良好的缩写本了。我还因为发现这篇材料丰富的文章有某些片段非常空洞枯燥而感到失望，而这些片段不幸正是最能说明主人公一部分性格的：罗利的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他和埃塞克斯的几次争吵，他的阴谋的真实内幕，而首先还是他的私生活的细节，这对传记作者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

    “我的最好资料来源，应是当时生活环境的历史记录，也许还有精巧地引用到书上的枝节记载，例如见于培根传记的逍遥派哲学的遭遇。但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两朝，是英国历史上曾有许多人用多种写法写述过的两个时期：而罗利这个题目，已经调动了伯奇精确的钻研功夫，沃波尔生动奇妙的锐利眼光，赫德的批判精神，马利特和罗伯逊的活泼感觉，以及休谟的公正哲学，我还能添上什么新的东西呢？即使我能超越这些障碍，我还得担心牵扯上英国的现代史，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问题，而每一名读者呢，则不是朋友便是敌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作家都是替某一党派树旗帜的，因此就由敌对党派将他打倒。我在国内可能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而在国外，替罗利写历史的作家，必将遇到一种远比申斥或责备更为难受的冷淡态度。罗利一生的事迹是有趣的；可是他的性格模糊，他的行动暧昧，他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写的，他的声名局限于我国语言和我们岛国的狭隘范围。我必须另找一个较为稳当、范围较广的题目。

    “有一个题目是我可能选用的，就是‘瑞士人民自由史’，写一个勇敢的民族，脱去了奥地利王室的统治，防御了法国王储的侵夺，最后打败并杀死了勃艮第公爵查理，由此奠定了独立地位的历史。这样一份充满群众精神、军事光荣、美德事例以及政治教训的题材，即使是最迟钝的外国人，读了也会兴奋起来的。我的才能无论大小，必将因为爱国热情的鼓舞而发出光辉来，我就可以达到我的希望了。可是我很难得到这样一部历史的资料，因为那资料紧紧封闭在一种古老而粗野的日耳曼语言的冷角落里，而我对这语言全然不懂，我又不可能专为这个特殊目的下决心学习这语言。

    “我想到另外一个题目，那是同上述历史正好形成对照的：一个是进入了光荣与自由的贫穷、尚武、道德高尚的共和国；另一个是软弱、富饶、道德堕落的联邦。这个联邦从滥用自由理所当然地逐步落到丧失自由。两部历史的教训，也许具有同样的启发意义。这第二个题目是：‘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占时一百五十年，起自或来自佛罗伦萨民主政体的残局，讫于柯西莫·美第奇(4)在抚斯坎尼大公国建立称号和统治。我可以铺陈一连串的变革，在笔墨上学学韦尔托而取得不逊于他的效果。可以写到许多特异的人物和特异的事件；写到美第奇家族的人四次遭放逐，又四次召回来；写到自由风气勉强屈服于查理五世的武力和柯西莫的政策。文中还将写到，萨伐纳罗拉(5)的性格和命运，以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本质上都是同这个家族的上升和这个共和国的没落相关联的。美第奇家族‘有如决定学术盛衰的根源’，这一点由他们的扶植学术作了说明；而狂热的宗教信仰，则是他们的反对者手中最可怕的武器。我非常可能选定这个美好的题目；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或者怎样着手写作呢？我看到的是一片朦胧、模糊的前景。”

    法国以其语言上和风俗上富于青春活力的特点，在我心里引起了一个热切的愿望，很想订个范围较大而拘束较少的计划，重访欧洲大陆。按照习惯法则，也许还有理性法则，对于一个有身份的英国人来说，出国旅游是完成其应受的教育：我父亲原已同意我这要求，但因匆匆参加民兵组织，这事一搁就搁了四年有余。一经离开部队，我急忙抓住时间：花了三四个星期，在汉普郡和伦敦作好旅行准备，并且根据礼节和交谊，分访亲友辞行。我在伦敦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上戏院给马莱特的新作悲剧《埃尔维拉》捧场。

    一辆驿车送我到多佛，搭海峡班轮到布伦，我勤快行事，在一七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就到了巴黎，距民兵队伍的解散仅有三十六天。我的出国期间大致定为两到三年；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按照最适合我的兴趣与意见的方式，去往我最爱去的地方。

    * * *

    (1)博索布尔：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新教派教士，有论述《圣经·新约》的著作。

    (2)一七六二年五月八日日记：“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此进入二十六岁。这给予我一个略略考查自己、客观地想一想德性好坏的机会。谈到这问题，依我看来，我的性格是善良的，不会有卑鄙行为，而且是属于宽大慷慨一类的；但是骄傲、粗暴、不易与人和洽相处。这些品质，我必须按其不同趋向，努力加以培养、根除或者克制。我没有机智。我的想象力较强，但不一定使人喜欢。我的记忆，容量大而保持时间亦长。我的理解力的显著特点是广泛和透彻，但是缺乏敏捷和精确。说到我在生活上的处境，虽然有时我也许表示不满，但说不定对我的性格倒还是最合适的。我可以取得生活上的一切供应，也可以自由运用我的独立地位（那是人间第一幸福），那在财产地位高于我或低于我的人都是不易遇到的。我在谈处境时，必须将参加民兵那一段时间除外。尽管我是高兴地而且勤勉地度过那一段时间，但这生活对我来说，是既不合适也无意义的。”————原注

    (3)隆吉那斯：三世纪希腊柏拉图派哲学家。

    (4)柯西莫·美第奇：美第奇家族代表人物之一，1434年在佛罗伦萨建立僭主统治。他聘养学者、艺术家，大力扶植文艺创作，以此著名于世。

    (5)萨伐纳罗拉：十五世纪晚期佛罗伦萨革新家。倡议改革风俗和道德，重建民主政体；后因遭忌而被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