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执中成宪卷四

    明太祖高皇帝

    洪武宝训：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

    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息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至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又曰：「人主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

    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

    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有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执事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洪武四年，命建奉先殿，谓礼部尚书陶凯曰：「朕闻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诚，然于追远之道，岂敢怠忽！」复感叹曰：「养亲之乐，不足于生前，思亲之苦，徒切于身后。今岁时致享，则于太庙，至于晨昏谒见，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尔其考论以闻。」

    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于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业，图天下之安，其敢游心于此。」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谓群臣曰：「谋国之道，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

    又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章句而已。」太祖与儒臣论易，至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曰：「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然知人最难，若所养果贤，而使之治民，则国无虚禄，民获实惠；苟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补于国哉！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

    谓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于其源，源塞而流绝；伐木者必于其根，根断而木拔矣。设王有所违失，尔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则是大失将至；俟其大失将至，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凡历代贤王，著名方册，其臣亦皆贤者，故能济其美。尔等职在辅导，宜尽心所事。

    谕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与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故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之见以为明。夫爝火之光，岂胜于列炬？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所建明，当备陈之。」谕侍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流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太祖与群臣论民间事，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沈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其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太祖谓侍臣曰：「淡泊可以养志，俭素可以养德。纵欲败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皆役心损德之具。朕观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饫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故逸豫未终，败亡随至。此近代之事，可为明鉴。朕常以此训诸子，使知所警戒，则可长保国家矣。

    命博士许存仁进讲经史。存仁讲尚书洪范篇，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箕子以是告武王，以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岂特为人上者当勉，为人臣者亦当修省，以辅其君。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

    谓侍臣曰：「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监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祸。」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又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借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但能以此为勉，朕无忧矣。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侍臣进讲尚书无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存惕厉，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复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复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常令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之，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太祖颇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纵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理，当痛绝之。」

    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纵指示比文臣，譬谕虽切，而语则偏重。」「朕谓建立基业，犹搆大厦，剪伐斲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谕户部臣曰：「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为官长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也。尔等勉之。」

    太祖御谨身殿，翰林学士刘三吾侍，因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毋忽也。

    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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