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

    众所周知，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各个工人相对立；第二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工人组织进行斗争；第三个阶段，企业家组织联合起来同工人组织相对立。

    工会的职能是消除工人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它力图取得对劳动力商品供给的垄断权。因此，它是某种限额分配的卡特尔，它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同资本家关系中的商品买卖，是某种联营。但是，每个限额分配卡特尔和每个联营，因软弱而受到损害，它不能控制生产，因而不能调节供给的规模。这种软弱对工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的生产几乎总是使它的调节落空。只有熟练劳动力，工人的组织才能够通过某些措施，成功地削减它的生产。一个强大的熟练工人的工会，通过限制学徒的人数，延长学徒期，以及禁止雇用除熟练劳动力即工会承认的熟练工人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人，也能够限制这类劳动力的生产，并保证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印刷工会就是一个例子。例如，它们实行只有经过高级技术“培训”的印刷工人才允许操作排字机，虽然只经过纯技术培训因而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就足以胜任这个工作。在顺利的环境下，一个有力的工会甚至可能成功地颠倒关系，通过承认仅仅具有一定较长使用期的工人为完全熟练的工人，赋予某种劳动以熟练的从而获取高报酬的劳动资格。例如英国纺织工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它迄今还有某些产品部分地占有垄断地位)，曾一度有利于强大的工会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家更容易让步，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使他们可以把较高的工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控制劳动市场的努力，也产生了通过增加移民的困难来阻止外籍工人竞争的倾向，特别是控制对生活要求不高而又难以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的移入。就像保护关税制帮助卡特尔那样，禁止移民则为工会提供了同样的帮助。

    但是，工会是活生生的人的组织，要达到它的目的，只有经过其成员的意愿来实现。垄断的建立是以工人只通过工会并只按照工会所确定的条件出卖劳动力为前提的。劳动力的价格必须摆脱供求的波动。然而，这就意味着，供给者即失业者不能按照同被确定的价格不同的价格在劳动市场上进行活动。价格是既定的，即按工会的意志确定的；供给必须适合于价格，而不是价格必须适合于供求。因此，工会成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协作。必须拒绝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正像卡特尔在生产一经超过它所需要的供给量时便通过储存产品防止市场饱和一样。储存费用相当于工会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后者在这里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义，因为它是工会限制供给的唯一手段，而卡特尔却具有限制生产的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拒绝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的同一目的，也通过道德强制手段来达到，例如唾弃那些愿意去劳动的人，宣传阶级利益如何受损害，简言之，通过工联主义的教育，使工人阶级结成一个战斗的集体。

    像每个垄断集团一样，工会面临的问题当然也是尽可能彻底地控制市场。但是，工会这里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个别工人暂时的个人利益同工人的阶级利益相矛盾。组织要求作出一定的牺牲：捐助，花费时间，准备投身斗争。与工会保持距离的人，赢得企业家的好感，避免了冲突、失业或冷遇。工会变得越强大，企业家越是力求使他的工人远离工会。他用自己的救济措施代替工会的救济措施，自觉地利用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

    工会斗争是围绕劳动收益而进行的斗争。工人再生产出c的价值，创造出一种新价值，这种新价值分解为v+m，即工资和剩余价值。v+m的绝对量，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度。工作愈短，v+m就愈小；假如v保持不变，m就愈小。在劳动时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v下降时，m就上升，反之亦然。但是这种结果被劳动强度的变化所抵消；在工资提高和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劳动强度提高了。计件工资制度和奖励工资制度的发展，力图把劳动强度提高到工资和劳动时间既定条件下的最大限度。同样，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为提高劳动强度提供了客观手段。工人阶级在缩短劳动时间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肯定处在劳动时间的缩短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抵消的限界之内，有时抵消之外还大大有余。不管劳动时间的缩短对工人的社会状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不管缩短劳动时间的成就和为此而进行的斗争对工人体力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多么大，这种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使v与m之比不利于m，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利润率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因而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应该顺便指出，许多产业对精确性有自己的较高的要求；对它们的发展来说，较长时间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质量提高了，技术进步加速了，相对剩余价值也增加了。就工资水平而论，工资增长和劳动强度提高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即使它在这里是存在的。特别对非熟练劳动来说，实际工资的细微提高，究竟是以牺牲m为代价提高呢，还是相反地(这有更大得多的可能性)在这里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抵消，这至少仍然是极其可疑的。当然还必须承认，产生这种抵消得经过一定时滞，在这段时间内，m由于v的提高而变小了。

    因为商品价值(这里涉及的是社会关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成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c+v+m)，所以与m的相反变化相应的v的变化，对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从而对消费者没有影响。李嘉图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不可能对商品的价格发生影响。这是简单明了的。每年的社会产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耗费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等等的补偿，这一部分首先应从总产品中补偿。第二部分是生产工人一年内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产品。这种产品首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又分为两个亚部：一个亚部构成工人的收入，另一个亚部作为剩余价值归于资本家。对消费者来说，产品价格等于两个部分的总和，并不因第二部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发生变化。因此，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断言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使产品变贵，是十分荒谬的。尽管如此，这种论调总是一再重新出现，而且不无充足的理由。

    我们刚才所作的推论，直接适用于商品的价值，即仅仅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然而，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由于追求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发生了转型。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或者对某一个别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来说，工资的提高表现为成本价格的提高。假定他的工资总额迄今是100，在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为100以及利润率为30％的条件下，他以260出卖产品。假如由于罢工获得成功，工资现在提高到120，他的成本价格等于220；若是他仍然按260出卖他的产品，他的利润便绝对地从60降低到40，他的利润便从30％降低到19％以下，从而远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利润率的平均化必然发生。这意味着：某一个别生产部门里工资的提高，导致了该部门产品价格的提高；这种提高是在形成一种新的一般利润率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一般利润率低于以前的一般利润率。但是，价格提高总是遭到抵制；价格提高意味着销售困难，而销售困难又反过来抑制价格的提高。按原有价格缔结的契约还必须履行。首先，在价格的提高能够实现之前，还要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严格地说，必须首先实现资本由该生产部门外流，因为价格的提高意味着销售的减少，因此供给即生产必然缩减。销售减少的危险，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不同的，从而引起企业家对工资要求的抵制。这种对工资提高的转嫁在或大或小和或快或慢的程度上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情状况和产业的组织。假定工资提高是普遍现象，被改变了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将会导致如下结果：高于平均有机构成的产业的产品价格下跌，低于平均有机构成的产业的产品价格上升。然而，一切工资的提高都造成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哪怕这种下降由于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而只是缓慢地进行的，并且幅度也很小。

    但是，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在达到新的价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损失，所以资本家的抵抗是完全自然的。利润率越低，抵抗越强烈。我们先前看到，在小企业和小资本家活动的范围内，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占统治地位；由于这个原因，抵抗在这里表现得最显著，而抵抗力量同时又最弱。工会斗争，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是为利润率的斗争；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是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包括缩短劳动时间)。它绝不是废除资本关系本身即废除对劳动力剥削的斗争。因为这样一种斗争始终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通过对工人的剥削生产利润，所以对企业家来说，废除了剥削，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他将停止生产。不管他个人的处境怎样，这种处境也不可能通过继续生产得到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冒使他的工人挨饿的风险了。如果仅仅是他所在的部门受到威胁，他就会力图通过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来挽救自己的资本，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因此，彻底废除剥削的斗争不在纯粹的工会任务之列。这是一种根本不能通过纯工会的斗争方法求得解决的斗争，正像工联主义“理论”希望使人相信的那样。即使这种斗争从工会斗争方法中借来，例如群众性罢工的形式，但它并不就是反对企业家经济地位的斗争，而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反对资产阶级权力组织即国家权力的斗争。对企业家的经济损害，始终不过是瓦解国家权力机构斗争中的辅助手段。这种政治任务绝不可能是工会本身的任务，而只能使工会的组织形式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

    但是，如果工会斗争意味着为利润率而斗争，那么，由此便总是为工会的目的设置了一定限制。对于企业家来说，问题在于盘算；他是否能实行新的价格规定，过渡期间的损失是否会超过旷日持久的罢工损失，以及最后他是否有可能把他的资本投往其他不使自己的利润率直接受罢工后果影响的生产部门。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次工会斗争，从一开始就遇到一定限制；认识这些限制是工会领导的艰巨任务，并决定他们的策略。这里还可以得出结论：利润率越高，一般说来，工会就越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不管这种利润率是一般地在繁荣时期产生的，还是在某一特殊部门由于垄断地位、通过专利获得超额利润等等产生的。详细考察这些条件已超出我们研究的范围。不过，这里还必须简单谈谈两个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一般变化。

    当然，企业家组织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

    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通常被看作是对工人组织的反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速度及其力量，基本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资本的积聚和垄断。

    只要是孤立的企业家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相对立，工会就拥有一系列办法使企业家组织的发展搁浅。

    随着资本积聚的增长，企业家在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中的力量增强了，被集中了的工人的组织能力也增强了。企业规模的差别，造成对工会的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一个产业越分散，企业的平均规模越小，工会的力量一般说来就越强。在同一产业内部，中小企业的工会力量比大企业要强，原因很简单：由于大企业的竞争本来就面临严重威胁的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更经受不起斗争的损失。一般说来，工会斗争促进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生产成本降低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因此，这种斗争本身便为达到新的妥协创造了前提条件。

    只要工会同个别企业家相对立，工会的处境就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发挥集中起来的力量来对付孤立的企业家。工资斗争被分为一系列的个别罢工。该企业家的工人，背后有工会全部财力的支持，这种财力由于有会费以及继续劳动的会员在斗争期间经常的额外资助而没有被削弱。该企业家必定十分担心，他的顾客被那些继续开工的企业家夺走，他的销路在罢工结束以后也会变小。他不得不下决心作出让步，并且从这时起关心他所同意的条件在各个企业中普遍化，从而关心其他企业家也必须自愿地或被迫地承认同样的劳动条件。企业家的相互孤立，使工会能够强迫他们一个个地相继陷入有组织进行的个别斗争之中，而不致因这些罢工而使工会的力量损失过大。这些成果通过扩充会员和增加会费更加强了工会，工会在斗争之后比以前更强大了。很显然，企业家之间越不团结，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从而涉及的企业家越多以及每个个别的企业家的抵抗力越小，这种策略也就越容易被使用。所有这一切，就是中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行业中的情况。在这里，工会的影响最大，力量最强。能够做更精确计算的大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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