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

的大企业，从一开始就对这种个别罢工进行了强烈得多的抵抗，因为大企业更强调坚持生产费用的尽可能的平等。在这里，成效只有作为一般的成效才是可能的。个别罢工在这里遭到大得多的抵抗，这种抵抗必然更难克服，因为个别的大企业家的力量也较中小企业家的大得多，较少的企业家之间的谅解也能迅速得多地达成。 工会的发展越强，它在企业家中间激起的抵抗也就越强。现在，工人的联合同企业家集结起来的力量相对立。既然工会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最大，抵抗在这里也就表现得最强烈。事实上，企业家阶级的组织开始于手工业和小成品产业， 在这里，工会的力量最显著，而在高涨年代达到了最迅速的发展。 但是，虽然雇主联合会的建立必定被视为对工会的反动， 虽然首先出现在轻工业中，但它并不限于这个范围。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把参加进来的资本家的利益，以更紧密得多的方式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同工人阶级相对抗的统一体。消除竞争并不像非卡特尔化的轻工业中那样限于劳动市场，从而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加强了企业家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正是在企业家地位最坚固的那些部门里，建立特别的组织就成为多余的了。煤炭辛迪加使得雇主联合会成为不必要的，钢铁托拉斯使雇主联合会不可能存在。即使真的像官方常常宣称的那样，德国卡特尔不染指工人事务，但是企业家的统一行动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正是他们力量的强大使得雇主联合会的一些特殊职能(例如罢工期间的相互援助)成为多余的，因为只要按照各自的情况取得“友好的谅解”也就够了。但是，即使在这里，建立雇主联合会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了。

    雇主联合会的形成，首先使工会个别出击更难奏效了，虽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个别企业家得到自己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补偿他的损失，保证罢工工人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同时努力解决企业家自身最迫切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它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它反过来成为进攻者，通过同盟歇业使斗争一般化，以便削弱工会和迫使工会就范。在整个企业家反对工会的这种斗争中，企业家组织常常是强者。

    雇主联合会首先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可能性，即推延斗争的时间。只要工人组织与孤立的企业家相对立，这种时间的选择就取决于工人。但是，对斗争的成果来说，时间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高涨时期，利润率最高，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最佳。在这样一个时期，停止劳动最令人感到痛心。为了不致失去全部利润，即使一个强大的企业家，在这个时期也力图避免斗争，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会再来的机会(至少在下一次繁荣到来之前不会再来)。单纯从工会成绩的观点来看，罢工必须置于生产力开足马力的时期。工会教育工作的困难任务之一，就是使会员信服这种策略。因为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加班劳动和正常就业，工人的收入最高，因而举行罢工的心理动因软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罢工发生在鼎盛阶段到来之前的繁荣期。

    然而，一旦企业家组织被确立起来，这个时间的选择就不再仅仅是工会的权力，因为现在企业家组织能够决定斗争的时间。但是，对企业家组织来说，同盟歇业是一场在萧条时期最适宜于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在萧条时期，由于生产过剩而使停业十分有利，由于劳动市场的充斥，工会组织因需要增加资助以及会员丧失而使财力受到削弱，所以工人的抵抗能力最低。这种延缓斗争时间的可能性，仅仅意味着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力量推移，而这正是企业家组织起来的结果。

    然而，导致企业家组织形成的同样原因，又带来工会的加强。现在，工会到处都成为不想完全无条件地听任企业家摆布的工人的庇护所。企业家的斗争手段也针对那些迄今仍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同盟歇业、特别是普遍的同盟歇业，也是迄今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组织的强有力的动力，工会会员急剧增长，从而增强了工会的力量。

    企业家组织力图通过反对工会的持续斗争阻止这种发展。它们企图在自己的工人中间进行人为的选择，使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留存下来。企业家联合会的劳动介绍制度，有计划地优待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组织起来的工人，把其中最危险的分子通过黑名单而加以放逐。它组织“黄色”工会这一阶级叛徒的培养所，试图通过收买和给予特殊利益来分裂工人，保证自己得到破坏罢工的卫队。 它通过拒绝和工会领导人谈判，以缩小这些人的道德影响。这种斗争是徒劳的，因为归根结底工人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工人的一般生存条件。但是，这种斗争给工会运动的发展带来困难，缩小了它的影响。在企业家组织出现以前的时期，个别企业家的抵抗力量，按企业的规模而有所不同。同样，企业家组织的抵抗力量，也按它们的构成而有所不同。大产业的联合会是最强的；这里，大卡特尔产业的地位又尤其强大。它们首先不必担心各成员的衰落或破产。它们尽可放心，没有任何竞争者能从它们的停产中捞到好处。最后，在垄断得到保证、外国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场合，他们能够重新补上罢工期间的损失。拖延的契约后来被履行，由于停产而引起的商品短缺，可以使价格提高，从而转嫁罢工的损失。

    因此，这里的抵抗最激烈，最容易进行反对工会的斗争。这些产业在所有企业家组织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表现为企业家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小资本家越是被迫向工会让步，越是感到工人力量的威胁，同作为他们自己事业斗士的最大的产业资本家休戚相关的意识也就越强。

    较弱的联合会，虽然比以前的个别企业家处境更有利，但另方面也不得不对工会让步，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对它们来说，联合会消除了最大的危险。联合会善于实行罢工条款以对企业有利，通过原料封锁的武器(它以此使原料供应者成为它斗争的援助者)，阻止联合会之外的人叛离。最后，通过阻止个别雇主缔结特殊契约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竞争条件的平等。这最好还是通过工资率协定和企业家组织之间关于劳动契约的共同协议来进行。这种工资率协定也符合工会的利益，因为它使所达到的成果立即在整个行业中一般化。不利之处是，它事先便确定了新协议的时间，从而夺去了工会的斗争时间选择的自由。但是，由于企业家联合会本身的存在，时间的选择已不再仅仅听任工会确定，因此上述情况便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两个组织。然而，工资率协定把偶然的因素带进未来的斗争之中。因此，在工资率协定的期限选择上，一个强大的工会努力避免使利用繁荣时期成为不可能的那种情况。

    对企业家来说，自己组织的存在还有一个好处：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把生产成本的提高转嫁到别人身上。我们知道，对相关产业部门来说，罢工的结果直接意味着利润率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由必然发生的价格提高而造成的平均化，通过雇主联合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容易促成的，甚至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也能够实行的共同行动，变得比较容易和加快了，因为价格提高和成本价格的变化是相应的。因此，正是小资本家的非卡特尔化的成品产业，倾向于缔结工资率协定。

    这里，缔结产业同盟的趋势也加强了。由于自己的技术所决定的分散化还不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力图通过对外来者关闭劳动市场以保证自己的垄断。对外来者关闭劳动市场应由工会为他们来做。现在，联合起来的企业家有一个由工会保护其免受外来者竞争的卡特尔。这个卡特尔的超额利润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对卡特尔的存在有着利害关系。

    卡特尔化产业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利润率已经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价格等于或大致等于世界市场价格加保护关税加运输费用。这里，工资的提高不可能被转嫁，因而对它的抵抗特别强大。此外，高额卡特尔利润已经在股票价格中被确定下来。利润的减少意味着股票市价的下降，从而引起股东对领导层的一切让步的抵抗。在这一点上，股东们受到银行利益的支持，因为对银行来说，较小的利润意味着发行股票时发行利润的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股份公司的那些仅仅被委托的管理者的抵抗也增强了。他们已经失去同工人的任何联系，成为同工人相对立的他人利益的代表。代表自己事业的企业家偶尔作出的让步，在他们看来是不遵守义务的。工人和资本家关系中人情的最后痕迹消失殆尽，劳动契约的内容成为完全脱离任何情感考虑的力量问题。

    对企业家来说，工资率协定的有价值的特性，即保证费用相等，在卡特尔那里是通过企业家的共同行动达到的；生产的和平时期，是通过排除多次重复的大规模的斗争达到的。剩下的不利之处是，使企业家在下一次斗争时间的选择上受到约束，对工会起到宣传的作用。因此，工资率协定在这里遭到拒绝。同时，在没有工会帮助下实行卡特尔化的可能性，使带有自己的卡特尔超额利润分配的产业同盟成为完全多余的。 主要从事出口的产业，与卡特尔化产业的地位相类似，因为它们的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因而很难进行转嫁。

    企业家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发展，赋予工资斗争以越来越大的一般社会和政治意义。工会反对个别企业家的游击战，让位于影响整个产业部门的群众斗争；如果工会掌握了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赖的生产的要害部分，它们便使整个社会生产面临停止的威胁。这样，工会斗争便超越了它自己的范围，由直接有关的企业家和工人的事情变成为社会的一般事情，即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仅仅依靠工会的手段来结束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家组织和工会越是强大，斗争持续的时间也就越久。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成为一个力量问题。企业家坚信，任何让步都将削弱他们未来的地位，而工会的道德力量和实际力量则会增强，工会今天的胜利意味着未来的胜利。企业家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战斗，为了达到长期征服的目的而不惜支付战争费用。他们的资本力量雄厚，可以坚持下来，而且比工会坚持得要久，因为补助金的支出越来越迅速地耗尽工会的资金。但是，斗争不总是限于这个部门，而且也波及其他向这个部门提供原料或辅助材料的部门。这里，企业也不得不停产，工人不得不被游离。这种情况在工人中间，以及在靠工人阶级养活的零售商业部门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苦难，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冲突。非直接参加者要求结束最初的工资斗争的欲望加强了。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实现这一要求办法，所以便要求国家干预。因此，结束罢工的问题便从一个工会问题变为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力量的演变，由于企业家组织的产生，越是变得有利于企业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保证自己在政治代表机构中的尽可能大的影响，拥有一个独立而坚决地代表工人利益以反对企业家利益并帮助工人取得胜利的代表机构，就越重要。然而，这种胜利不仅仅归因于政治影响，相反地，只有在工会强大到足以以这样的强度和力量进行纯经济的斗争，以致使资产阶级国家在劳动条件不利于企业家时进行干预的抵抗发生了动摇，使政治代表的任务仅限于彻底破坏这个国家时，这种政治影响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并最后取得成功。这绝不是说，工会对工人阶级是多余的，可以用政治斗争取而代之；相反地，工会组织的日益强大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条件。但是，不管工会多么强大，正是工会斗争的规模、强度和普及程度同时使这种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并提示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以政治活动补充工会活动。因此，在一切工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时刻必然到来：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形成，成为工会斗争本身的条件。但是，一旦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存在，它的政策就不可能长期限制在推动这个政党建立的因素上，而是成为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试图从整体上代表所有工人的阶级利益，从而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斗争的范围，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

    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家组织的加强，不仅没有使工会斗争成为多余的，而且也没有使工会斗争成为毫无希望的。有人得出结论说，因为企业家组织有力量，可以安心等待，直到工人筋疲力尽，他们的工会财力枯竭以及希望就业的人逐渐占优势，所以工会斗争必定总是以失败告终，同盟歇业必定总是胜利。这种结论是片面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而是对利润率影响的计算问题。在高涨时期，同盟歇业或罢工，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以致向提高工资的要求让步，以避免斗争，对企业家可能更为有利。 甚至以前由于同盟歇业而被削弱的工会，也能付出足够的力量，迫使企业家在高涨时期作出让步。只是在这里，同工会还未遇到任何企业家组织的时候相比，这些让步将被限制在更有限的范围内，因为工会也必然对斗争的困难感到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