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金融资本和各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垄断的结成如何唤起资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关心。同时，资本直接通过它自身的经济力量，间接通过使其他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它自身的利益，来获得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

    金融资本的发展，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的从而政治的结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家，彼此在竞争中相敌对。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对立也妨碍他们在政治领域中采取共同行动。此外，阶级需要还没有要求采取这种共同行动。因为对国家政权的消极态度，使产业资本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出现，而是使个别资本家作为国家公民出现。使资产阶级焦虑不安的大问题，实质上是宪法问题，是现代立宪国家建立的问题，从而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公民并使他们在反对反动和反对封建的专制官僚统治方式的残余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问题。

    但是，一旦资本主义的胜利使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对立摆脱羁绊时，情况就不同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抗产业资本的统治。这两个阶级在经济领域进行干预，经营自由似乎受到要求行会式约束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要求对劳动契约进行法律调节的工人阶级的威胁。现在所涉及的不再是公民，而是工厂主和工人，工厂主和行会师傅。现在，政党公开地根据经济利益确定自己的方针，而这些利益以前是隐藏在反动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口号之后的，在这些口号下，又隐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三个阶级：地租获得者及其在宫廷、官僚和军队中的仆从，资产阶级以及联合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在争取产业制度的斗争中，产生了三个经济集团：产业资本家联合会、合作团体和工人组织，前两者受到国家政权的多方面的支持，国家政权按照一定的职能把它们改造成为合法团体。但是，合作团体和工会很快统一了目标，而资本家联合会却由于商业政策的冲突依然四分五裂。此外，产业资本在政治上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陷于对立的状态。

    商业资本比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增强国家的权力，因为批发贸易，特别是作为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力求得到国家的保护，此外也容易趋向托庇于特权。早期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支持国家政权，它借助国家政权解决自己的最重要的交易即国债，完全脱离开激励产业资本的对和平和宁静的渴求。国家财政的需要越大，借贷资本的影响就越大，国家借债和金融交易也就越频繁。但是，这些不仅仅是当时直接利润的基础，而且也是交易所交易的支柱以及银行获得国家特权的重要手段。例如，英格兰银行的发券特权，在历史上就是同国家对银行的债务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尔化把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从而直接增强它的政治影响。但是同时，它也与资本的政治利益相一致，使整个经济力量影响国家政权。它把所有资本的利益联合起来，从而以比自由竞争时代分散的产业资本更团结一致地同国家政权相对立。但是同时，资本也在其他居民阶级中找到了更大得多的支持。

    乍一看来，这一定使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金融资本看来首先是与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的确，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垄断利润是所有其他阶级收入的一种扣除。工业品的卡特尔利润，使农业生产资料昂贵，削弱了农业收入的消费力量。工业的迅速发展夺走了农业的劳动力，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科技革命，造成农村慢性的人力短缺。只要金融资本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趋势与农产品的同样趋势不相适应，这种对立必然更加尖锐。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农业人口中遇到相反的利益。工业摧毁了农民的家庭劳动，把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变成为依赖市场销售的纯粹的农业企业。这种转变是以农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因此，农民敌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民仅仅是一个没有活动能力的阶级。没有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城市文化隔绝，视野局限于最狭隘的地方利益上，使农民所能进行的政治活动大都仅仅是追随其他的阶级。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恰恰同农村中具有最强的活动能力的阶级即大土地所有者相对立。大土地所有者能从工业发展中获得直接的利益。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自己产品的销售。资本主义为他们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发展农村工业的可能性，比如制造烧酒、啤酒、淀粉和糖等等。大土地所有者的这种利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保证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从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重商主义的政策也始终是由大地产即对领主制度的资本主义改造的产物所担载的。

    由于反对重商主义及其执行机构即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斗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很快摧毁了这种利益共同体。这场斗争直接针对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国家权力，在军队、官僚和宫廷中占据领导地位，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经济上的利用，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及最后在领地范围内成为国家权力的直接承担者。在对专制主义取得胜利和现代国家创立以后，这种对立激化。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使土地所有者面临完全被剥夺统治权力的威胁。除了政治的对立之外，经济上的对立也加剧了。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减少，造成人力不足，最后把出口利益转变为进口利益。于是，产生了商业政策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英国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失败而告终的。然而，在大陆，保护关税的共同利益，阻止了这种对立向完全激化的程度发展。在大陆，只要落后的工业的发展还不得不使大农业出口自己的产品，大土地所有者也就在一定限度内对工业，特别是对贸易持友好态度。他们成为自由贸易论者；只是进口利益的出现，才使他们改宗信仰保护关税，使他们在经济政策上更倾向于重工业。但是，同样的工业发展却使大土地所有者在德国强大起来，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和增加了地租，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对立的萌芽。在卡特尔化时期以前，工业的增长加强了工业欢迎自由贸易论和贸易协定的倾向。它的力量足以造成以低廉的谷物价格来实现工业利益的威胁。因此，对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来说，工业的发展成为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欧洲把大陆变成一个工业国的努力，唤起美国农业的竞争，这种竞争以谷物价格、地租和地价的急剧下跌威胁着欧洲农业。金融资本的发展通过改变保护关税的职能来调解这种对立，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卡特尔化的重工业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现在，农业的价格水平得到保证，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提高这一价格水平。土地所有者的主要忧虑，现在不再是同工业的对立，而是工人问题。现在，遏止工人的要求成为他们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同时也强烈反对产业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努力，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改善都为保持农业劳动力造成困难。因此，对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敌视，促使这两个最强大的阶级联合起来。

    同时，由于与小土地所有者的对立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极大的减弱，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在增强。他们之间过去的历史的对立，由于封建土地贡赋的废除早已被解决。谷物价格下降时期和工人问题的困难，使大土地所有者靠牺牲小土地所有者进行扩张的情况，现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另一方面，为农业关税的共同斗争使大小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了。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关心对家畜和肉类进口的保护，自然绝不会阻碍联合，因为关税只有通过共同的斗争才能达到。此外，农业关税对土地价格有特殊的影响。虽然土地价格的上涨对农业本身有害，但对每一个农业土地的所有者却非常有利。因此，商业政策的共同斗争，团结了需要进口农产品的国家中的农业土地所有者的所有阶层，从而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农村的支持。当合作制度的迅速发展扩大了所有农民经济的市场销路和减少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时，中小土地所有者更是积极地参加这些斗争。同时，在这些合作组织中，大所有者很容易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一方面不存在强烈的利益对立，另一方面正是他们掌握必需的经验、知识和权威。这就又加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导致农村政治日益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

    同时，发展的趋势是，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统一化，因为收入来源变得更多样化了。关税政策迅速地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海外农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减弱，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迅速 ，部分是因为中南美国家的农业生产虽然发展迅速，但却不能与需求的增加保持同步。但是，地租的增加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握有剩余收入。不过，把这些收入用于扩大农业生产却遇到困难，因为正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在土地所有的分配中遇到严重障碍。如果谷物价格提高的趋势强烈而持久，从而使土地价格提高到适当水平以上；或者如果(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大土地所有者遇到的是陷于贫困的和无法抗拒而不得不抛售土地的农民，那么，这些障碍就会被克服。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到20世纪头10年，对农民曾是有利的。被外国竞争全力打击的和受劳力不足损害最大的，正是大规模耕种谷物和广泛饲养牲畜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城市对小农业的主要产品————牛奶、肉、蔬菜、水果等等需求的巨大增加和劳动力问题意义的减小，对中小所有者有利。只有当谷物价格下降的趋势让位于相反趋势的时候，大企业才能十分有力地贯彻扩大土地占有的意向。而这种意向遇到强大的中小所有者的抵抗，它们的主要产品同样有价格上涨的趋向。因此，这些剩余收入不得不主要在对工业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中寻求自己的用场。这也受下述情况的推动：自1895年以来的狂热的高涨时期提高了工业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不管怎样都远远高于农业利润率。这样使用的可能性也更容易达到了，因为股份制度的发展为来自其他领域的这种投资创造了适当的形式，大工业的集中和联合也使那些门外汉大大减轻了风险负担。此外，真正的农村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由于国家政权(赋税法)的鼓励而发展为垄断；在农村有自己的所在地的工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最后，对大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是，由古老时期产生的农地所有和矿山所有的结合。所有这一切，把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从一个由地租获取收入的阶级变成为一个除了地租之外还越来越从产业利润中或从“可动的资本”的利润分成中获取收入的阶级。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对抵押业务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土地价格的水平对这种业务的扩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地价格越高，抵押债务就越大。因此，农业关税的提高，使银行业务的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成为重要的利益。同时，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收入的提高，对农业中新投资的增加和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从而对借入生产资金的增加以及银行资本投资领域的扩大，提供了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资本家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欲望，促使他们谋取地产，或者(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个人联合的原则)通过联姻(这是进行社会渗透和防止财产分割的常用的形式)谋求与大地产的结合。

    因此，通过由股份制度产生的所有权与生产管理权的职能的分离，便产生了利益一致化的可能性；而随着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和另一方面产业超额利润的增加，产生了这种一致化的现实性。“财富”不再按收入来源，从而不再按来自利润或地租来区分，而是来自对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分割的各个部分的分成。

    但是，与大土地所有者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它与大土地所有者一起赢得了领导阶层的地位，从而在大多数问题上赢得了一般农村。当然，这种支持不是无条件的，而肯定是代价很高的。但是，必须以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形式支付的费用，很容易通过超额利润来补偿，这种超额利润是支配国家政权从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对金融资本来说，支配国家政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contitio sine qua non)。由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金融资本同时也就为自己保证了占据大部分最高的和最有权势的官职、支配官僚和军队的阶级的支持。同时，帝国主义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加强以及陆海军和官僚的增加，从而也增强了金融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的努力得到农村有决定性影响的阶层的支持，那么，工业生产者内部阶级对立的发展最初就促进了这种努力。

    从一开始，金融资本就同中小资本陷入对立状态。我们看到，卡特尔利润是非卡特尔化产业利润的扣除。因此，非卡特尔化产业具有反对卡特尔化的利益。但这种利益被其他利益所阻挠。就那些没有或现在还没有出口能力的产业来说，它们由于共同的行动并且只有通过共同的行动才能实现的保护关税的利益，同作为保护关税的最强大的先锋的卡特尔化产业结合起来。但是，一个产业中卡特尔的形成，实际意味着其他产业中垄断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恰恰是还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中的最强大和最有竞争能力的资本家，欢迎这种卡特尔的形成，因为它必然促进他们自己产业中的积聚，从而必然使自己的卡特尔化能力迅速发展。这种产业力图通过创建自己的卡特尔来抵御其他产业的卡特尔，绝不是为了自由贸易而斗争，因为它努力追求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通过自己的卡特尔谋求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此外，在中小资本家中间，对资本间接隶属的情况增加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商业中，这种情况达到最大规模。而且，只要这一过程还在生成中，就会带来对立。但是，这一过程一经完成，这些阶层的利益便同卡特尔一致起来。现在作为煤炭辛迪加或酒精贩卖中心代理人的商人，只对使他们摆脱外来者竞争的辛迪加的加强和扩大他们交易的辛迪加的扩张感兴趣。一般卡特尔的扩大，意味着一切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一致。为一个百货商店，一个大的工业康采恩等等工作的产业资本家的间接隶属的大量的和越来越多的情况，其结果也是一样。中小资本家对大产业的参与，沿着同样的方向发生作用。股份制度也使其他产业部门积累的利润有可能部分地投于重工业，因为这里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对迅速扩大的那种发展进展最快，卡特尔最发达，从而利润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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