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

在世界市场上遭到失败。工业保护关税(农业保护关税按其性质来说也是这样)也就无休止地螺旋式上升。

    但是，只有通过较低廉的商品价格才能一决雌雄的竞争战，面临着日益遭受损失或不能产生完全的平均利润率的威胁。这里，消除竞争也成为大资本家集团的理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输出对于大资本家集团成为一种迫切的必然性时，情形就更是如此。这种必然性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实现的，因为尽可能大的生产规模的技术条件强制地要求这一点。但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占统治地位。因此，留下的出路无非是：一种竞争方式为另一种危险性较小的竞争方式所代替，商品市场上的竞争(这里，只有商品价格才是决定性的)为供给借贷资本(这种资本的提供已经为后来接受商品的条件所约束)的资本市场上的竞争所代替。资本输出现在成为保证资本输出国工业品供给的一种手段。购买者现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成为债务人，从而成为必须接受债权人条件的依附者。塞尔维亚只有在承诺从斯科达、克虏伯或施奈德购买大炮或铁路材料时，才能从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得到借款。争夺商品销路的斗争成为各个国家银行集团之间争夺借贷资本投资场所的斗争。由于利息率的国际平均化，经济竞争在这里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界限内，因此，经济斗争很快成为运用政治武器进行的权力斗争。

    但是，从经济上来看，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斗争中仍保持优势。英国 拥有资本充足的老的产业，它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时代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它的发展比德国或美国要慢，其扩张能力也比较小。但是，另一方面，它积累的资本特别大，新的用于积累的大量利润不断地从国外投资流回英国。进行积累的资本量与能在国内投资的资本量之间的比例在这里是最大的，因此，向国外投资的冲动在这里也最强，所要求的利息率也最小。在法国，不同的原因也导致同样的结果。在那里，一方面，除了国外投资的收入不断流回之外，还有过去积累的、虽按财产关系来说不那么集中但却通过银行集结起来的财富，另一方面，本国的产业发展停滞，因而也形成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两国的这种优势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能得以发挥：或者政治上通过强大的外交压力这一危险从而有限的手段，或者经济上通过有时可以有余地抵偿较高利息的价格上的牺牲。

    但是，竞争的激烈性唤起消除竞争的努力。如果把世界市场的一些部分纳入国内市场，即通过殖民政策把外国的一些地区合并过来，就能最简单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自由贸易对殖民地无关紧要，那么，保护关税便直接导致殖民政策领域的更大的活动。在这里，各个国家的利益相互间发生直接的敌对冲突。

    另一个因素也朝同一方向发生作用。从纯粹量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把它的资本以带来利润的形式输出比带来利息的形式输出更有利，因为利润比利息大。但是，如果从事输出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作为产业资本而投入，那么，对资本的支配仍然是直接的支配，对资本的控制也是直接的控制。投在美国铁路证券上即作为生息资本投入的英国资本，对美国铁路大王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产业企业本身以英国资本经营的场合，这种影响则是决定性的。然而，今天产业资本输出的承担者首先是卡特尔和托拉斯，而且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首先，它们在重工业中是最强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重工业中，为了对自己巨大增长的产品获得新的销售市场，资本输出的冲动最强烈。这些垄断的重工业的兴趣，首先是铁路建设、采矿、扩充外国的军备、建立发电站。在它们背后也有与这些部门联系最紧密的大银行的支持。此外，一方面，在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扩大生产的冲动很强；另一方面，较高的卡特尔价格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扩张为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提供了最好的可能性。此外，由于自己的超额利润，卡特尔总是支配有准备用于积累的资本，希望把这部分资本投在自己的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同时，银行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也最紧密。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而获得创业利润的可能性，成为资本输出的强大动因。因此，在有组织的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即在德国和美国，我们现在看到了产业资本输出的最强烈的冲动。这说明了一种奇特现象，即这些国家一方面输出资本，另一方面又从外国部分地输入自己的国民经济所必要的资本。它们首先输出产业资本，从而扩大自己的产业，而又从那些产业发展缓慢但却积累了较大资本财富的国家中，部分地以借贷资本的形式获得自己产业的经营资本。这里，它们不仅从自己在外国市场上牟取的产业利润与自己向英国或法国所借资本支付低得多的利息之间的差额获利，而且也同时通过这种资本输出保证本国产业的更迅速的扩大。例如，美国以极大的规模向南美输出产业资本，而同时又从英、荷、法等国以证券和公司债券的形式 输入借贷资本，用来经营自己本国的产业。

    因此，在这方面，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通过加速资本输出，也使产业垄断化最发展的国家中的资本家与产业组织较差的国家相比占优势，因而一方面在后者中间唤起通过保护关税加速本国产业卡特尔化的努力，同时也在最先进的国家中加强了通过排除任何外国资本的竞争以保证在一切情况下继续进行资本输出的努力。

    如果发达形式上的资本输出是由资本积聚程度最高的部门进行的，那么，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些部门的资本力量和加速了积累。最大的银行和最大的产业部门为自己取得了在外国市场上利用资本的最好条件。丰厚的超额利润落入大银行和大产业之手，而弱小的资本力量是根本无法分享的。

    因此，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的：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第二，通过保护关税壁垒排除外国竞争；因而，第三，把这一经济区变成为民族垄断联盟的开发地区。然而，这些要求必然与这样的经济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经济政策使产业资本在它的绝对统治(在双重意义上，即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隶属于它，它同时又在世界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期在英国达到古典的完善状态。当其他国家实行金融资本政策日益威胁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时，情况更加如此。的确，自由贸易国家是外国竞争的天然的进攻对象。当然，“倾销”对英国产业也是有利的。加工工业由于抛售的竞争而赢得比较便宜的原料。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损害了原料工业。于是，随着卡特尔化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阶段的合并以及出口奖励制度的形成，那些迄今从“倾销”中获取利润的英国产业的末日也一定会到来。然而，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关税以其获取超额利润和创业利润(这对英国资本是个很大的诱惑)的机会，开拓了一个迅速垄断化的时代的前景。

    另一方面，通过保护关税把英国同它的殖民地联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英国的自治殖民地大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首先是作为英国的原料供应者 和工业品购买者 而具有重要性。其他国家的保护关税政策，特别是农业保护关税政策，终归会把殖民地国家引向英国，把英国作为自己的主要销售市场。但是，就英国产业会妨碍这些殖民地国家自己的产业的发展而言，这些国家仍处于培育关税阶段，即关税不能超过一定水平的阶段，因为外国工业品的进口对于供应本国市场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保持“国内的”培育关税的情况下，整个不列颠帝国实行更高的卡特尔保护关税是相当容易的。建立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强大到足以限制其他国家用提高保护关税来排挤不列颠产业的经济区的前景，促使整个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 此外，用于殖民地的资本绝大部分归英国资本家所有，对他们来说，帝国的关税比自治殖民地的关税率的显著提高更重要得多。

    美国本身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区；此外，它的扩张方向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以门罗主义作为其最初的政治表现的泛美运动只是处于初始阶段，而且由于美国的巨大优势还有很大希望。

    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国家的分裂造成经济利益的对立。通过中欧关税同盟来消除这些对立，遇到了很严重的障碍。这里，不像在不列颠帝国中那样，是一些互相补充的部分，而一些是多少同样的因而互相竞争和互相敌对的实体。

    但是，这种敌对由于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而大大加强了。这时，对立已不像19世纪那样产生于对在欧洲本土建立统一经济区的追逐，而是产生于对吞并外国中立市场的追逐。为了这个目的，欧洲国家现在部署了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不是为了吞并已经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本身有输出能力，它对征服者国家的产业来说仅仅意味着竞争的加剧，而无论如何作为其他国家剩余资本投资场所的意义很小。重要的毋宁说首先是为了那些尚未被开发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开发恰恰对最强大的资本家集团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海外殖民地。因为这里为资本提供了大规模投资的机会。特别是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铁路和轮船航线的创立，吸引了大量的资本。

    国家按照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条件把殖民地的活劳动提供出来。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它也通过接受国家保证来保证整个利润。殖民地的自然财富同样成为超额利润的来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原料价格低廉，从而工业品的成本价格降低。在殖民地，地租还没有发展起来，或者发展程度很低。把土著居民驱逐出去或彻底消灭，或者在最有利条件下把他们从牧民或猎人转变为契约奴隶或被限制在狭小的固定地区的农民，一举而创造出只有名义价格的自由土地。如果土地一般是肥沃的，它就能为国内产业提供远比旧的供给来源便宜的原料，如棉花。即使价格上反映不出这一点(因为例如在棉花上，美国的价格仍然是决定性的)，它也意味着，本来要付给美国农场主的一部分地租现在落入了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腰包。

    金属加工业的原料供应更重要。尽管技术在进步，这种工业的迅速发展仍有提高金属价格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还受到资本主义垄断的促进。因此，在自己的经济区内拥有原料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

    因此，获取殖民地的努力导致大经济区之间不断激化的对立，并对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如像美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区内部，不同的自然条件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而在欧洲，不同的自然条件按照极其多种多样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偶然的从而是不合理的方式分配于大量的小经济区之间，则相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之发生分化，更加有利于大经济区和损害小经济区，因为没有自由贸易把这些地区联结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经济统一体。但是，这种经济不平衡对于各个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它在这些国家内部对各个阶层的关系，即经济力量弱的依赖于经济力量强的。这里，经济的手段也是资本输出。资本富有的国家把资本作为借贷资本输出，成为借债国的债权人。

    只要资本输出主要用于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交通运输体系，其次发展消费资料工业，它也就长期促进了输入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种方法对输入国家也带来一些不利，利润的最大部分流到国外，在那里部分被作为收入花费掉，因此没有用于债务国的产业；或者积累起来。自然，这种积累完全无需发生在产生利润的国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在制” 会大大放慢债务国的积累速度，从而大大放慢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由于国内条件而必然迅速发展的大经济区里，不久便会发生外国资本的民族同化。例如，德国很快就把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同化，这些资本特别在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矿山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小经济区里，这种同化较难完成，因为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的出现要慢得多，而且有较大的困难。

    一旦资本输出的性质发生变化，一旦大经济区的资本家阶级不打算在外国建立消费资料工业，而相反地旨在保证对其不断发展的生产资料工业的原料的控制，这种解放就完全不可能了。例如，比利牛斯半岛国家的矿井和矿山便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些外国资本现在不再作为借贷资本输出，而是直接投于这些矿场；斯堪的纳维亚的，尤其是瑞典的矿产资源也发生同样情况，虽然碰到较强的反抗。这些国家在一般也许能建立最基本的现代工业即自己的冶铁业之时，原料却被夺走，用来促进英、德、法的产业。因此，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它们的政治的和金融的发展，在开始阶段就受到阻碍。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 ，在政治上也成为二等国家，依赖于强国的保护。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殖民政治的日益增长的意义，使英国面临保证其殖民帝国地位的任务，这一任务同维持它的海上霸权和通往印度的道路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它为此须掌握大西洋的港口，这就促使英国必须与大西洋沿岸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英国在政治上能够达到这一点，因为它通过自己的资本输出使这些较小的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自己。当德国要求参与殖民政治而使法国和德国相对立并使法国像其他占有殖民地国家一样为自己的占领地感到担忧时，英国海军的强大力量必然促使法国倒向英国一边。从而，出现一个日益增强的趋势：虽然欧洲内部的关税壁垒没有被废除，并因此而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统一的经济区，但是一些较小的、政治上从而经济上落后的统一体却环绕大的统一体结成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关系反作用于经济关系，使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成为保护国资本的特殊的投资场所。这里，外交直接为寻求投资的资本服务。

    但是，只要小的国家还没有被完全攫取，它们便成为外国资本的竞争场所。这里，人们也试图使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对塞尔维亚来说，大炮的供应也是同时与这样的政治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是选择法、俄的援助，还是选择德、奥的援助。 因此，政治力量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对金融资本来说，国家的权力地位成为直接的利润利益。现在，外交把代表金融资本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能。除了纯粹的政治武器之外，还有商业政策的武器 ；商业协定的条款不再仅仅由商品交换的利益所决定，而且也由小国使大国的金融资本在竞争面前占优势的自愿程度所决定。

    经济区越小，借助高额出口奖励能使竞争取胜的力量就越小，为参与其他列强的经济发展及其高额利润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冲动也就越强烈；本国已经积累的财富量越大，这种需要就越是能够得到满足。

    但是，这里也有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经济区越大，国家权力越大，其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也就越有利。因此，金融资本成为利用一切手段加强国家权力的理念的承担者。但是，历史上所生成的国家权力的差别越大，竞争条件也就越不同，大经济区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也就越有希望，因而斗争也就越残酷。金融资本越发展，金融资本为民族资本而把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垄断化的努力越强，这种斗争也就越激烈；而垄断进程越是向前发展，为争取世界市场的剩余部分所作的斗争也就越残酷。如果这种对立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它由于短期内必定发生的向保护关税的过渡则大大激化。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它的经济区比较小的部分之间的矛盾大大增强。同时，德国产业取得迅速发展，它的竞争地盘突然被缩小。这一点，由于下属情况而使人更加明显地感觉出来：由于历史的原因 ，从而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它对过去是完全漠不关心的，除非是积累的“过去劳动”)来说是偶然的原因，德国没有值得一提的殖民地占领区；不仅仅它的最强大的竞争者英国和美国(对美国来说，它的整个大陆在经济上都带有殖民地的性质)，即使比较小的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也都支配有相当多的殖民地占领区，连它今后的竞争者俄国也占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区。这种情况必然大大加剧德国同英国及其卫星国之间的对立，最后诉诸暴力解决。

    如果没有相反的原因进行阻碍，这种暴力情况可能早已发生了。资本输出本身造成阻碍这种暴力解决的趋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资本输出形式上的某种区别。只有产业发展在技术方面和组织方面达到最高形式的国家，才能直接参与对产业落后或发展缓慢的国家的开发。其中，首先是德国和美国，其次是英国和比利时。其他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其说是以建工厂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不如说是以借贷资本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这便导致了，例如法国的、荷兰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资本变成向德国和美国管理下的产业提供的借贷资本。因此，出现了国际资本利益团结一致的趋势。法国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对德国在南美等地的产业发展发生利益关系。同时，这种大大增强的资本力量的联系，使更迅速地开发外国地区成为可能；此外，由于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强大压力，这种开发变得更容易进行。

    在这些趋势中，哪种趋势占优势，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这首先取决于由斗争的结果所开辟的获取利润的前景如何。这里，决定竞争在一个产业部门内继续下去还是通过卡特尔或托拉斯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竞争结束的同样情况，在国际和国与国之间的范围内也起作用。力量差距越大，通常越有可能发生斗争。然而，每次斗争的胜利都增强了胜者的力量，使力量对比关系有利于胜者，而不利于所有其他各方。最近时期的国际占领地政策，整个地使人想起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均衡政策。此外，还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对战争的内部政治结果的恐惧。但是，另一方面，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不仅仅掌握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上；在这些国家，反战的倾向已十分显著。东欧和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觉醒，伴随着力量关系的推移，又反作用于大国，也可以使现有对立暴发。

    但是，如果国家的政治力量在世界市场上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竞争手段，那么，这自然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同国家的关系的彻底变化。在反对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同国家相敌对的力量的代表。自由主义是真正的破坏力量，它实际上意味着“推翻”国家政权和瓦解旧的羁绊。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土地依附关系，城市的行会纽带，及其特权和垄断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整个体系，被彻底废除了。自由主义的胜利，首先意味着国家政权力量的大大减弱。至少在原则上经济生活应完全摆脱国家的调节，国家在政治上应限于安全监督和建立公民平等。因此，自由主义纯粹是否定国家调节的，与资本主义早期重商主义阶段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的国家原则上要调节一切事情；它也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建设性地而不是破坏性地以对自己的经济生活从而对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进行自觉调节，来代替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原则最早在英国实现，是完全自然的。在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由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而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同无产阶级的对立才在短时期里不得不诉诸国家权力。但是，甚至在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也遭到抵抗，它不仅来自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从而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旧贵族，而且也部分地来自商业资本和旨在向国外投资的银行资本。后者首先要求维护海上霸权，这个要求受到对殖民地有利益关系的阶层的最有力的支持。但是，在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从一开始就只有通过很大的曲折才能流行。法国人经典方式表述的大陆自由主义，比英国的自由主义更勇敢和更彻底得多地得出对全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一般领域的一切理论结论。由于它是后来出现的，成为同英国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科学工具(因此，它的表述也普遍得多，它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哲学，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所以它在大陆上的实际实现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观念体系同现实之间的鲜明对立。资产阶级经济上需要把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对它来说，问题不是废除国家，而能是把国家从一种障碍物转化为自己发展的工具。那么，资产阶级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削弱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呢?大陆资产阶级首先需要的，是克服小国的分散状态，以统一国家的强大优势代替小国的软弱无力。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必然使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是维护国家论者。但是，在大陆上，问题不是海上实力，而是陆上实力。但是，现代陆军在使国家权力同社会相对立的问题上，是同海军完全不同的一种手段。这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支配军队的人的手里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另一方面，把群众武装起来的普遍兵役义务，很快便使资产阶级相信，如果军队不应成为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力量，那它就需要建立一个带有作为国家驯服工具性质的独立军官团的严格的等级组织。因此，如果自由主义不能在德、意、奥这样的国家实施自己的国家纲领，那么，它的努力在法国也很快会受到限制，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在商业政策上不能没有国家的帮助。此外，法国革命的胜利必然使法国从两条战线卷入战争。一方面，法国必须反对大陆的封建主义，确保自己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资本主义新帝国，意味着对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位的威胁；因此，法国同时势必同英国展开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它的失败加强了英国土地所有者、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殖民地资本的力量，从而使国家权力加强到超过产业资本，因此推迟了英国产业资本统治的最终出现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另一方面，英国的胜利必然使欧洲的产业资本成为保护关税的追随者，使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完全化为泡影，同时也为大陆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因此，资产阶级的观念体系和国家观适应金融资本需要的过程，在欧洲从一开始障碍就很小。德国统一以反革命的方式而实现，这个事实必然大大增强人民意识中的国家政权的地位；而在法国，军事上的失败首先使一切力量集中于恢复国家权力。因此，金融资本的需要遇到这样思想因素，这种因素可以很容易地为金融资本所利用，从中创造出新的与自己利益相适应的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体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完全对立的。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对个别资本家的独立性毫无兴趣，而是要求对后者的束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希求组织，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展开竞争。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保证其国内市场，并有助于它征服外国市场。它需要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商业政策上不必考虑其他国家的对立利益。 它需要强大的国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于己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后，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国家的强权政治的反对者，那么，它却企图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向贵族和官僚提供国家权力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支配权，对抗贵族和官僚的原有权力。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便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要求，即使由于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的支出而不能直接保证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阶层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垄断利润的重要销路，情况也会如此。

    但是，对扩张政策的要求也使资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彻底变革了，它不再是和平的和人道的了。老的自由贸易论者信仰自由贸易，认为它不仅是最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且也是和平时代的开端。金融资本早已丧失了这一信念。它不相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而是清楚地知道，竞争日益成为政治的权力斗争。和平理想失去了光泽，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国家强大的理想。现代国家是由于民族统一努力的实现而产生的。因为民族思想承认所有民族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权利，从而国界是由民族的自然边界而定，所以这种思想在民族构成国家的基础时便发现了自己的自然界限。这种民族思想现在转化为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 现在作为理想表现出来的是，保证自己的民族对世界的支配；这种努力正像它由以产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努力一样，是无限的。资本成为世界的征服者；随着征服每个新国家，它也征服了需要跨越的新边界。这种努力成为经济的必然性，因为每一步落后都降低金融资本的利润，削弱它的竞争能力，最后可能使较小的经济区成为大经济区的附庸。这种努力在经济学上被加以论证，在思想上则被显著歪曲了的民族思想加以辩护。这种民族思想不再承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和独立性，不再是一切人类成员平等的民主信条在民族范围内的表现。垄断的经济上的优越性，反映在别的民族必须归附于自己民族的优越地位上。这个民族被认为是选拔出来的优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民族。既然征服别的民族是靠武力即靠完全自然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统治民族显然是把这种统治归功于自己的特殊自然性质，即归功于自己的种族性质。因此，在种族主义思想下，金融资本的权力欲便得到披着自然科学外衣的论证。于是，这种权力欲便证明了它的行为具有自然科学的制约性和必然性。寡头统治的理想代替了民主平等的理想。

    但是，如果说这种理想在对外政策范围内表面上还包括整个民族，那么，它在国内政策范围内却加强了雇主对工人阶级的阵地。同时，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也加强了资本进一步强化作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保障的国家权力的努力。

    于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便产生了，它是对旧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否定。它嘲笑后者的天真。在武器优势是最终主宰的资本主义斗争世界里，相信利益的和谐是多么可笑的幻想!在只有权力才能决定人们命运的地方，期待永久和平的王国，进行国际法的说教，又是多么可笑的幻想。想把国内法律关系的调节移往国外，是多么愚蠢。这种把工人变成为劳动问题、在国内发明社会改良以及想在殖民地消除契约奴隶制(这是合理化地进行剥削的唯一可能性)的人道主义幻想，是对事业多么不负责任的干扰。永恒的正义是一个美梦，而用道德是不可能在国内建起铁路来的。如果我们想期待竞争的幡然悔悟，那我们怎样能征服世界呢?

    但是，帝国主义以消除一切幻想来取代资产阶级已经黯然失色的理想，仅仅是为了唤起一个新的更大的幻想。在衡量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之间的实际冲突时，它保持清醒的头脑；它把整个政策理解为互相斗争但又互相联合的资本主义辛迪加之间的事情。但是，当它暴露自己的理想时，就变得很迷人和令人陶醉了。似乎帝国主义者自己不打算索取什么，也不是空想家和梦想家，这种空想家和梦想家把一切发展阶段上和具有一切发展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种族，溶解为人的空泛概念之中，以代替丰富多彩的现实。它以严峻而清晰的目光观察这些混杂的民族，并看到自己的民族凌驾于所有民族之上。这个民族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强大的、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之中。这个民族地位的提高值得它付出一切努力。于是，便达到了把个人利益献于较高的一般利益，而后者是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体系的条件；与人民相异己的国家同民族本身被联结为一个统一体；民族思想被作为政治的推动力。阶级对抗消失于为整体利益服务之中。为民族强大的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的共同行动，代替了对所有者阶级来说是绝望的和危险的阶级斗争。

    似乎为陷于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社会扎上一条新的纽带的这种理想，当资产阶级社会的瓦解过程进一步加深时，必然更加受到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