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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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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的普遍化力图把世界市场日益分割为一个个按国家分隔开来的经济区，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区规模的重要性。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直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区的规模越大和人口越密集，经营单位就能越大，从而生产费用就越低，企业内部的专业化程度也越高。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样也意味着生产费用的降低。经济区越大，工业所在地设在自然条件最有利和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也就越容易。经济区域越广阔，生产就越多样化，不同的生产部门越有可能互相补充，从国外进口所花运输费用越能得到节约。在一个大区域内，需求变动或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干扰更容易得到补偿。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由贸易会把整个世界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区，并保证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即使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产业仍能在其本国市场上享有一定优势，因为它熟悉本国的习俗和消费习惯，容易取得一致，特别是因为距离很近从而获得由于节约运输费用而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还由于税率政策方面的措施而增强。相反地，对外国产业来说，由于语言、法律、货币等等的差异，增添了某些障碍。但是，保护关税大大加剧了对较小经济区的危害，因为它妨碍输出，从而缩小了可能的经营，阻止了专业化的发展，因而正像合理的国际分工受到阻碍那样，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美国产业即使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也能如此迅速地发展，首先归因于它的经济区辽阔，能使企业范围内的专业化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在已经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从而在培育关税已经完成了自己职能的时候，经济区越小，该国对自由贸易的兴趣一般也就越强烈。例如，比利时对自由贸易的强烈兴趣即是由此而来。此外，经济区越小，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分配也就越片面，从而有发展能力的产业部门也就越少，从国外进口本经济区不适合生产的商品的兴趣也就越强。
相反地，保护关税意味着对经济区的限制，从而意味着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为它缩小了产业企业的规模，使专业化陷于困境，最后阻碍一切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资本流向有关国家的具有最佳条件的那些生产部门)而在现代高额保护关税的条件下，这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关税率的确定常常不考虑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状况，而毋宁说是各个产业阶层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关税率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些阶层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保护关税是生产力发展，从而是产业发展的障碍，那么，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却直接意味着利润的提高。首先，自由贸易给卡特尔化造成困难，剥夺了一些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这是就它们不是通过运价保护(如煤的情况)或自然垄断(如德国钾盐生产的情况)保证垄断化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这样的话，由于采用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而得到的超额利润将不复存在。
当然，垄断化甚至在没有保护关税的情况下也会发展，这是肯定的。但是，第一，它的速度会因此而大大放慢；第二，卡特尔的稳定性变得更小；第三，担心同国际卡特尔的对抗，因为国际卡特尔直接被当作同民族相异己的剥削力量。相反地，保护关税为卡特尔保证了国内市场，赋予它更大得多的稳定性，这不仅是通过排除竞争，而且因为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成为缔结卡特尔的直接有效的动力。国际卡特尔化的确最后也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在集中的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但它通过保护关税也被加速了。保护关税促进了卡特尔的缔结，首先是划分销售区域和签订价格协议的卡特尔形式，因为它不像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的情况那样，把世界市场上孤立的生产者联合起来，而是把已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的卡特尔彼此联合起来。保护关税把各个卡特尔作为缔约当事人，因而极大地减少了参加者的数目。保护关税从一开始就把国内市场留给各该国家的卡特尔，这也使协议的基础更容易建立起来。但是，这种由于保护关税而排除了竞争的、为一定国家的卡特尔保留的市场越多，就自由市场达成谅解就越容易；其次，国际协议也就越牢固，因为即使这种协议破裂也不会对外人提供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那样大的对竞争结果的期待。
因此，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保护关税成为卡特尔进行竞争的进攻性武器，因而加剧了价格战；同时卡特尔又试图通过使用国家的权力手段和外交干预来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保护关税使各国的卡特尔保持稳定，从而为缔结国际卡特尔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国际协议与其说意味着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意味着暂时的休战，因为保护关税的武器上的每一个变化，各国市场关系上的任何更动，都会改变协议的基础，并产生达成新协定的必要。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出现比较稳固的国际卡特尔机构，或者自由贸易多多少少消除了国家的壁垒，或者卡特尔的基础不是通过保护关税建立起来，而首先是通过自然垄断建立起来，例如像在石油产业领域中那样。
同时，卡特尔化也大大提高了经济区大小对利润水平的直接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保护关税为进行国内市场销售的资本主义垄断提供了超额利润。经济区越大，国内销售量就越大(可以想想美国和比利时的钢铁业的出口部分)，从而卡特尔的利润也就越大。卡特尔利润越大，出口奖励可能就越高，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因而也就越强。随着由追逐殖民地的狂热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的更积极的干预，同时也产生了在保护关税的壁垒内尽可能大地建立经济区的努力。
至于保护关税对利润率水平的不利影响，卡特尔试图用保护关税制度本身提供给它的手段来克服。首先，保护关税带来的出口奖励的发展，有可能克服或至少部分地克服外国的保护关税的壁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预防了对生产的限制。其次，由本国保护关税所鼓励的国内生产规模越大，就越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里产生的仍然不是对自由贸易的利益，而是对扩大本国经济区和提高关税的努力。但是，一旦这种手段不灵，便开始以在国外建工厂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受外国保护关税威胁的产业部门现在自己也利用这种保护关税，把一部分生产移置国外。如果因此而使母企业不能扩大，也远远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利润率，那么，这便通过各该资本所有者目前在国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上涨所提供的利润的提高来补偿。因此，资本输出在不同形式上受到本国保护关税的有力促进，也同样受到外国保护关税的鼓励，它同时也为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渗透和资本的国际化作出贡献。
于是，就这里所考察的利润率而言，由现代保护关税阻碍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便消失了。因此，在资本看来，自由贸易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资本试图补偿由经济区的缩小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但不是通过向自由贸易的过渡，而是通过扩大本国的经济区和加速进行资本输出。
因此，如果现代保护关税政策加强了资本对不断扩张自己领地的始终存在的冲动，那么，一切闲置的货币资本向银行手里集中却导致有计划的资本输出组织的建立。银行与产业的联系使银行货币资本的提供受下述条件的制约：这种货币资本被用于与该银行有关的产业。因此，一切形式上的资本输出都大大加速了。
我们所说的“资本输出”，是指用来在外国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输出。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仍然留归国内资本支配。例如，如果一个德国资本家携带他的资本移居加拿大，在那里进行生产，不再回归故里，这就意味着德国资本的损失，意味着资本脱离原国籍。这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转移。它形成本国资本的扣除和外国资本的增加。只有用于国外的资本仍由国内支配，才能谈得上资本输出。因而，这部分资本形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每年期满日的剩余价值形成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资本输出相应地(pro tanto)减少了国内资本量，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国民收入。
股份公司和发达的信用组织促进了资本输出，并在下述意义上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们能使资本离开企业家而移往国外；因此，所有权在相当长时间内或持久不变地留在输出国，而资本的民族化则很困难。为农业生产的目的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地方，这种民族化通常要迅速得多，正如美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从输出国的角度看，资本输出能以两种形式进行：作为带来利息的资本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它又可以执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职能。从资本输入国的角度看，还要考虑用剩余价值的哪一部分支付利息：为在外国的抵押证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地租 的一部分流往外国；而为产业企业的债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流往外国。
在欧洲，随着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发展，资本常常已经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了。德国的一家大银行在国外设立了分行，这个分行中介贷款，其收益用于建立一个发电厂。该厂的建立被委托于国内与该银行有联系的电力公司。或者，这个过程还可以更加简化：国外分行在外国建立一个产业企业，在国内发行股票，把供货再委托给予总行有联系的企业。当国家贷款被用于获取产业供货时，这一过程便在最大规模上进行。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
资本输出的条件是利润率的差异。资本输出又是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手段。利润水平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先进，平均利润率就越低。对这个一般性的规定，我们这里不予考察，因为所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它们的价格由最先进的生产方法所决定。但是，除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定外，还要补充特殊的规定。至于利息率，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缺少信用与银行组织的国家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此外，在前者的利息中还大都包括工资或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内。高利息率形成借贷资本输出的直接诱因。企业主收入在这里也比较高。首先，因为劳动力特别低廉，劳动力质量上的不足则通过超长的劳动时间来补偿。其次，因为地租低或仅是名义上存在地租，这是由于有自然的或对当地人民暴力掠夺造成的大量闲置土地的存在；因此，低廉的土地价格使生产成本降低。此外，利润通过特权和垄断而提高。由新市场本身形成其销售区的产品，实现了很高的超额利润，因为这里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与手工业方式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竞争。
无论资本输出如何进行，它总是意味着外国市场吸收能力的提高。外国市场对欧洲工业产品的吸收能力，是以前商品输出的障碍。这种市场的消费能力受它们所支配的剩余的限制，这些剩余是由自然经济或其他不发达的生产中产生的。这种生产的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在短时期内还不能转变成为为市场的生产。因此，很容易理解，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具有巨大弹性和扩张能力的生产，很快满足了新开辟的市场的需要，并超过了这些需要，这又反过来表现为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对这些新开辟市场的特殊商品的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虽然这种消费能力，从纯粹数量上来看，自然比其他外国市场上的消费能力要大得多，但是，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质的特性，即外国市场能作为英国商品以等价物送回来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就专门的奢侈品来说，它的消费在英国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纺织工业，却力求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纺织品的出口，增加了对殖民地产品的进口，而对奢侈品的消费却根本没有按同样的程度扩大；相反地，纺织品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利润以提高的比率来积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因此，每一个新的外国市场的开辟，在英国都以危机而告终。这种危机一方面是由纺织品价格在外国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产品价格在英国的暴跌引起的。英国产业危机的全部历史都表明了这些特殊的危机原因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图克仔细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以及早期的产业危机如何合乎规律地伴随着这些商业部门的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只是随着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才开始改变。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把重点转移到冶铁业，而与新开辟的市场的交易同时越来越沿着这样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而是资本输出。
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输出，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新开辟的市场的吸收能力。假定一个新开辟的市场能够出口100万英镑的商品，那么，它在商品交换中的吸收能力(假设是等价交换)也同样等于100万英镑。但如果这一价值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借贷资本(例如以国家借款的形式)被输出到这个国家，那么，新市场通过输出自己的剩余而能支配的100万英镑的价值，就不是用于交换商品，而是用来使资本生息。因此，如果这一价值作为资本被输送到这里，利息为10％，那么，现在被输出到这个国家的价值可能不是100万英镑，而可能是1000万英镑；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万英镑。这同时也说明利息率下降对于市场扩大的能力的巨大意义。外国借贷资本的激烈竞争具有这样的趋势：利息率甚至在落后国家中也急剧下降，从而又增加了资本输出的可能性。但产业资本输出的影响远比借贷资本形式的输出重要得多。这也就是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输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转移到外国市场，使这一市场完全摆脱了自己消费力量的限制。这种新型生产的收益实际保证了资本的增殖。但是，对销售来说，绝不仅仅考虑新开辟的市场。相反地，这些新区域里的资本也向那些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得到保证的生产部门那里转移。例如，南非的资本利用就完全摆脱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为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即金矿开采业的销售的可能性恰恰是无限的，资本的利用在这里仅仅取决于采矿的自然扩张能力和充足的劳动人口的存在。同样，例如铜矿的开采也与殖民地的消费力量无关，而必须在新市场上寻求自己大部分产品销路的真正消费资料工业的扩大，很快就遇到消费能力的限制。
因此，资本输出扩大了由新市场的消费能力所产生的限制。但是同时，把资本主义运输方法和生产方法移到外国，也在那里造成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自然经济关系瓦解而产生出的较大的国内市场，扩大了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从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来支付新输入资本的利息的产品。如果开发殖民地和新市场以前首先意味着开发新的消费资料，那么，现在新资本主要投向为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部门。同时，随着服务于资本输出需要的国内产业的扩大，被输出的资本就投向为这些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因此，被输出的资本的产品便在宗主国找到吸收场所；由于国内产业和被输出的资本的生产相依为命，英国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便大大扩展了。
但是，我们知道，开辟新市场是结束产业萧条、延长繁荣时期以及缓和危机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输出加速了对国外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它们的生产力。同时，它在本国也增强了那种必须提供被作为资本输往国外的商品的生产。因而，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随着资本输出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狂飙与突进运动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似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缩短了，危机也缓和了。生产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工会。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化趋势，在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似乎被克服了。生产的迅速增长阻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认识，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力的乐观估计。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场开发的快慢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为投资服务的能力。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被保证的以及对宗主国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但是，189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造成价格上涨，首先是金属和棉花价格上涨，从而大大加强了对开发这些重要原料的新来源的冲动。于是，输出的资本主要在能够生产这些产品的地区寻找活动余地，并转到尤其像采矿这样能立即按高度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领域。由于这种生产，殖民地可以输出的剩余又增加了，从而提供了新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新市场上的资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开发的障碍不是各该国家资本的缺乏，这倒是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来消除；在大多数场合，另外一种情况越来越起干扰作用：缺少“自由的”劳动，即缺少雇佣劳动；工人问题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
情况总是这样，当资本最初面对与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经济上只能逐渐地和极其缓慢地加以克服的关系时，它便诉诸国家政权，使它服务于创造必要的自由雇佣无产阶级的暴力剥夺。在其初期阶段，这种无产阶级可能是欧洲农民、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今天，则是非洲的黑人。 这些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废除无产阶级而又想维持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没有经过严肃思考的幻想。
强制劳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手段是对土著人的剥夺，夺走他们的土地，即夺走他们迄今为止的生存基础。土地被移交给征服者；同时，这样一种趋势也日益发挥作用：土地不是移交个别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矿产品的开采尤其如此。这里，按照原始积累的方法，资本主义财富突然集中到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而小殖民者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只要想想下述情况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财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着英属南非的金矿和金刚石矿的集团手里集中，少量的则集中在西南非与大银行有最密切联系的德国殖民公司手中。这种剥夺同时也在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土著居民中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他们必定成为任人摆布的剥削对象。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剥夺本身成为可能。殖民者的暴力行为本身引起冲突，这种冲突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于是，国家着手进行彻底整治。资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剥削对象的努力，现在以在该地区“维持治安”的名义成为国家的任务。整个民族，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士兵和宗主国的纳税人将要承担执行这一任务的责任。
在剥夺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过建立税收制度达到同一目的，这种税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缴纳货币贡赋，其数额唯有通过不断为外国资本进行劳动才能筹措。这种对劳动的训练在比属刚果达到完善化。在那里，除了压榨性的征税之外，极其无耻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诈和蒙骗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手段。奴隶制重新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理想；残暴精神也与之同时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并在这里进行丑恶的庆祝狂欢。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余价值率水平，这或者是由于剥夺时的过激行为使土著居民不仅脱离土地，而且也丧失生命，或者是由于居民的身体素质不强或数量不足，那么，资本就试图通过引进外国劳动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输入苦力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同时，通过契约奴隶制这样一种精心策划的制度，使供求规律在这种劳动市场上不发生令人不快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为资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一方面，在对白人雇佣劳动留有余地的所有国家中，引进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同时，另一方面，在欧洲殖民政策与日本(中国本身在不久的将来也必然步日本的后尘)的日益加强的扩张野心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在统治者阶层看来，这种引进也是危险的。
因此，如果引进黄种人劳力受到限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人劳动范围的扩大就更受到限制。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工人游离出来的做法在欧洲已大体停止。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在最先进的国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趋势，而在这个狂飙与突进运动时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趋势。
例如，德国资本主义在最近的两个高涨时期，就遇到劳动人口的障碍，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对产业后备军进行必要的补充。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依赖引进移民。而英国发展的缓慢却表现为明显的失业。因此，欧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区缩小至南欧、东南欧和俄国的范围。但是同时，由于迅速的扩张，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则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于社会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亚洲移民的国家，在它们扩张时遇到人口的障碍。这种障碍恰恰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里最难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此外，在拥有广阔自由地的这些地区，农业的扩大也同样需要迅速增长的追加人口，这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这些地区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相当缓慢。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人口增长也不断减慢， 从而减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余人口。
然而，人口的这种缓慢增长恰恰发生在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有较大意义的地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种缓慢化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尽管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强大的扩大能力，但是这种趋势还是越来越强。
但是，人口的障碍始终仅仅是相对的。它说明资本主义扩张还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进的原因，但它绝不能消除这种扩张本身。此外，它自身就带有医治自己的手段。撇开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区创造自由的雇佣劳动或强制劳动不论，撇开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进行的对白人劳动的相对游离(它在扩张减慢时则提高为绝对游离)不论，在白人劳动的殖民化地区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更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克服对立的政治障碍的条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转向欧洲本土中仍然落后的农业区，从而开发一些地区，通过破坏农村家庭工业和使农业人口游离出来，在极大规模上为加强向外移民提供了材料。
如果说新市场不再仅仅是销售地点，而且也是投资场所，那么，这也带来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单纯的贸易，就其不是与抢劫和掠夺相联系的殖民贸易，而是与具有抵抗能力的和比较高的发展程度的白人或黄种人的贸易而言，并不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长期受到影响，而只是限于经济关系。只要有国家权力存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秩序，直接的统治并不重要。但是，随资本输出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有更大得多的利害关系发生了。在外国修铁路、获取土地、建港口、创办和经营矿业等等的风险，比单纯的商品买卖的风险要大得多。
因此，法律关系的滞后成为障碍，金融资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经济障碍。这就导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国家政权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把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强加于这些地区的越来越急切的尝试，而不管是保护还是毁灭迄今为止的政权。同时，争取新开投资场所的竞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之间造成新的对立和冲突。而在新开发的国家自身内，被输入的资本主义加剧了对抗，激起了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对外国资本采取危险性的措施。旧的社会关系被彻底革命化了，那些“无史民族”的千百年来的农业纽带被斩断了，他们自己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之中。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这种资本只有日益通过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手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一切在外国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家，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凭借它的权威保护自己即使是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的利益；呼吁举起必然到处可见的战争旗帜，从而能够到处竖起商业的旗帜。然而，输出的资本在由本国的国家政权对新地区实行完全的统治时，感到最称心如意。因为那时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被排斥在外，而它享有特权地位，它的利润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保证。于是，资本输出也促使采取帝国主义政策。
资本输出，尤其是从它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输出以来，大大加速了所有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并把整个地球包容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在每个个别国家里自发进行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随同资本一起输入，而且总是在最先进的国家所达到的阶段上被输入的。今天新建的工业，不是仅仅从手工业的端绪和技术发展到现代的大企业，而是一开始就作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来的。同样，资本主义现在也是在它当时完成的阶段上被输入到一个新的国家，从而以比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力量大得多和时间短得多地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
运输业的变革在资本输出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铁路和轮船本身，由于缩短了流通时间，对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第一，流通资本被游离出来。第二，利润率被提高。原料价格的低廉降低了成本价格，扩大了消费。再次，只有铁路和轮船才能创造出大的经济区，使现代大企业有可能进行它们的大规模的生产。但是，铁路首先成为开发外国市场的最重要的手段。只有通过铁路，这些国家的产品才能如此大规模地为欧洲所利用，市场才能如此迅速地扩大为一个世界市场。然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以极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输出，才能修建这些几乎完全用欧洲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来修建的铁路。
然而，资本输出是英国的垄断，保证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统治。因此，无论是在产业上或金融上，英国都无需担心别国的竞争。因而，市场自由仍然是它的理想。相反地，英国的优势必然促使所有其他国家更加努力地维持和扩大他们对已经获得的地区的统治，以便至少在他们的疆域内保护自己和抵抗英国的强大竞争。
但是，一旦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一旦美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对于由于自由贸易而未充分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成长为占优势的竞争者，情况就不同了。向金融资本的发展，在美国和德国造成对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我们已经看到，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如何产生创业利润，这种利润作为努力寻求使用的资本流向银行。此外，保护关税制度限制了国内的消费，从而促使输出加速进行。同时，由于卡特尔保护关税而成为可能的出口奖励，为在中立市场上对英国造成占优势的竞争提供了一个手段。当这些国家中更年轻的大工业由于自己的新设备而在技术上部分地胜过英国时，这种竞争就更危险。如果说出口奖励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手段，那么，出口奖励越高，这种手段也就越有效。这种奖励的水平取决于关税水平。这种水平的提高现在成为一切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里不存在长期的落后。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必然随另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接踵而至。这后一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主义垄断越强大和越普遍，保护关税越是必然发生。保护关税的水平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国关税的提高，必然立即为其他国家所仿效，以避免竞争条件恶化，不致在世界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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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保护关税意味着对经济区的限制，从而意味着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为它缩小了产业企业的规模，使专业化陷于困境，最后阻碍一切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资本流向有关国家的具有最佳条件的那些生产部门)而在现代高额保护关税的条件下，这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关税率的确定常常不考虑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状况，而毋宁说是各个产业阶层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关税率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些阶层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保护关税是生产力发展，从而是产业发展的障碍，那么，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却直接意味着利润的提高。首先，自由贸易给卡特尔化造成困难，剥夺了一些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这是就它们不是通过运价保护(如煤的情况)或自然垄断(如德国钾盐生产的情况)保证垄断化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这样的话，由于采用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而得到的超额利润将不复存在。
当然，垄断化甚至在没有保护关税的情况下也会发展，这是肯定的。但是，第一，它的速度会因此而大大放慢；第二，卡特尔的稳定性变得更小；第三，担心同国际卡特尔的对抗，因为国际卡特尔直接被当作同民族相异己的剥削力量。相反地，保护关税为卡特尔保证了国内市场，赋予它更大得多的稳定性，这不仅是通过排除竞争，而且因为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成为缔结卡特尔的直接有效的动力。国际卡特尔化的确最后也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在集中的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但它通过保护关税也被加速了。保护关税促进了卡特尔的缔结，首先是划分销售区域和签订价格协议的卡特尔形式，因为它不像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的情况那样，把世界市场上孤立的生产者联合起来，而是把已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的卡特尔彼此联合起来。保护关税把各个卡特尔作为缔约当事人，因而极大地减少了参加者的数目。保护关税从一开始就把国内市场留给各该国家的卡特尔，这也使协议的基础更容易建立起来。但是，这种由于保护关税而排除了竞争的、为一定国家的卡特尔保留的市场越多，就自由市场达成谅解就越容易；其次，国际协议也就越牢固，因为即使这种协议破裂也不会对外人提供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那样大的对竞争结果的期待。
因此，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保护关税成为卡特尔进行竞争的进攻性武器，因而加剧了价格战；同时卡特尔又试图通过使用国家的权力手段和外交干预来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保护关税使各国的卡特尔保持稳定，从而为缔结国际卡特尔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国际协议与其说意味着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意味着暂时的休战，因为保护关税的武器上的每一个变化，各国市场关系上的任何更动，都会改变协议的基础，并产生达成新协定的必要。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出现比较稳固的国际卡特尔机构，或者自由贸易多多少少消除了国家的壁垒，或者卡特尔的基础不是通过保护关税建立起来，而首先是通过自然垄断建立起来，例如像在石油产业领域中那样。
同时，卡特尔化也大大提高了经济区大小对利润水平的直接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保护关税为进行国内市场销售的资本主义垄断提供了超额利润。经济区越大，国内销售量就越大(可以想想美国和比利时的钢铁业的出口部分)，从而卡特尔的利润也就越大。卡特尔利润越大，出口奖励可能就越高，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因而也就越强。随着由追逐殖民地的狂热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的更积极的干预，同时也产生了在保护关税的壁垒内尽可能大地建立经济区的努力。
至于保护关税对利润率水平的不利影响，卡特尔试图用保护关税制度本身提供给它的手段来克服。首先，保护关税带来的出口奖励的发展，有可能克服或至少部分地克服外国的保护关税的壁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预防了对生产的限制。其次，由本国保护关税所鼓励的国内生产规模越大，就越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里产生的仍然不是对自由贸易的利益，而是对扩大本国经济区和提高关税的努力。但是，一旦这种手段不灵，便开始以在国外建工厂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受外国保护关税威胁的产业部门现在自己也利用这种保护关税，把一部分生产移置国外。如果因此而使母企业不能扩大，也远远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利润率，那么，这便通过各该资本所有者目前在国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上涨所提供的利润的提高来补偿。因此，资本输出在不同形式上受到本国保护关税的有力促进，也同样受到外国保护关税的鼓励，它同时也为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渗透和资本的国际化作出贡献。
于是，就这里所考察的利润率而言，由现代保护关税阻碍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便消失了。因此，在资本看来，自由贸易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资本试图补偿由经济区的缩小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但不是通过向自由贸易的过渡，而是通过扩大本国的经济区和加速进行资本输出。
因此，如果现代保护关税政策加强了资本对不断扩张自己领地的始终存在的冲动，那么，一切闲置的货币资本向银行手里集中却导致有计划的资本输出组织的建立。银行与产业的联系使银行货币资本的提供受下述条件的制约：这种货币资本被用于与该银行有关的产业。因此，一切形式上的资本输出都大大加速了。
我们所说的“资本输出”，是指用来在外国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输出。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仍然留归国内资本支配。例如，如果一个德国资本家携带他的资本移居加拿大，在那里进行生产，不再回归故里，这就意味着德国资本的损失，意味着资本脱离原国籍。这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转移。它形成本国资本的扣除和外国资本的增加。只有用于国外的资本仍由国内支配，才能谈得上资本输出。因而，这部分资本形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每年期满日的剩余价值形成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资本输出相应地(pro tanto)减少了国内资本量，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国民收入。
股份公司和发达的信用组织促进了资本输出，并在下述意义上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们能使资本离开企业家而移往国外；因此，所有权在相当长时间内或持久不变地留在输出国，而资本的民族化则很困难。为农业生产的目的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地方，这种民族化通常要迅速得多，正如美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从输出国的角度看，资本输出能以两种形式进行：作为带来利息的资本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它又可以执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职能。从资本输入国的角度看，还要考虑用剩余价值的哪一部分支付利息：为在外国的抵押证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地租 的一部分流往外国；而为产业企业的债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流往外国。
在欧洲，随着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发展，资本常常已经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了。德国的一家大银行在国外设立了分行，这个分行中介贷款，其收益用于建立一个发电厂。该厂的建立被委托于国内与该银行有联系的电力公司。或者，这个过程还可以更加简化：国外分行在外国建立一个产业企业，在国内发行股票，把供货再委托给予总行有联系的企业。当国家贷款被用于获取产业供货时，这一过程便在最大规模上进行。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
资本输出的条件是利润率的差异。资本输出又是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手段。利润水平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先进，平均利润率就越低。对这个一般性的规定，我们这里不予考察，因为所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它们的价格由最先进的生产方法所决定。但是，除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定外，还要补充特殊的规定。至于利息率，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缺少信用与银行组织的国家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此外，在前者的利息中还大都包括工资或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内。高利息率形成借贷资本输出的直接诱因。企业主收入在这里也比较高。首先，因为劳动力特别低廉，劳动力质量上的不足则通过超长的劳动时间来补偿。其次，因为地租低或仅是名义上存在地租，这是由于有自然的或对当地人民暴力掠夺造成的大量闲置土地的存在；因此，低廉的土地价格使生产成本降低。此外，利润通过特权和垄断而提高。由新市场本身形成其销售区的产品，实现了很高的超额利润，因为这里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与手工业方式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竞争。
无论资本输出如何进行，它总是意味着外国市场吸收能力的提高。外国市场对欧洲工业产品的吸收能力，是以前商品输出的障碍。这种市场的消费能力受它们所支配的剩余的限制，这些剩余是由自然经济或其他不发达的生产中产生的。这种生产的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在短时期内还不能转变成为为市场的生产。因此，很容易理解，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具有巨大弹性和扩张能力的生产，很快满足了新开辟的市场的需要，并超过了这些需要，这又反过来表现为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对这些新开辟市场的特殊商品的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虽然这种消费能力，从纯粹数量上来看，自然比其他外国市场上的消费能力要大得多，但是，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质的特性，即外国市场能作为英国商品以等价物送回来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就专门的奢侈品来说，它的消费在英国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纺织工业，却力求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纺织品的出口，增加了对殖民地产品的进口，而对奢侈品的消费却根本没有按同样的程度扩大；相反地，纺织品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利润以提高的比率来积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因此，每一个新的外国市场的开辟，在英国都以危机而告终。这种危机一方面是由纺织品价格在外国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产品价格在英国的暴跌引起的。英国产业危机的全部历史都表明了这些特殊的危机原因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图克仔细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以及早期的产业危机如何合乎规律地伴随着这些商业部门的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只是随着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才开始改变。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把重点转移到冶铁业，而与新开辟的市场的交易同时越来越沿着这样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而是资本输出。
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输出，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新开辟的市场的吸收能力。假定一个新开辟的市场能够出口100万英镑的商品，那么，它在商品交换中的吸收能力(假设是等价交换)也同样等于100万英镑。但如果这一价值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借贷资本(例如以国家借款的形式)被输出到这个国家，那么，新市场通过输出自己的剩余而能支配的100万英镑的价值，就不是用于交换商品，而是用来使资本生息。因此，如果这一价值作为资本被输送到这里，利息为10％，那么，现在被输出到这个国家的价值可能不是100万英镑，而可能是1000万英镑；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万英镑。这同时也说明利息率下降对于市场扩大的能力的巨大意义。外国借贷资本的激烈竞争具有这样的趋势：利息率甚至在落后国家中也急剧下降，从而又增加了资本输出的可能性。但产业资本输出的影响远比借贷资本形式的输出重要得多。这也就是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输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转移到外国市场，使这一市场完全摆脱了自己消费力量的限制。这种新型生产的收益实际保证了资本的增殖。但是，对销售来说，绝不仅仅考虑新开辟的市场。相反地，这些新区域里的资本也向那些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得到保证的生产部门那里转移。例如，南非的资本利用就完全摆脱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为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即金矿开采业的销售的可能性恰恰是无限的，资本的利用在这里仅仅取决于采矿的自然扩张能力和充足的劳动人口的存在。同样，例如铜矿的开采也与殖民地的消费力量无关，而必须在新市场上寻求自己大部分产品销路的真正消费资料工业的扩大，很快就遇到消费能力的限制。
因此，资本输出扩大了由新市场的消费能力所产生的限制。但是同时，把资本主义运输方法和生产方法移到外国，也在那里造成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自然经济关系瓦解而产生出的较大的国内市场，扩大了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从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来支付新输入资本的利息的产品。如果开发殖民地和新市场以前首先意味着开发新的消费资料，那么，现在新资本主要投向为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部门。同时，随着服务于资本输出需要的国内产业的扩大，被输出的资本就投向为这些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因此，被输出的资本的产品便在宗主国找到吸收场所；由于国内产业和被输出的资本的生产相依为命，英国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便大大扩展了。
但是，我们知道，开辟新市场是结束产业萧条、延长繁荣时期以及缓和危机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输出加速了对国外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它们的生产力。同时，它在本国也增强了那种必须提供被作为资本输往国外的商品的生产。因而，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随着资本输出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狂飙与突进运动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似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缩短了，危机也缓和了。生产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工会。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化趋势，在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似乎被克服了。生产的迅速增长阻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认识，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力的乐观估计。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场开发的快慢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为投资服务的能力。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被保证的以及对宗主国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但是，189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造成价格上涨，首先是金属和棉花价格上涨，从而大大加强了对开发这些重要原料的新来源的冲动。于是，输出的资本主要在能够生产这些产品的地区寻找活动余地，并转到尤其像采矿这样能立即按高度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领域。由于这种生产，殖民地可以输出的剩余又增加了，从而提供了新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新市场上的资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开发的障碍不是各该国家资本的缺乏，这倒是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来消除；在大多数场合，另外一种情况越来越起干扰作用：缺少“自由的”劳动，即缺少雇佣劳动；工人问题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
情况总是这样，当资本最初面对与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经济上只能逐渐地和极其缓慢地加以克服的关系时，它便诉诸国家政权，使它服务于创造必要的自由雇佣无产阶级的暴力剥夺。在其初期阶段，这种无产阶级可能是欧洲农民、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今天，则是非洲的黑人。 这些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废除无产阶级而又想维持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没有经过严肃思考的幻想。
强制劳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手段是对土著人的剥夺，夺走他们的土地，即夺走他们迄今为止的生存基础。土地被移交给征服者；同时，这样一种趋势也日益发挥作用：土地不是移交个别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矿产品的开采尤其如此。这里，按照原始积累的方法，资本主义财富突然集中到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而小殖民者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只要想想下述情况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财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着英属南非的金矿和金刚石矿的集团手里集中，少量的则集中在西南非与大银行有最密切联系的德国殖民公司手中。这种剥夺同时也在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土著居民中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他们必定成为任人摆布的剥削对象。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剥夺本身成为可能。殖民者的暴力行为本身引起冲突，这种冲突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于是，国家着手进行彻底整治。资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剥削对象的努力，现在以在该地区“维持治安”的名义成为国家的任务。整个民族，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士兵和宗主国的纳税人将要承担执行这一任务的责任。
在剥夺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过建立税收制度达到同一目的，这种税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缴纳货币贡赋，其数额唯有通过不断为外国资本进行劳动才能筹措。这种对劳动的训练在比属刚果达到完善化。在那里，除了压榨性的征税之外，极其无耻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诈和蒙骗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手段。奴隶制重新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理想；残暴精神也与之同时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并在这里进行丑恶的庆祝狂欢。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余价值率水平，这或者是由于剥夺时的过激行为使土著居民不仅脱离土地，而且也丧失生命，或者是由于居民的身体素质不强或数量不足，那么，资本就试图通过引进外国劳动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输入苦力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同时，通过契约奴隶制这样一种精心策划的制度，使供求规律在这种劳动市场上不发生令人不快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为资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一方面，在对白人雇佣劳动留有余地的所有国家中，引进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同时，另一方面，在欧洲殖民政策与日本(中国本身在不久的将来也必然步日本的后尘)的日益加强的扩张野心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在统治者阶层看来，这种引进也是危险的。
因此，如果引进黄种人劳力受到限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人劳动范围的扩大就更受到限制。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工人游离出来的做法在欧洲已大体停止。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在最先进的国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趋势，而在这个狂飙与突进运动时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趋势。
例如，德国资本主义在最近的两个高涨时期，就遇到劳动人口的障碍，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对产业后备军进行必要的补充。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依赖引进移民。而英国发展的缓慢却表现为明显的失业。因此，欧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区缩小至南欧、东南欧和俄国的范围。但是同时，由于迅速的扩张，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则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于社会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亚洲移民的国家，在它们扩张时遇到人口的障碍。这种障碍恰恰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里最难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此外，在拥有广阔自由地的这些地区，农业的扩大也同样需要迅速增长的追加人口，这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这些地区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相当缓慢。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人口增长也不断减慢， 从而减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余人口。
然而，人口的这种缓慢增长恰恰发生在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有较大意义的地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种缓慢化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尽管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强大的扩大能力，但是这种趋势还是越来越强。
但是，人口的障碍始终仅仅是相对的。它说明资本主义扩张还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进的原因，但它绝不能消除这种扩张本身。此外，它自身就带有医治自己的手段。撇开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区创造自由的雇佣劳动或强制劳动不论，撇开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进行的对白人劳动的相对游离(它在扩张减慢时则提高为绝对游离)不论，在白人劳动的殖民化地区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更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克服对立的政治障碍的条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转向欧洲本土中仍然落后的农业区，从而开发一些地区，通过破坏农村家庭工业和使农业人口游离出来，在极大规模上为加强向外移民提供了材料。
如果说新市场不再仅仅是销售地点，而且也是投资场所，那么，这也带来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单纯的贸易，就其不是与抢劫和掠夺相联系的殖民贸易，而是与具有抵抗能力的和比较高的发展程度的白人或黄种人的贸易而言，并不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长期受到影响，而只是限于经济关系。只要有国家权力存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秩序，直接的统治并不重要。但是，随资本输出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有更大得多的利害关系发生了。在外国修铁路、获取土地、建港口、创办和经营矿业等等的风险，比单纯的商品买卖的风险要大得多。
因此，法律关系的滞后成为障碍，金融资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经济障碍。这就导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国家政权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把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强加于这些地区的越来越急切的尝试，而不管是保护还是毁灭迄今为止的政权。同时，争取新开投资场所的竞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之间造成新的对立和冲突。而在新开发的国家自身内，被输入的资本主义加剧了对抗，激起了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对外国资本采取危险性的措施。旧的社会关系被彻底革命化了，那些“无史民族”的千百年来的农业纽带被斩断了，他们自己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之中。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这种资本只有日益通过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手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一切在外国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家，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凭借它的权威保护自己即使是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的利益；呼吁举起必然到处可见的战争旗帜，从而能够到处竖起商业的旗帜。然而，输出的资本在由本国的国家政权对新地区实行完全的统治时，感到最称心如意。因为那时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被排斥在外，而它享有特权地位，它的利润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保证。于是，资本输出也促使采取帝国主义政策。
资本输出，尤其是从它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输出以来，大大加速了所有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并把整个地球包容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在每个个别国家里自发进行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随同资本一起输入，而且总是在最先进的国家所达到的阶段上被输入的。今天新建的工业，不是仅仅从手工业的端绪和技术发展到现代的大企业，而是一开始就作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来的。同样，资本主义现在也是在它当时完成的阶段上被输入到一个新的国家，从而以比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力量大得多和时间短得多地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
运输业的变革在资本输出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铁路和轮船本身，由于缩短了流通时间，对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第一，流通资本被游离出来。第二，利润率被提高。原料价格的低廉降低了成本价格，扩大了消费。再次，只有铁路和轮船才能创造出大的经济区，使现代大企业有可能进行它们的大规模的生产。但是，铁路首先成为开发外国市场的最重要的手段。只有通过铁路，这些国家的产品才能如此大规模地为欧洲所利用，市场才能如此迅速地扩大为一个世界市场。然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以极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输出，才能修建这些几乎完全用欧洲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来修建的铁路。
然而，资本输出是英国的垄断，保证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统治。因此，无论是在产业上或金融上，英国都无需担心别国的竞争。因而，市场自由仍然是它的理想。相反地，英国的优势必然促使所有其他国家更加努力地维持和扩大他们对已经获得的地区的统治，以便至少在他们的疆域内保护自己和抵抗英国的强大竞争。
但是，一旦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一旦美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对于由于自由贸易而未充分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成长为占优势的竞争者，情况就不同了。向金融资本的发展，在美国和德国造成对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我们已经看到，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如何产生创业利润，这种利润作为努力寻求使用的资本流向银行。此外，保护关税制度限制了国内的消费，从而促使输出加速进行。同时，由于卡特尔保护关税而成为可能的出口奖励，为在中立市场上对英国造成占优势的竞争提供了一个手段。当这些国家中更年轻的大工业由于自己的新设备而在技术上部分地胜过英国时，这种竞争就更危险。如果说出口奖励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手段，那么，出口奖励越高，这种手段也就越有效。这种奖励的水平取决于关税水平。这种水平的提高现在成为一切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里不存在长期的落后。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必然随另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接踵而至。这后一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主义垄断越强大和越普遍，保护关税越是必然发生。保护关税的水平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国关税的提高，必然立即为其他国家所仿效，以避免竞争条件恶化，不致在世界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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