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商业政策的转变

    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以前被分开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现在被置于产业和银行的支配者通过紧密的个人联合而结成的金融贵族的共同领导之下。这种联合是以大垄断联合从而消除个别资本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当然，资本家阶级同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

    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产生于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反对中央集权和享有特权的国家权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表了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利益，一方面反对大商社和殖民公司的特权和垄断，另一方面也反对封闭的行会手工业的特权和垄断。但是，只有在证明国家的经济立法是多余的或有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反对国家干预的斗争。同国家法律相对立，经济固有的规律性及其对国家立法的优越性，还必须加以证明。

    这样，资产阶级的政策便建立在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变成了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后者又扩大成为争取个人自由、反对国家监护的斗争。这些观点如何上升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里不能详加考察。也许应该指出的只是，例如在英国，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在现代科学观点还不知道的某一时间取得胜利，但自由主义却没有把这种观点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之中。像法国自由主义所阐明的有关一切道德和宗教观点的革命转变，在英国绝没有成为国民的共同意识；相反地，经济自由主义在英国却比在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更强的贯彻。

    然而，即使在英国，自由放任的胜利也是不完全的：银行业领域依然被排除在外。银行自由的理论服从于英格兰银行统治者的实际需要。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对实际执行的对外政策的影响则更小，这种对外政策在19世纪，如同在17世纪及18世纪一样，执行的依然是英国的世界贸易。在欧洲大陆，其实践则完全是贯彻营业自由，并依然作为对内政策的原则。而贸易政策很自然仍是保护关税的。因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英国产业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英国的这种领先地位绝不是仅仅由于自然原因，尽管这些原因也起重要作用。只要现代的交通运输体系还没有发展起来，水上运输以及由于矿石和煤炭产地相近而产生的运费的节约便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积累。英国积累较快，其基本原因是：一方面，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争夺海上霸权从而对殖民地统治权力的斗争已经结束；另一方面，由于大地主对农民的胜利而使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加快。

    英国产业的领先地位增加了它对自由贸易的兴趣，正像早些时候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使它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一样。 在国内，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口在城市里的集中，很快便造成农产品的不足。因此，谷物价格便由当时运输方式变革前的特别高的运输费用以及后来生效的关税所决定。此外，在只是丰收使谷物进口没有必要而歉收却使谷物进口大大提高的过渡时期，土地所有者已经通过出口奖励制度周期地制造饥荒价格。英国货币制度的狭隘基础，在生活资料变贵之后，也造成货币危机。这一整个体系现在同产业的利益处于最尖锐的对立之中。外国工业品进口并没有使工厂主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的企业在技术和经济上都远为优越。但是，谷物价格是“劳动价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产业资本家的成本价格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资本有机构成还很低时，活劳动占总产品价值的份额比较高。英国反关税斗争的公开的动机是，通过降低原料和劳动力价格来降低成本价格。

    英国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对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也很感兴趣，而对殖民地的占有兴趣不大。就殖民地作为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购买市场来说，只要这些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制度，英国就没有值得一提的竞争对手。要求一项积极的殖民政策的代价是昂贵的————增加税收和削弱宗主国的议会制度。这种要求退到了自由贸易的宣传之后。当然，放弃殖民地仍不过是激进的自由贸易论者的柏拉图式的要求。因为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不仅仅被看作市场，对印度的统治也保证一个大的和有势力的阶级获得作为“对善政的贡赋”的优厚收入。 此外，在这一重要市场上，“治安”是销售的条件。值得怀疑的是，英国放弃统治是否一定能阻止先前那种使销售能力恶化的斗争重演？

    在大陆，商业政策的利益关系完全不同。在这里，首先是农业原料的供应者，从事出口的地主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扩大他们自己的产品销售，能便宜地获得工业品。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却相反。对农产品实行保护关税不成问题，但是强大的英国竞争却妨碍了或延缓了自己的产业发展。需要做的仅仅是克服最初的困难，战胜一切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工长和工程师而带来的障碍，克服技术落后状态，建立商业组织，促进信用的发展，通过镇压手工业的竞争和瓦解古老的农民经济来加速无产阶级的形成，————简言之，就是要补做作为英国优先地位基础的一切东西。此外，对关税收入的国家利益，在间接税制的初期，以及在广大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对这种税制的发展设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时期，比现在更为受到重视。此外，在那一个时期，大陆国家的关税收入，就其是对工业品的征收而言，对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害处，虽然国内消费者必须为例如英国工业品多付关税税钱，但这种差额毕竟流进国库里了。而现在保护关税却造成如下结果：国内消费者必须把超过流入国库的巨大数额付给产业资本家和地主。相反地，在英国，国库的利益现在变得突出了。因为在这种阶级的政治权力关系下，已经形成的关税制度只有经过巨大的困难和反抗才能得到完善。

    至于殖民地占有问题，如果殖民地国家废除了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和特权，它们就必然面临极强大的英国的竞争的威胁。

    因此，产业阶级的关税政策在大陆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方向，这可以由美国资本主义的产业优势加以说明。大陆及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由凯里和李斯特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李斯特的体系并不像李嘉图所表述的那样，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驳斥。它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只有通过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才能使自由贸易制度成为可能。而后，自由贸易制度便是民族工业的最适当的制度。李斯特的培育关税只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他要求低额关税，以便弥合英国的先进和德国的落后之间的差距。这种关税只是暂时的，因为他的政策必然使关税最终成为多余的。

    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税政策，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税政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坦率地说，李斯特的体系是适合于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体系。目的变异规律 [1] 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旦以资本集中和积聚的程度即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银行支配产业的程度————简言之，以所有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程度为标准，那么，不是自由贸易国家的英国，而是保护关税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在德国，在国内关税壁垒瓦解之后，特别是在帝国建立之后，产业的迅速高涨引起了商业政策利益的彻底演变。农产品输出的停止使地主成为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工业中的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同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要求保护关税、对抗更强大的英国竞争的重工业的代表，特别是冶铁业的代表。这种产业部门有较高的有机构成，可以比较容易地承受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此外，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当时还不太明显，它的影响被正在开始的美国农业竞争所消除。另一方面，产业由于危机的结果而遭受极其严重的危害。当德国的冶铁业由于自然和技术的原因而落后于英国时，特别是生铁除磷法发明以前，对来自英国的竞争更难以承受。此外，在具有很高的有机构成和特别大的固定资本份额的产业中，后起者也很难赶上先发者的优先地位。在德国，从一开始就已经同重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也赞成保护关税政策。保护关税的反对者，是那些投资于出口产业的产业资本的一部分和商业资本。但是1879年保护关税的胜利意味着保护关税职能转变的开始，即从培育关税逐渐变成卡特尔关税。

    毫无疑问，排除外国竞争极大地促进了卡特尔的形成。这是直接的促进，因为竞争者的减少使他们结合更容易；这也是间接的促进，因为保护关税就它的实际形成和起源来说(保护关税在这个阶段上，在欧洲和美国，受经营原料和半成品生产的强大资本家的支持)，通常对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产业比对为出口的成品产业更为有利。后者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的这种产品竞争，而英国这种产品的成本价格并没有因为保护关税而提高。正是这种情况，必然促进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的发展，把其技术发展所必要的一切资本提供给它们支配，加速它们向更高的有机构成方面发展，从而也加速它们的积聚和集中。这样便为它们的卡特尔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最初由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而造成的情况，这种情况最终成为德国产业对英国产业具有组织优势的一个原因。英国产业的发展在组织上可以说经历了由小的萌芽逐渐到大规模的发展。由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变成工厂。工厂最初主要在纺织工业中发展起来，这种工业要求比较小量的资本。就组织方面来看，主要仍是个人企业。个别资本家而不是股份公司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财富依然掌握在个别产业资本家手里，因此，一个富有的资本雄厚的产业企业家阶级渐渐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出来。他们的财产就是生产企业。后来，特别是由于大运输企业的发展，股份公司便获得了更大的意义。这时，这些大产业资本家基本上都成了股东。就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其性质而言，投资于这些股份公司的也是产业资本。像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银行资本和从事发行活动的资本也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里，而股份银行仅服务于流通信用，因此对产业不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事发行活动的银行家也一样，他们正因为是发行家而不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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