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进行经济活动的人

    这个地方是着手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自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把它又放下了，而在此期间，读者心里一定已经一再地不由得产生了这个问题：我们说明了，在正确地采取了行动的情况下，可以掌握那似乎无法看清的大量的经济形式 ，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历史提供的，并且可以把它们化为数目可以点清的经济体制和它们的形态，并且由此而获得了认识经济实际的基础。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异议，它包含着一个真正的问题。人们可能这样批评道：就算掌握各个制度 的多种多样性获得成功，人不也在变化吗？它在中世纪不是与今天完全不同吗？它当时的行动不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吗？而如果把不同的文化圈的，比方说欧洲的、中国的、印度的和南美的文化圈的人们相比较，经济上的态度又有何等的差别！19世纪的科学不是教导过我们，把人看成是一种在历史的变易中不断地彻底变化的生物吗？历史是生命。因为一切历史上的生命都不断地处于流动之中，就似乎没有常量“人”。但是，如果觉得是这样，那么怎么能敢于试图为全部历史想出一个 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装置？确实，只有当人在他的经济计划和行动中显示出一定的恒定性时，这才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的行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不是同样形式的，那又如何？人 在历史中的差别如何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所有这些个别问题导致的都是这个基本问题。

    Ⅰ

    为了给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让出道路，有必要首先与占统治地位的看法进行争论。

    因为这种看法是普遍熟悉的，只需要简略地概述它。它与统治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历史主义相近。人们这样认为：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人的行为在不同时代中互不相同。人们这样相信：进行经济活动的人的历史可变性最明确地显露在：他过去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行事，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却按照“赚得原则”行事。这两个原则的对照和它们更换着的统治构成了有关经济精神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的主要部分。桑巴特曾经写道：“不同性首先产生于各个经济主体不同地设定的目标。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区别根本不同的两个种类的目标设定。也就是人们或者力求搞到一笔在规模上和种类上都固定地规定了的消费品的存货，也就是说他们力图满足他们的自然的需要；或者他们追求盈利，也就是说他们力图通过他们的经济活动赚得一笔尽可能大的货币量。我们说，他们的经济行动在第一种情况下被满足需要的原则所迷住，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被赚得原则所迷住。”而且正是他断言：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各个原始的亲族联合的那些早期的自给经济、古代的家族经济、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处于满足需要的原则之下。他和他的继任人们主要重视的是标明中世纪的经济的精神。据说中世纪的欧洲人————农民、领主、手工业者、商人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他们全都被“生计”的观念所统治，撇开那些证明了该规则的例外情况，他们全都只想满足一种在种类和规模上都是既定的需要，不想更多的。后来常胜的资本主义以它的赚得欲望与这种态度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不过，据说资本主义正在完结：那些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将重新把满足需要原则导向胜利。据说那时将又不是为了赚得货币的缘故、而是为了生产使用的物品而进行生产。桑巴特达到了这种程度；这里列举他，把他当做一整个思想流派的代表。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在公众的看法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是偶然的。

    “满足需要的原则————赚得原则”这种对照法只是在这个观察角度上使我们发生兴趣：用它是否正确地把握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说明了它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两个理论工具就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中，需要是一个资料；在另一个中，不是需要，而是赚得目的是一种资料。

    这种对照法含有两个想法。首先是原则性地提出了这一命题。接着说：在某些时代实行了的是一个原则，在某些别的时代实行了的是另一个原则。因此，它包含的首先是一个原则性的命题，第二是一个历史学的命题。

    A．我们从第二个命题开始。让我们首先假定，这个对照法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让我提出历史学的问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中，经济生活事实上处于满足需要的原则之下吗？

    几乎还不需要否定地回答该问题，它已经 被否定地回答了。首先，对中世纪来说：只要人们相信中世纪经济生活的那幅从前的小市民的——城市经济的图画，认为生计的观念在中世纪不折不扣地占着统治地位就是容易想到的。中世纪经济的新的图像让我们看到了它的了不起的地区间的劳动分工、远地贸易的中心地位、高度发展的贸易和信贷形式的多种多样性，这幅图像使人认识到，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以哪一种精神进行过经济活动。不是以同样的一种精神。这里首先是远地贸易商与中间商。他们具有极其强烈的赚得本能。而且并不是那样：“致力于在生产、物品的运输以及甚至部分地在物品的交易的关联之外满足自己的一切赚得的兴致、一切货币的贪欲”（桑巴特）。完全相反。科隆的、吕贝克的、纽伦堡的、布鲁日的、威尼斯的以及其他许多大城市的远地贸易商们是盛期和晚期中世纪的本来的经济上的组织者。他们的冒险的、由强烈的赚得欲望和权力追求所产生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和保持了那个时代的巨大的欧洲经济。当然，那时在细节上有许多区别；就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也有。15世纪晚期吕贝克的商人和城市贵族们不再近似地具有14世纪初他们的祖先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和那种活力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中，领导阶层在经济精神上的这样一些差别也在不同的城市中间起作用：比如说1500年前后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之间。尽管这些差别如此重要————一种强烈的赚得的追求统治了这些商人和中间商。绝不总是那样肆无忌惮和厚颜无耻，就像佛兰德的料子商人和城市贵族耶汉·波伊纳·布洛克的情况那样，埃斯皮纳斯为他勾画了一幅可怕的图像。但是推动这些商人的总是赚得的追求。在中世纪的商人中，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发挥，它对生计的观念是陌生的。在许多地方在手工业者们的圈子里无疑存在过另外一种经济精神。生计的观念在这里可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又正好不是那样：似乎总是把一种一定的需要看成是固定的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手工业者们在与商人——中间商们的那些争执中至少要求传统的口的生计，但是他们同时也为生计水平的改善而斗争。大多数城市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斗争。“作必要的修正后也许可以把行会成员与最近几十年欧洲的一个组织起来了的工人阶层相比较”（古那尔·密克维茨）。因此，在手工业者们的（通常不是领导的）阶层的圈子中同样找不到人们称为满足需要的原则的那种东西，而生计的观念则与较老的那一代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不一样。

    完全相应的东西适用于古代的经济。古代的经济生活实现于大量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中。经济风格和经济阶段的塑造者们为自己创造了这种经济生活的一幅虚假的、单调的图像。我们在这里想撇开这一点。现在我们想只观察所谓的家族经济，它虽然绝没有表现古代经济的类型，但是却部分地实现于某些国家和时代之中，比如说在荷马时的希腊或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推测在这样一种家族经济中没有表现出赚得的追求来，这是根本错误的。它经常并且以高级的程度这样做。许多次最肆无忌惮地榨取奴隶，用他们的劳役使主人致富。如果我们阅读关于晚期罗马的大庄园的描述，那里成百上千的其伙食很坏的、带着镣铐的奴隶干着繁重的劳役，而且是为着他们的主人的实际上没有止境的赚得的追求，那么对于满足需要的原则的那些田园诗般的叙述就使我们有了最为特别的感觉。而据说满足需要的原则在当时也占了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确实是灾难性的错误————那种认为在这样一些家庭经济中仅仅满足了参加者们的各种口的生计要求的看法。似乎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只能实行所谓的满足需要的原则 。历史表明了这种见解的不正确。在集中领导的经济接近于实现了的地方，恰好是而且极为经常地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一种没有限度的和残忍的赚得的追求。例如，在古代东方的各个大王国中，在聚集了巨大的财产的那些印度的土邦中，或者还有在印加人那里（他们利用他们的集中管理的经济来使自己在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上致富）就是这样。并不总是和在一切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构成物中都这样发挥了赚得的追求：绝不是普遍地 在古代的各个家族经济中。或者正如我们确实知道的那样，不是普遍地在19世纪欧洲的那些家庭经济中，也不是在美洲的某些集体经营的基督教团体中。这取决于领导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状况。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在这样一些经济构成物中，大多数参加人在很大程度上的没有影响确实可以促使领导恬不知耻地施展赚得的欲望，这种赚得的欲望事实上 极为经常地强烈地发挥了出来。

    它驳倒了亚里士多德和许多较新近的人的这种看法：赚得的活动随着货币以及随着经济的交往才发展了起来，但是它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不可能展开。“给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打上了它的印记”的是生计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历史面前不可能持久。但愿国民经济学最终的确会摆脱过去的经济的这样一些无害化的并且脱离实际的图像！

    B．但是由此只是回答了历史学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还是继续存在：这种对照法确实是可以使用的吗？

    我们否定的正是这个。因为它不清楚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万不得已时可以暂时用它来工作。但是，一旦钻得更深，它就会失灵。

    1．笼统地把赚得货币 和满足需要 对照式地相对比是错误的。因为赚得货币总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发生的。的确应当观察各种事实：今日的工人或今日的职员到底为什么必须挣钱？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货币的确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交换的手段。但是，现代企业家的情况又如何？就是对他来说，赚得货币也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较小的企业家————零售商、较小的工业家、农夫————构成了远为大的多数，他们需要货币同样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此外，突出的个人的狂欲和权力的追求推动着有大笔收入的企业家们向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就是这些也是需要，它们经常被以巨大的强烈程度而感受到并且同样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冲动。不能过于狭隘地领会需要的概念。人总是想使用挣来的钱。“尽可能大的货币量”这样的东西本身从来就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有效的目的。就是对病态的吝啬鬼来说也不是。病态的吝啬鬼贮藏货币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因而是为了满足他的安全需要。

    2．这种对照法有时极明显地、有时不明显地包含着这个命题：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而在交换经济中则按照赚得原则行事。主要是对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来说简直是不言而喻的：满足需要的原则随着交换经济的消失而得到胜利。桑巴特不假思索地把“满足需要的经济”与“交换经济”对立起来。如果断言相反的东西，那就会更正确一点。特别是集中管理的经济恰恰不是 满足需要的经济。正如指出过的，在集中管理的经济的控制方法占统治地位的那些经济秩序中，中央管理机构对经济过程作出决定。在这里，它在多大程度上顾及满足消费者们的需要，这取决于它的斟酌决定。例如，它可以实施巨大的投资或者军备计划并且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消费品的供应。我们由历史中知道，过去和现在这种事情是如何经常地发生。但是，在它想顾及消费者们的各种需要的范围内，从它们的多种多样性上去查明它们并且把生产过程引向满足它们就是极为困难的。在交换经济中，消费者们的影响总是更大，它在这里在细节上是随着市场形式而变更的。它在完全竞争下最大，例如在供给垄断下则小得多。就是在这方面，供给垄断也在完全竞争和集中管理的经济之间占有它的位置。

    3．可能会这样提出反对意见：然而说过的东西还不完全令人信服。例如，据说有这样的农夫，他们只想满足并且满足了传统上已经存在的需要，因而他们放过了挣更多的钱的机会。与此相反，别的人们却利用了赚钱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据说，情况是这一种还是另一种，这显著地影响着经济过程，而应当在满足需要——赚得这种对照法中表达的就是这种区别。

    对此应当这样回答：由此而以日常的语言不准确地表达的这种区别，事实上是显著的；它必须得到考虑并且由科学来精确地把握。很快就将读到这一点。但是用满足需要——赚得这个对照法没有贴切地标出这种区别。一个农夫，他种植和出售的只有为满足他有限的传统需要那么多，他也 在赚得货币。并不罕见的是，恰恰是赚取货币与仅仅满足有限的、传统上已经有的需要的意图相联系。而另一方面，那些利用每个机会以挣得更多、从而根据所谓的赚得原则行事的人们，想的是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常大的。

    总的说来有必要放弃满足需要的原则和赚得原则的对比。人们觉察到了过去和现在人对经济的行为都存在着一定的多样性，而且这种行为在变化。但是并不是这样就成功地描述了这种多样性。宁可说，这种不确切的对照法掩盖了它，而没有使它突出。 (60)

    Ⅱ

    因此，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历史多样性如何影响经济过程。不能指望简单地继续通常的各种解决的尝试得到成功。我们必须从其丰富性和多种多样性本身上查问历史的实际。

    但是，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就不由得产生了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比方说，如果研究早期中世纪的一个徭役庄园并把它与今日英国的一个铁工厂相比较，而且问道：这两个经济的领导人的态度不同，这种态度如何以其特点影响这里和那里的经济过程，那么就会首先碰到一个预先提出的问题：这里和那里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同样形式的或者是不一样的？这个预先提出的问题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将会证明，经济行为同时是两个东西：恒定的和可变化的。在个别的人的一个一定的层次上是恒定的 ，而在人的其他层次上则是可变化 的。

    A．恒定的：人日复一日地在任何地方并且在一切时代都处在这种处境中：必须克服它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各种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从历史一开始就没有过任何原则上的变化。不仅人的处境在这方面原则上总是同样的，而且就是他在解决稀缺性的这个问题上的行为也在最根本的方面保持恒定不变。因为人们总是并且到处都试图在他们的经济计划并且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以尽可能少的价值花费来达到一个一定的目的 。因此，他们总是遵循所谓的“经济原则”。

    也许是对“经济原则”意味着什么的无知，也许还有对历史的无知，而且通常是二者一起引致了这一看法：人只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按照经济原则行事。据说过去和在别的文化圈里则是不一样的。不能从历史中为此提供一个证据的影子。比方说，我们观察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民。他生活在他的家庭经济中，这个经济通过联合扩大为一个宗族团体。他平日被迷信鬼神以及以迷信鬼神为基础的崇敬家庭所控制。但是尽管他这样厉害地被信仰、迷信、风俗和传统所束缚，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在这些资料的范围内）他按照经济原则而行事。他的祭祀部分地出于伦理的——宗教的义务意识。那时祭品就是目的本身。或者他祭祀是为了摆脱不然就发生的歉收；那时祭品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在准备祭品时按照它行事并且以尽可能少的价值来达到目的。另一次祭品本身对他来说是达到最大收成的手段。

    以神秘的想象为根据的神秘的思想和行动在人们的历史上通常统治了他们。但是不应当推测，它们因此就没有遵循经济原则。当皇帝时代的罗马农民供奉播种之神、农神和其他诸神，并且此外在坚持自古流传下来的原始的技术时，他们这样却完全是根据经济原则行事。他们期待着诸神的回报，祭品是作为经济上的各种费用的一部分而出现的。罗马的船主也没什么不同，为了使风神们具有友好的心情并且平息各种波涛，他的船是以费用巨大的方式雕刻鸟嘴形船头的。旅行者们报道说：今天在新几内亚的某些村子里，在盖房子的时候还委托一位巫师去驱走云雾，而巫师则为此获得一笔相当高的报酬。这样一笔费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经济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经济原则相矛盾的无用的支出。但是，对这个新几内亚的部落来说，它涉及的是必要的费用，它们的花费是在经济原则的意义上发生的。因为根据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信念，没有这些费用就不会以尽可能少的费用支出达到目的————即盖房子；而它将必然会由于倾盆大雨和风暴的妨害而造成过多的并且可以避免的费用。

    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数目许多倍于此的例子。从生活在荒野里并且按照经济原则为自己搞到蝗虫和野蜜的圣徒，一直到儿童，他被有力地神秘地规定着而按照同一个原则行事。不可以把它与追求尽可能大的赚得或者与“资本主义的准则”相混淆。根据经济原则计划和行动也不局限于是“商人”的或者甚至于是欧美近代的商人的特性。“它归根到底是理性的行动的一项准则”（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

    但是，在某些时代，例如在现代，由于度量衡制度的详尽的秩序，由于书面地领导厂家和家计，由于书面的往来，此外由于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结算、作出盈利和亏损核算、精确地预算和事后计算，从而总的来说由于合理化而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这时不是确实 引入了人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另外一种精打细算的经济精神吗？历史记载指出了这种发展是多么艰难，而随着经济计算的持续的精致化，厂家的领导如何改变了它的性质并且由此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例如复式簿记的知识是16世纪初南德意志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在缺乏这种知识或者它只是迟迟疑疑地得到认识的地方（就像在汉萨各城市中那样），发展就落在了后面。从这样一个以及其他许多经验中不是必须得出结论：随着经济计算及其方法的改善，人与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生完全的改造吗？

    区别无疑是存在的并且是显著的。今日黑林山的一个农民至多只作少量的有关买和卖的不连贯的记录，在他与使用各种最新的企业经济的方法的一个商人企业之间，或者也在罗马时代晚期的一个彩陶手工工场和今天美国的一个工厂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在各种经济活动上发生着作用。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在于：只有现代的厂家才按照经济原则行事，而较老的则不这样做。而是人想出所有这些使经济计算精致化的方法，都是为了能够以更大的精确性来遵循经济原则。他想要这样，而不是别的。就是那个对簿记一无所知的黑林山的农民，以及古代的彩陶手工工场的那些领导者，也根据经济原则计划和行动。他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成功比那些完全精通理性的企业经济技术的人要少。这些人没有超出不精确的估计，别的人则较精确地知道各种价值。区别就在这里 。

    以货币和重量制度的系统化秩序、以簿记、结算和列举过的其他各种发明，人并没有占有过一种新的经济原则来作准则。相反地，他设法获得各种手段，以便能够更好地奉行一切经济活动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从一开始就力图奉行这个原则。人类到处并且在任何时代都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并且甚至是在人们认为，跟着柏格森和其他的生命哲学家们把它称为灵巧的人是正确的之时：如果他不遵循经济原则，他就不是灵巧的人。在这一限度内，人们也在经济上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全部风格的不变性”。 (61)

    B．但是，除了在经济活动中一切人的全部行为的这种一致性和恒定性之外还有多种多样性 ，它在实行经济原则时起作用。经济原则的恒定性为得出和运用一种 说明一切具体的经济联系的理论装置提供了基础，而在经济原则的范围内，行为的多种多样性却迫使在不同的地方扩大这个装置并且在运用它的时候小心行事。

    问题是这样的：经济活动中的人的态度的各种差别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表现出来，这些差别如何对经济的实际过程发生作用？

    1．虽然人在主观上 总是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就是那个今天还在德国坚持3年轮种法的农民也是如此。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旧的传统的农业技术似乎是最好的，而且因为他觉得，最近150年的一切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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