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进行经济活动的人

切革新（在他一般来说知道它们的范围内）风险都太大。而在客观上 这个农民违背了经济原则。因为今天普遍知道，田野的三分之一部分休闲是不经济的。在中世纪，当3年轮种法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是唯一已知的并且被使用的农业技术时，运用它的农民就是客观上也在经济原则中行动。今天，在深刻地改变了农业技术的面貌之后，就不再如此了。

    经济学的理论考虑到，厂家的领导者们总是力图那样地使用各种生产资料，这种使用根据所有资料当时的状况是最有利的。因此，它考虑到的是客观上（不仅仅是主观上）奉行经济原则。由此它就与历史的长远路段处于完全的一致。例如，可以没有困难地把它运用到中世纪农业的各个问题上，因为当时是根据当时的技术状况（3年轮种法）而从事耕作的。但是也有重大的例外，而且恰恰是当今————在这个时代中技术知识和其他资料特别迅速地变化着。经济学的理论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今天，许多农民不是像按照在他们的国家中已知的技术或者按照各种价格的状况对他们最有利的那样实施生产资料的结合、使用他们的耕地。因此，在这里没有完全实现在理论中假定的一个条件。必须在运用 理论时考虑到这种事实状况。 (62)

    在我们的时代中，主观上的遵循与客观的实现经济原则之间的距离还在另一种关联中变成了有现实意义的和重要的。因为它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起作用，这种经济今日作为秩序形式而具有显著的意义。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问题是：在给定的满足需要的手段下，以及在给定的技术知识下，中央管理部门或者它们的机构如何能够每次都造出那样一个经济计划，它相对充分地满足了设定的需要？例如，为了满足中央管理机构设定的需要，是建筑一条铁路还是建造一座发电厂更有益？或者：应该在什么地方建造那座发电厂以及应当使用哪一种技术？

    集中管理的经济并不拥有工具以便从惊人数目的各种可能的计划中每一次都挑出那最有利的经济计划。它缺少“稀缺测量器”，这种测量器为客观上实现经济原则所必不可少。因为像微小的“自给经济”所实施的那种自然评价由于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巨大而带来了错误的评价。而规定价格同样不可能成功，各种价格本应正确地表达各种物品的各种稀缺关系。 (32) 因此，集中管理的机构以某一种任意性来选出应当实现的那些计划。它砍断它不能解开的戈尔迪之结。————应当从哪里为新建一座发电厂的土方工程搞到那5000个人？中央管理机构把它们从该行政区的农业中调遣出来，而不能够算出，物品的损失是否在这里最小，从而是否在客观上符合经济原则。

    因此，就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领导也想根据经济原则来制订计划和控制经济过程。它尤其想以尽可能小的价值耗费来达到它的目的。但是，它每次选择的各个计划是离最有利的计划较近、较远还是很远，则是偶然的事。那些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例如20世纪的各个战争经济）表明，实行了的各种经济计划离开经济原则是多么之远，在实际的经济中问题又是多么严重。对于科学来说，得出的结论是：它只能以十分的谨慎来把从分析集中管理的经济模型中得出的各种理论原理运用到那种具体的过程上，这种经济过程运行于集中管理的经济的性质占优势的一种经济秩序中。它应当注意：实际上，对于一切过程的集中的理性的计划与偶然的因素一起 标志着对这个经济过程的控制。

    2．如果依据“人们对物质物品的需要的全部状况的灵活性”去考察他们，那么就会查明，他们根据两个原则行事：不是把各种需要的水平看作是“可动的”，就是它对于较短的或较长的时间是接近于“始终不变的”。（因此，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个别的需要的变化。）两种行为彼此向对方转化。同一个人有时以这种、有时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但是差别存在着。它表现在各个经济计划和各个经济活动中，并且它因此而在国民经济学上是令人感兴趣的。

    根据第一个原则行动时发生的是下列的情况：厂家的领导者 以扩大生产来对价格上升作出反应。例如大的农场主。更好的农业价格促使他强化种植、连较坏的土地都耕种，投入更多的劳动，这样来提高他的收入并由此而更充分地满足他的需要。价格下降时他相反地行事：粗放化、减少产量、降低供给并且总的降低他的需要的满足。

    但是，如果厂家的领导者按照第二个原则行事，那么他就会做得如下：他的产品的价格上升并不促使他去扩大生产。因为他只想满足物质物品的始终不变的需要，并且为此而需要始终不变的实际收入，他甚至会在他的产品的价格上升时减少生产。没有疑问，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农业中，特别是在农民经济中并不罕见地出现过这样一些情况。歌德讲述的那些手工业者也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通常有着理智的意识，不比他们为争取快乐的生活而最多需要的工作得更多”。更好的价格促使了他们更少地工作。现在他们花费较少的劳动就挣到了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绝没有像可能错误地推测的那样由此而违背了经济原则，因为就是他们也试图以尽可能少的价值耗费来取得他们的这种被看作始终不变的生活费。

    那些想满足水平始终不变的对物质物品的需要的厂家领导者们对价格的下降作出相反的反应。就是这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在19世纪中期，当在工业化的运动中家庭手工业者的各种织品价格下降时，许多家庭织工就是这样增加了他们的商品供给。而在1927年爆发的严重的世界农业危机中，许多农民试图通过扩大现有的那些劳动力的功效并且通过这样提高产量来对付各种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以便使他们的家庭的收入和需要的满足不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之下。然而这种行为也遇到一个限度：如果各种价格（比方说在追加的供给的压力之下）总是继续下降，那么这样一些厂家就会在耗尽劳动的各种储备时，变得不可能长此下去地凭借更多的劳动，哪怕只是接近于保持住旧的生活水平。

    两种原则的差别在家计 上表现如下：在需要可变动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上升促使工人更多地劳动或者让至今为止没有从事职业劳动的家庭成员们去工作。这确实比过去更值得。因此，这个家计需要的满足水平既由于工资的提高也由于更多地投入了劳动的各种服务而提高。随着工资的上升，家计供给的劳动力增加了。当工资下降时则相反。

    但是，如果家计的领导者根据列举的第二个原则行事，那么他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供给随着工资下降而扩大，以便不让压低物质物品供应的水平。工人自己和他的家属们寻求更多的工作。（当各种需要的消费品价格上升时，就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不变的货币工资下，实际工资因此而下降。那时工人就力求通过更多地从家计中投入劳动力来抵挡生活水平的紧缩。）————正是这个例子可以表明，同一个家计可能部分地按照第二个原则行事。工资的下滑起初可能推动减少家计的劳动供给。但是，如果工资总是继续下降，那么反应就会从某一点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劳动的供给重新上升，以便至少维持物质物品供应的一个一定的低水平。

    两个原则的区别也出现于这样一些经济构成物之中：在它们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 各种要素占统治地位。例如在那里，如果按照第一个原则做计划和行动，那么一种技术上的发明就会导致更大地满足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但是，领导也可能把共同体各个成员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看成一种接近于始终不变的计划资料，并且在这时把发明使用于向它的这些成员们要求更少的劳动小时。

    无论如何，在任何时代的实际的经济中都实现过两种行为方式。因此，国民经济学不能限于比方说把各种需要的一种可变动的水平简单地看作规律，而是它必须（特别在从理论上研究交换经济中的供给时）同样注意人按照第二个原则的经济行为。否则就会像在最近的世界农业危机期间表明的那样，理论的装置可能在它运用到某些具体问题上时失灵。

    为什么 人们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具有一种可移动的或者始终不变的水平————只有在当时的全部历史状况的范围内才能够为各个个别的民族、为各个阶层以及为一定的时期回答这个问题。 (63)

    3．另一个区别并不是更不重要：集中领导的经济占优势的一个共同体的或一个厂家的领导者，要么他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尽可能高的纯收入”，要么他力图给那样一些人“尽可能好的供应”，这些人在他那里工作或者他供应他们。他要么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要么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来行事。在实践中也常常寻找在两个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也许几乎不需要再一次特别地强调：在两种情况下都应当满足需要。）

    一个主要是属于集中领导的经济 的类型的共同体，就像比如说早期中世纪的徭役庄园那样，可以用双重方式来领导。它的经济领导可能主要是根据领主和他的家属们的各种需要来安排的，或者它也可能更强烈地考虑到奴隶、半自由民和所谓的自由的有劳役义务的农民们的各种需要。在这里和在任何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对于经济领导来说都存在着设立经济目标的一定的自由。当然，领导者必须至少给下属们分配那么多东西，以便使他们在经济上的效率能力不至于降低。但是，他常常能够在限制自己需要的满足的情况下通过更大量的分配而显著地超过这个下限。对种植的各种作物的选择和一般说来的经济计划，各自遵循的是“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还是“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而在其所有部分上都显得不同。从埃及、古罗马或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中已经知道，埃及的农民、奴隶或有劳役义务的人们的状况是多么厉害地取决于主人们的那些较大的或较小的要求。

    这两个原则的这种差别在交换经济中以另一种方式起作用。而且它是否和怎样发生作用在这里取决于市场形式 。根本的首先是完全竞争与供给或需求垄断之间的区别。让我们设想一个厂家，它在所有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下，因而它把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产品的价格都看成是计划资料。正如不必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的，它的产量这时是如此之高，以致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当它生产这么多的时候，它根据“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行事。但是（而这个 恰恰是重要的）：它由此而恰好生产了那么多，就像它在给定的生产装置下以遵循“尽可能好的供应原则”所能够生产的那样。因为如果它再更多的生产，那么追加的各个单位的成本就会增大到实现了的价格以上，由此消耗的价值就比生产的更多，从而违背了经济原则。因此，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式下，是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还是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来行事，这是无所谓的。在完全竞争的压力下，在两种情况下生产和出售的同样多。然而在供给垄断的市场形式下，则根据这个还是那个原则行事，差距可以是显著的。在这里显露出竞争与垄断之间的一个理论上令人感兴趣的、经济政策上极为重要的区别。————我们看到了，垄断者把他预期的市场另一方的各种反应作为资料而投入他的经济计划中使用。如果他遵循尽可能高的纯收入原则，那么在给定的生产装置下他就会生产那么多，以致他达到了古诺点：实现了的、强加于市场的价格总是高于生产的边际成本；对顾客们的供应总是少于它（不违反经济原则）所能够达到的。但是，如果使“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发挥作用，那么垄断者就会将价格规定得如此之低，以致它等于边际成本，而对顾客们的供应则比他按照另一个原则行事时更多。例如，一个作为垄断者向一个城市的居民们供应煤气的煤气厂是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还是（自愿的或被迫的）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来经营，这绝不是无所谓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各种煤气价格更低，该城市的煤气供应更好，这是一个在经济宪法政策上也是重要的结论。

    就是在需求垄断的情况下也表现出这种区别。一个光学器具工厂是对一个小城市中的工人的需求垄断者，它的厂家领导在遵循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时能够把工资压到一个不能精确说明的下限。但是它不是必须这样。它可以根据对它的工人们 的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的原则行事，而这时它支付的工资就会那样高，以致它们大约相当于边际工人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这个工厂本身是光学器具市场上的垄断者时，差别就可能是显著的。那时对于厂家的或国家的社会政策来说就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余地。 (64)

    现在，回顾满足需要——赚得原则这个对照法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表明：它徒劳地试图把握的人的行为上的那些事实状况和差别，都被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两个 对照，也就是运用号码2和3描述了。

    4．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人为长久的时期（比如说为几十年）制订经济计划。他储蓄是为了照顾未来。他在青年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晚年的需要并且根据它来安排他的经济计划和他的经济行动。最初的基督教徒们则不同地从事经济活动。他们相信天国即将来临，不为以后的时期而操心，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他们的经济计划是短期的；他们没有想过较远的未来的需要。应当从这个角度在整个历史中区分两个类型的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长期的 和短期的 做计划的人。

    在一切时代都有过这两个类型：除了有着他们的深远的经济计划的19世纪末的市民之外，也有过带着他们的少数几天的经济计划的放荡不羁的艺人和流浪汉。但是在某些时代中，这一个或者另一个类型占优势。

    我们已经在我们研究的不同地方发现，日常的经济过程是多么厉害地取决于：人是仅仅考虑到当前的需要，还是他或强或弱地考虑到较近的和较远的未来的需要。由此而一起决定了生产的装置的结构和物品供应在现在和在将来的分配。例如，突尼斯的柏柏尔人在一般情况下只做十分短期的计划。他只劳动这么多，以挣得他少数几天的生活必需品。他几乎不储蓄，并且几乎不投资；如果他有一点钱，那么他就不工作，而只有当钱差不多用完时，他才又开始工作。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短期地做计划，那么在地球上就会只有一个极小的生产装置，而物品的生产则会很小。与此相对比的是，在欧美文化圈中的企业和家计的领导者们投资并且储蓄，他们更长期得多地做计划。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生产装置。集中管理的经济体的那些领导通常根据极为长期的计划来工作。在印加帝国中已经如此。在这种类型的现代的经济秩序中的各个集中的管理机构也是如此；它们以这种方式在建设发电厂、高炉等方面计划并实施极为巨大的投资，相反地却让居民的当前供应退居次要地位。

    因此，对于经济的事实上的进程以及对于物品的供应来说，各个经济计划在时间上影响的范围是极其重要的；而各个投资的大小就取决于这种影响范围。在研究所有的 具体的经济问题时都必须注意这个事实状况，不过，概述过的那种理论装置已经考虑到了这种事实状况。

    5．20世纪初的德国农民就是在各种产品价格下降，他的全部经济状况恶化时，也仍然留在他的庭院里。他忍受收入的损失或者试图以更多的劳动来抵抗它。只是在农业与工商业中的收入可能性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大时，他才背弃农业。合众国的大多数农场主的行为就完全不同。一旦各种价格关系变得不利并且看来好像不再值得继续经营农场，他们就为他们的农业企业寻找别的更好的土地，或者到工业中去，也就是撤出。

    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有力的约束把德国的农民束缚在他的庭院上，而美国的农场主则还具有某些灵活性和不安分，这些是北美大陆最初的白人移民们所具有的。就是态度上的这个 差别对两个国家中的经济过程来说也是重要的。必须了解它，以便从差别上理解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和物品供应。

    当然，科学也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样的和类似的无法估量的事物，它们决定性地一同塑造了各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我们这样做是通过我们在构造具体的经济秩序上把它们看作一种资料，也就是看作经济活动的一个条件。对于理论分析来说，它们在我们的顺序中属于第六种资料：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

    C．从所有这些中得出：类似于在研究各式各样的经济形式 时那样，我们必须排除有关经济人 的那些通常的、磨损了的模式，以便察看经济中的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什么样子的：13世纪后期在于培恩或佛罗伦萨的或15世纪在纽伦堡的商人，或18世纪德国的行会成员或同一时代的普鲁士农民，他是如此地不同于19世纪后期的农民。或者是18世纪北美的教派成员或今日日本的农民。必须从其特殊的精神的、自然的和政治的环境上理解他们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经济行为；而我们必须谨防以迅速构思的现实类型（例如像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的“中世纪的人”，或者被赚得原则统治着的“资本主义的人”）来塑造侏儒。必须“也在这里自觉地放弃任何划时代的一元论”（A．吕斯托夫）。如果我们面对历史上的那些实际的人，那就会表明：我们对个别的人的历史个别性的观看越是直观 ，就越是能够强烈地看到 ，他在经济上作计划和行动方面的行为既是恒定的 ，又是多种多样的 。任何一个忽略了这一面或者另一面的描述都是错误的。因此，科学必须把两个方面都搞清楚。它这样做是通过它指出，所有的人们————只要他们在精神上是健全的————总是并且到处都是按照经济原则行事的，而恒定的东西正在于此。（历史主义的观点是：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完全改变着自己。这种观点与各种事实相矛盾。）另一方面，应该确定那样一些标志，它们造成了人们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上的差别。突出五对对立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合起来（在组合之中）可能足以刻画历史上的具体的人的特征，只要人的行为在经济上是关系重大的。

    还应该以少数几个例子表明，必须如何 进行这种组合。众所周知，在古代末期，古代的人们的宗教的和精神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世界历史的那些十分重大的宗教的——精神的革命之一。从经济上看，与过去相反，极其众多的人这时不想无限度地赚得，而想满足一个始终不变的、简朴的水平的需要，以便为礼拜赢得时间并且为上帝之城做准备。从而是在我们的序列的第二点上的一个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是（第三点）：人们在经济上不想再达到“尽可能高的纯收入”，而是想达到“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同时（第四点），各个经济计划涉及得不像过去那么远；新的无法估量的事物的各种束缚比过去更强烈地发生作用，而只是在第一点上行为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人们没有改变地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另一个例子：今日美国的一位企业家A如何不同于一位法国的农民R？（1）A客观上按照经济原则行事，（2）具有无限的需要的一种可变的水平，（3）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行事，（4）制订深远的经济计划，（5）此外很少扎根于经济的纽带中；（1）法国的农民R只是在主观上按照经济的原则行事，（2）有一种始终不变的需要水平，（3）但是，通过他同样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行事，他得以满足这些需要，（4）他同时又为较远的未来操心————虽然是以别的、风险少的方式，（5）并且此外又有力地受着无法估量的事物的支配。

    绝不应当用这样一种精确的标记激励历史的生活。由此将会完全误解了国民经济学的任务。例如，绝不应当用这样一些标记来从其整个的范围上描绘古代晚期所发生的那个巨大的精神上的转折。这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要求。也不应该用那另一个例子来从其多种多样的无所不包的历史根源上去描述法国人与美国人的区别。应当而且必须达到的是别的东西：把握各个个别的人、个别的时代或个别的阶层和民族的精神的——心灵的特点对当时的具体的经济过程所发生的各种作用。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如何是可能的：经济计划和行为的恒定性 在一切时代和民族中都按照经济原则而发生，这种恒定性允许并要求构思和使用唯一 的一个理论装置。但是，与此并列而变得可以在经济行为中看得到的多种多样性 ，部分地要求扩充这个理论装置（就像从B．2——5所得出的那样），或者还要求在运用它时要慎重，像从B．1中得知的那样。具体的经济形式的极为巨大的多种多样性是以形态学的体系来掌握的，而通过突出这几对对立则使科学地把握人的行为的多种多样性得以成功。

    这样就有了可能去把对宗教的、精神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灵的变化（就像比方说在基督教产生和进行斗争的时期中那样）的历史的理解与精确地认清这样一些变化对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种作用联系起来。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