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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际的经济。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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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复说：科学地认识实际的经济是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任务。如果为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回答了两个问题————有关经济秩序 的结构问题和有关在这些秩序内部发生的经济过程 的各种联系的问题，那就完成了这个任务。证实了两个问题的解决极其困难。也表明了，通常的道路，即摆出穿过历史的横截面并且为每个个别的横截面构思理论，没有导向目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横截面的塑造者们通过“概括的抽象”、通过放弃 实际、通过忽略 细节创造了他们的类型，并且这样得出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又不能用作理论工作的基础的结果。我们的行为从一开始就相反。我们试图尽可能坚决地钻研各个个别的事实情况、各个个别的具体的家计和厂家，这样我们就极度地增强了 各个个别现象的观察。引用一幅图画：就像人们试图录下从远处看到的一个城市的侧面黑影像一样，经济阶段或者经济风格就是这样造成的，它们应当表现一个时代的经济中的本质的或者正常的东西。我们则完全不同：为了留在图画中，我们走进城市中去并在那里走进各所个别的房屋中去，把它们从地下室一直研究到屋顶。详细地彻底研究各个个别的经济构成物。凭借着“着重强调的抽象”，我们在那儿发现了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连同它们的许多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这样，我们在历史的实际中找到了各种秩序形式。我们在研究现在和过去的事实状况中揭示了它们。
我们想用这个形态学的体系干什么？构成它的各种个别的形式虽然产生于精确地观察实际，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际的映像。它们既不是照片，也不是绘画，而且不想是那些东西。它们也不是在一个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想到的。但是我们指出过，因为它们表示着简单的和清楚的条件状况，就可以在它们的基础上发现理论的原理，即有关必然的条件联系的一般的陈述。由此我们就在分析上进一步迈出了根本的一步。 (66) 、 (66a)
现在，我们处于最后一个 问题之前：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态的形态学装置（Ⅰ）和各种抽象的理论原理（Ⅱ）如何服务于认识具体的经济实际？这样（与为数众多的批判过的各种做法相反）就成功地从科学上把握了经济实际吗？也就是说，走上这条道路是有理的吗？
我们肯定地回答 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断言：
第一 ，在运用形态学的装置时 ，就成功地认清了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的秩序的内部结构并且从而认清了它的经济秩序的结构 （Ⅰ）。
第二 ，各个理论原理以其运用而表现为一种合适的工具 ，以认清具体的经济过程如何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中运行 （Ⅱ）。
通过二者就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实际（不仅仅是现在的）并且捅破了日常经验的表面观察。————从现在起就必须指出，如何这样做。
Ⅰ．认识各个经济秩序
1．如果有人踏入今天的日本，以便研究那里的经济，而且如果他（完全正确地）想首先从其结构上研究日本的经济秩序，那么，如果他仅仅信赖单纯的直接观察，他就不会在有着无法看清的许多相互关系和依赖性的家计、农民的租佃企业、工业企业、银行等等的并存中发现秩序。而如果他运用那些著名的“经济阶段”或者“经济风格”的话，那么它们将不合适，而且此外它们将根本不会使今天日本经济的秩序结构可以认识。因此，对经济实际的认识将在一开头就立即失败。
但是从现在起，在得到了各种经济体制、市场形式、货币经济的主要形式和货币体系之后 ，就有了一种新的形势：因为形态学只不过是复述了各种基本的秩序形式。而且我们绝不是从思辨中得到了这些形式要素的，不是像桑巴特试图的那样从“经济的观念”中推导出来的，那样作为观察者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们是从精确地观察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在分析具体的经济计划及其完成中得出的。这些类型仿佛是在经济实际中找到的那各种“原始形式”。
只是在 认识了这些形式要素之后 并且在“运用”它们当中，对经济的当时具体的秩序结构的认识才能够成功。
也许可以首先用最近时代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是怎样成功的：也就是用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探究，我们都发现，在它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与交换经济的要素相融合。每个家计领导者都熟悉这种二元性：如果他想购买某些重要的物品，他就必须既使用食品卡、衣服卡和别的卡，也使用货币。厂家的领导者也相似，他在购买时既需要指标又需要货币。精确的研究表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要素“占统治地位”。它不仅作为“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而部分地得以实现，例如在各个农民的田庄中或者在各个城市的各个家计中。它首先是作为“集中管理的经济”而出现。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虽然各个厂家还制订自己的经济计划，在这个范围内还实行交换经济，但是在这里，这成百万的计划是由集中的领导的全部计划权威性地决定的，而这种全部计划则通过帝国食品职业的广泛管理机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工商业经济中，由于国家在各个外汇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约束，价格和价格波动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而经济过程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集中管理体来进行的，它靠一个配额系统的帮助来分派各种原料和半成品。就是各个劳动力的控制也由集中控制的行政机关来权威性地决定，并且只是部分地取决于企业家和劳动者们的意图和计划。个别地实现过的是极为不同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以及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例如，就消费者仅仅以一定的配给量而获得物品来说，实行的就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第一种或第二种形式；然而，只要他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购买那些非配给的物品，这些物品的生产是由中心处所权威性地决定的，实行的就是第三种形式。在为数众多的市场上，国家的价格约束碰到了极为不同的市场形式：从两方面的垄断直到完全竞争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它也各根据这一点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这种考察方式————即把形态学的装置运用到具体的现象上去————使得有可能通过把握细节而使每个经济秩序的全部性质可以理解。个别的东西没有消失 ，而是被分类编排并且这样而变得可以理解 。例如我们把1940年的德国经济秩序与1930年的相比较。我们觉察到细节上的许多变化。例如，重要的决定从企业那里移到了帝国的各个机构和别的中央管理体中，各个卡特尔的职能上的转变，各个银行的重要性的减少以及货币的改变了的意义。一旦形态学的体系得以运用并且这样认清了1930年的和1940年的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就把这样一些以及其他许多细节联系了起来。这表现于每个个别的点上：随着集中管理的经济向前推进和交换经济的后退，1940年就不再像1930年的情况那样在各个个别经济中作出各种决定性的计划，而是在各个集中管理的机构中作出它们。企业家们变成了这些机构的执行机构，不过变成的是这样一些机构，它们还具有一定的、受到很强的限制的计划的独立性，并且也还以交换经济的方式承担风险。1930年卡特尔是独立的企业为消除竞争起见的联合，从而是交换经济的现象；1940年它们主要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工具。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中意味着别的东西，不过在那里，它们原来的目的规定还在继续发生作用。而如果说各银行1940年在控制经济过程上的意义比1930年时小得多，那么这部分地由这一事实而得到解释：各种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集中管理的各个行政机关，而不再取决于企业家们；而且也部分地由此得到解释：各个企业流动性过度，并且因此需要的银行信贷很少，这又与物价冻结和定量配给相联系。但是我们知道，货币是怎样随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向前推进而改变它的职能的；这种职能上的变化就是在1940年以前的那些年中也很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如果把个别现象及其变化看作它所是的那个东西————一个全部秩序的一部分，它就变得可以理解。
要在那些已经发现了的纯粹的形式之外再构成另外一种纯粹的形式，以便用它来刻画例如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的特征，比方说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之外以及在交换经济之外再构造一个“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纯粹形式，它1940年实行于德国，这是一种失策。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的特点实际上恰好在于，描述过的那些纯粹的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其中融合，这些形式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代是以别的混合方式来实现的————但是不是以一种新的 纯粹的形式而出现。恰恰是存在于德国的这个经济秩序中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与交换经济的各种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它来说才是根本的。不注意这种紧张关系和实现了的各种形式的多样性，它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应该始终谨防在对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强烈印象下把一种目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以这样的方式绝对化，这种方式就是：试图不顾在它当中实现的形式的丰富而对它作新的解释，把它说成是一种新的纯粹的形式。让我们比较德国1940年与1946年的经济秩序。二者不都是“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吗？“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个名称使各种本质的差别消失。虽然在1946年还继续存在着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和货币经济的秩序形式，然而重要的却恰恰是，这两种秩序形式解体了。由于货币和集中管理的经济失灵，占据了显著地位的是自然交换经济和自给经济，也就是那些形式，它们只能不充分地或者根本就不能给一个广泛分工的经济以秩序。发生了经济秩序的原始化。它是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如果着重地强调然后从其当时的融合上去认清了那些实现于两个经济秩序中的个别的纯粹的形式，这个特征就成了可以清楚地和明确地看到的。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其他大师以组合所有人都需要的有限数目的声音而创作了他们的作品。大师或个别作品的特色也就存在于组合的特色之中，而绝不在于新创造的声音。各种经济秩序也同样如此。每一个都是一个个别性。合计的它们的多种多样性简直了不得。但是，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的这种个别性，其基础并不在于每次实现的都是完全新的纯粹的形式，而是产生于选择那些实现了的纯粹的形式（这些形式的数目有限并且可以概观），以及产生于它们融合的特别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它 ，而且这样也可以精确地确定实际的经济在历史上的那些变化。
为了避免重复，我请读者回忆本书的第二篇，尤其是第二章（第72页及其以下），把它再读一遍就更好。当时我们就不得不在确定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时强调那些组成它的形式要素：它可能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埃及经济或是15世纪晚期的纽伦堡的经济。不过我们那时只利用了那些最重要的纯粹的形式。但是这也是一种率先行动；不过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把握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了如何获得各种形式要素。我们确切地知道它们并且现在就能够在使用这种装置中精确地确定各个经济秩序。从现在起，可以从其结构上看清所有的经济秩序，不论它们是“生长成的”还是根据经济宪法“设立的”。也可以更确切地表述经济秩序的定义（第89——90页）：经济秩序是那些形式的总和，在这些形式中，日常经济过程的控制具体地（在这里和那里，在现在和过去）进行着。
面对一种经济上的事实状况而首先提出并且回答有关具体的秩序结构的问题，这总是必要的。另一个例子：巴拉圭著名的耶稣会共同体，它存在于1609年到1767年。各种原始资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丰富的个别的事实。它们作了有关土地的肥力、有关各个印第安人的性格、家庭生活、经济行为、有关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的详情等等的陈述。国民经济学应该怎样试图与这种杂乱无章的个别事实打交道？它怎样能把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如何把握整体的意义联系？它提出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并且是在利用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装置的条件下。它发现了什么？简略地说：这个共同体总共包括约10万居民；在这个共同体中，实施经济的承担者是各个个别的村庄，它们称为并居区，数目有30个，每个有2000——7000居民。每个村庄都表示着一个简单的 集中领导的经济，它由一位库拉来领导。他的计划决定了村庄的经济领导。在这里，经济计算根据库拉方面的自然评价来进行；鉴于村庄经济的微小和物品种类的微小数目，这种经济计算是可以实行的。每个并居区都是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带有消费品自由交换的某些痕迹。这个有着集中的领导的经济体包括了村庄田地的很大一部分和制造业的各个作坊。挤进这种经济体的是为数众多的、有着集中的领导的还要更小的构成物：有着它们的家庭耕地的各个印第安人的那些家庭经济。但是，因为库拉也权威性地影响着在各个家庭内部的经济运行，这些家庭是完全不独立的。因此，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而交换经济的秩序形式只是补充性地与它相融合。在那里有各个并居区与周围的世界的贸易，它的市场形式极为不一样。此外，在那里还有各个并居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人们在这种流通中利用比索作计算单位，而不把它当作交换手段来使用。因此，在这里实现的是“货币经济的第二种主要形式”。在这里，某些商品用作货币：首先是茶、烟草、玉米等等；因而实行的是“第一种货币体系”。
谈论得很多的那个问题————这个著名的共同体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且只是卷进了有关共产主义的概念的争论中。必须取代它的是有关当时实现的各种形式要素的问题和这些形式要素构造出耶稣会经济秩序的整体的问题。于是成功地在当时那里的特殊历史环境的范围内看到了这个经济共同体的特色 ，也看到了它与别的经济秩序的近似之处 。例如，与印加国家的比较容许看清：虽然在二者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特征都占统治地位，而且它们在这一范围内是同族的，但是在包括大约1100万人的印加国中，集中管理的经济占统治地位，不像在巴拉圭的共同体中那样，占统治地位的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而在二者当中，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形式各以特别的方式与样式不同的补充性的秩序形式相融合。 (52)
2．在科学理论上 可以如下地表述那种导致认识各种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做法：在获得了有着它们的为数极其众多的形态的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之后，即在得出了形态学之后，我们重新面对具体的经济实际，由此而运用那些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另一种态度，它不同于刚才，也就是不同于获得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式之时。刚才 我们探究的是各个个别的具体的构成物————农民的田庄、徭役庄园、家计，从一切方面研究它们，分析地、个别地强调在那里实现的各种形式（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种类、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现在 我们通观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的整体，比方说今天的法国经济的或者100年前的西里西亚经济的整体。刚才 我们使用“着重强调的”抽象来工作，现在 我们则用“概括的”抽象来工作。这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观例如法国的经济，提出有关实现了的占优势的各种秩序形式的问题，并且把发现了的各种秩序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即给出具体的法国经济秩序的一幅图像。
我们在应用中实行双重的综合 ：即把多种多样的纯粹的形式要素结合为经济秩序的统一，同时把经济秩序嵌入当时的自然的、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中去。我们把形态学与字母表相比较。仅仅在有了字母表时，才能够写出一个词。只有在认识了各种纯粹的形式并且由此认识了各种经济秩序的各个建造要素时，才能够完全认清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的秩序。而正像每一个词只包括字母表的一些字母一样，这样在确定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时，也只需要使用纯粹形式的字母表的一部分。例如，在确定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时，就不考虑几乎所有的开放的市场形式。这许多形式都不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研究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时，它们都属于科学的没有利用的动产。它们就像我写下“类型”（Typus）这个词时的字母a或b那样极少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涉及把握另一个民族或者另一个时代（例如1890年前后的德国）的经济秩序时，它们就变为 有现实意义的，而别的在今日的德国有现实意义的类型则离开了现实性。当时德国的经济秩序以交换经济的形式要素占统治地位为标志，而且是开放的市场形式，以至于各种封闭的市场形式的装置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和不能运用的。虽然当时实现的也有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但是几乎根本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而差不多仅仅是各个家计和农民田庄中的“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的。因此，即使我们只作了德国的两个经济秩序的这一个比较，我们也在各种理想类型的“现实意义”上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正是现实意义的更替使得我们清楚和明确地认清了各种秩序的实际区别。（人们可能问道：经济秩序每次实现了多久。对此可以回答说：只要经济的内部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一个部落许多千年之久仍然是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那么正是这种经济秩序存在了许多千年。就是古埃及的经济秩序也经历过了上千年。然而，正如已经表明过的，在法国革命中，在一个10年中就有过4种经济秩序。）
在确定每种具体的秩序时进行的各种纯粹的形式的综合，与另一个种类的综合相一致：即在分析的进程中，暂时把各种经济上的联系从历史的全部联系中解脱出来，而从现在起，却又重新嵌入全部历史的环境中。因此，当我们确定戴克里先时代的经济秩序时，我们不仅运用各种不同的、纯粹的、有现实意义的形式，而且我们把这个经济秩序同时看成当时罗马帝国的全部精神的和政治——社会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分析中暂时离开了历史的观察，以便使思维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就以这种形态学分析的各个成果武装起来，回到完全的历史观察上来。现在发生作用的是在每个历史时刻都起作用的所有的 历史生活的联系————比方说今日的全部历史形势的联系连同那种在这个 时刻和这里 存在的经济秩序。以后的例子（Ⅲ——Ⅴ）将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些。
3．从这一切中产生了一个对于经济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合作 来说是重要的结论。长期以来就已经感到，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问题是如何 能使它富有成效。在国民经济学的圈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是，经济史学家与经济上的个别事实有关，而国民经济学家则应当找到各种重大的联系；这种意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如果历史学家把经济上的个别事实排在一起，比方说并列地描述16世纪上意大利的农业中的成千的具体的租佃企业，他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意义。他的行事就像那一个人，他应当描述一所房子，但是却不这样做，而去描述建造这所房子的各块单个的石头，而对房子的平面图和正面图没有概念，又不了解它在建筑结构上的内部结构。就是历史学家也必须认清各个经济秩序，并且必须从一个整体 上察看个别经济以及特别是个别的经济事实。但是，他应该如何确定经济秩序？根据哪些标志？并且此外还有另一个密切相近的问题。他应当根据哪些准则区别两个不同民族或者不同时代的经济并且使它们互相衬托？
如果历史学家向国民经济学家们求教并且问他们，他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各种回答很少令人满意。如果历史学家描述施泰因的大改革时代的德国经济，他应该如何从毕歇尔的“阶段”开始？“城市经济”不正确，而“国民经济”又太内容空虚。他也不能以此标明19世纪的开始到终结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当他谈论“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或者“早期和盛期资本主义”时也不能。这样，留给历史学家的，除了用他从日常经验中得知的并且因而是不充分的自己的概念去描述经济史，就没有别的。
恰恰必须以别的方式满足历史学家们的合理要求。国民经济学家们首先必须向他们指出：他们必须询问经济的秩序结构 并且从经济秩序方面去思考。如果历史学家们想认清和描绘19世纪的经济和在这个世纪的进程中发生的变革，他们就必须询问1800年前后和1900年前后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此外，国民经济学家们必须对他们说，只有在运用各种纯粹的秩序形式（各种真正的理想类型）中才能认清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那样历史学家就能够认识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本身。各种秩序形式只是在思维中才能纯粹地 持久；但是它们却融合地 组成了每个具体的秩序。历史学家在具体的世界中活动。为了认清具体的经济的世界，他必须了解各种秩序形式，它们是由国民经济学找出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超越单纯地查明个别的、任意选出的事实————这样做还没有表现出科学。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提供的不是那些格式：它们要求描摹具体的经济（而没有这样做），而是必须提供纯粹的形式，它们的运用使得认识当时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 (53)
Ⅱ．认识经济过程。————理论的运用
1．由于认识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就认清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区域的实际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还没有完全认清它。————日常的经济生活在各种当时的具体的秩序之内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它如何运行？正如表明过的，这是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比起看清各个经济秩序来，充满矛盾的、由利益决定的日常经验更少可能认清经济过程 ，它是在那些经济秩序中运行的。此外，重大的二律背反也在这里挡住了认识的路。因此，怎样才能把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历史的和 理论的把握结合起来，以便由此而科学地认识它的联系？
根据说过的东西，答复容易想到：绝不能靠试图为每个经济秩序构思一种特殊的理论。（光是因为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都包含着为数众多的特殊地融合起来的形式要素，这种尝试就必定失败。这时涉及的可能是当前美国的经济秩序或巴拉圭的耶稣会的或现在和过去的那些各式各样的经济秩序中的另一个。因此，描述个别的经济秩序并没有提供一目了然的条件状况，只有在它们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种理论。）相反地：各种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被用作“模型”；正像指明过的，理论原理是针对它们而得出的。通过运用在这个基础上获得的各种理论原理 ，就成功地揭示了当时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 。因此，正如通过运用形态学的 装置而认识了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的秩序那样，通过运用各个理论 原理而这样认识了具体的经济过程。虽然我们察看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是从它的个别性上以及从它特殊的历史环境上，从而是从它的一次性上，然而却成功地把理论分析的各个成果运用于它并且这样从其联系上认清了当时的经济过程————而且（原则上）是在一切时代和一切 民族中的每一个 经济过程。
2．我们在这个地方碰到一个障碍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原理不仅应当应用到我们时代的问题上，而且也应当运用到中世纪盛期、古代的晚期以及其他的文化和时代的问题上。这在大多数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个荒诞的要求。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要我们确信，抽象和理论只是在一种一定的历史状况的范围内才有意义，理性是不断变更的人类生活的一种功能，每一种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都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有效性，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它都是“受时代约束的”；我们自己共同经历过太多的历史变化，以致不能相信理论认识的持久效力。在19世纪初历史意识改变之后，我们不再可以维护理论国民经济学的不受时代限制的有效性，而且我们不能重犯一种被克服了的较老的理性主义的错误。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地认清一个 时代的经济，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我们就应当满意了。据说，因为我们要从其当时的政治——社会联系上并且从其特点上认清历史的实际，因为每个时代都要求它的权利，就必须与这样一些所谓的不受时代限制地适用的理论原理一刀两断。在态度的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别，有时把所有的、而有时只把一些理论知识看作是由历史决定的————整个说来，对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限的有效性存在着意见一致。
我断言，人们正是用这种“历史主义的偏见”（因为它是这种东西）堵塞了自己认识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通过运用了不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原理，才从其个别性 上认清了实际的经济。
应当先作两个注释：
第一，必须始终记住，正确地理解了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对于具体事实状况的存在没有作任何 陈述。它不 描述什么东西 。它们并不 要求给出一幅今天的或别的某个时代的具体的德国经济的或者一个别的国家的图像。如果 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那么……，如果 一国出现歉收，那么国际收支发生变化，而那样就会……。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陈述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切是否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以及在哪里出现，在理论中不 能找到有关这些问题的任何东西 。它全部都是由“关于在不同的、可能的条件状况的范围内的、必然的条件联系和假言判断”组成的。 (54)
第二，应当强调说明一种区别，它通常没有被认清，对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工作来说都是根本的区别：“真理”和“现实意义”之间的区别。每个正确地获得的理论原理总是“真的”；但是，只有当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实现了它适用的那种条件状况时，它才会成为“有现实意义的”。我在别的地方这样写道：“理论原理的现实意义不断改变。如果不存在金本位制，那么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就正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但它仍然是真的 ，并且当金本位制在某地生效时，它就马上又变成有现实意义的了。相反地，如果在历史上出现了并且应当研究两方面的垄断或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这样一些具体情况时，那么有关它们的各个理论原理就只获得了现实意义，而没有获得真理的内涵。理论原理在其现实意义上由时代决定，在它们的真理内涵上则不由时代决定。”经济学理论在其总和上是一个装满思想上的工具的箱子。个别的具体情况以其特点决定，在处理个别的具体问题时，必须使用这些工具中的哪一些，哪些这时候则必须留在箱子里。而正是这些工具的运用总是并且到处使认识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联系成为可能。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以一些例子来探讨。
我们刚才谈过1940年德国经济秩序的结构。现在应该研究日常的经济生活————它当时如何在具体的德国经济中运行。为在德国具体的经济秩序之中的这个经济过程想出一种特殊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1940年德国经济的秩序太复杂了；将会被迫作不能许可的简化，而最后将会得出与当时的德国经济不相称的结果。
我们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带来了什么？一方面是当时经济的秩序结构的知识，而且是这种知识：它是由哪些理想类型的基本形式构成的以及它如何由它们构成。另一方面是有关在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之内的必然的条件联系的理论原理的广博装置。应该把二者集合在一起。那时就会看到，必须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以便认清这个经济过程的各种具体联系。恰恰是凭借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装置的帮助来透视秩序结构 ，使得有可能运用在这些纯粹的形式的基础上创造的理论装置 。
人们再三说，价格在1940年的德国经济中意味着与在1930年的德国经济中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变得容易看清了：因为在1940年的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比1930年牢固得多地处于中心地位，经济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机构方面的评价来实行的，并且靠着分配外汇、原料、半成品以及制成品而发生作用。因此，1940年对德国经济过程的控制不同于1930年，不是那么厉害地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中央机构的评价。价值理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价格理论则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没有什么比宣布价格理论为不真更不正确了；现代的相对主义就倾向于这样。再者，就是在1940年也没有把各种价格完全从经济控制中排除掉。
第二个例子：在说明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日常生活时，我们正好是这样行事的，但是从细节上说使用的是别的 理论原理。价格在1898年的德国起着与1928年或1940年不同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在另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是别的纯粹的经济形式。在世纪交替时实现的是完全竞争的各种市场形式和其他的处于许多形态之中的竞争的市场形式，而30年之后，在德国经济有力地全面垄断化的情况下，运用理论装置的另一部分在说明各个日常经济过程上占据了显著地位。为了研究40年以前实际工资的形成，我们必须由此出发：在各个劳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需求的部分垄断、雇主联合会与工会的两方面的垄断、开放的完全竞争或别的开放的市场形式；而在各个商品市场上，在很大程度上缺少集中的领导的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同样是占优势的开放的市场形式。在研究这个较老的时代时，今日有现实意义的有关国家规定价格、有关封闭的市场形式以及有关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原理保持着无现实意义。
第三个例子：“中世纪形成的价格是按照亚当·斯密或者我们今日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那些观点进行的吗？中世纪的价格形成是自由的，它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性地决定的市场产物吗？”（W．密切利希）这个问题是产生于那样一种态度，它流行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广大圈子中，不合乎历史的实际。就像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中世纪的经济秩序一样，没有一种中世纪的价格形成。我们一定要进一步靠近历史，以便理解它。那时有这样一些城市，它们是君主制——城市领主制地统治的，而在那里，行会凭着支付捐税而获得了特权，这些特权保障了它们在本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别的城市里，城市贵族——商人们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要素。那时，“手工业者”常常既不是雇工，也不是有价劳动者，而是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从远地贸易商（他们是中间商）那里获得原料并且向他们销售。在此情况下，行会部分地被禁止或者难于形成，这主要是在家庭手工业者散住在农村时。但是，当手工业者的行会赢得了城市的统治时（也就是在民主地领导各个城市时），经济政策又不一样了，对行会更为友好，各种规定价格则不太严格。由此可见，存在过4种秩序，价格在其中是不一样地形成的————在竞争中、在垄断中、在规定价格的情况下等等。秩序的核心是城市领主、远地贸易商或者还有手工业者。就存在着同业公会这一点而言，它们意味着极为不同的东西：商人——中间商们的同业公会、手工业者们的行会、家庭手工业者们的行会或零售商们的同业公会。在认清了工商业经济的秩序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得知同业公会各自都意味着什么。而只有运用理论，才能认清整个秩序的、从而中世纪实际经济的意义联系。
我们选出13世纪晚期并且选出那时佛兰德的各个城市（它们在皮雷纳那里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描绘者）：布鲁日（它当时正处于它的伟大时代）、余培恩、根特以及别的城市。首先必须看清这些城市的经济秩序 。它是足够特别的。直到将近1280年，料子中间商——城市贵族们还是单独实行统治的阶层。织工、制毡工、印染工、剪工和其他的“手工业者”以工资为中间商工作，常常住在属于中间商的房子里面，并且不准联合为行会。与此相反，中间商的“同业公会”却是封闭的。因此，完全明确地在劳动市场上实现了“封闭的需求垄断”，并且由此而存在着中间商们的一种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它通过富裕市民在政治上统治各个城市而得到保障和加强。中间商——城市贵族们的权力伸展得这样远，以至于他们设立了公共监督者的职务，这些公共监督者监视着手工业者们在他们房子里的劳动。购买者从整个西方拥向各个布商行会的厅堂，在那里出售各种料子————虽然不是那样剧烈地在一个城市的各个个别的中间商的竞争中，但却正是在不同城市的各个同业公会的竞争中，以至于至少部分地实现了供给的寡头垄断。对经济秩序就谈这么多。在这种秩序的范围内，劳动者们的收入如何形成以及如何产生了中间商们——城市贵族的那些巨大的收入，这应该通过运用需求垄断的理论来搞清楚。但是，为什么年复一年，一定的巨大数量的料子从佛兰德流出，而一定的巨大数量的羊毛、染料和食品从某些遥远的地区流向佛兰德，这个问题则要求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和货币理论的某些部分。
从1280年前后织工们的第一次大暴动起以及从科特赖克会战以来，佛兰德各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变了。手工业者们赢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形成了行会；他们得以参加城市的政治领导，并且在根特甚至独自接管了政治上的领导。经济的秩序结构变了：中间商——城市贵族们在劳动市场上的封闭的需求垄断被清除了，代替它的是处于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相互对立之中的封闭的两方面的垄断。为从其变化上说明生产过程以及工资和形成的利润，我们运用两方面垄断的理论。我们因而更换了理论工具。
应当向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提出那个反问：为什么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应用不应当实行于13世纪佛兰德的经济过程？没有适合于此的理由。同样没有理由不把形态学的和理论的适合当时的以及当时有现实意义的那些部分运用去说明15世纪纽伦堡的、吕贝克的或巴黎的经济：那里有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处于各种不同形式中的竞争和垄断。否则怎么能从它的联系上理解各个城市的日常经济生活？为什么不应当也运用它去说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如在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在古埃及、在印度或在日本）的日常经济生活？为什么不应当通过运用理论装置来说明托勒密时代各个巨大的垄断集团的形式和作用？为什么奇怪地惧怕把一种理论上的思维装置运用去搞清一个还不知道这种理论装置的时代的历史问题？这种畏惧既没有根据又有害。历史主义偏见的基础不仅是低估思维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来自于过头的发展观念的对历史的错误想法。也许，没有比通过更详细地认识各种历史上的事实情况能更有把握地克服它了。 (55)
3．但是，由此也就同时确定了使用的限度并且从而认识经济实际的限度 。
运用理论并且从而揭示经济的各种具体联系，其先决条件总是事先已经从其内部结构上以及尤其是从其占统治地位 的形式要素上知道了当时的历史上的经济秩序。只有当人们知道 ，过去和现在在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主要是哪些纯粹的基本形式 ，人们才能够决定必须把理论装置的哪些部分投入使用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以及如何在某处实现过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或有着自由的消费选择的集中领导的经济、需求垄断、供给的寡头垄断或交换经济的其他市场形式，我们也就不能使用各种相应的理论原理。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各种报道的缺乏使得不可能就世界历史的长距离来认识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在古代我们只能从其结构和从其形式要素上认清个别经济秩序：例如在埃及就是如此，埃及的纸莎草纸可以让人有深切的了解；或者是对古代晚期的不同国家，对它们来说至少良好地论证了的假说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对于中世纪早期的长时期来说以及对于别的文化圈那样，对于古代来说各种原始资料通常是不够用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有关法律制度的史料还不允许作出有关经济秩序的实际结构的可靠结论。对此我们也已经谈过。我们具有的有关汉穆拉比时代巴比伦的法律的各种报道，还没有给出一幅公元前第三个1000年末的巴比伦经济秩序的实际结构的图像。在那里，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地带在农村中以及在城市中事实上伸展到多远，它以哪些形式实现，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哪里起作用，交换经济关系的主要承担者是谁，哪些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占统治地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以便看清巴比伦的经济秩序，并且由此而靠着理论的运用也看清经济过程的联系，理论的这种运用这时有了可能。只要各种报道不容许认清经济的事实上的秩序结构，对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实际经济的科学的全部认识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56)
4．这一切的结果是：得以成功地克服 那巨大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阻碍了科学地认识日常的经济生活。我们这样指出过：产生这种巨大的二律背反，是由于在经济的世界中起初不可能看到一种“不变的总风格”：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从事着经济活动，但是只有用理论的分析才能够揭示经济的各种联系。二者似乎是不能一致的。缺少那种形式相同性，它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并且允许例如物理学提出一般的——理论的问题。二律背反的解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具体的个别经济的精确研究表明：处于其变更之中的以及处于其不可通观的多种多样性之中的各个经济秩序是由数目一目了然的纯粹的形式构成的，从而可以把各个经济秩序的这种多样性归结为统一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分析确实得出了经济的一种一定的、特殊样式的“总风格的不变 性”，这也就是各种基本的秩序形式的形式相同性，它使理论的探讨并且从而（在理论原理的运用中）解决经济过程的各个具体问题成为可能。 (57)
此外得出的是：从它们的全部形态上对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两个 功能：首先，它在运用中用作认识历史上那些多种多样的经济秩序的结构的手段。其次，这些纯粹的形式提供了获得理论原理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具有这样一个 功能：凭借着运用它使得从其全部联系以及从其推移上说明经济过程成为可能。
在随后的三节中，还要用一些例子来更为详细地指明，怎样 能够通过一起运用形态学和 各种理论原理认清具体的经济。
Ⅲ．一个简单的案例
为强调一些根本之点起见，应该首先简略地并且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怎样能够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应该提出这一任务：研究19世纪中期前后西里西亚的经济而且首先是手工织布工人们的状况。
最初发现的是大量杂乱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以及参与的织布工人、中间商们和其他当事人们的充满矛盾的看法。在这种混乱中，如何能够找到各种真实的联系和真实的事实情况？显然，像“资本主义”、“地区经济”或其他的“阶段”和“风格”那样的概念构成物是毫无用处的。
让我们假定，我们还不具有经济体制和理论的装置。那时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首先通过研究个别的厂家和家计而获得处于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之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并且由此而认清构成一切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各种秩序形式。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些纯粹的形式的范围内研究经济的全部联系，也就是得出理论；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已经有了简单的并且一目了然的条件状况。
而现在，装备着形态学和各个理论陈述的双重的思想工具储备，我们回到各种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上去：到19世纪中期前后的普鲁士国家中去，到当时在西里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宗教和社会的想法上去，到存在于那里的个人和集团的各个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地位上去。而现在我们就能够科学地认清各种事实。首先，精确地描述当时西里西亚的经济秩序现在就获得了成功。在那里，在农业中实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家庭手工劳动则与农业最紧密地相结合。此外实现的是许多交换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就像例如劳动市场上经常有需求垄断。因此，某些理想类型的形式在当时的西里西亚是“有现实意义的”。西里西亚经济秩序的描述把这些形式联接成一个整体，并且把它们装进该国的全部历史形势中去。第二，研究了日常的经济过程并且首先说明了织工的状况。在这个地方运用的是各个理论原理 ，而且是那些“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原理：例如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和需求垄断的以及国际贸易的那样一些理论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知，织工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取决于并且如何取决于政治的、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它的自然的非经济的事实，取决于织工们掌握的技术知识————总之，取决于各种资料。而另一方面又得知，这种日常的经济生活、织工们的各种工资及其生活水平如何取决于巨大的经济上的全部联系（西里西亚的各个织布厂家和织工们的各个家计只是这个联系的一小部分），取决于西里西亚的和普鲁士的经济的其他各部分中的、英国的和其他的织机织物的竞争中的各个过程，取决于西里西亚的织工们所依赖的那些供应者们和顾客们。这样就以非经济的和它的经济的方面在其双重 联系上说明了日常的经济生活。
随着这样认清了西里西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就完成了任务，在个别事实的表面上的混乱中找出了统一和联系。
Ⅳ．经济发展
1．所有具体的经济都是动态的。总是并且到处都是。虽然在过去的时代中，有过上千年的文化稳定，而且某些历史学家有理由警告，提防把今天的人们的总是主动地改变的欲望赋予别的时代。在许多文化圈以及在石器时代的上万年间（人类历史的远为最长的部分）经济也是罕见地显示出迅速的变化，它通常只显示出很慢的变化。各种经济制度那时可能上百年或者上千年之久的保持不变。但是，就是那时战争、气候的波动和瘟疫也不断地迫使经济过程发生某些推移。
一切经济上的变易都可以从两种形式上得到表达：从改变具体的经济秩序上和从改变在这个秩序内部运行的经济过程上。这就是说：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经历着改造。这是一个。而日常的经济生活不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重复的，而是物品供应的种类和大小、各种生产力的投入、生产资料装置的规模、使用的技术和位置都在发生变化。这是另一个。经济秩序的每一次改造都引起经济过程的转向。但是并不是相反地：并不是经济过程的每一个推移都需要改变经济秩序的形式。
经济秩序的发展、日常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扩展和经济秩序的退化以及经济过程的收缩在历史上交替着。例如经济上的衰落 出现于晚期罗马帝国或者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旧德意志帝国。而经济上的发展 则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期间地中海世界的东部或13世纪期间的德国————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东方的巨大扩展相结合。最后，从18世纪到19世纪之交开始于英国并且从那以来震撼着世界的工业化，表现着各种形式和经济过程的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对此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中已经足够地说过。必须的只是一个 补充，它涉及经济形势 问题，从而涉及各个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个当时的推移。
对此我们只要想一下在现代工业化过程的行列中出现过的各个经济形势现象。过去似乎找不到经济形势波动————不是这样。相反地，在古代、中世纪以及在近代之初，无论如何有过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集中注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各次经济形势运动，那么就会证明：工业化也就是资本投资，工厂、铁路、机器、高炉、街道、房屋的建设。（在第212页及其下页简略地探讨过什么是投资：部分地凭借生产资料的“返回”，部分地凭借“延长生产道路”而延长“成熟的时间”。）自从工业化开始以来，至今工业化并且从而投资都正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各种投资的增长以变动的速度进行。当一个时期中各种投资频繁发生时，我们谈到“高涨”，在各种投资减少时我们谈到“萧条”。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最近一个半世纪经济形势的各次运动到处仅仅存在于投资速度的波动中。情况不是这样。例如，由于歉收、需要的推移或发明，国家的整个部分和整个的国家落入了经济上的萧条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主要的事情————投资速度上的波动————保持不变，它赋予大多数现代的经济形势运动以它们的性质。就这方面来说，大多数都具有一种类似的性质。
但是，这些投资波动每一次为什么 并且怎样发生，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全部历史状况。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各个经济形势的有自身规律的 ——必然的进程 。各个投资的方向和种类首先取决于经济秩序。它们在我们的世纪的第四个10年的俄国发生得完全不同于同时的英国，并且在1927年的德国完全不同于1935年的德国。在一个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或者交换经济的要素是否以及如何占统治地位，或者在一个主要地是交换经济的经济秩序中，是垄断的形态还是竞争占优势，这对于各个个别国家中的各个投资过程的并且从而经济形势形态的控制、持续期限和范围来说，都有着完全决定性的重要性。不过，全部历史的变易也持续地改造着经济过程的其他各种资料。例如，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通过改变各个经济秩序，而且还通过各种需要的推移和把成百万的劳动者从他们至今为止的工作中抽出来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各个经济过程。紧接着的所有重大的外交和国内政治事件都对各个个别国家的经济形势运动发生了作用。在德国，凡尔赛条约、道维斯协议、1923年以来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工资政策、卡特尔政策、对各笔外国贷款的政策和从1933年以来为刺激和加速各种投资起见的国家负债，以及一种固定汇率的特殊政策都是如此。英国以它另一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同：以1931年的贬值和资本市场流动化的政策。1931年以来德国的和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全部差别，只有作为各种不同的全部历史发展的部分并且在与两个国家的不同结构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鉴于各个国家今日的结构，每次经济危机都威胁着要变成一场国家的危机，这肯定是确实的。但是相反地，政策也决定性地一起决定着各次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各种具体资料。不应当提出异议说，这仅仅对1914——1918年战争以后的时期才是适用的。绝不是。当德意志帝国在1914——1918年战争之前的最后40年中具有一种财产法、债务法、工商业管理和公司法时，当它坚定地遵循金本位制并且从属于一个一定的贸易条约体系时，国家就以此而创立了一定的比赛规则，它们的形态同样决定性地共同决定着投资过程。这一直适用到许多细节上。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形式使不公布结算报表而限制责任成为可能；如果1892年德国没有引入这种公司形式，那么，无疑各个投资的数目就不会像实际上的那样大，并且从而德国的各次高涨运动的速度也不会像实际上的那样有力。就是在当时，当国家并不直接干预经济形势过程时，它也以很强的程度影响这个过程————恰恰是通过它的这种经济政策。
如果同时考虑到，除了政策上外，其他的历史事实（就像例如人口的运动）也决定各个具体的经济资料（只要回想起最近半个世纪期间德国和法国的人口运动的不同），那么这一观察就得到了解释：每个 经济形势运动，从而日常经济生活的每一个 变化，都是个别的 ；它是一个“唯一的、历史的插曲，它在重要的特征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并且从不再现”（W．C．米切尔）。必须从它们的特殊的时代并且从它们特殊的国家上来观察每一个经济形势状况（无论它正是1926年与1933年之间或者是1903年与1907年之间德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以及别的什么时候的）、每一个高涨和每一个萧条。各个经济形势运动不是同样形式的。
没有经济形势的正常的周期 。
2．由此得出的是，那些试图对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所谓有规律地重复的推移作出普遍适用的陈述的“动态理论”或“经济形势理论”必定会 失败。
如果工业化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它一旦开始，就必定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一种一定的进程，就像在混和了一定的化学物质之后的一种化学过程以自然的必然性而进行，那么早就能够想到“动态理论”成功的可能性了。浮现在动态理论的许多较新的创立者之前的无疑是这种想法。人们察看经济生活领域，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并且人们现在想为这个时期以及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找出发展的规律，就像化学家确实发现了化学反应的规律，或者生物学家确实发现了植物的发展规律那样。人们是如此之甚地与这种基本想法密切相连，以至于许多人根本就把它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从思想上把经济与别的各个生活领域分隔开来。
或者，动态理论就像在马克思和在他的学生们那里那样，以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依据，也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历史存在都取决于技术的和经济的基础。按照这种观点，例如在工具和手工业的基础上耸立的就是一种与在机器和工厂的基础上不同的宗教的——文化的——国家的上层建筑。因此，一切 历史都被归因于一定的技术的——经济的基本事实。如果这种历史观是正确的，那么动态的理论就不仅有了一个基础，而且它尤其会成为对历史的一切理解的基础。它将成为历史的基础科学。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可以看清宗教、国家、文化和其他一切的发展。
无论是在思想上把经济挑出来，还是按照马克思的方式把它看作历史变易的唯一基础，还是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所有的情况下那种见解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并不是主观的判断导致了这种拒绝。历史的经验本身迫使这样。一切经济发展只有作为具体的、全部历史的存在的环节才能够得到理解。但是，一切动态的理论或经济形势理论都不能够考虑到经济的变易不断地从经济之外的事实中所得到的那些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从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以来，各种动态的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失灵成为显而易见的了。我们年复一年地见到，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多么有力地由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事件以及由战争来决定。我们看到，不仅这个时期的那许多的政治事件本身，而且光是外交或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个因素，就足以影响企业家们的各个经济计划、他们的预期、他们的行动、投资速度和其他一切经济上发生的事情。悉心把动态理论或者经济形势理论精致化也无补于事。由此并不能消除那个基本错误，所有这些尝试都以这种基本错误为基础。事实的语言是令人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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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用这个形态学的体系干什么？构成它的各种个别的形式虽然产生于精确地观察实际，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际的映像。它们既不是照片，也不是绘画，而且不想是那些东西。它们也不是在一个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想到的。但是我们指出过，因为它们表示着简单的和清楚的条件状况，就可以在它们的基础上发现理论的原理，即有关必然的条件联系的一般的陈述。由此我们就在分析上进一步迈出了根本的一步。 (66) 、 (66a)
现在，我们处于最后一个 问题之前：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态的形态学装置（Ⅰ）和各种抽象的理论原理（Ⅱ）如何服务于认识具体的经济实际？这样（与为数众多的批判过的各种做法相反）就成功地从科学上把握了经济实际吗？也就是说，走上这条道路是有理的吗？
我们肯定地回答 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断言：
第一 ，在运用形态学的装置时 ，就成功地认清了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的秩序的内部结构并且从而认清了它的经济秩序的结构 （Ⅰ）。
第二 ，各个理论原理以其运用而表现为一种合适的工具 ，以认清具体的经济过程如何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中运行 （Ⅱ）。
通过二者就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实际（不仅仅是现在的）并且捅破了日常经验的表面观察。————从现在起就必须指出，如何这样做。
Ⅰ．认识各个经济秩序
1．如果有人踏入今天的日本，以便研究那里的经济，而且如果他（完全正确地）想首先从其结构上研究日本的经济秩序，那么，如果他仅仅信赖单纯的直接观察，他就不会在有着无法看清的许多相互关系和依赖性的家计、农民的租佃企业、工业企业、银行等等的并存中发现秩序。而如果他运用那些著名的“经济阶段”或者“经济风格”的话，那么它们将不合适，而且此外它们将根本不会使今天日本经济的秩序结构可以认识。因此，对经济实际的认识将在一开头就立即失败。
但是从现在起，在得到了各种经济体制、市场形式、货币经济的主要形式和货币体系之后 ，就有了一种新的形势：因为形态学只不过是复述了各种基本的秩序形式。而且我们绝不是从思辨中得到了这些形式要素的，不是像桑巴特试图的那样从“经济的观念”中推导出来的，那样作为观察者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们是从精确地观察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在分析具体的经济计划及其完成中得出的。这些类型仿佛是在经济实际中找到的那各种“原始形式”。
只是在 认识了这些形式要素之后 并且在“运用”它们当中，对经济的当时具体的秩序结构的认识才能够成功。
也许可以首先用最近时代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是怎样成功的：也就是用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探究，我们都发现，在它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与交换经济的要素相融合。每个家计领导者都熟悉这种二元性：如果他想购买某些重要的物品，他就必须既使用食品卡、衣服卡和别的卡，也使用货币。厂家的领导者也相似，他在购买时既需要指标又需要货币。精确的研究表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要素“占统治地位”。它不仅作为“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而部分地得以实现，例如在各个农民的田庄中或者在各个城市的各个家计中。它首先是作为“集中管理的经济”而出现。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虽然各个厂家还制订自己的经济计划，在这个范围内还实行交换经济，但是在这里，这成百万的计划是由集中的领导的全部计划权威性地决定的，而这种全部计划则通过帝国食品职业的广泛管理机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工商业经济中，由于国家在各个外汇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约束，价格和价格波动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而经济过程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集中管理体来进行的，它靠一个配额系统的帮助来分派各种原料和半成品。就是各个劳动力的控制也由集中控制的行政机关来权威性地决定，并且只是部分地取决于企业家和劳动者们的意图和计划。个别地实现过的是极为不同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以及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例如，就消费者仅仅以一定的配给量而获得物品来说，实行的就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第一种或第二种形式；然而，只要他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购买那些非配给的物品，这些物品的生产是由中心处所权威性地决定的，实行的就是第三种形式。在为数众多的市场上，国家的价格约束碰到了极为不同的市场形式：从两方面的垄断直到完全竞争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它也各根据这一点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这种考察方式————即把形态学的装置运用到具体的现象上去————使得有可能通过把握细节而使每个经济秩序的全部性质可以理解。个别的东西没有消失 ，而是被分类编排并且这样而变得可以理解 。例如我们把1940年的德国经济秩序与1930年的相比较。我们觉察到细节上的许多变化。例如，重要的决定从企业那里移到了帝国的各个机构和别的中央管理体中，各个卡特尔的职能上的转变，各个银行的重要性的减少以及货币的改变了的意义。一旦形态学的体系得以运用并且这样认清了1930年的和1940年的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就把这样一些以及其他许多细节联系了起来。这表现于每个个别的点上：随着集中管理的经济向前推进和交换经济的后退，1940年就不再像1930年的情况那样在各个个别经济中作出各种决定性的计划，而是在各个集中管理的机构中作出它们。企业家们变成了这些机构的执行机构，不过变成的是这样一些机构，它们还具有一定的、受到很强的限制的计划的独立性，并且也还以交换经济的方式承担风险。1930年卡特尔是独立的企业为消除竞争起见的联合，从而是交换经济的现象；1940年它们主要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工具。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中意味着别的东西，不过在那里，它们原来的目的规定还在继续发生作用。而如果说各银行1940年在控制经济过程上的意义比1930年时小得多，那么这部分地由这一事实而得到解释：各种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集中管理的各个行政机关，而不再取决于企业家们；而且也部分地由此得到解释：各个企业流动性过度，并且因此需要的银行信贷很少，这又与物价冻结和定量配给相联系。但是我们知道，货币是怎样随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向前推进而改变它的职能的；这种职能上的变化就是在1940年以前的那些年中也很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如果把个别现象及其变化看作它所是的那个东西————一个全部秩序的一部分，它就变得可以理解。
要在那些已经发现了的纯粹的形式之外再构成另外一种纯粹的形式，以便用它来刻画例如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的特征，比方说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之外以及在交换经济之外再构造一个“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纯粹形式，它1940年实行于德国，这是一种失策。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的特点实际上恰好在于，描述过的那些纯粹的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其中融合，这些形式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代是以别的混合方式来实现的————但是不是以一种新的 纯粹的形式而出现。恰恰是存在于德国的这个经济秩序中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与交换经济的各种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它来说才是根本的。不注意这种紧张关系和实现了的各种形式的多样性，它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应该始终谨防在对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强烈印象下把一种目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以这样的方式绝对化，这种方式就是：试图不顾在它当中实现的形式的丰富而对它作新的解释，把它说成是一种新的纯粹的形式。让我们比较德国1940年与1946年的经济秩序。二者不都是“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吗？“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个名称使各种本质的差别消失。虽然在1946年还继续存在着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和货币经济的秩序形式，然而重要的却恰恰是，这两种秩序形式解体了。由于货币和集中管理的经济失灵，占据了显著地位的是自然交换经济和自给经济，也就是那些形式，它们只能不充分地或者根本就不能给一个广泛分工的经济以秩序。发生了经济秩序的原始化。它是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如果着重地强调然后从其当时的融合上去认清了那些实现于两个经济秩序中的个别的纯粹的形式，这个特征就成了可以清楚地和明确地看到的。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其他大师以组合所有人都需要的有限数目的声音而创作了他们的作品。大师或个别作品的特色也就存在于组合的特色之中，而绝不在于新创造的声音。各种经济秩序也同样如此。每一个都是一个个别性。合计的它们的多种多样性简直了不得。但是，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的这种个别性，其基础并不在于每次实现的都是完全新的纯粹的形式，而是产生于选择那些实现了的纯粹的形式（这些形式的数目有限并且可以概观），以及产生于它们融合的特别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它 ，而且这样也可以精确地确定实际的经济在历史上的那些变化。
为了避免重复，我请读者回忆本书的第二篇，尤其是第二章（第72页及其以下），把它再读一遍就更好。当时我们就不得不在确定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时强调那些组成它的形式要素：它可能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埃及经济或是15世纪晚期的纽伦堡的经济。不过我们那时只利用了那些最重要的纯粹的形式。但是这也是一种率先行动；不过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把握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了如何获得各种形式要素。我们确切地知道它们并且现在就能够在使用这种装置中精确地确定各个经济秩序。从现在起，可以从其结构上看清所有的经济秩序，不论它们是“生长成的”还是根据经济宪法“设立的”。也可以更确切地表述经济秩序的定义（第89——90页）：经济秩序是那些形式的总和，在这些形式中，日常经济过程的控制具体地（在这里和那里，在现在和过去）进行着。
面对一种经济上的事实状况而首先提出并且回答有关具体的秩序结构的问题，这总是必要的。另一个例子：巴拉圭著名的耶稣会共同体，它存在于1609年到1767年。各种原始资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丰富的个别的事实。它们作了有关土地的肥力、有关各个印第安人的性格、家庭生活、经济行为、有关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的详情等等的陈述。国民经济学应该怎样试图与这种杂乱无章的个别事实打交道？它怎样能把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如何把握整体的意义联系？它提出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并且是在利用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装置的条件下。它发现了什么？简略地说：这个共同体总共包括约10万居民；在这个共同体中，实施经济的承担者是各个个别的村庄，它们称为并居区，数目有30个，每个有2000——7000居民。每个村庄都表示着一个简单的 集中领导的经济，它由一位库拉来领导。他的计划决定了村庄的经济领导。在这里，经济计算根据库拉方面的自然评价来进行；鉴于村庄经济的微小和物品种类的微小数目，这种经济计算是可以实行的。每个并居区都是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带有消费品自由交换的某些痕迹。这个有着集中的领导的经济体包括了村庄田地的很大一部分和制造业的各个作坊。挤进这种经济体的是为数众多的、有着集中的领导的还要更小的构成物：有着它们的家庭耕地的各个印第安人的那些家庭经济。但是，因为库拉也权威性地影响着在各个家庭内部的经济运行，这些家庭是完全不独立的。因此，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而交换经济的秩序形式只是补充性地与它相融合。在那里有各个并居区与周围的世界的贸易，它的市场形式极为不一样。此外，在那里还有各个并居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人们在这种流通中利用比索作计算单位，而不把它当作交换手段来使用。因此，在这里实现的是“货币经济的第二种主要形式”。在这里，某些商品用作货币：首先是茶、烟草、玉米等等；因而实行的是“第一种货币体系”。
谈论得很多的那个问题————这个著名的共同体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且只是卷进了有关共产主义的概念的争论中。必须取代它的是有关当时实现的各种形式要素的问题和这些形式要素构造出耶稣会经济秩序的整体的问题。于是成功地在当时那里的特殊历史环境的范围内看到了这个经济共同体的特色 ，也看到了它与别的经济秩序的近似之处 。例如，与印加国家的比较容许看清：虽然在二者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特征都占统治地位，而且它们在这一范围内是同族的，但是在包括大约1100万人的印加国中，集中管理的经济占统治地位，不像在巴拉圭的共同体中那样，占统治地位的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而在二者当中，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形式各以特别的方式与样式不同的补充性的秩序形式相融合。 (52)
2．在科学理论上 可以如下地表述那种导致认识各种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做法：在获得了有着它们的为数极其众多的形态的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之后，即在得出了形态学之后，我们重新面对具体的经济实际，由此而运用那些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另一种态度，它不同于刚才，也就是不同于获得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式之时。刚才 我们探究的是各个个别的具体的构成物————农民的田庄、徭役庄园、家计，从一切方面研究它们，分析地、个别地强调在那里实现的各种形式（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种类、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现在 我们通观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的整体，比方说今天的法国经济的或者100年前的西里西亚经济的整体。刚才 我们使用“着重强调的”抽象来工作，现在 我们则用“概括的”抽象来工作。这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观例如法国的经济，提出有关实现了的占优势的各种秩序形式的问题，并且把发现了的各种秩序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即给出具体的法国经济秩序的一幅图像。
我们在应用中实行双重的综合 ：即把多种多样的纯粹的形式要素结合为经济秩序的统一，同时把经济秩序嵌入当时的自然的、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中去。我们把形态学与字母表相比较。仅仅在有了字母表时，才能够写出一个词。只有在认识了各种纯粹的形式并且由此认识了各种经济秩序的各个建造要素时，才能够完全认清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的秩序。而正像每一个词只包括字母表的一些字母一样，这样在确定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时，也只需要使用纯粹形式的字母表的一部分。例如，在确定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时，就不考虑几乎所有的开放的市场形式。这许多形式都不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研究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时，它们都属于科学的没有利用的动产。它们就像我写下“类型”（Typus）这个词时的字母a或b那样极少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涉及把握另一个民族或者另一个时代（例如1890年前后的德国）的经济秩序时，它们就变为 有现实意义的，而别的在今日的德国有现实意义的类型则离开了现实性。当时德国的经济秩序以交换经济的形式要素占统治地位为标志，而且是开放的市场形式，以至于各种封闭的市场形式的装置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和不能运用的。虽然当时实现的也有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但是几乎根本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而差不多仅仅是各个家计和农民田庄中的“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的。因此，即使我们只作了德国的两个经济秩序的这一个比较，我们也在各种理想类型的“现实意义”上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正是现实意义的更替使得我们清楚和明确地认清了各种秩序的实际区别。（人们可能问道：经济秩序每次实现了多久。对此可以回答说：只要经济的内部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一个部落许多千年之久仍然是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那么正是这种经济秩序存在了许多千年。就是古埃及的经济秩序也经历过了上千年。然而，正如已经表明过的，在法国革命中，在一个10年中就有过4种经济秩序。）
在确定每种具体的秩序时进行的各种纯粹的形式的综合，与另一个种类的综合相一致：即在分析的进程中，暂时把各种经济上的联系从历史的全部联系中解脱出来，而从现在起，却又重新嵌入全部历史的环境中。因此，当我们确定戴克里先时代的经济秩序时，我们不仅运用各种不同的、纯粹的、有现实意义的形式，而且我们把这个经济秩序同时看成当时罗马帝国的全部精神的和政治——社会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分析中暂时离开了历史的观察，以便使思维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就以这种形态学分析的各个成果武装起来，回到完全的历史观察上来。现在发生作用的是在每个历史时刻都起作用的所有的 历史生活的联系————比方说今日的全部历史形势的联系连同那种在这个 时刻和这里 存在的经济秩序。以后的例子（Ⅲ——Ⅴ）将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些。
3．从这一切中产生了一个对于经济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合作 来说是重要的结论。长期以来就已经感到，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问题是如何 能使它富有成效。在国民经济学的圈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是，经济史学家与经济上的个别事实有关，而国民经济学家则应当找到各种重大的联系；这种意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如果历史学家把经济上的个别事实排在一起，比方说并列地描述16世纪上意大利的农业中的成千的具体的租佃企业，他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意义。他的行事就像那一个人，他应当描述一所房子，但是却不这样做，而去描述建造这所房子的各块单个的石头，而对房子的平面图和正面图没有概念，又不了解它在建筑结构上的内部结构。就是历史学家也必须认清各个经济秩序，并且必须从一个整体 上察看个别经济以及特别是个别的经济事实。但是，他应该如何确定经济秩序？根据哪些标志？并且此外还有另一个密切相近的问题。他应当根据哪些准则区别两个不同民族或者不同时代的经济并且使它们互相衬托？
如果历史学家向国民经济学家们求教并且问他们，他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各种回答很少令人满意。如果历史学家描述施泰因的大改革时代的德国经济，他应该如何从毕歇尔的“阶段”开始？“城市经济”不正确，而“国民经济”又太内容空虚。他也不能以此标明19世纪的开始到终结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当他谈论“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或者“早期和盛期资本主义”时也不能。这样，留给历史学家的，除了用他从日常经验中得知的并且因而是不充分的自己的概念去描述经济史，就没有别的。
恰恰必须以别的方式满足历史学家们的合理要求。国民经济学家们首先必须向他们指出：他们必须询问经济的秩序结构 并且从经济秩序方面去思考。如果历史学家们想认清和描绘19世纪的经济和在这个世纪的进程中发生的变革，他们就必须询问1800年前后和1900年前后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此外，国民经济学家们必须对他们说，只有在运用各种纯粹的秩序形式（各种真正的理想类型）中才能认清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那样历史学家就能够认识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本身。各种秩序形式只是在思维中才能纯粹地 持久；但是它们却融合地 组成了每个具体的秩序。历史学家在具体的世界中活动。为了认清具体的经济的世界，他必须了解各种秩序形式，它们是由国民经济学找出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超越单纯地查明个别的、任意选出的事实————这样做还没有表现出科学。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提供的不是那些格式：它们要求描摹具体的经济（而没有这样做），而是必须提供纯粹的形式，它们的运用使得认识当时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 (53)
Ⅱ．认识经济过程。————理论的运用
1．由于认识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就认清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区域的实际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还没有完全认清它。————日常的经济生活在各种当时的具体的秩序之内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它如何运行？正如表明过的，这是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比起看清各个经济秩序来，充满矛盾的、由利益决定的日常经验更少可能认清经济过程 ，它是在那些经济秩序中运行的。此外，重大的二律背反也在这里挡住了认识的路。因此，怎样才能把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历史的和 理论的把握结合起来，以便由此而科学地认识它的联系？
根据说过的东西，答复容易想到：绝不能靠试图为每个经济秩序构思一种特殊的理论。（光是因为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都包含着为数众多的特殊地融合起来的形式要素，这种尝试就必定失败。这时涉及的可能是当前美国的经济秩序或巴拉圭的耶稣会的或现在和过去的那些各式各样的经济秩序中的另一个。因此，描述个别的经济秩序并没有提供一目了然的条件状况，只有在它们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种理论。）相反地：各种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被用作“模型”；正像指明过的，理论原理是针对它们而得出的。通过运用在这个基础上获得的各种理论原理 ，就成功地揭示了当时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 。因此，正如通过运用形态学的 装置而认识了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的秩序那样，通过运用各个理论 原理而这样认识了具体的经济过程。虽然我们察看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是从它的个别性上以及从它特殊的历史环境上，从而是从它的一次性上，然而却成功地把理论分析的各个成果运用于它并且这样从其联系上认清了当时的经济过程————而且（原则上）是在一切时代和一切 民族中的每一个 经济过程。
2．我们在这个地方碰到一个障碍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原理不仅应当应用到我们时代的问题上，而且也应当运用到中世纪盛期、古代的晚期以及其他的文化和时代的问题上。这在大多数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个荒诞的要求。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要我们确信，抽象和理论只是在一种一定的历史状况的范围内才有意义，理性是不断变更的人类生活的一种功能，每一种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都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有效性，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它都是“受时代约束的”；我们自己共同经历过太多的历史变化，以致不能相信理论认识的持久效力。在19世纪初历史意识改变之后，我们不再可以维护理论国民经济学的不受时代限制的有效性，而且我们不能重犯一种被克服了的较老的理性主义的错误。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地认清一个 时代的经济，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我们就应当满意了。据说，因为我们要从其当时的政治——社会联系上并且从其特点上认清历史的实际，因为每个时代都要求它的权利，就必须与这样一些所谓的不受时代限制地适用的理论原理一刀两断。在态度的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别，有时把所有的、而有时只把一些理论知识看作是由历史决定的————整个说来，对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限的有效性存在着意见一致。
我断言，人们正是用这种“历史主义的偏见”（因为它是这种东西）堵塞了自己认识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通过运用了不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原理，才从其个别性 上认清了实际的经济。
应当先作两个注释：
第一，必须始终记住，正确地理解了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对于具体事实状况的存在没有作任何 陈述。它不 描述什么东西 。它们并不 要求给出一幅今天的或别的某个时代的具体的德国经济的或者一个别的国家的图像。如果 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那么……，如果 一国出现歉收，那么国际收支发生变化，而那样就会……。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陈述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切是否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以及在哪里出现，在理论中不 能找到有关这些问题的任何东西 。它全部都是由“关于在不同的、可能的条件状况的范围内的、必然的条件联系和假言判断”组成的。 (54)
第二，应当强调说明一种区别，它通常没有被认清，对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工作来说都是根本的区别：“真理”和“现实意义”之间的区别。每个正确地获得的理论原理总是“真的”；但是，只有当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实现了它适用的那种条件状况时，它才会成为“有现实意义的”。我在别的地方这样写道：“理论原理的现实意义不断改变。如果不存在金本位制，那么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就正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但它仍然是真的 ，并且当金本位制在某地生效时，它就马上又变成有现实意义的了。相反地，如果在历史上出现了并且应当研究两方面的垄断或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这样一些具体情况时，那么有关它们的各个理论原理就只获得了现实意义，而没有获得真理的内涵。理论原理在其现实意义上由时代决定，在它们的真理内涵上则不由时代决定。”经济学理论在其总和上是一个装满思想上的工具的箱子。个别的具体情况以其特点决定，在处理个别的具体问题时，必须使用这些工具中的哪一些，哪些这时候则必须留在箱子里。而正是这些工具的运用总是并且到处使认识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联系成为可能。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以一些例子来探讨。
我们刚才谈过1940年德国经济秩序的结构。现在应该研究日常的经济生活————它当时如何在具体的德国经济中运行。为在德国具体的经济秩序之中的这个经济过程想出一种特殊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1940年德国经济的秩序太复杂了；将会被迫作不能许可的简化，而最后将会得出与当时的德国经济不相称的结果。
我们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带来了什么？一方面是当时经济的秩序结构的知识，而且是这种知识：它是由哪些理想类型的基本形式构成的以及它如何由它们构成。另一方面是有关在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之内的必然的条件联系的理论原理的广博装置。应该把二者集合在一起。那时就会看到，必须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以便认清这个经济过程的各种具体联系。恰恰是凭借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装置的帮助来透视秩序结构 ，使得有可能运用在这些纯粹的形式的基础上创造的理论装置 。
人们再三说，价格在1940年的德国经济中意味着与在1930年的德国经济中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变得容易看清了：因为在1940年的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比1930年牢固得多地处于中心地位，经济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机构方面的评价来实行的，并且靠着分配外汇、原料、半成品以及制成品而发生作用。因此，1940年对德国经济过程的控制不同于1930年，不是那么厉害地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中央机构的评价。价值理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价格理论则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没有什么比宣布价格理论为不真更不正确了；现代的相对主义就倾向于这样。再者，就是在1940年也没有把各种价格完全从经济控制中排除掉。
第二个例子：在说明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日常生活时，我们正好是这样行事的，但是从细节上说使用的是别的 理论原理。价格在1898年的德国起着与1928年或1940年不同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在另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是别的纯粹的经济形式。在世纪交替时实现的是完全竞争的各种市场形式和其他的处于许多形态之中的竞争的市场形式，而30年之后，在德国经济有力地全面垄断化的情况下，运用理论装置的另一部分在说明各个日常经济过程上占据了显著地位。为了研究40年以前实际工资的形成，我们必须由此出发：在各个劳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需求的部分垄断、雇主联合会与工会的两方面的垄断、开放的完全竞争或别的开放的市场形式；而在各个商品市场上，在很大程度上缺少集中的领导的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同样是占优势的开放的市场形式。在研究这个较老的时代时，今日有现实意义的有关国家规定价格、有关封闭的市场形式以及有关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原理保持着无现实意义。
第三个例子：“中世纪形成的价格是按照亚当·斯密或者我们今日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那些观点进行的吗？中世纪的价格形成是自由的，它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性地决定的市场产物吗？”（W．密切利希）这个问题是产生于那样一种态度，它流行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广大圈子中，不合乎历史的实际。就像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中世纪的经济秩序一样，没有一种中世纪的价格形成。我们一定要进一步靠近历史，以便理解它。那时有这样一些城市，它们是君主制——城市领主制地统治的，而在那里，行会凭着支付捐税而获得了特权，这些特权保障了它们在本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别的城市里，城市贵族——商人们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要素。那时，“手工业者”常常既不是雇工，也不是有价劳动者，而是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从远地贸易商（他们是中间商）那里获得原料并且向他们销售。在此情况下，行会部分地被禁止或者难于形成，这主要是在家庭手工业者散住在农村时。但是，当手工业者的行会赢得了城市的统治时（也就是在民主地领导各个城市时），经济政策又不一样了，对行会更为友好，各种规定价格则不太严格。由此可见，存在过4种秩序，价格在其中是不一样地形成的————在竞争中、在垄断中、在规定价格的情况下等等。秩序的核心是城市领主、远地贸易商或者还有手工业者。就存在着同业公会这一点而言，它们意味着极为不同的东西：商人——中间商们的同业公会、手工业者们的行会、家庭手工业者们的行会或零售商们的同业公会。在认清了工商业经济的秩序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得知同业公会各自都意味着什么。而只有运用理论，才能认清整个秩序的、从而中世纪实际经济的意义联系。
我们选出13世纪晚期并且选出那时佛兰德的各个城市（它们在皮雷纳那里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描绘者）：布鲁日（它当时正处于它的伟大时代）、余培恩、根特以及别的城市。首先必须看清这些城市的经济秩序 。它是足够特别的。直到将近1280年，料子中间商——城市贵族们还是单独实行统治的阶层。织工、制毡工、印染工、剪工和其他的“手工业者”以工资为中间商工作，常常住在属于中间商的房子里面，并且不准联合为行会。与此相反，中间商的“同业公会”却是封闭的。因此，完全明确地在劳动市场上实现了“封闭的需求垄断”，并且由此而存在着中间商们的一种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它通过富裕市民在政治上统治各个城市而得到保障和加强。中间商——城市贵族们的权力伸展得这样远，以至于他们设立了公共监督者的职务，这些公共监督者监视着手工业者们在他们房子里的劳动。购买者从整个西方拥向各个布商行会的厅堂，在那里出售各种料子————虽然不是那样剧烈地在一个城市的各个个别的中间商的竞争中，但却正是在不同城市的各个同业公会的竞争中，以至于至少部分地实现了供给的寡头垄断。对经济秩序就谈这么多。在这种秩序的范围内，劳动者们的收入如何形成以及如何产生了中间商们——城市贵族的那些巨大的收入，这应该通过运用需求垄断的理论来搞清楚。但是，为什么年复一年，一定的巨大数量的料子从佛兰德流出，而一定的巨大数量的羊毛、染料和食品从某些遥远的地区流向佛兰德，这个问题则要求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和货币理论的某些部分。
从1280年前后织工们的第一次大暴动起以及从科特赖克会战以来，佛兰德各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变了。手工业者们赢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形成了行会；他们得以参加城市的政治领导，并且在根特甚至独自接管了政治上的领导。经济的秩序结构变了：中间商——城市贵族们在劳动市场上的封闭的需求垄断被清除了，代替它的是处于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相互对立之中的封闭的两方面的垄断。为从其变化上说明生产过程以及工资和形成的利润，我们运用两方面垄断的理论。我们因而更换了理论工具。
应当向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提出那个反问：为什么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应用不应当实行于13世纪佛兰德的经济过程？没有适合于此的理由。同样没有理由不把形态学的和理论的适合当时的以及当时有现实意义的那些部分运用去说明15世纪纽伦堡的、吕贝克的或巴黎的经济：那里有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处于各种不同形式中的竞争和垄断。否则怎么能从它的联系上理解各个城市的日常经济生活？为什么不应当也运用它去说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如在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在古埃及、在印度或在日本）的日常经济生活？为什么不应当通过运用理论装置来说明托勒密时代各个巨大的垄断集团的形式和作用？为什么奇怪地惧怕把一种理论上的思维装置运用去搞清一个还不知道这种理论装置的时代的历史问题？这种畏惧既没有根据又有害。历史主义偏见的基础不仅是低估思维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来自于过头的发展观念的对历史的错误想法。也许，没有比通过更详细地认识各种历史上的事实情况能更有把握地克服它了。 (55)
3．但是，由此也就同时确定了使用的限度并且从而认识经济实际的限度 。
运用理论并且从而揭示经济的各种具体联系，其先决条件总是事先已经从其内部结构上以及尤其是从其占统治地位 的形式要素上知道了当时的历史上的经济秩序。只有当人们知道 ，过去和现在在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主要是哪些纯粹的基本形式 ，人们才能够决定必须把理论装置的哪些部分投入使用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以及如何在某处实现过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或有着自由的消费选择的集中领导的经济、需求垄断、供给的寡头垄断或交换经济的其他市场形式，我们也就不能使用各种相应的理论原理。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各种报道的缺乏使得不可能就世界历史的长距离来认识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在古代我们只能从其结构和从其形式要素上认清个别经济秩序：例如在埃及就是如此，埃及的纸莎草纸可以让人有深切的了解；或者是对古代晚期的不同国家，对它们来说至少良好地论证了的假说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对于中世纪早期的长时期来说以及对于别的文化圈那样，对于古代来说各种原始资料通常是不够用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有关法律制度的史料还不允许作出有关经济秩序的实际结构的可靠结论。对此我们也已经谈过。我们具有的有关汉穆拉比时代巴比伦的法律的各种报道，还没有给出一幅公元前第三个1000年末的巴比伦经济秩序的实际结构的图像。在那里，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地带在农村中以及在城市中事实上伸展到多远，它以哪些形式实现，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哪里起作用，交换经济关系的主要承担者是谁，哪些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占统治地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以便看清巴比伦的经济秩序，并且由此而靠着理论的运用也看清经济过程的联系，理论的这种运用这时有了可能。只要各种报道不容许认清经济的事实上的秩序结构，对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实际经济的科学的全部认识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56)
4．这一切的结果是：得以成功地克服 那巨大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阻碍了科学地认识日常的经济生活。我们这样指出过：产生这种巨大的二律背反，是由于在经济的世界中起初不可能看到一种“不变的总风格”：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从事着经济活动，但是只有用理论的分析才能够揭示经济的各种联系。二者似乎是不能一致的。缺少那种形式相同性，它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并且允许例如物理学提出一般的——理论的问题。二律背反的解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具体的个别经济的精确研究表明：处于其变更之中的以及处于其不可通观的多种多样性之中的各个经济秩序是由数目一目了然的纯粹的形式构成的，从而可以把各个经济秩序的这种多样性归结为统一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分析确实得出了经济的一种一定的、特殊样式的“总风格的不变 性”，这也就是各种基本的秩序形式的形式相同性，它使理论的探讨并且从而（在理论原理的运用中）解决经济过程的各个具体问题成为可能。 (57)
此外得出的是：从它们的全部形态上对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两个 功能：首先，它在运用中用作认识历史上那些多种多样的经济秩序的结构的手段。其次，这些纯粹的形式提供了获得理论原理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具有这样一个 功能：凭借着运用它使得从其全部联系以及从其推移上说明经济过程成为可能。
在随后的三节中，还要用一些例子来更为详细地指明，怎样 能够通过一起运用形态学和 各种理论原理认清具体的经济。
Ⅲ．一个简单的案例
为强调一些根本之点起见，应该首先简略地并且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怎样能够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应该提出这一任务：研究19世纪中期前后西里西亚的经济而且首先是手工织布工人们的状况。
最初发现的是大量杂乱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以及参与的织布工人、中间商们和其他当事人们的充满矛盾的看法。在这种混乱中，如何能够找到各种真实的联系和真实的事实情况？显然，像“资本主义”、“地区经济”或其他的“阶段”和“风格”那样的概念构成物是毫无用处的。
让我们假定，我们还不具有经济体制和理论的装置。那时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首先通过研究个别的厂家和家计而获得处于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之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并且由此而认清构成一切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各种秩序形式。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些纯粹的形式的范围内研究经济的全部联系，也就是得出理论；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已经有了简单的并且一目了然的条件状况。
而现在，装备着形态学和各个理论陈述的双重的思想工具储备，我们回到各种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上去：到19世纪中期前后的普鲁士国家中去，到当时在西里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宗教和社会的想法上去，到存在于那里的个人和集团的各个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地位上去。而现在我们就能够科学地认清各种事实。首先，精确地描述当时西里西亚的经济秩序现在就获得了成功。在那里，在农业中实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家庭手工劳动则与农业最紧密地相结合。此外实现的是许多交换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就像例如劳动市场上经常有需求垄断。因此，某些理想类型的形式在当时的西里西亚是“有现实意义的”。西里西亚经济秩序的描述把这些形式联接成一个整体，并且把它们装进该国的全部历史形势中去。第二，研究了日常的经济过程并且首先说明了织工的状况。在这个地方运用的是各个理论原理 ，而且是那些“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原理：例如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和需求垄断的以及国际贸易的那样一些理论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知，织工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取决于并且如何取决于政治的、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它的自然的非经济的事实，取决于织工们掌握的技术知识————总之，取决于各种资料。而另一方面又得知，这种日常的经济生活、织工们的各种工资及其生活水平如何取决于巨大的经济上的全部联系（西里西亚的各个织布厂家和织工们的各个家计只是这个联系的一小部分），取决于西里西亚的和普鲁士的经济的其他各部分中的、英国的和其他的织机织物的竞争中的各个过程，取决于西里西亚的织工们所依赖的那些供应者们和顾客们。这样就以非经济的和它的经济的方面在其双重 联系上说明了日常的经济生活。
随着这样认清了西里西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就完成了任务，在个别事实的表面上的混乱中找出了统一和联系。
Ⅳ．经济发展
1．所有具体的经济都是动态的。总是并且到处都是。虽然在过去的时代中，有过上千年的文化稳定，而且某些历史学家有理由警告，提防把今天的人们的总是主动地改变的欲望赋予别的时代。在许多文化圈以及在石器时代的上万年间（人类历史的远为最长的部分）经济也是罕见地显示出迅速的变化，它通常只显示出很慢的变化。各种经济制度那时可能上百年或者上千年之久的保持不变。但是，就是那时战争、气候的波动和瘟疫也不断地迫使经济过程发生某些推移。
一切经济上的变易都可以从两种形式上得到表达：从改变具体的经济秩序上和从改变在这个秩序内部运行的经济过程上。这就是说：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经历着改造。这是一个。而日常的经济生活不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重复的，而是物品供应的种类和大小、各种生产力的投入、生产资料装置的规模、使用的技术和位置都在发生变化。这是另一个。经济秩序的每一次改造都引起经济过程的转向。但是并不是相反地：并不是经济过程的每一个推移都需要改变经济秩序的形式。
经济秩序的发展、日常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扩展和经济秩序的退化以及经济过程的收缩在历史上交替着。例如经济上的衰落 出现于晚期罗马帝国或者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旧德意志帝国。而经济上的发展 则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期间地中海世界的东部或13世纪期间的德国————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东方的巨大扩展相结合。最后，从18世纪到19世纪之交开始于英国并且从那以来震撼着世界的工业化，表现着各种形式和经济过程的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对此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中已经足够地说过。必须的只是一个 补充，它涉及经济形势 问题，从而涉及各个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个当时的推移。
对此我们只要想一下在现代工业化过程的行列中出现过的各个经济形势现象。过去似乎找不到经济形势波动————不是这样。相反地，在古代、中世纪以及在近代之初，无论如何有过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集中注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各次经济形势运动，那么就会证明：工业化也就是资本投资，工厂、铁路、机器、高炉、街道、房屋的建设。（在第212页及其下页简略地探讨过什么是投资：部分地凭借生产资料的“返回”，部分地凭借“延长生产道路”而延长“成熟的时间”。）自从工业化开始以来，至今工业化并且从而投资都正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各种投资的增长以变动的速度进行。当一个时期中各种投资频繁发生时，我们谈到“高涨”，在各种投资减少时我们谈到“萧条”。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最近一个半世纪经济形势的各次运动到处仅仅存在于投资速度的波动中。情况不是这样。例如，由于歉收、需要的推移或发明，国家的整个部分和整个的国家落入了经济上的萧条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主要的事情————投资速度上的波动————保持不变，它赋予大多数现代的经济形势运动以它们的性质。就这方面来说，大多数都具有一种类似的性质。
但是，这些投资波动每一次为什么 并且怎样发生，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全部历史状况。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各个经济形势的有自身规律的 ——必然的进程 。各个投资的方向和种类首先取决于经济秩序。它们在我们的世纪的第四个10年的俄国发生得完全不同于同时的英国，并且在1927年的德国完全不同于1935年的德国。在一个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或者交换经济的要素是否以及如何占统治地位，或者在一个主要地是交换经济的经济秩序中，是垄断的形态还是竞争占优势，这对于各个个别国家中的各个投资过程的并且从而经济形势形态的控制、持续期限和范围来说，都有着完全决定性的重要性。不过，全部历史的变易也持续地改造着经济过程的其他各种资料。例如，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通过改变各个经济秩序，而且还通过各种需要的推移和把成百万的劳动者从他们至今为止的工作中抽出来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各个经济过程。紧接着的所有重大的外交和国内政治事件都对各个个别国家的经济形势运动发生了作用。在德国，凡尔赛条约、道维斯协议、1923年以来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工资政策、卡特尔政策、对各笔外国贷款的政策和从1933年以来为刺激和加速各种投资起见的国家负债，以及一种固定汇率的特殊政策都是如此。英国以它另一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同：以1931年的贬值和资本市场流动化的政策。1931年以来德国的和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全部差别，只有作为各种不同的全部历史发展的部分并且在与两个国家的不同结构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鉴于各个国家今日的结构，每次经济危机都威胁着要变成一场国家的危机，这肯定是确实的。但是相反地，政策也决定性地一起决定着各次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各种具体资料。不应当提出异议说，这仅仅对1914——1918年战争以后的时期才是适用的。绝不是。当德意志帝国在1914——1918年战争之前的最后40年中具有一种财产法、债务法、工商业管理和公司法时，当它坚定地遵循金本位制并且从属于一个一定的贸易条约体系时，国家就以此而创立了一定的比赛规则，它们的形态同样决定性地共同决定着投资过程。这一直适用到许多细节上。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形式使不公布结算报表而限制责任成为可能；如果1892年德国没有引入这种公司形式，那么，无疑各个投资的数目就不会像实际上的那样大，并且从而德国的各次高涨运动的速度也不会像实际上的那样有力。就是在当时，当国家并不直接干预经济形势过程时，它也以很强的程度影响这个过程————恰恰是通过它的这种经济政策。
如果同时考虑到，除了政策上外，其他的历史事实（就像例如人口的运动）也决定各个具体的经济资料（只要回想起最近半个世纪期间德国和法国的人口运动的不同），那么这一观察就得到了解释：每个 经济形势运动，从而日常经济生活的每一个 变化，都是个别的 ；它是一个“唯一的、历史的插曲，它在重要的特征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并且从不再现”（W．C．米切尔）。必须从它们的特殊的时代并且从它们特殊的国家上来观察每一个经济形势状况（无论它正是1926年与1933年之间或者是1903年与1907年之间德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以及别的什么时候的）、每一个高涨和每一个萧条。各个经济形势运动不是同样形式的。
没有经济形势的正常的周期 。
2．由此得出的是，那些试图对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所谓有规律地重复的推移作出普遍适用的陈述的“动态理论”或“经济形势理论”必定会 失败。
如果工业化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它一旦开始，就必定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一种一定的进程，就像在混和了一定的化学物质之后的一种化学过程以自然的必然性而进行，那么早就能够想到“动态理论”成功的可能性了。浮现在动态理论的许多较新的创立者之前的无疑是这种想法。人们察看经济生活领域，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并且人们现在想为这个时期以及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找出发展的规律，就像化学家确实发现了化学反应的规律，或者生物学家确实发现了植物的发展规律那样。人们是如此之甚地与这种基本想法密切相连，以至于许多人根本就把它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从思想上把经济与别的各个生活领域分隔开来。
或者，动态理论就像在马克思和在他的学生们那里那样，以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依据，也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历史存在都取决于技术的和经济的基础。按照这种观点，例如在工具和手工业的基础上耸立的就是一种与在机器和工厂的基础上不同的宗教的——文化的——国家的上层建筑。因此，一切 历史都被归因于一定的技术的——经济的基本事实。如果这种历史观是正确的，那么动态的理论就不仅有了一个基础，而且它尤其会成为对历史的一切理解的基础。它将成为历史的基础科学。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可以看清宗教、国家、文化和其他一切的发展。
无论是在思想上把经济挑出来，还是按照马克思的方式把它看作历史变易的唯一基础，还是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所有的情况下那种见解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并不是主观的判断导致了这种拒绝。历史的经验本身迫使这样。一切经济发展只有作为具体的、全部历史的存在的环节才能够得到理解。但是，一切动态的理论或经济形势理论都不能够考虑到经济的变易不断地从经济之外的事实中所得到的那些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从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以来，各种动态的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失灵成为显而易见的了。我们年复一年地见到，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多么有力地由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事件以及由战争来决定。我们看到，不仅这个时期的那许多的政治事件本身，而且光是外交或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个因素，就足以影响企业家们的各个经济计划、他们的预期、他们的行动、投资速度和其他一切经济上发生的事情。悉心把动态理论或者经济形势理论精致化也无补于事。由此并不能消除那个基本错误，所有这些尝试都以这种基本错误为基础。事实的语言是令人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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