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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际的经济。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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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服的。还有一个例子，而且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例子：1914年以前世界贸易在外交政策的、贸易政策的和币制政策的一个秩序范围内进行；而在那场战争以后，这个秩序的重建没有成功。这个秩序的破坏是各种国际经济关系衰败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种衰败又是1929年开始的那些严重的萧条的一个根本原因。国际政治秩序的崩溃决定性地决定了这些个十年期间世界的整个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形势理论想对这些形势的进程提供普遍适用的解释，应当如何在这种理论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重大的、一次性的政治事实？
人们自问道：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尝试————提供一种对于所谓必然的、具体的经济发展的普遍适用的陈述？为此提供基础的是这一事实：今日的人在几十年中习惯了分裂地观察历史。历史科学分裂为政治史、经济史、精神史、法律史、宗教史、艺术史，这起了灾难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不再会从它们的全部历史的联系上去察看历史事件。此外，还有两个别的、特殊的错误也在研究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中起作用。
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质的错误认识。如果人们认为，理论描述 具体的过程，那么动态的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思想就可想而知。在叙述一种静止状态时所给出的那种描述看来并不合乎实际。因为在实际中，经济过程恰恰不是年复一年地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着。静态的理论似乎是不够用的，而经验则似乎要求人们去找到“动态理论”，它们描述具体的经济变易。因此，动态理论的构思者们相信靠近了实际，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实际上远离了实际。一旦人们认识到，理论原理对于事实的存在没作任何陈述，而是它们具有假设的性质，它们是认识具体的经济的思想上的工具，而且因此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就是静止状态也是一种想法，它虽然服务于认识实际，但是却没有描述它————情况就弄清楚了。
此外 ，动态理论的创立者们相信看到了，经济生活常常改变它的资料本身。这样他们就得出了结论：就这点而言，所谓的“静态理论”也是不够的。因此“动态的理论”应该以经济过程对各种至今为止的资料的破坏和以经济的发展（就它取决于此而言）作对象。许多经济上的现象（尽管它们是由各种资料决定的）以后不是从它们那方面反作用于各种资料的形态吗？我认为，从马克思以来力图创立动态的理论的大多数理论家想到的都是这种事实状况。————事实上经常有这样一种联系。各个厂家的扩大能够导致形成卡特尔，从而导致实现另一种市场形式。猛烈的黄金流失可能对中止金本位制给予推动。我们在接近上一章末尾的地方（第241——242页）谈到过两种别的情况：低 工资给了国家的干预和改变各个劳动市场的秩序以诱因，而煤炭市场上降低的价格则给了技术发明以推动。但是在那里也表明，在这样一些经济上的事实（低工资或下降的价格）与资料的变化（别的劳动市场秩序和新的技术知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条件联系。必须同样满足许多各种各样的、非经济的先决条件，以便反作用每一次得以实现。在那里以两个例子说明过的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全部经济的资料在它们那方面总是同时由许多别的非经济性质的事实造就的。因此，绝不应当主张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与资料的改变之间的一种必然 的联系：煤炭价格的下降在一个国家中给了煤炭开采领域中的技术发明以诱因，而在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比较小的另一个国家中却没有产生这种作用。各个厂家的扩大事实上是否导致形成卡特尔，取决于企业家们的精神气质、司法和立法以及别的事情。有关经济过程对各种资料的影响的普遍适用的、动态的——理论的陈述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这个结论还应该补充一个论断。有“不稳定的秩序”，它们具有转变的倾向。例如，在一个市场上存在着两方面垄断、两方面的部分垄断或供给的寡头垄断，这种市场并不罕见地改变它的市场形式。经济过程在这些市场形式中的无均衡性产生了向一种比较稳定的市场形式过渡的追求。例如，供给的寡头垄断并不罕见地变为集体垄断；从少数商号的寡头垄断式的权力斗争中发展出了卡特尔。或者想一想20世纪许多国家中的各个劳动市场的发展。哪里形成了雇主们和雇员们的两方面的部分垄断，哪里因此而使用封锁（也就是说开除和罢工————无均衡性的这些有力的表现）来进行斗争，国家就会一再觉得受到了推动去居间调停，或规定工资，或者甚至以集中管理的经济形式控制各个劳动力的使用。那时两方面的垄断就给集中管理的经济形式让了路————而因为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市场形式经常实现于工业化了的世界中，就由此而给予了一种推动去迅速地改变各个经济秩序。这就是说，经济过程 在这里通过它的无均衡性而作用于经济秩序 的塑造。但是，就是在这里也不存在发展的必然性。从供给的寡头垄断中不是必定 产生卡特尔，而且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没有被罢工和开除推动去改变各个劳动市场的各种形式。而且就是这种事实状况————也就是不稳定的市场和经济秩序的存在————也没有这样给一种动态的理论提供场地。
3．批评就是这么多。但是，哪个是正面的回答？怎样能够成功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变易以及怎样能够首先是成功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形势波动？适用的又是在其他情况下也适用的东西：钻研各个个别现象的各个特点（3）为历史的和理论的探讨创造了前提条件（4）并且导致了揭示所探寻的各种联系。经济形势的研究不能使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特点后退，这发生于那些构思“正常的周期”的尝试中。相反地，它必须明确地强调这种特点。
作为例子，我们把1903——1907年德国的经济高涨与1933年直到战争爆发的那个高涨相对照。从1933年起，德国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特征。这个事实赋予了经济形势过程以一种直到个别之处都不同于1903——1907年的历程。虽然在两个高涨中，投资速度都比过去加快了，这对它们是共同的；但是，它怎样增加，包括收入的形成在内的整个经济过程如何变化，在有些地方却是完全不同的。在1933年以后的那些年中，各种价格和工资都是由国家掌握的，而在1903——1907年的高涨中就不是这样。还不止于此：这时价格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与那时有些不同，要小得多。因为那时，在一种交换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中，价格的形成是经济过程的调节器；而这时却不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越是占优势，价格就越是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计算数值；而集中管理体则以它的经济计划、评价、命令和指派来实施经济过程的控制。这适用于所有的价格，也适用于利息。在1903——1907年的高涨中，利息的运动就像它在各个不同的资本和货币市场上发生的那样，对于投资过程的规模和进程同样是决定性的；但是，在1933年之后，利息所具有的意义就很小；而各种投资越是变得取决于集中管理体的刺激或批准，以及利息越少地依据实际的资本稀缺性来形成，它的作用就越来越变为次要的。就是各银行和银行政策在两种情况下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时，各银行一起连同它们的私人贷款接受者是各个投资的控制者；1933年之后，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越来越甚地交出了它们的职能。
在各种经济关系的国际秩序上的差别同样影响了这两个经济形势过程。金本位制和长期的贸易协定连同微小的贸易障碍在本世纪之初还创立了一种国际性的经济形势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对德国的高涨及其结束发生了作用。在第二个时期中就完全不同；在这个时期中缺少这种国际性的经济形势共同体，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各个个别的政府的自立的经济形势政策从根本上影响了各个个别的国家中的经济过程。
可是，那两个高涨的不同过程的根源不仅仅 是第一个10年和第四个10年的经济秩序的差别。别的特别的事件也同样造成了各种资料，并且对于德国的那两个经济形势过程来说成了根本的。例如在1903年和1907年之间的时期中：许多好收成、人口的猛烈增加、日俄战争。在第四个10年中这样的是别的、众所周知的事件————首先是扩充军备。因此，比较过的那两个高涨不是表面不同的同样的现象，而是1903——1907年的“高涨”根本不同于30年以后的“高涨”。不允许以词句的相同来欺骗人。
4．突出每个具体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各种特别的特征，需要使用形态学的装置。以这种突出达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而且是向着两个 方向。在一个方面它导致没有困难地认识了经济的和全部历史的变易之间的联系。例如，本世纪10年代和40年代中德国经济秩序的差别是与国家的不同结构最紧密地联系着的。一旦认清了当时经济的秩序结构，就能看到这种联系。旧的外交政策秩序与它在经济上的作用之间或40年代中的外交政策的形势与它同各个经济过程的关联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
第二 ，这样突出特殊的东西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发生作用————而我们由此又接近了那个主要之点：正是因为这样充分突出了每个经济形势波动和它发生于其中的经济的秩序结构的个别性 ，人们就把它引向了理论的 探讨，这种探讨使得有可能认清各种经济上的变化的联系。因为由此而且仅仅 由此才为富有成效地运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装置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研究1903——1907年的高涨，那么我们就采用交换经济的理论。价格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交换经济中生产的时间结构的理论分析和交换经济的利息理论同样是如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及在货币理论中，那些把金本位制作为基础的理论原理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且必须得到运用。但是，在研究1933年到1939年的高涨时，我们就更换各个理论工具。从这时起，各个中央机构的各种评价就对经济过程是决定性的，因而价格理论丧失了现实意义，而由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获得的价值理论各原理则取代了它的地位。研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时间结构理论成了有现实意义的。而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及在货币理论中，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也同样变换了。以这种方式就成功地从它们的相互制约性上和从它们对各种资料的依赖上看清了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现象，从而看清了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各个个别的变化，并且这样就不是从一种单纯的并列上，而是从它们的联系上去察看各个事实。由此而打开了一个特别生死攸关的问题领域，它需要运用 各种理论原理：它正是具体的经济形势问题的总和。只有在运用理论原理中才看清了经济实际的这个方面，看清了具体的经济过程的每一次的推移。
但是，只有在满足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时，这样运用理论才会成功。因为，要使理论装置适宜于一般来说这样运用到各个具体的经济形势现象和经济变易的各个问题上去，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安排它。理论仅仅试图表现一种现存的静止状态，这是不够的。相反地，如果要它在它的运用中说明具体的变化，它就必须也在足够的范围内包括关于资料变化 的各种作用的假言判断。这也就是说，有必要运用“变动法”。
变动法这样起作用：通过变动一个 全部经济的资料而从思想上破坏一个假定的静止状态，并且这样研究，在经济的全部联系中出现了哪些推移，它们以哪一种次序而发生以及哪些摩擦变成了起作用的————直到出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最后，把结束的状态与人们由此出发的那个静止状态相比较，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查明资料变动的各种全部经济的效应。这就是说，例如我们从交换经济的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出发，它有着垄断的和竞争的市场的一种一定的混和并且有着一个一定的货币体系，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而作出了一项技术发明，我们研究出现了哪些变化，然后把新的静止状态与旧的相比较，并且这样去看清，通过发明及其应用如何改变了生产的数量、生产方向、收入、生产的时间结构、生产的各个区位等等。在开始和结尾可能已经存在着完全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或者也可能存在那样一些状态：在其中部分的各种生产设备、各个劳动力和存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在其中缺少一般的完全均衡。也可能是资料的变动把一种缺乏均衡的静止状态转送到了这样一种完全均衡的静止状态以及相反。二者都必须由变动过程的理论分析来证明。但是，在变动的开始和结尾，总是有一种静止状态。凯恩斯、庇古以及其他人代表了一种看法：在一次扰乱之后不可能 再达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这种看法缺乏靠得住的经济学上的根据。但是，抛弃“静止状态”的观念意味着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认识。
在经济实际中，向着一个新的静止状态的运动通常被新的资料变化所打断，这是确实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导出反对这种方法的异议，因为只有靠着它的帮助才成功地认识到，一种资料的变动从一开始起就将在哪个方向上起作用。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中，由于不利的天气情况而发生了一次歉收，而且它改变了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国家中，走向一个新的静止状态的趋势被关税的提高所打断，而关税提高的作用又被同一个国家中信贷政策的变化所破坏，等等。尽管如此，在一场歉收之后，在较长期持续地没有别的干扰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静止状态；虽然它由于别的具体的资料变动而事实上没有出现，它还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人们由它而获悉，从资料变化的第一个瞬间起（也就是歉收），运动就向哪个方向进行。长此下去 一个一定的新的静止状态就会习以为常————不能容许误解这种论断，就像它事实上被误解了那样：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达到新的静止状态，它就没有意思。相反地，重要的是在资料变动之后所立即发生的向着它的运动。如果我靠着变动法的帮助而从理论上认识到，支付一场战争的赔款必定会怎样作用于一个交换经济的日常经济生活，那么，把这个成果运用到1929年以后的德国的情况上去，就会使我有能力去理解各个不同的现象（例如像外汇兑换率的恶化、失业的增加、商品价格的降低、贸易差额的突变）之间的各种联系；就是在为数众多的具体的资料变化阻碍了达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时，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以正确的形式实施变动法，它就会失灵 。例如如果它只是从一种完全的一般均衡状态出发（在经济实际中，哪怕只是接近实现这种状态也确实是极为罕见的）以及如果它根本不理会缺乏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的话，它就会失灵。此外，如果不是详细地研究直到新的静止状态的各个个别过程的序列，而是简单地在旧有的静止状态之外提出新的，它也 会失灵。这是一种错误，李嘉图已经犯过这种错误（顺便提一下，他自己在一封致特罗尔的信中对此表示过态度），而现代理论研究的洛桑变种则极为经常地犯这种错误。因为日常经济生活的每个推移都是过渡，并列的静止状态的图像就不可能足够地说明它。例如，在从理论上分析A国付给B国的一笔一次性的大宗战争赔款所造成的各种经济的后果时，如果简单地把静止的结束状态与静止的起点状态相对照，那么就会因此而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东西：因为没有从它们的联系上以及从它们的持续时间上来研究各个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上的和各个物品流中的各种变动。这样在具体的情况上运用理论的——静态的模式怎么能作出成绩？因为重要的恰恰是在它们的方向和它们持续的时间上的各种变动，以及在这时出现的各种摩擦。但是，这里失灵的根本不是变动法，而是不完整地运用的变动法取消了正确地和完整地实施的变动法。
第三，如果理论体系不完全，变动法就会失灵。例如：如果经济学理论不从各种经济计划出发，并且没有看到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的差距，以及也没有看到（在交换经济中）个别经济的和全部经济的资料的区别的话。那时在理论中就没有注意到错误、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基本的因素，或者没有把应该给予它的那个 中心位置指派给它。或者是理论体系不够用，因为它没有提出某些问题。那些缺乏时间维的理论体系特别地不适宜于说明现代具体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现象。它们缺少投资过程的理论分析。在一个经济上以巨大的投资为标志的时代中，这样造成的“非时间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使理论研究与经济实际相疏远。
5．得出的是：让我们不再徒劳地去努力构思高涨、危机和萧条的一种正常的周期————以那样一种希望：这样就会得到一种经济形势理论，并且由此得到一种对经济形势的说明。实际的经济以这个方式消失于一种模式的后面。就是面对着经济形势的运动，必需的也不是这样疏远 各个事实，而是钻研各个事实。比较不同的经济形势波动是很有用的，但这不是为构思一种正常的周期，而是为了使每一个波动的特点都清晰地显露出来。突出每个经济形势波动的这种个别性是第一步。正如我们的例子所表明了的，它特别是在运用形态学体系上得到了成功。由此就不仅在历史方面、而且在理论方面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给定的无所不包的历史联系变得可以看清了，而运用当时有现实意义的各个理论部分导致了揭示各种具体的经济联系。
在这个地方也许会提出下述异议：虽然不能否认，1933——1939年德国的高涨与1903——1907年的高涨具有完全不同的外貌，但是同样的东西并不适用于别的高涨。据说好些高涨的确还是彼此极为相似，好些萧条和总的来说经济形势周期也同样如此。据说只是还必须概括属于同一整体的各个周期，并且这样就确实可以各为一个时代确定一种正常的周期，并且形成一种解释这种正常的周期的受时代约束的经济形势理论。例如，据说在1914年以前的那个世纪中，各个经济形势波动彼此是相似的。而且不是偶然的相似，而是由于近于恒定的经济秩序。因此，为这个时期构思一种正常的周期和一种受时代约束的经济形势理论据说是可能的和适当的。
面对这样一些以及类似的思路，两个确认是必要的：首先，在好些别的时期中，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 时期中，完全缺少对1914年以前那个世纪所声称的那种接近恒定的经济秩序。因此，今天在每个国家中，每个个别的经济形势波动的特点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对所有的都同等对待。因此，较老的做法正是在今天必定导致失败，而这种失败唤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似乎经济科学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各种经济形势问题。
第二，就是在1914年以前的那100年中，各个经济形势变化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彼此相似。比如说，如果把1903——1907年的高涨与1869——1873年的高涨相比较，那就会显示出不容忽视的事实 区别。光是经济秩序在某些地方就不一样。虽然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交换经济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但是1870年前后主要是在农村还比20世纪初有力得多地实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期间在交换经济的各种形式内部发生了的改造。20世纪初，在煤炭和钢铁工业中以及在其他的重要工业中，卡特尔的形成获得了成功，而在1870年前后则几乎完全没有形成卡特尔。因此，在大的市场上实行的是不同种的市场形式。有争论的是，这个区别如何 作用于经济形势过程：过去和现在都确定无疑的是，它发生过作用 。此外再算上1870——1871年的战争和法国的战争赔款给当时德国的高涨和它的终止打上了它们的印记（从而是这样一些事件，1903——1907年没有与它们一样的东西），那么两个高涨就极为清晰地相互形成反差。因此，被运用来说明1869——1873年的高涨的那些理论工具，不完全相同于对于1903——1907年有现实意义的那些理论原理：例如，垄断的特别是集体垄断的理论有一次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很有现实意义。国对国的各种单方面授予的理论一次是有现实意义的，另一次则没有。每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唯一性产生于两个原因：产生于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的唯一性以及产生于改变了各种资料的那些非经济的事件的特点。
请读者作出检验：请他研究他在阅读的这个时刻所处于其中的那个 现在的经济形势状况。他仿佛把它置于显微镜下————而这个显微镜就是形态学的装置，因而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的、各种市场形式的和货币体系的体系。
6．这种必要的转变使各种经济形势理论或各种动态的理论失去价值了吗？没有。但是必须改变它们的含义。不能像它们的创立者们自己通常解释的那样来解释它们：似乎它们说明了一种正常的周期。相反地 ，应该把它们全部看成假设了不同的条件状况时的假定的变动 。这样解释和改变了含义之后，它们就是运用变动法的理论研究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而很有价值。
例如，完全免除了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的这一功能：从内在关联上去描述和说明上个世纪的各个实际的经济形势运动或所谓的经济形势的周期。如果把它解释为对一种资料（比方说货币数量）的假设的变动的研究，并且把它视为一种理论工具，它只是在实现了那些假定的条件时才能够使用，那么它就会做出良好的工作。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定的具体的经济形势运动的某些现象。可是，如果各个具体的经济形势波动是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的范围内发生的，在那些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从而货币和货币利息在那些秩序中起着一种与在这种经济形势理论中不同的、远为小得多的作用；或者即使是发生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它们虽然是交换经济的，但是在它们当中却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所假设的货币体系；那么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应当以类似的形式改变各种收获理论或各种心理的理论的含义；应该把它们看做是对一种资料的可能的 变动的以及它们的后果的研究，这样就通过运用于合适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接近或者完全实现了这样一种变动的情况下）而使它们有用。（如果 出现了歉收，那么它们就在这个或那个经济体制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如果企业家们判断未来的前景较好，并且他们因此而改变了他们的投资计划，那么，在交换经济中，在某些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些后果，在别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下则会产生那样一些后果。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理论。）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反应跟着资料的改变和价格的推移而来；有关这段持续时间的各种重要著作也同样是对模型的研究。它们需要运用，并且只是然后才表明，反应时间的长短每次都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总是：资料的变化在不同的秩序形式的范围内也非常不同地发生作用。
7．人们进行过这种观察：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者们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下降了。由此刻画了最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从门格尔起，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就指明了，有购买力的各个家计的各种需要、从而消费者们如何以他们的需求而统治着生产过程直到它最遥远的分支。这种理论现在过时了吗？还是它不正确？有必要想出一种新的理论吗？凯恩斯试图这样做，他想以他的学说以及其他东西说明，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如何并且为什么形成了现代的经济过程的中心。或者应当尝试以一种特殊的动态理论来理解重点从消费者移开？
重点的转移如何发生？它发生于两个阶段中。在20世纪初，显著地赢得了权力的是企业家们。他们的地位过去依赖于市场和它的价格形式；随着竞争的被抑制，随着别的市场形式的扩展，随着集中过程的向前推进（它在康采恩、托拉斯、卡特尔以及其他的权力集团的形成中进行），他们的地位改变了。现在他们推行了市场战略并且在重要的市场上例如作为垄断者而统治了市场。货币业中的变动同样增强了企业家们的地位：现在货币（以钞票和转账货币的形式）以不断增大的程度通过各个银行向企业家们发放贷款而产生，因而第三种货币体系移到了中心地位。由此而显著地增大了各种投资规模和速度，而强制的储蓄则赢得了重要性。占据了垄断式的或者寡头垄断式的市场地位并且得到大笔银行贷款的工业企业家们成了经济过程的重要部分的指挥者，而不再是准确地遵循消费者们的各种指示的代理人。但是，在这种双重的变化没有或者没有这样剧烈地得以实现的那样一些经济领域中，例如像在农业中，各个供给的厂家们仍然在较高的程度上依赖市场以及消费者们。
但是，重点继续从消费者们移开，而且开始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在好多国家中传播开来，而在那里，集中管理机构的各种领导移到了经济过程的中心。在20世纪的各个战争经济秩序中，或者在今日的俄国或在1933年以来的德国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尔和康采恩以及别的权力体还在继续传播；但是，正像指出过的那样（第252——253页），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的范围内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并且成了集中管理的工具。集中管理的经济越是彻底，消费的人们的各个计划对于经济过程所具有的影响就越小。定量配给和配给体制使消费者们的各个计划失效。集中管理的经济推进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消失或者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消费者担任着比前一个阶段还要小的角色；但是，在行政机关通过它们的没收、退还和生产指示等手段控制经济过程的范围内，企业家和银行同样交出了它们的主角作用。由此可见，重点从消费者的移开源出于经济秩序 的变化，它们绝不是纯粹由经济的条件决定的并且因此而不能用动态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完全竞争这种秩序形式越是在实际上向后缩，论述以完全竞争来控制经济过程的那些理论原理就越不足以说明经济形势。它们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它们并没有变为不正确。理论装置需要扩大，但是并不需要用另一个来代替。
如果不再是由上百万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们以他们的匿名的指示来决定，应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果由集中的管理机构的计划和命令来部分地或者主要地承担这种功能，那么全部的经济形势过程也就改变了它的性质。各个经济过程不再根据消费来安排。消费者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要素，而是成了共同体的一个消极的成员。如果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 ，各个经济形势运动就表现于消费的而不是就业的波动中 。为了准备并进行投资，中央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安排投资来强制放弃消费，从而不是把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使用于生产住宅、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而是指引到建设渠道、机器工厂和生产装置的其他部分上去。带有失业的萧条不再需要出现，因为每个劳动者都可以靠集中管理机构的命令而被雇用，不管他生产的是哪些价值。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各种比例失调成了主要是在消费品的短缺和在消费品供应的波动中可以感觉到的。
8．可以从它们对经济形势过程的行为的角度区分三种类型的经济秩序。这是现实的类型：
在那些自给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并且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实行过很长时期的经济秩序中，通常只发生简朴的投资过程。在一个这样小的经济宇宙的范围内，建设较大的设备或者使用机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投资的波动在这里是不重要的。但是，日常经济生活的推移也许会产生于人数的变化、气候的波动、战争等等，它们有时迅速地并且彻底地改变了各种资料。
在第二种类型中，交换经济的形式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类型中，安排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经济过程，它的劳动分工伸展的要宽得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价格体系在这里使许多个家户和厂家的各个个别的计划和行动彼此相协调。这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取决于各种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有这种类型的“不稳定的”和“稳定的”经济秩序。当不均衡的市场形式，如供给寡头垄断、两方面垄断或两方面的部分垄断占优势时，或者当实行的是那些使信贷总额的显著扩张或收缩成为可能的货币体系时，那时它们就是“不稳定的”。那时就可能例如由于有力的投资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首先是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缺乏一种极为有效地补救现有的比例失调的机制。例如，在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就缺乏这种机制。当时实行的各种主要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没有能力克服存在的各种比例失调。这场萧条严重并且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种类型的“稳定的”形态的经济秩序中，经济形势过程的发展就不同。在这些经济秩序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势占优势，因而竞争的价格形成的著名调节者在它们当中起作用；而且在它们当中，银行机构并不倾向于猛烈的扩张或收缩。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起作用的是一种使经济过程接近于一般的完全均衡状态的倾向。
在第三种类型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秩序占优势。在这种类型中，情形又完全不同。如果集中管理的机构想要的话，它可以强行实施各种投资。它也可以没有重大波动地进行长期持续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活动在这里碰到了一定的界限：不能把现在的消费品供应压低到某种最低数值之下而不损害各个必要的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在没有可能以计算数值将集中管理的机构的各种评价客观化并且进行可靠的成本计算的情况下，虽然以巨大的方式发生着对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的错误指挥，但是正如指出过的，这种特殊的无均衡性表现得与在交换经济类型占优势的经济秩序中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表现在每次的现在的消费品供应中。
对这样构造类型不能评价过高。扩充之后，它可能使各种经济形势问题的研究简便一些；但是它不应该诱导到忽视那些特殊的特性：它们是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所具有的，它们使它成为一个个别性，而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补充的”形式要素的种类和规模来获得它们。只有对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形态学分析才打开了通向经济形势问题的通道。 (58)
Ⅴ．经济权力
1．雅各布·布尔克哈特说过：“在中世纪，意识的那两个方面（向着世界的和向着自己的内心的）就像处在一块共同的面纱下做梦或半醒着一样。这面纱是用信仰、儿童的羞怯和幻想织成的。”随着近代的开始，这块面纱消失了。主要是现代的、纯粹世俗的国家连同它对内和对外的广泛的权力要求、连同它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它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斗争，它把一股刺骨的穿堂风带进了历史。但是，尽管近代这样与中世纪形成反差，中世纪的历史同样充满了权力斗争；而如果人们在布尔克哈特的话中寻找对这种事实的无视，人们就会误解这些话。不仅教会的与国家的两种权力彼此碰撞。此外也没有缺少过权力集团的激烈斗争：各个城市与各个宗教的或世俗的领主的，各个城市相互之间的，城市贵族们与手工业者们的，各个不同的行会为了在城市中的统治的，领主们相互之间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教会精神上的独立或者是为了政治权力，而且（常常与政治的和教会的斗争相交织）是为了占据或破坏经济上的 权力地位。经济上的权力集结不是近代的或者“资本主义”的特点。相反地，在中世纪并且此外还在全部历史中都有它。因此，了解全部过去的和现在的以及可能是全部的将来的经济实际要求了解经济的权力，并且同时看清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引人注意地同样形式的各种斗争方法。这种认识如何是可能的？
2．重要的是问题。历史的书写和国民经济学反复地受害于这一危险：丧失了对权力斗争以及对它的冲击力和残忍性的知觉。首先是平静的或者信仰进步的时代（就像19世纪较后期和20世纪初期那样的时代）那样倾向于把历史上和经济上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无害的。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大量地充满了残忍的权力斗争，对此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今天仍然缺乏眼力和理解。但是，谁不具有看到这个的能力或者力量，谁磨掉了棱角，谁就理解不了经济。
泰纳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的12年努力，给泰纳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不同寻常地、扣人心弦地复述了这个印象。他援引亚历山大的著名的教会法规教师克莱门斯。克莱门斯写过：“在埃及的各个神庙中，内殿是用神秘的、交织着金的帷幕遮掩着的。但是，当你朝它走去，打算观看神的立像时，祭司就会拉你，用埃及语唱一支圣歌并略微揭开帷幕，好像他要让你看那个神。而你看到的是什么？一只鳄鱼或一条大蛇，或另外的一种危险的爬行动物。这是埃及的偶像：一只在紫色的盖布上打滚的猛兽。”泰纳接着说：“人们不是必须到埃及去漫游，也不必回到那些古老的时代去……。至于我，那么我想在近处看看这些。我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前往并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就像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那样，我从最近的近处观察的首先是神庙，然后是神。”我们国民经济学家也必须揭开那个由利益者的各个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各种权力集结和权力斗争前面拉上的帷幕。我们也从最近的近处观察它们，而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东西常常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在帷幕后面所注意到的东西相适应。国民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清醒的科学。更确切地说：它应该如此。因此，我们这样问道：我们怎样能够认清经济权力的现象？
为此，需要两个东西。第一，国民经济学家必须在他的活动中亲自认识了经济权力。他需要观看和经历权力斗争。例如，如果施穆勒本人一起亲自经历了卡特尔与局外人们的权力斗争，如果他不是仅仅从书本和调查中以及本人与工业家的或较高级的官员们的会谈中开始了解卡特尔和卡特尔政策，那么他就会学会懂得，绝不是像他认为无害的那样，在它们当中，发生的是“某些共同的利益对固执和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的胜利，”而在这里，利己主义以集团 利己主义的形态而获得了胜利。那时他就会谨防接受各卡特尔的“合作社性质”的利益意识形态。简言之，他就会获得对于经济权力的理解力。对他适用的东西，适用于他的和我们的时代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他们缺乏对日常经济生活连同它的斗争的简单了解，这些斗争是以诡计、掩饰和残忍来进行的。而且光是现在的这种生活认识就使得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过去时代的权力斗争，比如说，历史地理解中世纪的各个行会和行会政策，它们被许多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无害化和理想化了。被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清醒和训练之后，人们也就能够更正确地理解过去时代的那些权力斗争。
第二，就是把形态学的和理论原理的装置运用到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去。不存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权力现象的原则上的不可一致性。只有不充分地、不是从分析历史上的事实状况中得出的或教条的经济学理论才必定会失灵。正确地得出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与经济权力的各种现象相一致，而且它与形态学的装置一起，是为看清经济权力现象所完全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运用形态学，可以标明当时具体的权力状况（3），而通过运用理论就能够更详细地确定它的范围和它在经济上的后果（4）。
3．已经指出过（第132页及其以下），在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实行着经济权力的确实可能的最大聚集。在这里，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心处所；它单独拟定经济计划并且控制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各个行动，这些成员在他们那方面被剥夺了权力并且是不自由的。在这种集中管理的经济中，表示特征的劳动关系是奴役和依从。在1450——1525年之间的印加帝国中就是如此。在那里，不仅以印加人的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而且也同样以集中管理的经济的严厉的秩序压制各个被征服的部落。在法老的各个巨大的神庙经济中存在过类似的权力集结。在它们当中，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个人的活动自由，尽管在那里也可以发现个别的交换经济的特征。不应该陷入那种仅仅在大的共同体中寻找经济权力的错误。这样的经济权力是在小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社会体中也有，也就是说在那种地方，按照我们的术语，在那里集中领导的经济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如果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希腊人在他的家里叫10个奴隶工作，那么他就对他们具有极为广泛的经济权力，就像早期中世纪的一个徭役庄园的领导对它的奴隶们或不自由的佃户们那样。但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涉及的是公共的经济权力，在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涉及的是私人的经济权力。
在经济秩序的基本性质是交换经济的 每个地方，从而在个别经济依赖于市场并且使它们的计划和行动向它看齐的地方，经济权力就以另一种形式起作用。就是在这里也能够形成极强的权力地位，它们并不罕见地受到公共权力的支持，并且它们又在它们那方面施行政治权力。此外，在交换经济中发展起了不同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经济斗争。现在，在阐发了形态学的思维装置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切。在这方面显示出，市场形式越是接近供给的或需求的垄断，个别经济的权力地位就越强。此外适用的是，假使其余情况均相同，则个别垄断者具有比集体垄断者更强的地位；内部的对立常常削弱了集体垄断者的权力。第三，在两方面封闭的市场上，或者在封闭市场的一个方面时，交换经济的权力地位就比在开放的市场上容易形成得多。第四，权力地位的强度各按市场的重要性而不同。在一个吃小麦面包的民族中，小麦垄断者具有比同一个国家中的缝纫丝线的垄断式的销售者强大得多的权力地位。
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在13世纪转向14世纪的前后，吕贝克的以及所谓的索布的波罗的海各城市的那些牢固地联合起来的远地贸易商和船主们就懂得了，设法在挪威获得统治经济的权力地位。卑尔根的汉萨总店具有第一等的权力地位。支撑它的是：与挪威的全部航行都处在吕贝克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手中。卑尔根的办事处对挪威来说是进口的谷物、面粉和啤酒的供给垄断者以及作为鳕鱼和别的鱼的唯一买主的需求垄断者。它把这些鱼加工成鳕鱼干，以部分垄断在整个欧洲销售。“德国商人怎样成功地（特别是通过渔民不断地对卑尔根的商人负债）把罗弗敦群岛的北欧渔民束缚于他在卑尔根的总店，也属于中世纪经济的那样一些特征，它正是绝对不能与关于这些事情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浪漫的想象相一致。”（罗里希）。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权力交织”的情况，它由此而获得了它的特点：3个垄断以特有的方式交错连接并且互相依赖：在挪威的某些特别重要的食品的“供给垄断”，对挪威的鱼（它们是该国的主要产品）的“需求垄断”，以及欧洲的对鳕鱼的“供给的部分垄断”，此外鳕鱼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在法律上）是“封闭的”恰恰是由于渔民们的负债，以至于不可能出现竞争者。正是靠着应用垄断理论，就能够理解吕贝克和它的同盟者们的经济权力对挪威、对欧洲的销售市场以及还有对吕贝克和其他的各个城市的收入和财产的形成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世纪晚期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和博登湖地区的其他公司的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在阿劳伊斯·舒尔特那里找到了它的描述者。1400年前后，康斯坦茨的和别的博登湖城市的许多亚麻布织工还能够把他们的亚麻布卖给为数众多的竞争的远地贸易商，后者在整个西欧推销它。但是，当有着需求的部分垄断式的地位的贸易公司形成时，在贸易公司和亚麻织工行会之间就爆发了斗争。“在1429年的革命中以及在事先产生的那些敌对中潜伏着经济因素。康斯坦茨的亚麻织工们看到了蒙特普拉特（Muntprat）公司攫取的那些巨大的利润，并且相信，就是没有该公司也能行。只要有一个巨大的数目的商人在追求织工们，他们的打算就得到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公司减少了竞争，而一个分布在许多城市中的公司必定会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蒙特普拉特们以哪种方式采购；但是从事实中透露出来的是：那里可能是一个德国的行会反对一个贸易公司的正在发展起来的垄断地位的最古老的有据可查的斗争。”它是这样一场斗争，在其中织工们失败了。蒙特普拉特们和许多其他贸易商号合并为拉文斯堡公司，它把博登湖北面地区的所有大城市的商人们联合到一个 企业中，大约一个世纪之久地统治了一整个地区的进口和出口，并且当然在政治上也有巨大影响。通过运用各种市场形式，不仅成功地更详细地重写了这个历史上的事实状况，而且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历史实际，在这里就是更深入地把握一方面的权力集结，另一方面的剥夺权力和依赖性。
16和17世纪富格的和别的奥格斯堡商号的权力地位又有不同的基础，并且不同地发生了作用。众所周知，正在产生并且斗争着的专制主义的王侯们为了进行战争而需要许多钱，并且只能在少数几家商号那里找到它。这些商号在给予借款方面对他们是寡头垄断者、部分垄断者或者甚至是垄断者。他们为此向各商号提供只有王侯们能够提供的东西（王侯们由此而是需求的寡头垄断者）：也就是专有的批发权————贸易特权。这样就发生了例如1514年和1515年蒂罗尔的那些臭名昭著的铜和银的买卖，各商号挣得许多暂时的和长期持续的、国家支持的和封闭的垄断地位。富格家的权力地位的基础是：在借贷生意上的垄断或垄断性质的地位与在批发贸易上以及部分地也在采矿上的封闭的、多种多样的供给和需求垄断的一种特有的“权力交织”。如果真的要理解富格家所享有的经济权力与拉文斯堡贸易公司所支配的经济权力以及汉萨的商人们在挪威所具有的经济权力的区别，就只有运用各种市场形式的工具才会成功。正是在这里弄清楚了的是，形态学的分析如何为达到历史的理解所必要。
欧洲的一个中央发行银行1910年前后的权力地位显得又不一样。这里涉及的是一国银行券的一种简单的“封闭的供给垄断。”权力地位由此而变得如此显著，因为它涉及那一种物品，它在这些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确定1927年前后德国各个工会的权力地位或同一个时代的雇主联合会的权力地位。在这些劳动市场上，“两方面的部分垄断”或类似的市场形式占统治地位。在这里展开了权力斗争 ，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个别集团的权力作用被别的集团所减弱。可以通过两方面的部分垄断的理论来显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一种均衡会习以为常。也可以精确地看清以“供给的寡头垄断”服务于一个港口的两条或三条航线之间的各种权力斗争，或者德国各水泥辛迪加对局外人的各种斗争，这些局外人生活在或者想生活在各辛迪加的阴影之下，部分垄断者“水泥辛迪加”常常对他们卓有成效地尝试过变为垄断者。
只是在唯一的一种市场形式中，经济权力的现象才完全退缩了：这就是在实现了完全竞争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出1925年前后德国的针织品市场或者1880年前后东德意志的各个黑麦市场。没有哪个供给者和需求者通过他的行动这样地影响供给、需求和价格，以至于他会去考虑他的购买或销售在市场上的反应。价格在他的经济计划中是一种资料。针织品和黑麦的供给者并不依赖一个特殊的需求者，而且相反地，个别的需求者也同样少地依赖一个特殊的供给者。在各个劳动市场上情况相近，在那里完全竞争接近于占统治地位。例如在1924年柏林的家庭佣人劳动市场上。没有哪个雇员依赖于一个雇主或雇主们的一个联合会，反之亦然。
但是，在完全竞争的范围内，较大的权力地位不是确实能够由于个别人支配着比较大量的财产而产生吗？根据经验，大的工厂厂家或大的农业厂家对于它的顾客们或者对于它的工人们经常具有比小的厂家更大的权力。从中不是得知：在交换经济中，个别厂家的权力不仅以它的市场地位、而且也以它的大小为基础吗？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例如，在竞争中出售它的粮食和牲畜的大的农业厂家并不拥有值得注意的经济权力。只有当它们由于它的巨大而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统治了某些市场时，从而只有当它不是处于竞争中，而是处于另一种市场形式中时，它才具有这种权力。例如，农业的大企业可以是一个村庄的那些劳动力的需求的部分垄断者或需求垄断者。那时它就对村子的居民们享有经济权力；村子的居民们处于对这个大企业的依赖之中，但是，当出现了劳动力的其他需求者时，这种依赖就会消失。因此，厂家的巨大并不会没有困难地造成经济权力，而是只有当它导致形成了垄断式的或寡头垄断式的或处于完全竞争之外的其他市场形式时，并且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才创造权力地位。厂家越大，在这样一种市场形式中购买或销售并且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经济权力的机会 就越大。更多的就没有了。因此在交换经济中，其实正是市场地位决定权力地位。而保持不变的是：在完全竞争中，就是各个大厂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
在完全竞争中，单个的人几乎被剥夺了权力，但不是完全被剥夺了权力。因为完全竞争的参加者们绝不是像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不属于集中的领导的成员们那样被剥夺权力的。一个在实践上非常重要的区别在这里发生了作用。在一切市场上的完全竞争和集中管理的经济甚至是极端的、彼此对立的边界情况。在接近于实现完全竞争时，每个供给者和需求者事实上都起着一个微小的作用。所有的人一起决定各种价格并且从而决定全部的经济过程，而单个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缺少任何权力集结，也就不存在人身的经济依赖，但是却确实存在着对一个匿名的市场的依赖。而如果在一个国家中的所有市场上都存在着完全竞争，那么该国的所有厂家和所有家户并且从而所有的居民就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或者————不同地表述：每个人都将有很小的一份权力。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将很少能够看到经济权力问题。
4．在运用形态学 来刻画了具体的经济权力地位之后，从现在起就可以运用理论原理 来更详细地描述它当时的范围并看清它的后果。
例如，应当研究一个煤炭辛迪加所享有的权力地位。权力分析的基础是查明：它具有一个供给垄断者的、而绝不是一个部分垄断者的或一个寡头垄断者的地位，供给是封闭的，而且这里涉及一个集体垄断者。但是，在这种市场形式中，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可能是不一样地大的。为了确定这一点，就有必要运用理论分析的各个成果。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还显示出需求弹性越大，供给者的权力就越小。例如，无烟煤需求的弹性可能会由于石油或褐煤替代的可能性而是大的，由此就有力地限制了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顾客们通过使用别的燃料，可以容易地避开任何价格上涨。但是，如果这样一些替代可能性被消除了并且由此而减少了需求的弹性，辛迪加的权力就上升。其次适用的是（用习以为常的表述）：供给者的权力在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时就上升，向左边移动时则减少。因此，如果比方说由于信贷膨胀，在同样价格时需求更多的无烟煤，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就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比方说由于一次通货紧缩，在同样的煤炭价格下需求的煤炭少了————辛迪加的权力就减少。就是在存在着别的各种市场形式时也容易查明这些联系。
很明显，相应的原理对于供给方面具有效力。然而在这里是在相反的意义上。供给的弹性越小，供给者的权力就越小，比方说，如果当工资下降时，在一个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不变或者甚至上升（第324——325页及下页），那么一个需求垄断式的厂家对它的工人们的权力地位就比如果工资稍微下降劳动的供给就猛烈降低时要强得多。最后，在需求不变时，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减弱了、向左移动则增强了劳动者们的权力。
5．权力是一个词 。在某些地方使用这个词是不够的，宣布权力在经济中就像在政治中那样有许多意义，也是不够的。以有些神秘主义的方式谈论那些资本主义的“权力”以及它们神秘的活动，说明的也不多。宁可说，主要的事情是使经济权力现象的核心明显可见。不这样就不能理解实际。
我们的简略速写正是指出了，在所有世纪中以及在一切地方都在“权力”这个词的后面隐藏着不寻常地多种多样的事实状况。在“权力斗争”这个词后面也是如此。科学的任务是：向这些事实进军，确定它们彼此的界线，揭示经济权力的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由此它就同时赋予经济权力这个词一种实际的内容。经济权力一点也不是非理性的东西 、神秘主义的东西 ；经济权力是个可以理性地把握的 、可以理性地理解的东西 。同样如此的是权力的对立面：经济上的依附和不自由。恰恰由于各种事实状况的多样性，由此而提出的才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我们所研究的那些权力位置，从埃及的各个神庙的管理机构、从14世纪汉萨同盟的卑尔根办事处、从佛兰德商人们的各个同业公会起一直到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的中间商们，或者一直到现代的各个中央发行银行和铁路管理机构以及到集中管理体的各个领导，没有哪个与别的相同。
探索经济权力的现象并且认识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它们通常互相依赖）的联系，要求一种特殊的科学的做法。简略地描述过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历史维的直观和目测必须与运用形态学的和理论的装置相结合。这里，各种经济体制（从集中领导的经济一直到交换经济的那许多形式）的工具恰恰表明，它的运用为认识历史的多样性 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例如，宣称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帝国银行、某些卡特尔、雇主联合会、工会、各个铁路管理机构等等占有了权力地位，这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来清楚而简要地说明各种个别的权力地位的基础和作用，确定它们在当时的经济秩序中的位置，揭示“权力的交织”和较大的权力集结，并且指出被剥夺了权力的个别经济的各个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够确实把握那些哪怕是表现的完全不同的权力斗争：不管是个别的大供给者们的彼此斗争，还是一位供给垄断者反对一位需求垄断者。或者想想1939年德国的经济秩序，在那里各个集中管理体的权力位置与各个卡特尔的私人权力集团或者与部分垄断式的大企业达成了协议，或者想想例如在石油市场、氮肥市场或白炽灯市场上的世界经济的权力斗争的多种多样性。
但是，可以发现的不仅仅是大量变动的现象。在过去的和今日的权力地位的多样性中以及在经济上的各种权力斗争的杂乱无章中，人们发现了重复的各种同样的 秩序形式和各种事实状况的同样的联系。个别情况的分析越是深入地向前推进，经济权力现象的一种一定的一致就越是清晰地暴露出来。就是经济上的各种权力地位和权力斗争、经济上的依附和经济上不自由的各种处境也的确以一切多种多样性显示了这种特殊样子的“全部风格的不变性”，我们已经在各个秩序的结构以及在各个日常的经济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全部风格的不变性。 (59)
人们自问道：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尝试————提供一种对于所谓必然的、具体的经济发展的普遍适用的陈述？为此提供基础的是这一事实：今日的人在几十年中习惯了分裂地观察历史。历史科学分裂为政治史、经济史、精神史、法律史、宗教史、艺术史，这起了灾难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不再会从它们的全部历史的联系上去察看历史事件。此外，还有两个别的、特殊的错误也在研究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中起作用。
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质的错误认识。如果人们认为，理论描述 具体的过程，那么动态的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思想就可想而知。在叙述一种静止状态时所给出的那种描述看来并不合乎实际。因为在实际中，经济过程恰恰不是年复一年地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着。静态的理论似乎是不够用的，而经验则似乎要求人们去找到“动态理论”，它们描述具体的经济变易。因此，动态理论的构思者们相信靠近了实际，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实际上远离了实际。一旦人们认识到，理论原理对于事实的存在没作任何陈述，而是它们具有假设的性质，它们是认识具体的经济的思想上的工具，而且因此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就是静止状态也是一种想法，它虽然服务于认识实际，但是却没有描述它————情况就弄清楚了。
此外 ，动态理论的创立者们相信看到了，经济生活常常改变它的资料本身。这样他们就得出了结论：就这点而言，所谓的“静态理论”也是不够的。因此“动态的理论”应该以经济过程对各种至今为止的资料的破坏和以经济的发展（就它取决于此而言）作对象。许多经济上的现象（尽管它们是由各种资料决定的）以后不是从它们那方面反作用于各种资料的形态吗？我认为，从马克思以来力图创立动态的理论的大多数理论家想到的都是这种事实状况。————事实上经常有这样一种联系。各个厂家的扩大能够导致形成卡特尔，从而导致实现另一种市场形式。猛烈的黄金流失可能对中止金本位制给予推动。我们在接近上一章末尾的地方（第241——242页）谈到过两种别的情况：低 工资给了国家的干预和改变各个劳动市场的秩序以诱因，而煤炭市场上降低的价格则给了技术发明以推动。但是在那里也表明，在这样一些经济上的事实（低工资或下降的价格）与资料的变化（别的劳动市场秩序和新的技术知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条件联系。必须同样满足许多各种各样的、非经济的先决条件，以便反作用每一次得以实现。在那里以两个例子说明过的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全部经济的资料在它们那方面总是同时由许多别的非经济性质的事实造就的。因此，绝不应当主张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与资料的改变之间的一种必然 的联系：煤炭价格的下降在一个国家中给了煤炭开采领域中的技术发明以诱因，而在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比较小的另一个国家中却没有产生这种作用。各个厂家的扩大事实上是否导致形成卡特尔，取决于企业家们的精神气质、司法和立法以及别的事情。有关经济过程对各种资料的影响的普遍适用的、动态的——理论的陈述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这个结论还应该补充一个论断。有“不稳定的秩序”，它们具有转变的倾向。例如，在一个市场上存在着两方面垄断、两方面的部分垄断或供给的寡头垄断，这种市场并不罕见地改变它的市场形式。经济过程在这些市场形式中的无均衡性产生了向一种比较稳定的市场形式过渡的追求。例如，供给的寡头垄断并不罕见地变为集体垄断；从少数商号的寡头垄断式的权力斗争中发展出了卡特尔。或者想一想20世纪许多国家中的各个劳动市场的发展。哪里形成了雇主们和雇员们的两方面的部分垄断，哪里因此而使用封锁（也就是说开除和罢工————无均衡性的这些有力的表现）来进行斗争，国家就会一再觉得受到了推动去居间调停，或规定工资，或者甚至以集中管理的经济形式控制各个劳动力的使用。那时两方面的垄断就给集中管理的经济形式让了路————而因为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市场形式经常实现于工业化了的世界中，就由此而给予了一种推动去迅速地改变各个经济秩序。这就是说，经济过程 在这里通过它的无均衡性而作用于经济秩序 的塑造。但是，就是在这里也不存在发展的必然性。从供给的寡头垄断中不是必定 产生卡特尔，而且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没有被罢工和开除推动去改变各个劳动市场的各种形式。而且就是这种事实状况————也就是不稳定的市场和经济秩序的存在————也没有这样给一种动态的理论提供场地。
3．批评就是这么多。但是，哪个是正面的回答？怎样能够成功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变易以及怎样能够首先是成功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形势波动？适用的又是在其他情况下也适用的东西：钻研各个个别现象的各个特点（3）为历史的和理论的探讨创造了前提条件（4）并且导致了揭示所探寻的各种联系。经济形势的研究不能使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特点后退，这发生于那些构思“正常的周期”的尝试中。相反地，它必须明确地强调这种特点。
作为例子，我们把1903——1907年德国的经济高涨与1933年直到战争爆发的那个高涨相对照。从1933年起，德国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特征。这个事实赋予了经济形势过程以一种直到个别之处都不同于1903——1907年的历程。虽然在两个高涨中，投资速度都比过去加快了，这对它们是共同的；但是，它怎样增加，包括收入的形成在内的整个经济过程如何变化，在有些地方却是完全不同的。在1933年以后的那些年中，各种价格和工资都是由国家掌握的，而在1903——1907年的高涨中就不是这样。还不止于此：这时价格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与那时有些不同，要小得多。因为那时，在一种交换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中，价格的形成是经济过程的调节器；而这时却不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越是占优势，价格就越是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计算数值；而集中管理体则以它的经济计划、评价、命令和指派来实施经济过程的控制。这适用于所有的价格，也适用于利息。在1903——1907年的高涨中，利息的运动就像它在各个不同的资本和货币市场上发生的那样，对于投资过程的规模和进程同样是决定性的；但是，在1933年之后，利息所具有的意义就很小；而各种投资越是变得取决于集中管理体的刺激或批准，以及利息越少地依据实际的资本稀缺性来形成，它的作用就越来越变为次要的。就是各银行和银行政策在两种情况下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时，各银行一起连同它们的私人贷款接受者是各个投资的控制者；1933年之后，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越来越甚地交出了它们的职能。
在各种经济关系的国际秩序上的差别同样影响了这两个经济形势过程。金本位制和长期的贸易协定连同微小的贸易障碍在本世纪之初还创立了一种国际性的经济形势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对德国的高涨及其结束发生了作用。在第二个时期中就完全不同；在这个时期中缺少这种国际性的经济形势共同体，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各个个别的政府的自立的经济形势政策从根本上影响了各个个别的国家中的经济过程。
可是，那两个高涨的不同过程的根源不仅仅 是第一个10年和第四个10年的经济秩序的差别。别的特别的事件也同样造成了各种资料，并且对于德国的那两个经济形势过程来说成了根本的。例如在1903年和1907年之间的时期中：许多好收成、人口的猛烈增加、日俄战争。在第四个10年中这样的是别的、众所周知的事件————首先是扩充军备。因此，比较过的那两个高涨不是表面不同的同样的现象，而是1903——1907年的“高涨”根本不同于30年以后的“高涨”。不允许以词句的相同来欺骗人。
4．突出每个具体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各种特别的特征，需要使用形态学的装置。以这种突出达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而且是向着两个 方向。在一个方面它导致没有困难地认识了经济的和全部历史的变易之间的联系。例如，本世纪10年代和40年代中德国经济秩序的差别是与国家的不同结构最紧密地联系着的。一旦认清了当时经济的秩序结构，就能看到这种联系。旧的外交政策秩序与它在经济上的作用之间或40年代中的外交政策的形势与它同各个经济过程的关联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
第二 ，这样突出特殊的东西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发生作用————而我们由此又接近了那个主要之点：正是因为这样充分突出了每个经济形势波动和它发生于其中的经济的秩序结构的个别性 ，人们就把它引向了理论的 探讨，这种探讨使得有可能认清各种经济上的变化的联系。因为由此而且仅仅 由此才为富有成效地运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装置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研究1903——1907年的高涨，那么我们就采用交换经济的理论。价格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交换经济中生产的时间结构的理论分析和交换经济的利息理论同样是如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及在货币理论中，那些把金本位制作为基础的理论原理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且必须得到运用。但是，在研究1933年到1939年的高涨时，我们就更换各个理论工具。从这时起，各个中央机构的各种评价就对经济过程是决定性的，因而价格理论丧失了现实意义，而由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获得的价值理论各原理则取代了它的地位。研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时间结构理论成了有现实意义的。而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及在货币理论中，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也同样变换了。以这种方式就成功地从它们的相互制约性上和从它们对各种资料的依赖上看清了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现象，从而看清了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各个个别的变化，并且这样就不是从一种单纯的并列上，而是从它们的联系上去察看各个事实。由此而打开了一个特别生死攸关的问题领域，它需要运用 各种理论原理：它正是具体的经济形势问题的总和。只有在运用理论原理中才看清了经济实际的这个方面，看清了具体的经济过程的每一次的推移。
但是，只有在满足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时，这样运用理论才会成功。因为，要使理论装置适宜于一般来说这样运用到各个具体的经济形势现象和经济变易的各个问题上去，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安排它。理论仅仅试图表现一种现存的静止状态，这是不够的。相反地，如果要它在它的运用中说明具体的变化，它就必须也在足够的范围内包括关于资料变化 的各种作用的假言判断。这也就是说，有必要运用“变动法”。
变动法这样起作用：通过变动一个 全部经济的资料而从思想上破坏一个假定的静止状态，并且这样研究，在经济的全部联系中出现了哪些推移，它们以哪一种次序而发生以及哪些摩擦变成了起作用的————直到出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最后，把结束的状态与人们由此出发的那个静止状态相比较，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查明资料变动的各种全部经济的效应。这就是说，例如我们从交换经济的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出发，它有着垄断的和竞争的市场的一种一定的混和并且有着一个一定的货币体系，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而作出了一项技术发明，我们研究出现了哪些变化，然后把新的静止状态与旧的相比较，并且这样去看清，通过发明及其应用如何改变了生产的数量、生产方向、收入、生产的时间结构、生产的各个区位等等。在开始和结尾可能已经存在着完全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或者也可能存在那样一些状态：在其中部分的各种生产设备、各个劳动力和存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在其中缺少一般的完全均衡。也可能是资料的变动把一种缺乏均衡的静止状态转送到了这样一种完全均衡的静止状态以及相反。二者都必须由变动过程的理论分析来证明。但是，在变动的开始和结尾，总是有一种静止状态。凯恩斯、庇古以及其他人代表了一种看法：在一次扰乱之后不可能 再达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这种看法缺乏靠得住的经济学上的根据。但是，抛弃“静止状态”的观念意味着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认识。
在经济实际中，向着一个新的静止状态的运动通常被新的资料变化所打断，这是确实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导出反对这种方法的异议，因为只有靠着它的帮助才成功地认识到，一种资料的变动从一开始起就将在哪个方向上起作用。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中，由于不利的天气情况而发生了一次歉收，而且它改变了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国家中，走向一个新的静止状态的趋势被关税的提高所打断，而关税提高的作用又被同一个国家中信贷政策的变化所破坏，等等。尽管如此，在一场歉收之后，在较长期持续地没有别的干扰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静止状态；虽然它由于别的具体的资料变动而事实上没有出现，它还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人们由它而获悉，从资料变化的第一个瞬间起（也就是歉收），运动就向哪个方向进行。长此下去 一个一定的新的静止状态就会习以为常————不能容许误解这种论断，就像它事实上被误解了那样：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达到新的静止状态，它就没有意思。相反地，重要的是在资料变动之后所立即发生的向着它的运动。如果我靠着变动法的帮助而从理论上认识到，支付一场战争的赔款必定会怎样作用于一个交换经济的日常经济生活，那么，把这个成果运用到1929年以后的德国的情况上去，就会使我有能力去理解各个不同的现象（例如像外汇兑换率的恶化、失业的增加、商品价格的降低、贸易差额的突变）之间的各种联系；就是在为数众多的具体的资料变化阻碍了达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时，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以正确的形式实施变动法，它就会失灵 。例如如果它只是从一种完全的一般均衡状态出发（在经济实际中，哪怕只是接近实现这种状态也确实是极为罕见的）以及如果它根本不理会缺乏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的话，它就会失灵。此外，如果不是详细地研究直到新的静止状态的各个个别过程的序列，而是简单地在旧有的静止状态之外提出新的，它也 会失灵。这是一种错误，李嘉图已经犯过这种错误（顺便提一下，他自己在一封致特罗尔的信中对此表示过态度），而现代理论研究的洛桑变种则极为经常地犯这种错误。因为日常经济生活的每个推移都是过渡，并列的静止状态的图像就不可能足够地说明它。例如，在从理论上分析A国付给B国的一笔一次性的大宗战争赔款所造成的各种经济的后果时，如果简单地把静止的结束状态与静止的起点状态相对照，那么就会因此而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东西：因为没有从它们的联系上以及从它们的持续时间上来研究各个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上的和各个物品流中的各种变动。这样在具体的情况上运用理论的——静态的模式怎么能作出成绩？因为重要的恰恰是在它们的方向和它们持续的时间上的各种变动，以及在这时出现的各种摩擦。但是，这里失灵的根本不是变动法，而是不完整地运用的变动法取消了正确地和完整地实施的变动法。
第三，如果理论体系不完全，变动法就会失灵。例如：如果经济学理论不从各种经济计划出发，并且没有看到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的差距，以及也没有看到（在交换经济中）个别经济的和全部经济的资料的区别的话。那时在理论中就没有注意到错误、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基本的因素，或者没有把应该给予它的那个 中心位置指派给它。或者是理论体系不够用，因为它没有提出某些问题。那些缺乏时间维的理论体系特别地不适宜于说明现代具体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现象。它们缺少投资过程的理论分析。在一个经济上以巨大的投资为标志的时代中，这样造成的“非时间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使理论研究与经济实际相疏远。
5．得出的是：让我们不再徒劳地去努力构思高涨、危机和萧条的一种正常的周期————以那样一种希望：这样就会得到一种经济形势理论，并且由此得到一种对经济形势的说明。实际的经济以这个方式消失于一种模式的后面。就是面对着经济形势的运动，必需的也不是这样疏远 各个事实，而是钻研各个事实。比较不同的经济形势波动是很有用的，但这不是为构思一种正常的周期，而是为了使每一个波动的特点都清晰地显露出来。突出每个经济形势波动的这种个别性是第一步。正如我们的例子所表明了的，它特别是在运用形态学体系上得到了成功。由此就不仅在历史方面、而且在理论方面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给定的无所不包的历史联系变得可以看清了，而运用当时有现实意义的各个理论部分导致了揭示各种具体的经济联系。
在这个地方也许会提出下述异议：虽然不能否认，1933——1939年德国的高涨与1903——1907年的高涨具有完全不同的外貌，但是同样的东西并不适用于别的高涨。据说好些高涨的确还是彼此极为相似，好些萧条和总的来说经济形势周期也同样如此。据说只是还必须概括属于同一整体的各个周期，并且这样就确实可以各为一个时代确定一种正常的周期，并且形成一种解释这种正常的周期的受时代约束的经济形势理论。例如，据说在1914年以前的那个世纪中，各个经济形势波动彼此是相似的。而且不是偶然的相似，而是由于近于恒定的经济秩序。因此，为这个时期构思一种正常的周期和一种受时代约束的经济形势理论据说是可能的和适当的。
面对这样一些以及类似的思路，两个确认是必要的：首先，在好些别的时期中，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 时期中，完全缺少对1914年以前那个世纪所声称的那种接近恒定的经济秩序。因此，今天在每个国家中，每个个别的经济形势波动的特点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对所有的都同等对待。因此，较老的做法正是在今天必定导致失败，而这种失败唤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似乎经济科学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各种经济形势问题。
第二，就是在1914年以前的那100年中，各个经济形势变化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彼此相似。比如说，如果把1903——1907年的高涨与1869——1873年的高涨相比较，那就会显示出不容忽视的事实 区别。光是经济秩序在某些地方就不一样。虽然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交换经济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但是1870年前后主要是在农村还比20世纪初有力得多地实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期间在交换经济的各种形式内部发生了的改造。20世纪初，在煤炭和钢铁工业中以及在其他的重要工业中，卡特尔的形成获得了成功，而在1870年前后则几乎完全没有形成卡特尔。因此，在大的市场上实行的是不同种的市场形式。有争论的是，这个区别如何 作用于经济形势过程：过去和现在都确定无疑的是，它发生过作用 。此外再算上1870——1871年的战争和法国的战争赔款给当时德国的高涨和它的终止打上了它们的印记（从而是这样一些事件，1903——1907年没有与它们一样的东西），那么两个高涨就极为清晰地相互形成反差。因此，被运用来说明1869——1873年的高涨的那些理论工具，不完全相同于对于1903——1907年有现实意义的那些理论原理：例如，垄断的特别是集体垄断的理论有一次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很有现实意义。国对国的各种单方面授予的理论一次是有现实意义的，另一次则没有。每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唯一性产生于两个原因：产生于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的唯一性以及产生于改变了各种资料的那些非经济的事件的特点。
请读者作出检验：请他研究他在阅读的这个时刻所处于其中的那个 现在的经济形势状况。他仿佛把它置于显微镜下————而这个显微镜就是形态学的装置，因而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的、各种市场形式的和货币体系的体系。
6．这种必要的转变使各种经济形势理论或各种动态的理论失去价值了吗？没有。但是必须改变它们的含义。不能像它们的创立者们自己通常解释的那样来解释它们：似乎它们说明了一种正常的周期。相反地 ，应该把它们全部看成假设了不同的条件状况时的假定的变动 。这样解释和改变了含义之后，它们就是运用变动法的理论研究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而很有价值。
例如，完全免除了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的这一功能：从内在关联上去描述和说明上个世纪的各个实际的经济形势运动或所谓的经济形势的周期。如果把它解释为对一种资料（比方说货币数量）的假设的变动的研究，并且把它视为一种理论工具，它只是在实现了那些假定的条件时才能够使用，那么它就会做出良好的工作。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定的具体的经济形势运动的某些现象。可是，如果各个具体的经济形势波动是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的范围内发生的，在那些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从而货币和货币利息在那些秩序中起着一种与在这种经济形势理论中不同的、远为小得多的作用；或者即使是发生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它们虽然是交换经济的，但是在它们当中却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所假设的货币体系；那么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应当以类似的形式改变各种收获理论或各种心理的理论的含义；应该把它们看做是对一种资料的可能的 变动的以及它们的后果的研究，这样就通过运用于合适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接近或者完全实现了这样一种变动的情况下）而使它们有用。（如果 出现了歉收，那么它们就在这个或那个经济体制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如果企业家们判断未来的前景较好，并且他们因此而改变了他们的投资计划，那么，在交换经济中，在某些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些后果，在别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下则会产生那样一些后果。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理论。）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反应跟着资料的改变和价格的推移而来；有关这段持续时间的各种重要著作也同样是对模型的研究。它们需要运用，并且只是然后才表明，反应时间的长短每次都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总是：资料的变化在不同的秩序形式的范围内也非常不同地发生作用。
7．人们进行过这种观察：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者们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下降了。由此刻画了最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从门格尔起，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就指明了，有购买力的各个家计的各种需要、从而消费者们如何以他们的需求而统治着生产过程直到它最遥远的分支。这种理论现在过时了吗？还是它不正确？有必要想出一种新的理论吗？凯恩斯试图这样做，他想以他的学说以及其他东西说明，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如何并且为什么形成了现代的经济过程的中心。或者应当尝试以一种特殊的动态理论来理解重点从消费者移开？
重点的转移如何发生？它发生于两个阶段中。在20世纪初，显著地赢得了权力的是企业家们。他们的地位过去依赖于市场和它的价格形式；随着竞争的被抑制，随着别的市场形式的扩展，随着集中过程的向前推进（它在康采恩、托拉斯、卡特尔以及其他的权力集团的形成中进行），他们的地位改变了。现在他们推行了市场战略并且在重要的市场上例如作为垄断者而统治了市场。货币业中的变动同样增强了企业家们的地位：现在货币（以钞票和转账货币的形式）以不断增大的程度通过各个银行向企业家们发放贷款而产生，因而第三种货币体系移到了中心地位。由此而显著地增大了各种投资规模和速度，而强制的储蓄则赢得了重要性。占据了垄断式的或者寡头垄断式的市场地位并且得到大笔银行贷款的工业企业家们成了经济过程的重要部分的指挥者，而不再是准确地遵循消费者们的各种指示的代理人。但是，在这种双重的变化没有或者没有这样剧烈地得以实现的那样一些经济领域中，例如像在农业中，各个供给的厂家们仍然在较高的程度上依赖市场以及消费者们。
但是，重点继续从消费者们移开，而且开始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在好多国家中传播开来，而在那里，集中管理机构的各种领导移到了经济过程的中心。在20世纪的各个战争经济秩序中，或者在今日的俄国或在1933年以来的德国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尔和康采恩以及别的权力体还在继续传播；但是，正像指出过的那样（第252——253页），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的范围内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并且成了集中管理的工具。集中管理的经济越是彻底，消费的人们的各个计划对于经济过程所具有的影响就越小。定量配给和配给体制使消费者们的各个计划失效。集中管理的经济推进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消失或者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消费者担任着比前一个阶段还要小的角色；但是，在行政机关通过它们的没收、退还和生产指示等手段控制经济过程的范围内，企业家和银行同样交出了它们的主角作用。由此可见，重点从消费者的移开源出于经济秩序 的变化，它们绝不是纯粹由经济的条件决定的并且因此而不能用动态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完全竞争这种秩序形式越是在实际上向后缩，论述以完全竞争来控制经济过程的那些理论原理就越不足以说明经济形势。它们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它们并没有变为不正确。理论装置需要扩大，但是并不需要用另一个来代替。
如果不再是由上百万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们以他们的匿名的指示来决定，应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果由集中的管理机构的计划和命令来部分地或者主要地承担这种功能，那么全部的经济形势过程也就改变了它的性质。各个经济过程不再根据消费来安排。消费者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要素，而是成了共同体的一个消极的成员。如果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 ，各个经济形势运动就表现于消费的而不是就业的波动中 。为了准备并进行投资，中央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安排投资来强制放弃消费，从而不是把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使用于生产住宅、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而是指引到建设渠道、机器工厂和生产装置的其他部分上去。带有失业的萧条不再需要出现，因为每个劳动者都可以靠集中管理机构的命令而被雇用，不管他生产的是哪些价值。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各种比例失调成了主要是在消费品的短缺和在消费品供应的波动中可以感觉到的。
8．可以从它们对经济形势过程的行为的角度区分三种类型的经济秩序。这是现实的类型：
在那些自给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并且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实行过很长时期的经济秩序中，通常只发生简朴的投资过程。在一个这样小的经济宇宙的范围内，建设较大的设备或者使用机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投资的波动在这里是不重要的。但是，日常经济生活的推移也许会产生于人数的变化、气候的波动、战争等等，它们有时迅速地并且彻底地改变了各种资料。
在第二种类型中，交换经济的形式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类型中，安排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经济过程，它的劳动分工伸展的要宽得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价格体系在这里使许多个家户和厂家的各个个别的计划和行动彼此相协调。这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取决于各种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有这种类型的“不稳定的”和“稳定的”经济秩序。当不均衡的市场形式，如供给寡头垄断、两方面垄断或两方面的部分垄断占优势时，或者当实行的是那些使信贷总额的显著扩张或收缩成为可能的货币体系时，那时它们就是“不稳定的”。那时就可能例如由于有力的投资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首先是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缺乏一种极为有效地补救现有的比例失调的机制。例如，在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就缺乏这种机制。当时实行的各种主要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没有能力克服存在的各种比例失调。这场萧条严重并且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种类型的“稳定的”形态的经济秩序中，经济形势过程的发展就不同。在这些经济秩序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势占优势，因而竞争的价格形成的著名调节者在它们当中起作用；而且在它们当中，银行机构并不倾向于猛烈的扩张或收缩。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起作用的是一种使经济过程接近于一般的完全均衡状态的倾向。
在第三种类型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秩序占优势。在这种类型中，情形又完全不同。如果集中管理的机构想要的话，它可以强行实施各种投资。它也可以没有重大波动地进行长期持续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活动在这里碰到了一定的界限：不能把现在的消费品供应压低到某种最低数值之下而不损害各个必要的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在没有可能以计算数值将集中管理的机构的各种评价客观化并且进行可靠的成本计算的情况下，虽然以巨大的方式发生着对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的错误指挥，但是正如指出过的，这种特殊的无均衡性表现得与在交换经济类型占优势的经济秩序中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表现在每次的现在的消费品供应中。
对这样构造类型不能评价过高。扩充之后，它可能使各种经济形势问题的研究简便一些；但是它不应该诱导到忽视那些特殊的特性：它们是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所具有的，它们使它成为一个个别性，而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补充的”形式要素的种类和规模来获得它们。只有对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形态学分析才打开了通向经济形势问题的通道。 (58)
Ⅴ．经济权力
1．雅各布·布尔克哈特说过：“在中世纪，意识的那两个方面（向着世界的和向着自己的内心的）就像处在一块共同的面纱下做梦或半醒着一样。这面纱是用信仰、儿童的羞怯和幻想织成的。”随着近代的开始，这块面纱消失了。主要是现代的、纯粹世俗的国家连同它对内和对外的广泛的权力要求、连同它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它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斗争，它把一股刺骨的穿堂风带进了历史。但是，尽管近代这样与中世纪形成反差，中世纪的历史同样充满了权力斗争；而如果人们在布尔克哈特的话中寻找对这种事实的无视，人们就会误解这些话。不仅教会的与国家的两种权力彼此碰撞。此外也没有缺少过权力集团的激烈斗争：各个城市与各个宗教的或世俗的领主的，各个城市相互之间的，城市贵族们与手工业者们的，各个不同的行会为了在城市中的统治的，领主们相互之间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教会精神上的独立或者是为了政治权力，而且（常常与政治的和教会的斗争相交织）是为了占据或破坏经济上的 权力地位。经济上的权力集结不是近代的或者“资本主义”的特点。相反地，在中世纪并且此外还在全部历史中都有它。因此，了解全部过去的和现在的以及可能是全部的将来的经济实际要求了解经济的权力，并且同时看清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引人注意地同样形式的各种斗争方法。这种认识如何是可能的？
2．重要的是问题。历史的书写和国民经济学反复地受害于这一危险：丧失了对权力斗争以及对它的冲击力和残忍性的知觉。首先是平静的或者信仰进步的时代（就像19世纪较后期和20世纪初期那样的时代）那样倾向于把历史上和经济上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无害的。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大量地充满了残忍的权力斗争，对此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今天仍然缺乏眼力和理解。但是，谁不具有看到这个的能力或者力量，谁磨掉了棱角，谁就理解不了经济。
泰纳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的12年努力，给泰纳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不同寻常地、扣人心弦地复述了这个印象。他援引亚历山大的著名的教会法规教师克莱门斯。克莱门斯写过：“在埃及的各个神庙中，内殿是用神秘的、交织着金的帷幕遮掩着的。但是，当你朝它走去，打算观看神的立像时，祭司就会拉你，用埃及语唱一支圣歌并略微揭开帷幕，好像他要让你看那个神。而你看到的是什么？一只鳄鱼或一条大蛇，或另外的一种危险的爬行动物。这是埃及的偶像：一只在紫色的盖布上打滚的猛兽。”泰纳接着说：“人们不是必须到埃及去漫游，也不必回到那些古老的时代去……。至于我，那么我想在近处看看这些。我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前往并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就像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那样，我从最近的近处观察的首先是神庙，然后是神。”我们国民经济学家也必须揭开那个由利益者的各个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各种权力集结和权力斗争前面拉上的帷幕。我们也从最近的近处观察它们，而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东西常常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在帷幕后面所注意到的东西相适应。国民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清醒的科学。更确切地说：它应该如此。因此，我们这样问道：我们怎样能够认清经济权力的现象？
为此，需要两个东西。第一，国民经济学家必须在他的活动中亲自认识了经济权力。他需要观看和经历权力斗争。例如，如果施穆勒本人一起亲自经历了卡特尔与局外人们的权力斗争，如果他不是仅仅从书本和调查中以及本人与工业家的或较高级的官员们的会谈中开始了解卡特尔和卡特尔政策，那么他就会学会懂得，绝不是像他认为无害的那样，在它们当中，发生的是“某些共同的利益对固执和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的胜利，”而在这里，利己主义以集团 利己主义的形态而获得了胜利。那时他就会谨防接受各卡特尔的“合作社性质”的利益意识形态。简言之，他就会获得对于经济权力的理解力。对他适用的东西，适用于他的和我们的时代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他们缺乏对日常经济生活连同它的斗争的简单了解，这些斗争是以诡计、掩饰和残忍来进行的。而且光是现在的这种生活认识就使得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过去时代的权力斗争，比如说，历史地理解中世纪的各个行会和行会政策，它们被许多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无害化和理想化了。被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清醒和训练之后，人们也就能够更正确地理解过去时代的那些权力斗争。
第二，就是把形态学的和理论原理的装置运用到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去。不存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权力现象的原则上的不可一致性。只有不充分地、不是从分析历史上的事实状况中得出的或教条的经济学理论才必定会失灵。正确地得出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与经济权力的各种现象相一致，而且它与形态学的装置一起，是为看清经济权力现象所完全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运用形态学，可以标明当时具体的权力状况（3），而通过运用理论就能够更详细地确定它的范围和它在经济上的后果（4）。
3．已经指出过（第132页及其以下），在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实行着经济权力的确实可能的最大聚集。在这里，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心处所；它单独拟定经济计划并且控制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各个行动，这些成员在他们那方面被剥夺了权力并且是不自由的。在这种集中管理的经济中，表示特征的劳动关系是奴役和依从。在1450——1525年之间的印加帝国中就是如此。在那里，不仅以印加人的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而且也同样以集中管理的经济的严厉的秩序压制各个被征服的部落。在法老的各个巨大的神庙经济中存在过类似的权力集结。在它们当中，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个人的活动自由，尽管在那里也可以发现个别的交换经济的特征。不应该陷入那种仅仅在大的共同体中寻找经济权力的错误。这样的经济权力是在小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社会体中也有，也就是说在那种地方，按照我们的术语，在那里集中领导的经济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如果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希腊人在他的家里叫10个奴隶工作，那么他就对他们具有极为广泛的经济权力，就像早期中世纪的一个徭役庄园的领导对它的奴隶们或不自由的佃户们那样。但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涉及的是公共的经济权力，在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涉及的是私人的经济权力。
在经济秩序的基本性质是交换经济的 每个地方，从而在个别经济依赖于市场并且使它们的计划和行动向它看齐的地方，经济权力就以另一种形式起作用。就是在这里也能够形成极强的权力地位，它们并不罕见地受到公共权力的支持，并且它们又在它们那方面施行政治权力。此外，在交换经济中发展起了不同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经济斗争。现在，在阐发了形态学的思维装置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切。在这方面显示出，市场形式越是接近供给的或需求的垄断，个别经济的权力地位就越强。此外适用的是，假使其余情况均相同，则个别垄断者具有比集体垄断者更强的地位；内部的对立常常削弱了集体垄断者的权力。第三，在两方面封闭的市场上，或者在封闭市场的一个方面时，交换经济的权力地位就比在开放的市场上容易形成得多。第四，权力地位的强度各按市场的重要性而不同。在一个吃小麦面包的民族中，小麦垄断者具有比同一个国家中的缝纫丝线的垄断式的销售者强大得多的权力地位。
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在13世纪转向14世纪的前后，吕贝克的以及所谓的索布的波罗的海各城市的那些牢固地联合起来的远地贸易商和船主们就懂得了，设法在挪威获得统治经济的权力地位。卑尔根的汉萨总店具有第一等的权力地位。支撑它的是：与挪威的全部航行都处在吕贝克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手中。卑尔根的办事处对挪威来说是进口的谷物、面粉和啤酒的供给垄断者以及作为鳕鱼和别的鱼的唯一买主的需求垄断者。它把这些鱼加工成鳕鱼干，以部分垄断在整个欧洲销售。“德国商人怎样成功地（特别是通过渔民不断地对卑尔根的商人负债）把罗弗敦群岛的北欧渔民束缚于他在卑尔根的总店，也属于中世纪经济的那样一些特征，它正是绝对不能与关于这些事情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浪漫的想象相一致。”（罗里希）。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权力交织”的情况，它由此而获得了它的特点：3个垄断以特有的方式交错连接并且互相依赖：在挪威的某些特别重要的食品的“供给垄断”，对挪威的鱼（它们是该国的主要产品）的“需求垄断”，以及欧洲的对鳕鱼的“供给的部分垄断”，此外鳕鱼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在法律上）是“封闭的”恰恰是由于渔民们的负债，以至于不可能出现竞争者。正是靠着应用垄断理论，就能够理解吕贝克和它的同盟者们的经济权力对挪威、对欧洲的销售市场以及还有对吕贝克和其他的各个城市的收入和财产的形成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世纪晚期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和博登湖地区的其他公司的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在阿劳伊斯·舒尔特那里找到了它的描述者。1400年前后，康斯坦茨的和别的博登湖城市的许多亚麻布织工还能够把他们的亚麻布卖给为数众多的竞争的远地贸易商，后者在整个西欧推销它。但是，当有着需求的部分垄断式的地位的贸易公司形成时，在贸易公司和亚麻织工行会之间就爆发了斗争。“在1429年的革命中以及在事先产生的那些敌对中潜伏着经济因素。康斯坦茨的亚麻织工们看到了蒙特普拉特（Muntprat）公司攫取的那些巨大的利润，并且相信，就是没有该公司也能行。只要有一个巨大的数目的商人在追求织工们，他们的打算就得到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公司减少了竞争，而一个分布在许多城市中的公司必定会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蒙特普拉特们以哪种方式采购；但是从事实中透露出来的是：那里可能是一个德国的行会反对一个贸易公司的正在发展起来的垄断地位的最古老的有据可查的斗争。”它是这样一场斗争，在其中织工们失败了。蒙特普拉特们和许多其他贸易商号合并为拉文斯堡公司，它把博登湖北面地区的所有大城市的商人们联合到一个 企业中，大约一个世纪之久地统治了一整个地区的进口和出口，并且当然在政治上也有巨大影响。通过运用各种市场形式，不仅成功地更详细地重写了这个历史上的事实状况，而且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历史实际，在这里就是更深入地把握一方面的权力集结，另一方面的剥夺权力和依赖性。
16和17世纪富格的和别的奥格斯堡商号的权力地位又有不同的基础，并且不同地发生了作用。众所周知，正在产生并且斗争着的专制主义的王侯们为了进行战争而需要许多钱，并且只能在少数几家商号那里找到它。这些商号在给予借款方面对他们是寡头垄断者、部分垄断者或者甚至是垄断者。他们为此向各商号提供只有王侯们能够提供的东西（王侯们由此而是需求的寡头垄断者）：也就是专有的批发权————贸易特权。这样就发生了例如1514年和1515年蒂罗尔的那些臭名昭著的铜和银的买卖，各商号挣得许多暂时的和长期持续的、国家支持的和封闭的垄断地位。富格家的权力地位的基础是：在借贷生意上的垄断或垄断性质的地位与在批发贸易上以及部分地也在采矿上的封闭的、多种多样的供给和需求垄断的一种特有的“权力交织”。如果真的要理解富格家所享有的经济权力与拉文斯堡贸易公司所支配的经济权力以及汉萨的商人们在挪威所具有的经济权力的区别，就只有运用各种市场形式的工具才会成功。正是在这里弄清楚了的是，形态学的分析如何为达到历史的理解所必要。
欧洲的一个中央发行银行1910年前后的权力地位显得又不一样。这里涉及的是一国银行券的一种简单的“封闭的供给垄断。”权力地位由此而变得如此显著，因为它涉及那一种物品，它在这些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确定1927年前后德国各个工会的权力地位或同一个时代的雇主联合会的权力地位。在这些劳动市场上，“两方面的部分垄断”或类似的市场形式占统治地位。在这里展开了权力斗争 ，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个别集团的权力作用被别的集团所减弱。可以通过两方面的部分垄断的理论来显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一种均衡会习以为常。也可以精确地看清以“供给的寡头垄断”服务于一个港口的两条或三条航线之间的各种权力斗争，或者德国各水泥辛迪加对局外人的各种斗争，这些局外人生活在或者想生活在各辛迪加的阴影之下，部分垄断者“水泥辛迪加”常常对他们卓有成效地尝试过变为垄断者。
只是在唯一的一种市场形式中，经济权力的现象才完全退缩了：这就是在实现了完全竞争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出1925年前后德国的针织品市场或者1880年前后东德意志的各个黑麦市场。没有哪个供给者和需求者通过他的行动这样地影响供给、需求和价格，以至于他会去考虑他的购买或销售在市场上的反应。价格在他的经济计划中是一种资料。针织品和黑麦的供给者并不依赖一个特殊的需求者，而且相反地，个别的需求者也同样少地依赖一个特殊的供给者。在各个劳动市场上情况相近，在那里完全竞争接近于占统治地位。例如在1924年柏林的家庭佣人劳动市场上。没有哪个雇员依赖于一个雇主或雇主们的一个联合会，反之亦然。
但是，在完全竞争的范围内，较大的权力地位不是确实能够由于个别人支配着比较大量的财产而产生吗？根据经验，大的工厂厂家或大的农业厂家对于它的顾客们或者对于它的工人们经常具有比小的厂家更大的权力。从中不是得知：在交换经济中，个别厂家的权力不仅以它的市场地位、而且也以它的大小为基础吗？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例如，在竞争中出售它的粮食和牲畜的大的农业厂家并不拥有值得注意的经济权力。只有当它们由于它的巨大而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统治了某些市场时，从而只有当它不是处于竞争中，而是处于另一种市场形式中时，它才具有这种权力。例如，农业的大企业可以是一个村庄的那些劳动力的需求的部分垄断者或需求垄断者。那时它就对村子的居民们享有经济权力；村子的居民们处于对这个大企业的依赖之中，但是，当出现了劳动力的其他需求者时，这种依赖就会消失。因此，厂家的巨大并不会没有困难地造成经济权力，而是只有当它导致形成了垄断式的或寡头垄断式的或处于完全竞争之外的其他市场形式时，并且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才创造权力地位。厂家越大，在这样一种市场形式中购买或销售并且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经济权力的机会 就越大。更多的就没有了。因此在交换经济中，其实正是市场地位决定权力地位。而保持不变的是：在完全竞争中，就是各个大厂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
在完全竞争中，单个的人几乎被剥夺了权力，但不是完全被剥夺了权力。因为完全竞争的参加者们绝不是像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不属于集中的领导的成员们那样被剥夺权力的。一个在实践上非常重要的区别在这里发生了作用。在一切市场上的完全竞争和集中管理的经济甚至是极端的、彼此对立的边界情况。在接近于实现完全竞争时，每个供给者和需求者事实上都起着一个微小的作用。所有的人一起决定各种价格并且从而决定全部的经济过程，而单个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缺少任何权力集结，也就不存在人身的经济依赖，但是却确实存在着对一个匿名的市场的依赖。而如果在一个国家中的所有市场上都存在着完全竞争，那么该国的所有厂家和所有家户并且从而所有的居民就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或者————不同地表述：每个人都将有很小的一份权力。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将很少能够看到经济权力问题。
4．在运用形态学 来刻画了具体的经济权力地位之后，从现在起就可以运用理论原理 来更详细地描述它当时的范围并看清它的后果。
例如，应当研究一个煤炭辛迪加所享有的权力地位。权力分析的基础是查明：它具有一个供给垄断者的、而绝不是一个部分垄断者的或一个寡头垄断者的地位，供给是封闭的，而且这里涉及一个集体垄断者。但是，在这种市场形式中，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可能是不一样地大的。为了确定这一点，就有必要运用理论分析的各个成果。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还显示出需求弹性越大，供给者的权力就越小。例如，无烟煤需求的弹性可能会由于石油或褐煤替代的可能性而是大的，由此就有力地限制了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顾客们通过使用别的燃料，可以容易地避开任何价格上涨。但是，如果这样一些替代可能性被消除了并且由此而减少了需求的弹性，辛迪加的权力就上升。其次适用的是（用习以为常的表述）：供给者的权力在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时就上升，向左边移动时则减少。因此，如果比方说由于信贷膨胀，在同样价格时需求更多的无烟煤，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就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比方说由于一次通货紧缩，在同样的煤炭价格下需求的煤炭少了————辛迪加的权力就减少。就是在存在着别的各种市场形式时也容易查明这些联系。
很明显，相应的原理对于供给方面具有效力。然而在这里是在相反的意义上。供给的弹性越小，供给者的权力就越小，比方说，如果当工资下降时，在一个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不变或者甚至上升（第324——325页及下页），那么一个需求垄断式的厂家对它的工人们的权力地位就比如果工资稍微下降劳动的供给就猛烈降低时要强得多。最后，在需求不变时，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减弱了、向左移动则增强了劳动者们的权力。
5．权力是一个词 。在某些地方使用这个词是不够的，宣布权力在经济中就像在政治中那样有许多意义，也是不够的。以有些神秘主义的方式谈论那些资本主义的“权力”以及它们神秘的活动，说明的也不多。宁可说，主要的事情是使经济权力现象的核心明显可见。不这样就不能理解实际。
我们的简略速写正是指出了，在所有世纪中以及在一切地方都在“权力”这个词的后面隐藏着不寻常地多种多样的事实状况。在“权力斗争”这个词后面也是如此。科学的任务是：向这些事实进军，确定它们彼此的界线，揭示经济权力的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由此它就同时赋予经济权力这个词一种实际的内容。经济权力一点也不是非理性的东西 、神秘主义的东西 ；经济权力是个可以理性地把握的 、可以理性地理解的东西 。同样如此的是权力的对立面：经济上的依附和不自由。恰恰由于各种事实状况的多样性，由此而提出的才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我们所研究的那些权力位置，从埃及的各个神庙的管理机构、从14世纪汉萨同盟的卑尔根办事处、从佛兰德商人们的各个同业公会起一直到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的中间商们，或者一直到现代的各个中央发行银行和铁路管理机构以及到集中管理体的各个领导，没有哪个与别的相同。
探索经济权力的现象并且认识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它们通常互相依赖）的联系，要求一种特殊的科学的做法。简略地描述过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历史维的直观和目测必须与运用形态学的和理论的装置相结合。这里，各种经济体制（从集中领导的经济一直到交换经济的那许多形式）的工具恰恰表明，它的运用为认识历史的多样性 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例如，宣称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帝国银行、某些卡特尔、雇主联合会、工会、各个铁路管理机构等等占有了权力地位，这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来清楚而简要地说明各种个别的权力地位的基础和作用，确定它们在当时的经济秩序中的位置，揭示“权力的交织”和较大的权力集结，并且指出被剥夺了权力的个别经济的各个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够确实把握那些哪怕是表现的完全不同的权力斗争：不管是个别的大供给者们的彼此斗争，还是一位供给垄断者反对一位需求垄断者。或者想想1939年德国的经济秩序，在那里各个集中管理体的权力位置与各个卡特尔的私人权力集团或者与部分垄断式的大企业达成了协议，或者想想例如在石油市场、氮肥市场或白炽灯市场上的世界经济的权力斗争的多种多样性。
但是，可以发现的不仅仅是大量变动的现象。在过去的和今日的权力地位的多样性中以及在经济上的各种权力斗争的杂乱无章中，人们发现了重复的各种同样的 秩序形式和各种事实状况的同样的联系。个别情况的分析越是深入地向前推进，经济权力现象的一种一定的一致就越是清晰地暴露出来。就是经济上的各种权力地位和权力斗争、经济上的依附和经济上不自由的各种处境也的确以一切多种多样性显示了这种特殊样子的“全部风格的不变性”，我们已经在各个秩序的结构以及在各个日常的经济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全部风格的不变性。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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