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识具体，更确切地说是认识个别 ，后一个方向则专心于认识各种现象的一般 ；因此，与这两个谋求认识的主要方向相适应，迎向我们的是两大类科学的认识，我们将简称其中的前一类为个别的 ，后一类为一般的 。”卡尔·门格尔以这些句子开始了他对“社会科学的方法”（1883年）的著名研究，这些句子表达了整个这部著作的主要之点。根据他的看法，必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从而也有两种科学来适应这两种认识目的：历史的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在其个别的联系中的各种具体现象”，理论的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则是“它们的相继次序的规律”、“交换、价格、地租、供给、需求的一般本质”。

    这里不想讨论国民经济学研究在门格尔以前的实际发展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了国民经济学（而且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的这种分裂，这种分裂怎样在国民经济学中起作用，它与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的科学学说又是怎样的关系。在这里，重要的只有一点：不管是否受了门格尔的影响，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中都发生了理论的与历史的研究的分裂。门格尔原则上描述了很多国民经济学家是如何从事他们的研究的。一种“二元论”已经获得了广大圈子中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承认。“各种理论 科学的目的和认识对象是一般 ，是各种现象的一般；各种历史科学的目的和认识对象是经验世界的个别的 或者特殊的 面貌和特征。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两种认识目的都同样是有根据的。”“区别这两种科学的，是它们的内容与经验实际的原则上不同的关系。理论科学随着它为完善自己而迈出的每一步而越来越远地离开经验实际，而历史的科学则在其进展中力图越来越接近那到处都已经个别地存在着的实际。”（A．阿蒙）换言之：理论家把历史的——个别的东西让给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则把一般的东西让给理论家。每个人都力图用他的方法达到他自己的认识目的。

    只有通过充分认识这种二元论已经和正在造成的严重危害，才能克服这种二元论。众所周知，较新的科学理论并不追随门格尔、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它不赞成据说是有着不同的认识目的的各种科学的分裂。因为只有一个 真实的世界，而认识这一个有着其重大问题的世界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分裂是字面上的，它在书本中起作用，但它不是实际的、对世界本身有意义的分裂。————但是，我们不谈对“二元论”的这种科学理论的——哲学的批判。我们完全局限于经济问题。

    这里适用这条原理：只要真的造成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分裂 ，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没有达到科学的经验，科学也没达到它的目的。一个例子：我们经历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危机中经历了许多种货币单位的崩溃。因此产生了重要的科学问题：怎么会发生价格的惨重剧降、失业和生产的缩减？根据二元论的做法，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描述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事实，叙述德国的货币在这些年中的命运，查明失业并叙述农业、制铁工业、煤炭工业等等的境遇。因此，它描述具体的东西。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家阐明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和有关生产控制的理论。因此，它致力于一般的东西。————最后达到了什么？非常少。并没有解答那些提出来的问题，即有关这个时期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中价格急剧下跌、失业和生产下降的原因的问题。因此，缺少主要的东西。没有认清具体的经济过程，因为不是在其关联中认识它。门格尔说到，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应该确定“彼此的各种具体关系”。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究竟应该怎样用他的历史的方法去发现价格下降、失业和生产缩减的各种关联以及所有这些具体现象的各种具体原因？他看到的是事实的并列，这些事实的同属性仍然不可能用他的研究手段去认清。而一个理论，它力图研究货币、劳动市场和生产的各种现象的一般的东西，但是却不对准认识真实的 世界，这样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处？L'art Pour L'art（为艺术而艺术）。存在着一种没有成果的并列，而在这样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面前，两种科学————历史的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都失败了。

    第二个例子：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德国的卡特尔和卡特尔政策在经济过程的进程中变得重要起来了。科学尽力描述卡特尔，描写它们的创立、它们的命运、局外人和顾客们的作用。因此，它描述了具体的经济现象。此外我们还拥有一种垄断理论，它试图研究各种一般的关联。二者（历史和理论）并列地进行着，只有少数国民经济学家力图把二者联结起来。但是，恰恰是因为缺乏合作，对具体的卡特尔问题的科学探讨就多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二者的结合中才产生了对具体的、起因于卡特尔的影响和卡特尔形成所依赖的各种要素的科学认识，因而总的来说才产生了对这个事实领域的各种真实的联系的科学认识。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可以举出所有那些我们在第一篇中列举过并由以出发进行推论的情况和问题：如果历史的观察和理论的思维不互相结合，就没有对日常经济生活的认识。不把二者结合起来，就不能解答看起来是最简单的具体问题————甚至不能解答为什么这块地上种麦子这个问题。

    必须特别强调地说到这一切，因为最近几十年中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同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学家，他们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以致他们不再能互相理解，而且两种人光靠自己都不能认识实际的经济过程。

    主要是许多较新的理论家们 扩大了这种分裂，因为他们在形式上使理论装置精美的情况下失去了与经济的和其他的历史事实的联系。现代的经济理论产生于这种追求：克服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的脱离实际。维塞尔说过，就二者都屏弃“抽象推论”的理论而要向事实推进这点来说，历史学派和现代的理论国民经济学是极为近似的。当他这样说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应该重新分析同样基本的事实状况并这样理解事实上的经济。这里存在着创立现代理论的决定性的冲动。这种冲动虽然在一些理论家那里还继续活生生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就是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把现代的研究导向了新的成就；但是，在其他许多理论家中它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事实上是以“每一步都越来越远地离开经验实际”的方法从事于理论。凯恩斯曾经谈到一位现代理论的创立者————马歇尔：“他想踏入世界的大车间；他想倾听它的喧闹，区别不同的声音；他想讲实践家的语言————却用一个极为精明的天使的眼睛观察一切。他这样努力争取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的营业生活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但是可惜，当凯恩斯补充说：“他以一种不是他所有的学生都理解的强烈程度感觉到了这一切”时，他说得是正确的。

    许多理论家不再感觉到具体问题的刺激和历史事实的压力了。经济理论的逐渐增加的数学化起作用的方向是同样的，虽然它应该不是这样起作用。尽管它的探讨具有形式上——逻辑上的正确性，它们与实际的经济很少有或者没有关系。并不罕见地与它联系在一起的是真正的经济——理论思维的衰败。而古典主义者们比许多现代的理论家更好地掌握了这种思维。纯粹思维脱离具体的对象的倾向，今天可以强烈地觉察到；忽视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并把它们让予历史学家们时的那种轻率，令人大为吃惊。为什么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在说明现实的具体问题上没有做到它应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收益与理论文献的膨胀不相称，理由之一正在于此。有必要重新思索，否则就会发生一种趋向经验主义的反动，这种经验主义就像例如在美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那样，简单地要求描述相当大量的事实。但是，思索所用的思想方法，不应该是这样一种不能在其关联中把握实际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而应该是那种认识到并克服了二律背反的国民经济学的方法。 (10)

    3．理论的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二元论造成了对实际经验失去把握的危险，这早就被感觉到了，但是却没有得到清楚的论证。施穆勒已经批判了门格尔关于两种认识目标的命题，并认为认识方向的区分虽然毫无疑问地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不能把这种对立理解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施穆勒和其他许多同情他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有一个 国民经济学。在这一限度内我们必须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

    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想怎样 做到这一点，他们是否 显示出了从其关联中事实上把握实际的经济的能力。问题又不在于一个人物，而在于一种研究方向，在于一定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思维远远超出科学之外而扎下了牢固的根。

    施穆勒在他与门格尔的讨论中说过：“叙述的科学为一般的理论做了准备工作；因为各种现象是根据一切主要的特征、变化、原因和后果来描述的，这些准备工作就会更为完备。”因此，有必要“首先并主要是增加、激化、改善观察，靠着一切种类的较广泛、较好的叙述性的经验材料的帮助来改善对各种现象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在其整个范围内更清楚地认识各种典型的现象序列和它们的联系、各种原因。如果在一门科学中有时主要是叙述性地行事，那么这绝不是对理论的忽视，而是它的必要的基础”。所有国家的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总是按照这种主张行事，无论他们是更多地用词句来描写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还是他们作为统计学家试图用数字来描述各种事实。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个别手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个别的工业工厂、农业或者关于某些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大量著作是受这个想法支撑的：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类、通过描述各个经济局势最后达到一个称作理论的总图像。经验主义希望这样去达到对于具体的经济的认识。它想要是“现实主义的”。

    然而科学史————而且不仅是国民经济学的历史————证明，经验主义认识不了实际。只需想一下1870年到1930年间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命运。这个学派产生于想有力地探究经济实际的合理追求，而它实际上却造就了这样几代国民经济学家：抱怨他们脱离现实是有根据的，无论如何比起对于古典时期来说有远远大得多的根据。这不是偶然的。绝不是没有完全实施经验主义的纲领导致了它的失败，而是经验主义必定 不能认识实际。为什么？

    第一 ，就像总地认识实际的世界一样，只有提出问题的人 才能认识经济实际。只有首先提出了一定的问题，收集资料和观察事实才能够有意义。研究例如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必须询问地、不断提出问题地向前推进。材料的堆积意义很小，没有看清行动着的人们的动机和历史实际的各种关联。植物学家询问地 研究实际的植物：它的结构如何？怎样供给营养？怎样繁殖？他由此理解了实际的植物。当他单纯地描绘植物时，他提供的是事实的单纯并列。国民经济学家也是这样。经验材料不是经验。比方说如果研究一个山谷的经济，那么他接近实际并不是通过他搜集有关土地和人们或有关地质的、技术的、地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事实的材料。他必须问着前进：为什么正是在这儿产生了棉纺厂和棉织厂？为什么各种工资比较低？为什么在农业中充满着小的和最小的厂家？为什么木材业收益低？这些问题产生于日常经验。在对答案的探求中，他有理由指望得到一个这个山谷经济的图景。而在这件事上，在研究的进程中则不断产生新的问题。

    但是，正如经验主义流派的无数著作所表明的，经验主义不走这条路。它想让实际像它所存在的那样全面地给自己留下印象，并想观察、描绘、描述实际；它想堆积有关气候、土壤、人民、法律和经济的材料。对它来说，问题并不处于开端上。

    第二 ，正如已经证明了的，就是为了能够回答提出的那些问题，也需要理论的工具。经验主义也无视了这一点。它指派给理论一种完全不同的职能。科学应该从搜集事实出发，并且在认识了它们的关联之后 逐渐推进到理论。施穆勒谈到一切科学的“跟上时代而变成尽可能演绎”的欲望，并且反对过高地评价各种社会科学中的个别或特殊。因此，他认为经济的一个一般的图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种图像产生了理论。他在他的《研究》第一百卷的前言中写的话是很具特征的：“经济和管理史的著作占统治地位，没有一册属于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反对我的人会说，这是因为我不重视它；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把它摆得太高。”

    因此，认为施穆勒及其追随者们不是“理论”的反对者，而是它的朋友的人是正确的。只是必须明白，经验主义的这种“理论”有点完全不同于那种为达到科学的认识所必要的理论。————正如已经证明了的，为了发现经济的各种关联，有必要一开始就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经济过程的各种问题，并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它们。例如，如果要说明美国内战期间及其以后美元贬值的过程或者1914年到1923年间德国马克贬值的过程，认清汇率的恶化、各种商品价格和工资的上升、生产、对外贸易关系和货币数量的变动之间的关联，那么就有必要为此获得和使用理论原理。但是，经验主义却相信能够通过描述 各个事实而找到各个事实的各种联系 ，并且在逐个描述了为数众多的货币贬值之后最终推进到“理论”。可以这样解释这种尝试的失败：关于这些年中美国和德国的商品价格、货币流通、对外贸易、国家负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确证都没有容许认清各种事实的联系。因此，施穆勒关于科学应该在得出理论之前 就根据原因和后果来描述各种现象的要求，是完全行不通的。缺乏为此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它是这样得到解释的：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搜集了大量事实，但是却没有从其关联当中认清经济实际。

    第三 ，按照施穆勒的话，理论“从日常和历史事件的成千种不同的过程的经验而上升为一般和典型”。但是，这种“理论”是一种海市蜃楼。它应该描述具体 ，却又具有一般的 性质。这种“理论的”图像应该包括不同时代德国、英国、美国的各种最重要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事实，然而又是一般的。人们徒劳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非历史的并且因此是不正确的实际的图像应该具有什么含义。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绘出过、也永远不能够 绘出的图像。创立这样一种理论的要求同时表明，没有认清重大的二律背反，并且没有理解真正的理论思维的含义。在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时代，尽管有对理论的所有友好言词，也必定会误解真正的理论研究的目的，败坏进行理论分析的能力。

    从所有这一切中得知，为什么任何一种经验主义、甚至统计式的经验主义，都必定没有而且也将不会深入到具体的实际之中并从其联系之中认清它。每一个经济上的事实实际上都只是总的经济联系的一个部分过程；而对这种总联系的盲目无知，则标志着它所有的比较老的和今日的代表们的特征。就这一点而言，它的推进总是意味着倒退到古典国民经济学的后面。它不能超出对没经分析的事实的搜集；它的观察和思考是一点一点的，并且由于无视了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其中的意义关联而是“不现实的”。但是，因为它不能有把握地回答提出的各种问题，它就一再依赖于日常经验的解释的尝试。由此产生了许多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们面对着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那种没有把握和不坚定。 (11)

    尽管概述过的这四个国民经济学的思想流派是如此不同，而它们的科学级别也是如此不同，它们却都没有认清或者没有完全认清重大的二律背反。但是，另外的一种做法却从重大的二律背反出发；正因为如此，它有理由要求得到特别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