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国民经济学已经成功地通过把历史的观察和理论思维统一起来而在其总的联系当中认清了经济过程，并由此克服了重大的二律背反而达到了科学的经验了吗？只有在广泛地、批判地总的阐述国民经济学的历史的范围内，才可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不打算作这种总的阐述。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能是那些主要之点。

    就此而言，应该从古典的国民经济学 出发。众所周知，它的伟大的和永久的功绩在于发现了经济上的事情的总关联，并且以全面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理论思维的方法。由此迈出了认识经济实际的根本的一步。但是它还没有清楚地看到二律背反，而古典时期的弱点正在于此。

    但是，宣称古典主义者们不理解历史、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活动的历史性质，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种批评只是表明批评者不懂得古典经济学家们。大部分重农主义者、斯密、休谟、马尔萨斯、J．S．穆勒和其他许多人都是著名的历史专家。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十分重要的著作简直是一本历史书，读者得到的是一个从英国到中国和南美的人类文化学的和世界历史的概貌。因此，那个早就众所周知的公式尽管被不断地重复着，但并没有由此而变得正确。这个公式认为，虽然古典主义者们在理论上懂得了许多，但是没有懂得历史，他们不知道各种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差别，并且因此而陷入了解答问题的“绝对主义”。

    必须看得更深，以理解古典国民经济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方面也清楚地表现出，古典时期是启蒙运动的孩子。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绝不是不熟悉历史的。但是它以不同于19世纪的问题提法而着手于历史。它虽然很清楚地看到了个别的人和个别的民族的各种特点；但是它提问题却不是最终专心于个别的人和个别的民族，而是试图在它们当中寻找连贯的、合乎神意的、理性的、自然的秩序和自然规律。例如，孟德斯鸠极有影响地代表了18世纪的精神并且此外还强烈地影响了亚当·斯密。众所周知，他具有关于从古典时期到近代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广博的知识。但是对他来说，考察个别的事实、国家和民族不是目的本身。他想通过研究个别而进到对于国家和人民生活以及各种起作用的历史力量的一般认识，并由此为建立一个适当的、合乎理性的国家而奠定基础。他想在各种实证的、实际的秩序当中并通过从精神上渗入它们来找到适当的 国家秩序。这样，他通过全面认识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和力量，力求认识普遍的有效性和有用性。“沉湎于几个世纪的财富，深情地专心致志于一次性的现象————这种19世纪的精神态度对他来说无异于儿戏或者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弗兰茨·施纳贝尔）。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们对历史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巨大的理解进入了历史的境界。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就其一次性来描写一定时期一个民族的经济————例如在18世纪中期受到如此强烈的注意的中国经济。相反地，古典主义者们想在这个中国经济和其他每一个经济的特点当中找到完全理性的和适当的经济结构或者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并且完全认清进行经济活动的人的行为。这样，古典国民经济学在实证秩序的历史多样性中寻找那一个 自然的秩序，并且在竞争秩序中找到了它。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主义必定无法理解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它的目光完全集中于描述个别的 历史形式。一般说来，它的批评无视了这种态度的伟大和接近现实。它也没有认识到，古典主义者们很好地了解了具体的经济世界。

    尽管如此，古典国民经济学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理论体系本身显露出错误而失败。它主要是由于它的理论解答不符合历史生活的多样性而失败。即使人们充分肯定它想在研究多种多样的经济制度中发现一个理性的或自然的秩序的追求，也不能否认，它没有在它的这一追求中说明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经济。它的分析力量基本上花费在一种 被视为自然的情况上：在所有市场上的完全竞争的秩序。例如对垄断的分析就完全让位于这种情况。但是普遍的完全竞争的情况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单独实现过。即使是在古典主义者们的时代，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和19世纪前半期也没有实现过。历史学派圈子中的批评家们反复说过，古典主义者们仅仅知道了他们的 时代，他们的理论或许适用于他们的时代。这样一种批评不合乎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就是在古典主义者们的时代，在欧洲高度文明的国家中也有许多封闭的同业公会、垄断权利和其他的约束以及中央控制经济的经济构成物，以至于那时已经不能通过研究完全竞争而完整地把握具体的历史实际。我们知道，为什么古典主义者们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主要是力图找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和能够发挥功能的经济。但是，只要涉及认识现实，这种差距就是客观上不能忍受的。

    就像经济科学必须认清20世纪初的德国日常经济生活，或1914——1918年的战争经济，或者甚至一个大的、中世纪早期的徭役庄园的日常经济生活那样，它也同样必须认识1941年美国的经济过程与它强大的垄断和进行着集中领导的管理实体的显著影响之间的各种关系。但是，一个理论，它只是把在交换经济的一种特殊的市场形式即普遍的完全竞争中“自然价格”的形成置于中心地位，必定要在所有这样的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和经济形式面前失灵。由于古典主义者们在理论分析中没有使制度的多样性发挥作用，以及由于他们这样也没有认识到重大的二律背反的影响，他们就创立了那些不能完全合乎在其历史变化之中的经济实际的理论。 (8)

    因此，一个新开端 在19世纪就成为必要。它大部分（不总是）发生于这种感觉，即古典国民经济学不符合历史实际并且是教条的。但是，尝试重新开创国民经济学的各条道路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一事实恰恰在那个我们这儿用以看待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的观点之下变得清楚了。对我们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在于查明那些在研究本身中使用的处理方式的类型。在这里，不考虑个别的人物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并因此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型。

    1．思索————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意味着思索概念的内容 。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原则”？或者更根本地：什么是社会？正如已经说过的，关于概念的问题摆到了首位，而且这种移动的目的在于由此认清经济和经济过程的“本质”。

    斯潘在对交换和价格的研究中说：“国民经济学涉及的不仅仅是查明 事实本身的外部面貌：A和B彼此交换（虽然在查明的方式中总是已经包含着一点解释，一点理论）；而且也涉及领会 观察查明的东西，涉及交换的本质。因为正如将会证明的那样，正是从交换的概念出发才能推导出价格的概念，由此又推导出分配的概念，因此我从研究交换概念开始。”

    通过概念分析推进到经济的本质，在定义中领会这个本质，创立人们称之为“理论”的概念的体系并由此通过演绎而达到个别的结果————这样的尝试在上个世纪的国民经济学中极为流行。要由此获得一个印象，只需翻开一本通常的教科书。可以把所有这样做的国民经济学家全都称为“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 ”。这种做法不仅出现于将对某些基本概念的分析移到开始处的那种 形式之中，而且在个别问题上也常常从概念分析出发。这样，在研究例如商业问题时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商业？”想要由此领会商业的本质，先提出一种商业理论。这时人们才面对事实，而如果一个商号不合乎定义，就不把它算作商业。不过，应该把这样的一些研究者排除在纯粹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群体之外：他们虽然从定义开始，但是不是随后从定义出发进行演绎，而是专心致志于事物的定义和实事问题本身。只有在定义把教条或部分的教条放到概念或者本质的认识上的地方，才能谈到本来意义上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做法。

    就是这种做法也提出了重要的精神史问题。总的说来，它意味着中世纪的“概念唯实论”的某些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复兴，然而是在一种世俗化了的、非神学的并且从而大大改变了的形式之中。人们可能会问，这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里唯一含义深刻的原则问题是：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做法完成了什么？

    逻辑学家们（像J．S．穆勒）偶尔宣称：每个定义都包含着一个公理。因而，定义表达了一个定律，它既不是可证明的，也不需要证明，因为它是自明的。这可能适用于数学的定义，但是不适用于经验科学正确地得出的定义。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指出的，它们的定义应该表达实事研究的成果 ，因而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为根据。

    但是，如果在一门经验科学（如国民经济学）中，定义被推到了起点上，那么它们事实上就是公理。确切点儿说：假公理。因为它们提出的要求是：它们是明显的并且不需要证明，而实际上它们却不是明显的，同时又是未经证明的。这样主观的定义被用作演绎的前提，而结论的正确性则掩盖了这一点：这整个推论的方法都由于任意设定的前提而没有什么用处。例如，人们确定“经济”这个概念。一个说：这是“以持续地协调需要和满足的精神来塑造人们的共同生活”。另一个说是“根据对手段的权衡而把手段用于目的”。如此等等————行列长得望不到头。人们想 由这样一些定义出发来确定国民经济学的对象并推导出对事实问题的解答。人们没有觉察到，根据定义所作的演绎只能获得事先已经放入定义中的知识。每个人都在其日常经验中使自己产生了关于“经济”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表达为一个定义，而他这时得出的一切成果都不是新的、科学的洞察，而是解释他过去（前科学地）对于对象所具有的概念。

    斯潘把“社会”这个概念称为一切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并且伪公理地、根本不看实际地、没有根据地宣布，只有一种“个人主义的”或者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概念才是可能的。然后他作出了他的有利于所谓的整体主义概念的判决，并且随之建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提出了大量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阐发事先已经放入任意的社会概念之中的各个原理。概念成了偶像。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以这个问题来开始对于货币 的研究：根据其本质，货币是什么，是否可以把它定义为“商品”或“汇票”。关于它的长期持续地争论必定不会有什么成果。在人们已经获得了有关经济的总联系和货币在这个总联系中的功能的印象之前，人们会如何确定货币的本质呢？而如果人们通过从一个这样把货币作为商品或者作为汇票的定义出发所作的演绎去着手解决货币的事实问题，那就尽管有一切表面上科学的严格性，都缺乏任何证明。但是，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回答有关货币价值的形成或者金本位制的运转的问题的。

    由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从事于根据作为定义而出现的伪公理的命题所作的演绎，他们就滥用了理性。这是他们的主要错误。（原则上康德已经说了为批判这种做法所必要的一切。但是，对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来说，《纯粹理性批判》是白写了。）从这个主要错误中产生了脱离实际和形成宗派，这二者总是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出现相联系着的。

    脱离实际 ：有一个关于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有名的故事：他们有一次在冬天讨论牛奶是否会结冰的问题，却没有产生把一碗牛奶放到外面的寒冷之处的想法，而是试图澄清寒冷和牛奶的概念和本质，以便由此得到对问题的回答。自然没有什么成果。当今日为数众多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争论比如说国民经济学与数量有关还是无关，并在这种争论中从经济的概念出发时，他们就正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下决心观察一下经济上的事实 ，那么这个问题就正像关于牛奶结冰的问题一样，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但是，在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那里，概念的反思挤掉了对具体的事实情况的观察。————而且同样无视了认识的另一面————理论工作的意义。对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来说，“理论”是一幢在科学地查明事实之前 就建立起来了的概念的大厦。他们没有认清一切经验科学的工作都首先必须使用日常的概念来工作，它只能通过提出实事问题、通过探究实事（而不是通过提出定义）来克服这种日常经验。在研究的开始，国民经济学家还无权给出科学的定义。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没有理论分析就不可能这样探究经济实际。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与对实事问题的真正理论研究彼此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如果既缺乏对具体的经济的观察，又缺乏理论工具，那就缺乏一切而不能认清实际。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二律背反。这种做法是非历史的和 非理论的。可能经常存在着更深入地探究实际和超越查明个别的事实的愿望。但是，由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不是专心致志于事实，而是专心致志于概念，他们发现的就不是现实的构造，而是自己制造的与实际不再有什么关系的模式。他们不是在事实的表面上的混乱当中寻找和发现秩序和联系，而是除了 事实之外 还造成了概念的混乱。这样，这些国民经济学家们就卷入了繁琐无用的关于范畴和概念的争端之中（请只是想一下关于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废话），而本身有着过于大量的问题的具体的经济生活却无人看到而消逝了。因为他们在 事物的背后 寻找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身 就脱离了他们，而最后剩下的只是空话。

    形成宗派 ：其他的一切都依赖于它们的、被推到首位的那些定义的任意性，使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可能达到一致的结果。他们的做法必然导致形成许多彼此敌对的阵营。因为这里处于开始处的不是确定事实情况和事实问题，也不是思想上对事实情况的分析，而是任意设定的定义和对词句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些置于首位的定义或关于本质的知识或者“理论”的信仰就产生于好感，而不是产生于理智。对关于“社会”或“国家”或“国民经济”或“经济”或“资本主义”的本质的某一见解的信奉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宗派形成了，它以先知为首并有着少数的或为数众多的门徒。一个宗派把这个词、另一个宗派把那个词置于显著地位，而且每个宗派都给出了它的 特别的解释。

    所以，恰恰是宗派的形成和消逝也标明了最近几十年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新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们通过尖锐地发问，究竟到底什么是“经济”或“人民”或者“科学”的本质，而抱着表面上彻底的态度。他们感到自己是创新者，而没有觉察到，他们作为死板的模仿者而继续背着一个古老的错误。如果他们的命题合乎时代的潮流，那么他们就会取得一时的成就。但是，就像他们排挤了老的宗派领袖们一样，新的宗派领袖很快就会又同样排挤掉他们。No mina sunt odiosa（起名是讨厌的）。以信仰斗争的怨愤进行着宗派之间的斗争。词句和定义变成了标语口号，科学的气氛被污染了，非国民经济学家则有理由对人物和“体系”的令人不快的骚动摇头。对此已经经常表示了不满。但是，为了肃清形成宗派的弊端，我们必须知道，它是从哪里 来的。我们现在认识到，它产生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错误。而只有在根除了这种错误之后，它才会消失。 (9)

    2．“可以从两种根本不同的着眼点观察现象世界。构成我们的科学兴趣的对象的，或者是对处于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上并处于其具体的相互关系中的那些具体现象的认识，或者是对在这些具体关系的变化中反复出现的那些现象形式的认识。研究的前一个方向专心于认识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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