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章

    基督教的事工

    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事工，是专指更正教（即耶稣教）而言，因为我们对于天主教，除了前面已经略略说过以外，其他实在所知不多。关于更正教的事工，我们可以说的，大约有五部分，即布道、文字、教育、医药和社会。依次加以叙述。

    一 布 道

    所谓布道事业，从广义方面说来，下列的各种事业，都是布道范围内事；但这里所说的，只是指用口舌宣传的一方面。说到这一方面，我们知道是更正教所特别注重的一件事。当更正教初入时期，即注重于向大众或个人演讲，或散发印刷小册及单张等工作。从1856年以后，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因此，更正教教士的足迹，几乎踏遍到全国；他们常常带些单张传单，上面刊着《圣经》章节或简单的基督教教义，到处宣传。这在天主教看为是一件不大庄重的事，而更正教却认为重要的工作。第二步设法在商埠与城市中，租赁或购买房屋，作为布道机关。那时候外国人要租赁房屋非常不易，不要说在内地，就是在开放的商埠上，也感到相当的困难。因为条约上并没有外国人可以置产居住的明文，不过传教士若然得着了住屋或地皮，中国政府亦并不加以压迫，当地官厅亦不能不加以保护。

    既经成立了一处布道机关，往往建立起礼拜堂、谈道所、医院、学校、住宅等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概是在城市之中，用红砖砌成的西式房屋，足以引起当地人民的注意或反对。又由此推广到邻近村镇，在热闹的大街上，租赁商店房屋，成立一小礼拜堂，有中国协助传道者居住其间，作非正式的讲道，随时招待邻近的人民往来谈道，从个人的接触上，渐渐引人信仰。在城市机关中的谈道所，亦有同样的设备，如同一种应接室，用中国固有的礼节接待来宾。

    礼拜堂是专门作崇拜之用，与村镇间的小礼拜堂不同。但是这种礼拜堂，最初是异常简陋，或用中国旧屋改成的，或特别新建的，或用西洋的形式，或沿中国的旧制，颇不一致，但都不很注意到美化的装饰。当时因男女界限分别极严，所以当礼拜的时候，大都是男女分坐，甚至有在中间隔以屏风。礼拜的仪式，不过是唱诗祷告读经讲经而已。所唱的诗，都是从英文翻译的，而用外国的调子。在中国的习惯上，实在非常陌生，所以唱来不甚好听；同时，在翻译的词句上亦甚俚俗。其《圣经》与《赞美诗》，间有用本地土白译成的，如有所谓福州土白、广州土白、上海土白、宁波土白等类，在宁波更有罗马字拼音的土白，使外省人完全不懂。祷告的口语，是临时随口说出的，虽不十分美化，却实是心灵中自然的呼吁。除了圣公会有比较固定的礼节外，其他都十分简单，没有中世纪及天主教的繁文缛节。在一个总机关下，分设出若干市镇乡村的小团体，即上述的小礼拜堂，因于这小礼拜堂，是渐渐由于当地的信徒组织起来的。而这种信徒的来源不一，有藉医药，有藉教育，大多数是由于个人的友谊而来的。小团体中必有一负责传道的人员主持其事，普通称他牧师。而总机关里的最高当局，或称为主教，或称为监督，或称为会长、总牧等等不一。此最高当局，必须计划每一个小团体的经费，每年中有几次巡视各堂，负监察、施洗、指导、训诫等等责任；有时亦为之解决问题，调停纠纷。这些小团体，有称为堂会的，亦有称为区会的，总之是总机关——或称总堂——的基础。每一公会，必有如是的总堂若干处，隶属一总主教或监督之下，每年开全体会议一次，称之为年会或年议会，聆取各部传道人员与牧师等的报告，以计划未来的种种布道工作。这是各公会在布道方面组织的大概情形，因各公会在名称上、系统上略有不同，在此只能笼统地说起。

    上面是说到在礼拜堂以内的布道情形。还有许多在礼堂以外的布道，例如：沿街布道，值热闹市区，或茶肆之中，一面分散印刷品或《圣经》，一面也有用《圣经》故事图画，或用手风琴随拉随唱，晚间或用幻灯影片，使途人麇聚，然后传道者站立在较高的阶沿上或板凳上，向众讲演，所讲的大都是“上帝如何创造天地”、“人类如何犯罪”、“耶稣如何降世”、“如何舍身赎罪”、“信仰可免罪得永生”等等问题。后来扩大范围，有举行篷帐布道，其法就一空隙的广场，支搭一座大布篷，可以容纳四五百人之多。排列着许多长凳，正中设一讲台，悬挂了许多标语宣传品之类。用大字写些布道诗歌于白布上，有风琴或其他乐器和唱，按日有几次演讲，如是举行一星期或数星期不等。也有用这方法在礼拜堂内举行，每礼拜总有几次在晚间或白日举行所谓开堂布道。有时请得著名人物举行演讲，或讲科学，或讲时事，或讲耶稣道理。当1913年美国布道家穆德与艾迪游行远东布道，先在日本与印度演讲，后来到了中国，在十四处大城开布道会与科学演讲会，听讲者有137 579人之多，立志研究《圣经》者有7 057人。次年艾迪又重来中国，在十二大城市布道，听讲者有121730人，签名入查经班者7000余人。当时担任翻译的有王正廷、诚静怡、温佩珊、曹雪赓等人。事前由当地各教会联合筹备，组织祈祷会，训练招待员，以及张贴广告之类。更预定较大会场，在上海曾借大舞台戏院为会场，每讲可容二三千人。讲题大概为“中国之转机”、“中国之希望”一类爱国思想，把中国情形详加分析，而后归结于耶稣道理与国家关系，一般青年学生闻而受感，签名研究。教会对于这些签名的人，担负起善后栽培工作。组织研究会查经班，因此受洗而为基督徒的，为数也颇不少。这种布道方法，实为中国布道工作上一大兴奋剂。此后各处教会，往往仿效而开联合大布道会，请余日章、饶伯森、王正廷、丁立美等人讲演。特别是饶氏，带了科学仪器，到处演讲，颇受各处欢迎。这些都可以称为群众布道，有时也能收到一些效果，至少能使一般人知道“耶稣教是什么”一点知识。同时，在演讲耶稣道理之外，也常讲到普通知识，如提倡卫生、破除迷信、公民常识、识字等等问题，也可以当作一种民众教育。而在这种举动中，需要多数男女教友的帮助，所以做牧师的责任，不独要训练教友们信德上的上进，更是要训练教友们布道的能力，使教友能在这种场面下做布道工作，亦能做个人布道工作。说到个人布道，收效实较群众布道更大，天主教所以只注重个人布道而不注重群众布道，就是为此。实则两方面都有他的功效。耶稣尝以捕鱼比喻布道，说“得人如得鱼”，这里可以说群众布道是用网捕鱼，个人布道是用钓捕鱼，两种方法都可以得些鱼。不信，请看利玛窦当时用个人布道的方法引导了许多学者信教；而梁发在考场外分散书本，用群众布道的方法，也吸引了些信徒。这些从群众布道或个人布道所感化来的所谓慕道友，到怎样的程度，方才可以允许他受洗进教？各公会的意见不很相同，有的以为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有的以为非培植到有相当程度不可。总之，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培植，是大家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所以主日学及《圣经》研究班等组织，与每礼拜举行崇拜听道，有一样的重要。不但使受训练者能了解一切多妻、赌博、鸦片、拜偶像、择日、风水、早婚、离婚、偷窃等种种行为应该彻底拒绝，更使他们有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不然，便会引起意外的不幸。初期天主教与更正教因求数量上的增加，训练工作不能充分的缘故，有些不良分子，抱着别种目的，进入了教会，不免有包揽词讼、藉势欺人的事，神甫、牧师受其蒙蔽，出头与官厅交涉，特别在天主教中常见的事，成了闹教仇洋的原因。所以后来更正教中以教士干涉词讼为大戒，而努力于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洁身自好，不求个人的利益。以前的教友，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一下子要训练他们成为有力的教会主体，自然不很容易。因为当时的人数既不多，经济也不宽裕，又是大都藉教会生活的人，所以免不了有人说信教是吃教；这些教友，要他捐款来维持教会，不但事实上不可能，也是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教会便注意到人材的训练，努力计画设立高等传道学校。在1900年以后，便有许多合格领袖继续产生出来，在教会里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也有女传道人员，担负向女界布道工作。这时候在每个教堂里，差不多都有中国牧师，也有许多协助布道的人，如同沿街分发宗教书籍的，领导各种聚会的，大都是中国人。这些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有从小信奉基督，献身为传道的。到了后来，方有许多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青年，他们从小就受着家庭的宗教教育，立志做布道工作。这些大概是在教会里训练成功的，他们跟着牧师实地练习，像中国从前“拜师父”的情形一样。或者有时候教会为这些人开一个会，如“夏令传道会”、“传道研究会”之类，规定学习的功课，与领袖们的演讲，继续着一二星期的训练，也造就了许多合适的人材。1866年乃有正式的神学院产生。英国长老会首先设立一所“神学院”在厦门，1869年荷兰教会也在此设立了一所“神学院”，到1884年两院便合并起来。那时教会都注意于神学的设立。福州在1874年圣公会也设立了一所，187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里附设神科，次年便有13个学生。此后不但神学的数量逐渐增加，而程度也日愈提高。据十年前的调查，中国现有神学共13处，“圣经学校”有50处。比较著名的，如奉天的“基督教神学校”，北京“燕京大学神科”与“华北协和神学院”、“妇女圣道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神科”，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上海的“沪江大学神科”、江湾“圣经学校”，福州的“协和神学院”，广州的“协和高等神学校”，长沙的“湖南圣经学校”，湖北的“荆州神道学校”、滠口“信义神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神科”，与保宁“神道学校”等等。肄业的学生，大都是高中以上程度。这些神学，起初程度很低，从“圣约翰神科”用英文教授神学生，以及其他神学课程，都渐合大学程度，并且有许多既经毕业，又留学欧美而有很高深的造诣，所以在现今中国传道人中，有不少的留学生，也有不少的神学博士，普通传道人非毕业神学，即毕业某种高等学校或大学。同时，又提倡学问的自修，各公会都规定传道人必修的课程，经过相当的考试及格以后，方能升为牧师。尤其注重中文训练与文化的研究，不但各神学提高中文程度，并且常有悬奖征文的事，如“广学会李提摩太纪念征文”之类。可见中国布道人材的日见增加，并且把中国布道责任由中国人自负起来。更因受着庚子年的教训，觉悟到中国教会非自立自养自传不可；于是有中国热心教友，组织了中国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以及原有各教会，莫不向着这一条自立自养自传的路上迈进。同时，更合全国基督徒力量，发起“国内布道会”，向蒙古、云南、东三省等处担起布道的责任，使中国基督徒布道的力量得以向外发展。这里略将“国内布道会”的经过附述于此。

    “中华国内布道会”于1918年开始赴云南布道，1922年推广到东三省的黑龙江，次年又推展到蒙古，所有经费由全国更正教徒所捐助，由诚静怡、蔡苏娟、陈维屏等21人为执行委员，聘请李琼阶为执行干事。成立之初，即由发起人胡素贞在香港联合各公会信徒倡议组织“协进部”，同时，在直隶方面，亦有顺德的刘汝刚医士和长老会几个信徒，相继成立同样的“协进部”，从此南北二京和其他城市中，闻风兴起，继续设立“协进部”有80余处之多。“协进部”的责任，除代祷宣传之外，更努力于捐款，成为中国人自己负责的布道会。在云南工作的地点，有云南府、禄丰县、个旧县三处，首先创办女学校和幼稚园于云南府，颇受各界欢迎。初往工作的，有林藉恩医士、陈玉玲女士、陈铁生牧师，成绩甚佳，香港“协进部”捐助建筑8000元，当地绅商学各界领袖热心赞助，代募捐款，为建筑新会所和礼拜堂之用。对于布道教育医药各项事业，都有充分的发展。黑龙江布道工作，成立于民国十一年，同时在哈尔滨设立“协进部”，负责管理一切经济人材事务。布道地点，共有八处：（一）大黑河，由史世良牧师主任，至民国十六年已有教友79名，经济已能自养。（二）北安镇，由朱辑五君主任，已有教友76名。（三）克山县，由张成仁牧师主任，又在城东设立分堂，教友已69名，有自建的新会所，并筹备自立。（四）拜泉县，由金秉权君主任，有教友109名，慕道友294名。（五）海伦县，由王仁甫牧师主任，教友有104名。（六）省城卜魁，由于作霖牧师夫妇与李秀华君在此工作，教友有93名，募款3 500元，购买平房19间为新会所之用。（七）嫩江县，由信徒自行组织布道团体，并组织基督徒新村，定此为职业布道区。（八）海拉尔，虽为交通要道，然教会较为幼稚，仅有教友14名。至于蒙古布道工作，早为国人所注意，及至民国十二年年会中议决实行，先行组织“蒙古布道筹备会”从事调查，虽已筹得开办费2 000元，然以人材经济没有充分准备，未能实现。同时，其他分会也有国内布道团体的组织，如监理会独力在东三省开发，设总部于哈尔滨，类如此种的团体，有20余个之多。此可见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教一面谋所以自养自立自传，一面更担负起向外布道的责任来。现在更有人注意到除上述三处外的新疆、西藏、青海等边陲地方，以推广其布道工作。1930年翟辅民牧师发起过国外布道，向南洋群岛及安南、菲列滨等处华侨布道，以王载为团长，成绩亦甚佳。

    此外，尚有几个布道团体：（一）“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于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初名“义勇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1914年改称此名，添聘王善治为干事。游行各地，向学生们演讲布道工作的重要，唤起一般基督徒学生的热心，因而立志终身传道的，每年有百余人签名。全国成立支团有13处，团员1 170人，决意传道的530人，入神学预备的87人。（二）“湖南逐家布道团”于1911年由长沙内地会葛荫华牧师与萧慕光牧师发起的。初仅团员6人，后因团员增加，分成南北两队，南队由杨熙少带领，布道于衡州各属，北队由萧慕光带领，布道于湘阴、平江等处。共有团员28人，游行布道，携带各种单张小本《圣经》，逐家分送，五年之间，曾进107 000余家中布道。（三）广东“河南布道团”，于1912年，由杜女士等发起。广东有在水上聚族而居的蛋民，杜女士特造“启明福音船”，专向他们布道，该船可容百余人坐而听道。杜女士常住船中，日则与布道人员分向蛋家船中谈道，夜则招集蛋家在船中演讲，并且赠医施药，就诊者甚多。1914年又创立“义学船”，教育蛋家儿童，其效亦甚大。（四）“上海车夫听道处”，又名“维持人力车夫会”，于1913年由英人马达生创设的。马氏乃巡捕房总巡，目击车夫的困苦，在身心两方面予以帮助。初在开封路租屋一间讲道，后因拥挤，乃改租阿拉白司脱路房屋二间。每日晚间讲道，并有教授识字、卫生讲演、练习唱歌等工作。寒天准其借宿，且施粥一碗。患病的送“仁济医院”免费医治。每礼拜有一次专为车夫妻女讲道。又在嘉兴路添设分堂一所，有一年逾四十之车夫，勤恳夜读，后竟获得知识，改营他业。受洗人数，每年约有数十人。其造福于人力车夫，实匪浅鲜。（五）“福州旗族布道”，光复后旗人生活异常痛苦，福州公理会卫玛玳女士，薛子隐学生，发起向旗人布道。设查经班四处，每星期分两处礼拜，各有七八十人听道。后见旗人生计困难，设立“妇女工艺厂”。因而进教者有80余人。后又开办女学、半日妇女学校、幼稚园、阅报所、施医局、晨光小学等事业，成立了一个很兴盛的教会。（六）“香港海面传道”，亦向海面生活的蛋户布道，成立于1913年，购船装修，2月1日行下水礼。聘邵天赐为传道员，并设小学于船上。进教者甚多。又资助梁美好女士入妇女传道学校肄业，并资助有志学道之男子多人，养成传道人才。（七）“上海基督徒布道团”，借麦家圈天安堂为会所，推严忱热为团长，团员有112人，分队四出布道。夏令在公园中露天演讲，因而记名慕道者亦不少。（八）“监狱布道”，首由北京青年会发起，各地皆有同样的工作。（九）“回民布道”，中国各地散处的回民甚多。热心基督徒组织团体，进行此项工作。（十）“上海布道福音车”，由荣耀会主办的，于1936年出发至南京沿途各乡村布道，放射影片及用无线电收音机播音。（十一）“福音广播电台”，由王完白等发起，上海各教会机关轮流布道，后请竺规身牧师主任其事。上述为比较著名的布道团体，大都由华人发起而负责进行的。

    二 文 字

    更正教初入的时候，即已注重用文字来布道。马礼逊、米怜等创办印刷所于马剌甲，并且努力翻译《圣经》，梁发更撰著了许多小册和单张，即已开其先河。此后继续来华的传教士，莫不十分注重，迄今一百多年，欲加一全盘的统计，很不容易。当1867年时，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牧师开始调查所有作品，撰成《1867年前来华传教士列传及著述》，经过四十余载，未尝加以修纂，直至1907年季理斐补充再版。1916年“中国续行委办会”基督教文字委员部，鉴于该项工作的重要，原拟聘请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工夫，专事调查全国基督教书籍，重行编纂，卒因人材难得，遂商请汉口雷振华牧师代理，1918年撰成一《教会书报目录汇编》。他在这目录中用英文将全国教会所有机关出版书籍，一一加以说明。1930年“中华基督教书报发行会”，曾拟修改前书，没有成功。1933年由上海“广协书局”，收集各书局目录，编成《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时根据《出版界》每期所载新书，随时补入。1938年又增刊一续编，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备的目录。据雷振华氏当时的报告说：

    教会出版之书，共计二千八百余种，调查时以书面多少为等差，五十面以上者为大册，五十面以下者为小册，仅一面者为单张。此项单张，共805种……小册共993种，只467种可以列入教会书林；大册共1 002种，有350种，不得列入教会书林之内。

    可以列入教会书林的书，共1 119种，计分：宗教、自然神学、圣经、教义、灵修、讲道、教会、宗教史、宗教与科学、卫生、伦理、小说、传记、教授法、杂记等十五类。未能列入教会书林的，如医学、算学、格致，以及其他有时间性与公会界限等书。1938年所增补的有3 500余种，其间布道单张及招贴约1 000种，医药及教科书诗歌种类约1 000种，可以列入教会书林的有1 500种，合计当为2 600多种。最近二十年间所增入的书，有永久价值的，比较前期为多。可以见得基督教在文字方面，质与量皆有相当的进步。在这书目里，也有少数天主教的著作，而天主教著作的黄金时代，当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时代，现在似已成过去；从天主教索来的书目观之，近代作品，数量甚少。以天主教所有著作，必须经教会当局的核准，不若更正教的自由。惟其太自由，所以在质的方面，反不若天主教的精审，是无可否认的。

    更正教中发行及出版的社团，有69处，其间要以广学会、青年协会、圣教书会、浸会书局等的历史最久，出版最多。他如兴华报社、基督教教育会、信义会书报部、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文社、女青年协会等，出版亦不少。至于发售基督教书籍的书坊，有130多处，在上海则以“广协书局”为最集中；其他男女青年会，及各教会机关与大学中，往往附设售书处。

    现在我们应当首先述说的，厥为《圣经》翻译的经过。这一件事本为历来教士所注意。当第7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之初，即有“翻经书殿”的事，大约当时已着手翻译《圣经》，究竟成绩如何，以彼时印刷尚未大行，现在却无从考证。至十七八世纪天主教亦曾翻译《圣经》中的数部分，大约并未刊印。马礼逊在未到中国以前，已留意于翻译《圣经》的事，既到广州，用六年工夫，将《新约》译成，就在广州雕版印刷。又从事于《旧约》的翻译，至1823年完成，在马剌甲印刷。他用十六年光阴完成这伟大的工作，得着“大英圣书公会”济以巨款，乃得印成。同时，在印度锡兰浦地方有教士名马士曼亦曾翻译中文《圣经》，在1822年完成《新旧约》，用活字木版印刷，这可以说是中国印刷上新纪元。1842年以后，向来只活动于南洋群岛的教士们，得有机会迁到香港，便公开地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对于马礼逊所译的《圣经》，觉得在文字上有不甚妥当的地方，组织一个委员会，重行翻译，希望得一文字较优的中国《圣经》，自1852至1854年完成，名曰《委办圣经》。同时，裨治文与克陛存（Culbertson）译成的文理《圣经》，于1862年出版。在1866年至1872年间将马士曼译本修改两次，曾印数十万本发行。此外，尚有许多人各别翻译，至1877年已有译本11种。凡此皆初期教会上所应用的《圣经》，然各教士尚以为未尽完善，乃于1890年开会于上海，推选委员会重译，于1907年出版《新约》，名曰和合译本。同时，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亦译成一文理《圣经》。

    先是在1885年汉口杨格非译一浅文理《新约》，1889年有包、博二教士合译的《新约》，与施约瑟独译的《新约》，均为浅文理译本。1902年浅文理《新旧约全书》方始付印。初期教会所译《圣经》，都注重于文言。但后来因为教友日愈众多，文言《圣经》只能供少数文人阅读，故由高深文言而变为浅近文言，再由浅近文言而变成官话土白。第一次官话译本，乃1857年在上海发行，第二次1872年在湖北发行。1874年乃发行《旧约》。杨格非也于1889年译成官话《圣经》，直至1907年始有《官话和合新约》，1919年《旧约》亦完成。此为最近通行的译本。至于土白《新旧约全书》，有上海、苏州、宁波、台州、福州、厦门、兴化、广东等。客话及汕头、海南岛、江宁、温州等地只译成《新约》或《旧约》的一部分。对于滇、黔苗族，已译成客家、花苗、家、力及犴夷等苗文《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旧约全书》、满文《新约》与汉满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藏文的《新约》与《旧约》一部分。在长江流域，尚是一种用罗马字拼成土音的《新约》或《旧约》，宁波最为盛行，使一般不识字教友有极大的便利。为供给盲人用的，另有高凸字《圣经》。

    当时在《圣经》翻译的问题上，有许多困难问题，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华人执笔，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义，为欲符合原文的意义，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话土白，而官话土白又为当时外界所诟病。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还有翻译在God这名称时，几乎蹈天主教的覆辙而引起纠纷；有主张必须译为“神”字的，但也有仍旧译为天或上帝。在浸礼洗礼的名称，圣灵圣神的区别，曾有小小的辩论，幸而两方面并不十分固执，终至于各行其是而已。无论哪一种译本，皆由圣经会印行。在中国的圣经会有三个：一曰“大美圣经会”，二曰“苏格兰圣经会”，三曰“大英圣书公会”。前二会在1856年以前就来中国。1862年“大英圣书公会”始来，派以前在伦敦会服务的伟烈亚力为经理，除督理印刷工作外，又到各处去旅行。在他的指导下，雇用几个外国人及许多中国人沿街叫卖，分散《圣经》及书籍，因此，《圣经》得在中国流行，直至1877年因目力衰弱而辞职。“大美圣经会”亦努力工作。《圣经》推销的工作，增加得很快。“苏格兰圣经会”，原是由几个旧团体在1860年联合办理的。1863年派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第一任经理，办事处设在汉口，到1890年有9个外国职员，100个分书人。这些圣经会最初的政策，原是把《圣经》赠送人的，后来因为要中国人重视一点，略为收一点代价，所以每年要耗去巨大的经费。得着各传教团体的帮助，使《圣经》渐渐地著名了。虽然有些学者鄙视它的文字，却至少能知道有《圣经》这本书。中国基督教女教友送给慈禧太后一本很美丽的《新约圣经》，做她60岁的寿礼。后来光绪帝也向教会要了一本《新旧约》。在1914年的报告中，三会所售出《圣经》总数，为18027816本。又据力宣德报告仅1935、1936两年中，售出9304562本。由此例推，又知三会售出总数，差不多可以到一万万本，其工作的伟大，可以想见了。

    其次则有许多发挥教义的作品，一方面借以介绍给非基督徒，一方面勉励和联络基督徒。有用文言的，有用白话的，有些名词是基督教创造出来的，有些名词是从佛经中借用的。当1877年上海会议时的报告，说有43本布道书，521本神学书，25本传记，82本问答书，54本祈祷书和礼节书，63本赞美诗，7种刊物，101张单张。这些作品，大概是传教士在传道之余由中国人执笔而写成的，差不多都是由英文翻译的，这时候中国领袖能写作的还是很少。特别是刚刚开始的科学书，不但在教会所设的学校里要采用为课本，即教外所需求的，也必仰给于教士的翻译。在1877年会议中也委派负责人员，供给学校的课本；总编辑是由傅兰雅（John Fryer）担任。他在1890年会议时报告说：译成的有算学、化学、物理、地理、音乐、生理卫生、天文、历史、哲学、神学、教育、法律等书。同时，也有其他传教士译出同类的书籍。这些西教士不但把西方学说介绍到中国，并且比较东西文化，很受一般进步的中国人所欢迎，成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导源。有些作品，大都是文言的，为的是要得着当时学者的尊重；惟有关于宗教的书籍，大多是白话的，甚至有些课本是用罗马字拼音的，希望容易普及到民众。在当时的著作中，对于教育上贡献最大的，莫如编辑字典一事。起初有马礼逊所编的《汉英字典》，后来又有教士们所编的《厦门话字典》、《广东话字典》，都很给予一般研究者以便利。同时，他们把中国的古书与孔孟学说译成英文，使一般西国人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引起他们对中国学说研究的兴趣。他们又编辑许多刊物。当1890年会议时报告当时已有28种刊物，较早的要算一本1874年福州的《郇山使者》。1874年又有一种《小孩月报》（The Children's News），后来就有一种《万国公报》，名为A Review of the Time，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介绍给一般中国学者。也有些英文刊物，专供传教士阅读的。此后有许多同样的刊物，在福州及上海等处发行，大概是记录教会各方面的消息。

    这些书籍和报纸，都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所印行，在1895年的时候，已有各公会自办的印刷所十处，到1897年又加了一处，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美国长老会所办的一所，在1844年创办于澳门，1845年移到宁波，1860年又移到上海，这就是“美华书馆”。最初经理馆务的有柯麦鹿、高魏及甘君，至1864年，得惠、柏诸君及狄氏兄弟为经理，1876年有何君经理，1884年始由范约翰经理。1888年费启鸿继任，在其任中，特建印刷所房屋于上海北四川路，并设发行所于北京路。当时圣经会、圣教书会、广学会一切出版书籍，皆由其承印，并且兼印教外各种书籍，为上海最宏大而最早的印刷机关。所承印的各种教会书报纸，英文如《教务杂志》及各种月报季报年报，中文如《新民》、《开风》、《福幼》、《神学通问》等报及《圣日课》，实为上海历史最久的印刷所。民国初年乃停办。1861年福州美以美会也创办一个印刷所。1899年广州浸信会由纪好弼牧师计画开办印刷所，自印出版书籍，1902年自建房屋于沙面，发行《真光报》，1912年迁移至东山，自建房屋，出版许多布道书籍，后来迁到了上海，到现在还存在。这些印刷所，实开中国新法印书的先河。

    当时在教会著作界最有权威的，要算广学会了。先是1884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有人组织一个圣教书会。到1887年此会因事解散，便将所有的印刷机器，送给在中国办理“苏格兰圣书会”的韦廉臣，韦氏于是便联络了同志，组成为广学会，来继续格拉斯哥的工作，计画编著书报，发挥基督教义，韦氏实为开创同文书会即广学会第一人。这时的中国，是在沉睡状态之中，对于世界大势茫无所知，从西方输入的学说，也不被一般人所注意。广学会着手编译书报，希望能唤醒中国的迷梦；特别注意于知识阶级，所以在1889年复刊《万国公报》，按月出版，由林乐知为编辑主任，并聘请中国学者，协助译著工作，最负盛名的，如蔡尔康、任保罗、范子美等，以极优美的文笔，介绍西洋思想与文化，颇引起中国维新分子的欢迎。后来那些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大都受着这些书报的感动。次年因为自己所办的印刷所，赔累甚多，便将印刷所停办，把机器卖给汉口“苏格兰圣书会”，而专门努力于著作方面了。韦氏于是年秋后病故，由会长总税务司赫德和几位同志商决，延聘李提摩太教士继任，乃于1891年就职。李氏于1892年遍函全国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究竟现在中国需要何种书籍。有27人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建议许多具体办法；同时也有20多人应许帮助译著，供给材料。又讨论到销行的问题，与其尽量赠送，赔累太多，应如何发售以补经济的不足。然而普通书店，又不肯代售，只有自办发行所，于是成立广学会售书处，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存在。这一年恰值顺天乡试，李氏乘机到了北京分送他前著的《救世教益》一书，这本书本来是他在天津的时候著成的。他对于当时的几位大臣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等都相当的熟悉，曾向他们条陈过许多新政，这次进京，尤多影响。其时林乐知例假回国，《万国公报》、《教会公报》等编辑，都由李氏代理。又着手编译《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出版以后，销售极多，在中国各省大著效力。

    1893年，为清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各省举行恩科乡试；同时，有德国教士捐助1 200元，为印刷《自西徂东》一书，分赠各省举子，并又分送其他书籍，共计送出有六万余册。那时，《万国公报》有各省教会机关代为经理，销行甚广；因此感动了几省的督抚大员，都赞成广学会工作。张之洞特捐助1 600元，聂仲芳也捐助银两。招商局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百部，分赠其同人。至1902年聂氏升任浙江巡抚，又捐助千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书报甚多。其夫人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在1914年信仰了基督教，做热心的教友，他的儿子中有两个也做了热心基督徒，聂其杰是上海青年会著名领袖，聂其焜亦为长沙热心信徒。这都是当时所下的种子。1894年英商汉璧礼、多马捐银六百两，为广学会征文之费，其征文题目，即如何改良中国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外交、禁止鸦片等等切要问题，要激发当时的文人，注意于国内要政，发表改进意见。汉氏临终时，遗嘱捐银2 500两，建筑广学会新会所于北四川路。这种帮助，更足鼓励他们的努力。直至1916年李氏因身体衰弱，辞去总干事职务。其时广学会的工作扩大，有6位西人在会工作，有18位华人任助译誊录等事务，财产约值25万，他自己所译著大小书册有百余种。广学会在他二十五年工作下，感动了英国的布道会，发生最大的兴趣，尽量地赞助，并且感动了多少中国知识阶级。那些维新运动的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所组织的强学会，在所办的《中外公报》上转载广学会不少的文章，李氏也曾在他们的《时事丛刊》上著了三十余篇论文。广学会巩固的基础，实在由李氏一人打定的，所以后来潘慎文这样说：“多年以来，李提摩太与广学会，二而一，一而二，广学会就是李提摩太；我们与先生同工，越接近，越令人亲爱而又尊敬。”这话实在是确评。当李公辞职后，由瑞思义继任，而李氏仍任名誉总理。当时与李氏同工的，有林乐知、高葆真、丁韪良、花之安、潘慎文等人，他们对于译著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当戊戌政变的时候，广学会书籍数百种，行销已及全国，以其时所有之著作，多半是介绍西洋学说，匡时拯俗的东西，为一般留心时事的人所欢迎。瑞思义曾亲往武昌、汉口、北京、天津、济南、广州、香港等处，实地调查，以为改进方针。增聘梅益盛、赫士等，专任编译及注释工作，季理斐与华人张纯一、杭海等撰著时论，投载教外各日报。是时伟大著作，莫如瑞、季二氏主译的《圣经字典》，其次有关发挥教义的译著多种。又刊《大同报》，以提倡东亚和平为旨，其内容虽不如《万国公报》的充实，而销路却不减少。同时，创办《女铎报》，由前南京汇文女学校长亮乐月担任编辑，有女学毕业生襄助，实为中国女界最早且最有价值的刊物。又继续出版《教会公报》，并由乐灵生编辑英文《中国教会年鉴》。此后历季理斐、窦乐安、莫安仁与贾立言、励德厚、贝德厚女士诸人相继工作，有季理斐夫人主笔的《福幼报月刊》，李路德主笔的《明灯半月刊》。《宗教伦理百科全书》，为莫安仁主编。陈金镛专辑劝世单张十数万套。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事工。华人中又有聂绍经、周云路、许耐庐、谢颂羔、张仕章以及李冠芳、沈骏英二女士等，五十年来，除出版书籍不下千种外，刻下所继续的报纸，则除《福幼》、《明灯》、《女铎》外，有《女星》、《道声》与《平民》数种。

    其次在基督教文字事业上占先锋地位的，要算“圣教书会”。原来“圣教书会”设在中国的有六处：（一）上海圣教书会，（二）汉口与天津合并的圣教协和书局，（三）华西圣教书会，（四）两粤基督教书会，（五）闽南圣教书会，（六）闽省圣教书会。六处中以上海为最早，于1878年由上海中西人士范约翰、丁韪良、林乐知、顾永经、吴虹玉、鲍华甫等提倡成立，仿效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两圣教书会办法，印刷各种《圣经》注释与《劝世文》、《醒世歌》、报章、单张等类，专以开通民智、化导人心为宗旨。每年发行的单张，约有百余万张，内而二十二行省，外而华侨足迹所到各地，莫不风行遍及。所印的书，有大部小册，有文言白话，或发挥真理，或阐明科学。汉口、天津起初是分立的，后来合并改称“协和书局”，以汉口为总局，天津为分局，成立全国协会，计划合并问题。六处同样印刷布道书籍和单张，都以华文为主。惟华西则兼印苗文，上海、闽、粤兼印土白，使此类布道单张，能普及于各处民众。总计六会所出书目，上海有564种，津、汉有529种，华西有889种，两粤有29种，闽省有50种，可见其事业的伟大了。上海总理斐有文，华人如柴莲馥、徐维绘等，除编撰书籍外，亦曾出版《新民》、《开风》等报。他如丁韪良所著《基督教辨证》，尤为阐扬真理之作。

    跟着时代进步的著作机关，我敢说要算“青年协会”的书报部，它有一个特点，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始终由中国人负编辑的全责，不若上述的机关，以西人为主体，华人只处于辅佐的地位。所以在“青年协会”的出版物中，创作占大部分，翻译占小部分，与其他机关成一个反比例，在思想上技术上都比较地前进得多。溯中国之有青年会，实于1895年，比广学会、圣教书会为后进。这一年世界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博士第一次到中国，促进组织教会学校青年会，进行非常之速，不久，就有29个学校成立校会。1896年便召集各会代表于上海，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便产生全国的总委办，潘慎文当选为总委办会长，来会理为书启。这时所说的委办会，即现在所谓董事会；所说的书启，即现在所谓干事。同时，决定一条议案：“编印适用书报以促学生宗教生活”。于是便成立了“全国协会”。成立之初，假上海青年会四楼之一室为事务所，因陋就简，除通信及巡视联络各学校青年会外，编行《学塾月报》。到了1903年，谢洪赉加入协会以后，便组织起编辑部来，谢氏即任为编辑部长。原来现在协会这个名称，起初叫做“中国学塾基督幼徒会总委办”，后来因为包括韩国青年会在内，所以改称为“中韩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继又改为“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直至1915年第七次全国大会议定改“组合”为“协会”。第八次大会又扩充编辑部为书报部，1920年新会所落成于博物院路。关于书报部工作，一方面编辑，一方面发售。除了《青年报》为记载消息外，又编辑《进步月刊》，讨论学术。出版以后，颇受教育界欢迎。后来把《青年》与《进步》合为一报，就称为《青年进步》，始终由范子美担任编辑，到最近数年前才停刊。此外，又出版了不少书籍；一方面发挥基督教义，并讨论到宗教与科学等问题，一方面阐明青年会的本旨与工作。同时，又发挥中国固有学术，本基督教的立场，对中国文化分别其优劣与价值。历来主持笔政的，类皆饱学之士，如谢洪赉之后，有奚伯绶、胡贻穀，以及现在的吴耀宗。中间有许多学者从事著述，如谢扶雅、应元道、黄稻孙、沈体兰、张仕章等人。书目甚多，不胜枚举，例如谢洪赉所著《圣德管窥》、《圣经锥指》、《圣迹咫闻》、《基督教与科学》等等，不下数十种，范子美所著《道之桴》、《适道篇》，以及最近汇刊的《皕诲丛书》等等。其他各家都有不朽之作。最近所编著的《青年丛书》中，如赵紫宸《耶稣传》、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沈嗣庄《社会主义史》等类，尤为精审而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青年协会”始终维持其进取精神，而保持其青年的面目。

    既然说到青年会，便附带地说到女青年会。中国之有女青年会，始于1908年。1923年成立协会，第一任协会总干事为潘女士，继任的为顾恩慈女士，与文自立女士，然皆为西国人。中国继任为干事的，有丁淑静女士，现在由蔡葵女士担任。其组织与男青年会相同，亦设有书报部，分编辑与营业两部分工作。编辑部编辑及翻译各种应用书籍。自1921年出版《女青年报》，初名《女青年季报》，年出四期，三年后成绩甚好，乃增加篇幅，年出八期，改名《女青年月刊》，于记载会务外，又加以论说讨论家庭改造、教育子女等等问题，为后起的女界有名刊物。此外又出版关于妇女、儿童、宗教、体育等书籍50余种，都极受人欢迎。

    “真光杂志社”亦为出版数量较多的著作机关。当1902年在广州成立美华印书局时，即编著布道小册，《说经丛书》及《土白圣经》、《赞美诗》之类，并发行刊物，如《真光月刊》、《恩喻周刊》、《新东方英文双月刊》，由湛罗弼、张亦镜等主政，后迁上海与“浸会书局”合并办理。

    后起之秀的“基督教文社”虽仅有三年多寿命，然曾出版十几种重要的书。如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王治心的《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简又文的《革命的基督教》，谢颂羔、米星如合译的《近代科学家的宗教观》，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文社”始创于1926年，其本旨是谋促进中国本色基督教的国文著作，曾发行《文社月刊》，对于一般的读物加以批评，言论较为激烈，为一般人所忌，1928年遂停办。

    此外有北平的“生命社”，为刘廷芳、赵紫宸、徐宝谦、吴雷川等所创办，除出版《生命月刊》（后与《真理周刊》合并为《真理与生命》）外，亦兼出宗教丛书。后又由刘廷芳创办《紫晶》不定期刊。

    湖北滠口有“信义报社”，由杨道荣等主政，除发行《信义报》外，亦出版书籍。

    又有宁波的“三一书院”，梧州的“宣道书局”，沪江大学的“通俗教育社”，烟台的“晨星报馆”，台州的“内地会”，上海的“勉励会”以及个人如赫显理的《日用指明》，余慈度的布道书籍，“觉社”的小册子，“国学社”的《国学研究》等等，皆各出版不少书籍，名目繁多，不及枚举。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教会报纸的大概情形。中国教会最早的报纸，要算福州所出《郇山使者》月报，时在1874年，由武林吉创办，黄乃裳为主笔。

    1875年上海“圣经书会”发行的月报，亦为最早之报，由范约翰创办，钟子能为主笔，专为幼童立言，多载孩童故事及寓言之类，间插图画，1907年由柴莲馥主笔，1913年上海、汉口两圣教书会合并，该报亦改名为《开风报》，至1915年因欧战关系而停刊。

    又有《图画新报》，亦为“圣教书会”所出月刊，于1880年发行，以开通教友知识，联络教会声气为宗旨。先后由钟子能、柴莲馥主政。后改名为《新民报》，于1921年停刊。

    《万国公报》，于1874年由林乐知私人创办的，每星期出版一册。后林氏服务广学会，便变为广学会的出版物，改星期刊为月刊，以灌输新知识为宗旨。操笔政的有蔡尔康、范子美等，当时盛称为有益士林之刊物。至1907年以林氏去世，遂亦停办。

    《真光报》，创办于1902年，在广州由湛罗弼主政，陈禹廷编辑，名为《真光月刊》。继聘廖卓庵为协理，廖氏与张亦镜本同在香港办理《中国旬报》，故邀张氏来助。此后《真光》便为张氏终身事业，刊载不少辩道文章。1917年改称《真光杂志》。后随《美华印书局》迁沪办理。张氏去世，后由曹新铭编辑。

    《通问报》，乃长老会机关报，创始于1902年，由吴板桥主政，陈春生任编辑，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纸印的单张。专载全国教会消息，行销甚广。

    《教会公报》，亦为广学会出版，创始于1891年，初名《中西教会报》，高葆真主政，冯九卿为编辑，多载经题讲义，教会新闻，至1917年停刊。

    《光报》，于1905年旅美华侨基督徒所创办，亦载教会消息及经题解释等，间插图画，在华文之外兼刊英文，由黄梓材、伍盘照为中英文主笔，每月出版一次，数年后即停刊。

    《圣公会报》，创于1908年，初名《圣教会报》，由聂高莱主任，为圣公会刊物。1913年改称《中华圣公会报》，后移汉口发行，而以孟良佐为主笔，1924年改为半月刊，简称《圣公会报》，仍迁回上海，由董健吾主笔。

    《神学志》，乃南京“金陵神学”出版的季刊，1914年出版，由陈金镛主笔，专以发扬教义，指导牧师为宗旨。后由王治心主笔，增加篇幅，充实材料，遂为基督教领袖所欢迎。今则改为页数较少的月刊。

    《兴华报》，为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合办的机关报。起初美以美会武林吉在福州办有《华美报》，监理会林乐知在上海办有《教保》，后来合并称为《华美教保》，月出一册，由林氏主政，及范子美、任保罗等襄助。后林氏故世，由潘慎文继任，曹迈豪襄助。1910年改称《兴华报》，每星期出版一册。美以美会又派司徒尔主任，聘屠坤华编辑。至1911年司徒氏因病去世，仍由潘氏主理，聘王治心为编辑。1917年由陈维屏、李逢谦编辑，后罗运炎继陈氏职，仍由李氏操笔政。行销不亚于《通问报》。

    《大同报》，为广学会刊物，创于1904年，高葆真主笔，张纯一、徐翰臣等襄助撰著，以灌输知识为宗旨，民国纪元增添内容，销数亦加，至1915年因欧战而停刊。

    《奋兴会报》，系香港十余华信徒办理的，创始于1914年，由杨少泉纠合同志，分任编辑。初仅载会中消息，互通声气，后乃增加篇幅，装订成册，以发扬个人道德为主，按月出版，未尝间断。

    《谈天》，也是香港基督徒所办，1916年出版，注重说教，七日一出，为尹文楷医生所手创，后由黎文锦、麦梅生、陈安仁、张亦镜诸人主笔政。

    《青年进步》，乃青年协会所出版。由谢洪赉主政的《青年》与后起之《进步》两报合并而成，月出一巨册。主编辑的为范子美，其他奚伯绶、胡贻穀、应元道皆襄助译著，于沟通中西文化，实有莫大贡献。自范氏告老，该报遂改为《华年》，而变为潘光旦个人主持的周刊。今则《华年》也停办，青年会刊物中，只剩《消息》报告学生部事工，《同工》载职员的工作情形。

    《信义报》，湖北滠口信义会的机关报，初与《通问报》相仿，以互通消息为主，由杨道荣等编辑，后逐渐改进而装订成册，按月发行，兼及教义的发扬，今已停刊。

    《湖广月报》，汉口圣教书局发行，创始于1910年，内容有论文消息等，民国以来，已不知究竟。

    《醒世月报》，1908年出版，由武汉恳亲会办理，内容亦较丰富，民国以来，也不知是否继续。

    《女铎报》，由广学会亮乐月女士所创办，华文主笔为许笃斋，专供女界阅读，内容丰富，按月出版。

    《晨星报》，由山东烟台长老会出版，于1910年始创，内容以故事小说为多，月出一册，传道人甚为欢迎。

    《圣经报》，由梧州宣道书局发行，主笔为翟辅民，月出一册，专以解释圣经为主，亦为传道人所欢迎的刊物。

    此外有协进会所办专以联合全国教会为旨的《中华归主》，北京基督徒注重发行《真理与生命》、与提倡基督教文学的《紫晶》，基督教教育会专以促进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季刊》、《教育月刊》，广学会提倡中学生宗教文艺的《明灯》，平民识字运动的《平民》，与介绍新书的《出版界》，提倡灵修的《灵光报》、《灵食》、《灵声》等，促进文字事业的《文社月刊》，鼓吹教会自立的《圣报》，以及其他各大学神学中学的校刊，如《约大周刊》、《约翰声》、《协大学术和艺文》、《金大团契通讯》、《金陵学报》、《南大工友》、《建道院刊》、《哲理声》、《真光校刊》、《培正校刊》、《崇真月刊》、《崇真季刊》、《华北神学志》、《道南》、《齐大旬刊和季刊》、《燕大团契声》、《之江校刊》、《岭南大学校报》等等。又如各宗派各教会机关的机关报，例如《女青年》、《天津公理会月刊》、《中华女布道会季刊》、《循道会月刊》、《公理公报》、《北平公理会月刊》、《江苏浸会刊》、《自立月刊》、《合一周刊》、《布道杂志》、《河南圣公会刊》、《两广浸会周刊》、《新生命》、《道风》、《福音光》、《福音钟》、《卫理》、《桂林自立会刊》、《麻疯季刊》、《时兆月报》等等更多。又有各地青年会会刊，真是举不胜举。其间有许多已经停刊的，有许多无定期的，有许多是创刊未久的，因为限于篇幅，不及详载，姑以见闻所及，略举如上，不免挂漏了许多。兹将汤因君在十三期《年鉴》上统计，转录于下，借以考见基督教在文字工作的一斑。

    三 教 育

    当中国尚在用八股试帖、开科取士的时候，基督教带来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学来训练人才；这在中国觉得是一件极陌生的事情，并且动摇了固有的教育基础。因为从这种新教育制度中造就的人物，不能应付国家的考试，与从前传统的“读书是为做官”的观念大相背驰，所以一般人不愿把他们的子弟送进教会学校。只有两种人敢去尝试：一是“要读书而没有钱”的贫寒人家，因为那时的教会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反而津贴学生的衣食零用。一是想进洋行海关谋生的人，他们鉴于教会学校注重英文课程，希望造就所谓买办阶级。然而进教会学校，大家都以为带点冒险性质，所以要招收教外学生，实在很不容易，只有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因为可以借此避去崇拜孔子的麻烦；基督教最初办理学校的动机，也是为基督徒子弟便于读书的缘故。以教育为宗教介绍的意义，原不是最初的动机，到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天主教在教育上到现在还是注重在第一点上，他们不甚重视学校的办理，所有的学校，无非是培植教内的修士修女，以及所养的孤儿，大都就是所称的教理学校，所以起初他们的学校数量是很少的。后来鉴于更正教在努力办理学校的一件工作上，进展得非常迅速，便也相当地努力起来。1850年在上海开始创办“徐汇公学”，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1922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1925年创办“辅仁大学”于北平。据最近的调查，各教区中教育最发达的，要算南京、北平、香港、汉口、兖州和天津等处。南京区内，共有男子中学8所，学生2 625名；女子中学5所，学生955名。北平区内，共有男子中学10所，学生1 186名；女子中学13所，学生796名。汉口区内，有男高小学校20所，学生947名；女高小学校19所，学生900名。至于小学数最多的，是南京区，高小学生有1 596名，初小学生有8073名。香港则女生为多，有高小学生1600名，初小学生2855名。此外在兖州有253所初级男小学，有4515名学生。天津有130所初级男小学，学生不详；尚有初级女小学。南京区有6 448名学生。香港区有2 855名。这些都是普通学校，招收教外学生读书的。至于所谓教理小学，其数甚多：在献县有1 069名，兖州有712名，永平有522名，北平有519名。还有读经学生：献县6 325名，北平5419名，南京4949名，兖州4023名。这是根据德礼贤氏《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记载，看见所谓教理读经学生数，与普通学生数差不多相等。其普通学校与更正教的统计一为比较，就觉得相差甚远了。更正教教育状况，据1934年统计：

    这统计还是十七年以前的情形，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根据这统计，与天主教同年的数目比较，已有七与一之比，证明更正教对于教育事业注意的一斑。现在且略略将更正教教育经过情形叙述于下：

    最早的学校，当然要算1817年马礼逊在马剌甲所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来在1842年迁到了香港，在这个学校里产生过不少的教会领袖。校长理雅各用宗教教育和中英文字教授学生，是为中国人习学英文的起头。1825年公理会有葛兰德女士在新加坡为中国女子设一学校，是为中国女子受新教育的起头。1835年西国信徒为纪念马礼逊的缘故，捐资在澳门设一女学。这些学校都设在中国沿海的岛屿之上，至于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学校，是为《南京条约》以后的事。最先在1844年有阿尔德女士奉了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之命，来华设女校于宁波，同年约翰·施敦力与杨夫人分设“英华男女两校”于厦门。1846年崇真会在李朗设“存真书院”，即后来的“李朗神学”，可谓最早的神学。1848年美以美会柯林斯创办男校于福州。1850年马克来夫人又在福州创办女校。同年，长老会用雅各设学校于厦门，又在鼓浪屿设“英华男校”、“怀仁女校”。归正会同时亦在鼓浪屿设立男女学校。1856年厦门又成立了“真道学校”。1859年美以美会在福州亦办一女校。1861年范约翰手创“清心书院”于上海，即今“清心中学”。1864年公理会设“育英学堂”于北平；裨治文夫人亦在北平创办“贝满女学”，后来迁到了上海。又设“格致书院”于福州，即今“格致中学”。

    1865年圣公会在上海设立“培雅学堂”，次年又设立“度恩学堂”，到1879年两校合并成为“约翰书院”，迁校址于梵王渡，即是今之“圣约翰大学”。先是在1845年北长老会在宁波所设的学校，于1867年迁到杭州，名叫“育英义塾”；到1910年南北长老会合并，便把它改成大学，建校舍于钱塘江畔六和塔，名曰“之江大学”，即今“之江文理学院”。1865那一年，又有美以美会在九江设立“南伟烈书院”，后称“南伟烈大学”；长老会丁韪良在北平创设“崇实馆”，后改称“崇实中学”。次年巴陵会在广州油栏门设男女学校。1859年美以美会屋斯顿又办女学于福州。1867年公理会弼夫人在福州又办女校。1849年香港“圣保罗书院”成立。同年，监理会在苏州设立一学校，初开时只有两个学生，到后来改名为“存养书院”，继又改为“博习书院”，再后将在1881年上海所设的“中西书院”收并，就成为现在所称的“东吴大学”，文理科办在苏州天赐庄，法科则办在上海。鼓浪屿的“毓德女校”，也于是年成立。1872年登州浸会设一学校，初仅学生12人，后逐渐发展，不久遂增至五校。1875年九江美以美会增设“儒励女学”。1878年监理会有雷赓女士在南翔设立“悦来书塾”，后来迁到吴兴，改为“华英学校”，就是现在的“东吴第三附中”。同年，宜昌有男女学校成立。1805年浸礼会在苏州开办“晏成中学”，后又添设“慧灵女学”。1882年美以美会沙德纳女士在南京创办了“汇文女学”。1883年公理会有宋女士又办一女校于福州。同时喜嘉理在香港办一学校，夜则教授英文，孙中山就是从这个学校里受洗的，当时一同进教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宋毓林，一个叫陈中桂。广州的“培英”，也在这时创立的。

    1885年的登州“文会馆”，实为山东基督教基础，因为有许多教会领袖，都从这里产生的。他们那些毕业生，每年捐助教会自立费，并且在1898年创办“自立学塾”，可以说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学校。当时本有一“广文大学”，后来这个“文会馆”，就变成现在“齐鲁大学”的前身。1879年长老会在广州沙基创设一学校，即今日之培英小学。这个学校在1888年迁到花地，1893年与基督教书院合办，1898年分立，后者就是“岭南大学”之前身。1889这一年，也有“培正中学”设立于广州。1890年漳州成立“振兴女学”。1892年金井成立“毓英学校”，重庆成立“广益学校”。1898年在永春有“育贤男女学校”成立，成都有“华美女中”成立；同时，伦敦会在上海创立了“麦伦书院”，即今“麦伦中学”。1899年伦敦会又在漳州设立“中西学塾”。

    因为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多，教育当局便觉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经在1877年发起一个会议，结果推出一个课程委员会，这就是教会学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进一步的合作，就在1890年组织了“中国学塾会”，目的是要推进中国基督教教育，并联络各学校的教师，规定每三年召集一次。这时候中国亦改变其教育制度，废除科举，亦渐渐注重科学的学习，各省各府纷纷地设起学校来，不过程度都不若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及科学的人才，大都仰给于教会学校。在纪律校风方面，亦不若教会学校的严肃。当时供职于海关、洋行、邮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机关的，类多取材于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对于英文方面的教授，较为可靠。国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于是派遣多数学生留学日本，也派少数学生留学西洋。东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来中国，不但影响到整个教育的制度，也渐渐影响到政治的改革。从基督教本身上讲，因着学校的发达，产生许多服务教会人材，使布道事业亦得因此而进步。所以在各公会的差会中，都认办理学校是一种效力宏伟的布道工作；因此，差会所供给的教育经费，反而超过了布道经费，教育事业的进步，当然更来得可观了。

    试就这时期中学生人数和教友数量，略加比较，以觇其进步情形的一斑。

    以前那些教会学校，是被少数人所轻视的，但在这时候渐渐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学校的人数迅速地增加起来，收进的学费与中国人的捐输，也可以供给一部分的开支，一部分教员的薪水，可以从收入的学费里支付。有些学校渐渐达到了经济自立的地步，不必仰给于教会的支持了。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学生并收。中国女子向来是不受教育的，从教会女学一天天地发展，女学生便一天天地多起来，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甚至连云南的苗族也设立起学校来。同时亦普遍地设立起幼稚园来，数量的增加，尤见迅速。在1907年有42 546个男女学生，2 196个中学。四年中便增加到46 732个学生，校数2 557个。再看小学的进展：1914年初小学校有4 120所，初小学生有104 841人，高小学校有268所，高小学生有13 453人。

    从1900年以后，基督教教育更进一步趋向于高级学校的建设了。除了一般的高级中学次第的增设，如广州的“通志英文学校”（1900），南京的“圣道书院”（1901），即“金陵神学院”的前身之一，奉天的“文会书院”（1903），后改辽宁“文会高中”，美以美会设“葆灵女学”于南昌（1903），泉州的“培元中学”（1905），信义会设中学于益阳（1906），美以美又在福州设立“英华书院”（1906），香港成立“圣士提反书院”（1903）等等中等学校以外，许多最高学府，都次第的建立起来。如杭州的“之江大学”，是在1910年成立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3年已有370学生，许多政商学界及教会中的著名领袖，如顾维钧、颜惠庆、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该校。南京的“金陵大学”在1911年由原有基督会、美以美会、长老会三学校合并而成。后来添设农科、师范科。1913年便有500学生，40个教师。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亦开始成立，今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国基督教所办的女子最高学府。上海浸礼会所办的“沪江大学”，溯其最初的起源，则1906年的“浸会书院”，几经扩充，始成大学，建校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连中学有学生千余人；后来又在租界建设商学院夜校，给一般商界青年补习机会。苏州监理会所办的“东吴大学”，前已说及，其校舍建于天赐庄，有三个附属中学，第一设在大学内，第二设在上海，即从前“中西书院”旧址，第三设在湖州，即从前的“华英学校”，总共不下有1 500学生。后第二中学合并于湖州，在上海所办的“东吴法学院”，即移设于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会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发起于1906年，至1910年始正式开办，占地60亩，在1914年有258学生，今则倍之。当袁世凯时代，中国政府曾给以相当的资助。通州的“华北大学”，属于当地“华北教育会”所经营，该会是由伦敦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组织起来的；又有“华北女子大学”，是从1905年开始由“贝满女学”改组而成的，至1919年合并而成“燕京大学”，1920年得董事部批准，遂兼收女生，可以说开中国男女同学的先河。校址设于北平海甸，规模相当宏大，在教会大学中可以首屈一指。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由长老会、浸礼会合办，由“文会馆”扩充而成，于1903年创始的。初仅办文理两学院，后来荆州的浸会神学与师范学校与在济南的医学院先后并入，便成现在的“齐鲁大学”。福州有一个“协和学院”，创始于1918年，又有一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可以说是在福州省内的最高学府，这两校学生皆甚少，久欲合并，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此外有几个业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如岳州的“湖滨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宁波的“斐迪大学”、益阳的“信义大学”、九江的“南伟烈大学”等等，亦曾造就过不少人材，但因种种关系，与他校合并或停办了。

    上述的教会学校情形，不过举其大者而言，挂漏必多，兹再根据最近统计，概括地叙述于下。关于大学部。

    总上表有11个大学，6个学院。1932年统计学生总数，有6 838人，其中男生占69％，除了天主教学校不收女生外，其余都是男女同学。专就更正教而言，教员550人，内华人356人，西人194人。历届毕业总数，大约有7 000人，以职业论，服务于教育界的40％，经商的12％，从事宗教及社会事工的10％，从事于政界的7％，出国求深造的7％。1934年2月29日《申报》发表教育部统计全国私立各大学沿革，兹摘录其关于教会大学的一部分于下：

    一、东吴大学，初为教会人士为扩充教育事业，将苏州博习书院上海、苏州两“中西书院”合并而成今校，民国前十一年3月正式开学，十八年7月呈准立案。

    二、震旦大学，初为蔡孑民、马相伯两氏，以京师“译学馆”因戊戌政变停办，商请耶稣会创办今校，逐年设科，民国二十一年12月呈准立案。

    三、沪江大学，初为“浸会大学”，民四改为“沪江大学”，十八年3月呈准立案。

    四、金陵大学，由“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而成，民三“东方医科大学”复并入该校。十年7月经前教育部核准立案，十七年9月经大学院复准立案。

    五、岭南大学，初为美人创办之“格致书院”，民国前十二年改为“岭南学堂”，民十六国人接收自办，改名“岭南大学”，十九年7月立案。

    六、齐鲁大学，该校初为“广文学校”，与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称以今名。十二年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学校”，复并入该校医科，二十年12月呈准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学，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组而成，民九“女子协和”复并入，十六年春经前教育部认可，十八年6月呈准立案。

    八、武昌华中大学，为教会所办“武昌文华大学”、“博文书院”之大学部，长沙“雅礼大学”三校合组而成，十六年政变停办，十八年恢复，并加并“湖滨大学”，二十年12月呈准立案。

    九、辅仁大学，为公教学校，初为“辅仁社”，嗣更名为“辅仁大学”，十六年6月经部批准试办，二十年8月准予立案。

    其余如“协和”、“华南”、“金女大”等，亦相继立案，惟“圣约翰”则尚在筹划中。

    关于中学部分，调查基督教所办的中学，全国约有240处，有34081学生，其中30％系高中，70％是初中。以省份来分配：

    办理比较完善的，大都设在大都市之中，且看：

    其间男中学118处，女中学92处，男女同学的中学30处。肄业高中的学生有10 184人，内男校学生为61％，女校学生为27％，男女同校中学生为12％。肄业初中的学生有23 897人，男校学生为52％，女校学生为28％，男女同校中学生为20％。说到学生的宗教情形，在高级中学里，基督徒占35％，初级中学里则占20％。由基督徒家庭中来的学生，其比率亦如之。自1932至1933的一年中，中学生受洗人数共有467人。而教员中的基督徒数，平均是75％。

    至于小学，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1930年北长老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383处，学生14 693人。美以美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551处，学生29 372人。其他公会中所办小学，未能尽知，从上述两会的报告而加以比率的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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