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章

    非基同盟与本色运动

    要说非基同盟，必须先说非基同盟所以产生的背景。简单地说，它的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即新思潮的运动；一即外交上的反应。说到新思潮运动，开始于非基同盟产生前六年，这运动是由于北大的六君子发生，六君子就是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刘复、胡适及周作人；这时正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这运动实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于一切旧思想、旧伦理、旧制度、旧学说，皆加以价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单是影响到中国整个的文化，亦与基督教有莫大的关系。陈独秀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现新思潮运动对于宗教的态度。同时，对于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两博士，他们应中国教育领袖之请，来华演讲。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杜威以宗教不当占学校课程之一部，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给新思想运动以莫大影响。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以实验主义做他的思想中心，处处叫人抱着“为什么”的怀疑态度。宗教是感情的产物，不能用“为什么”的理智来分析；以为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谓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东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学才是万能的。六个人中，影响最大而最速的，莫如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其次则钱玄同的疑古。当时青年学生界，莫不跟着他们跑。非基同盟，不可谓非新思潮运动中的一种结果。我们看他们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后来才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

    第二种背景，当1919年欧战告终，巴黎和会的结果，激起了极大的思潮，国内的学生界以及商人，因外交上的失败，有非常激昂的舆论，对于世界各国，都笼统地表示怀疑而至于抱恨，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加上五卅、六二三等惨案，觉得凡属外人，莫不是帝国主义，都是不怀好意而来的。非基同盟，又不可谓非这种民气所造成的结果。看他们非基的理由，多少带一点排外的色彩。

    背景既明，然后可以说到非基同盟的事实。什么叫非基同盟？乃是基督教在中国所遭遇的第四次反对，在性质上，比第三次庚子反教来得严重，在形式及意义上却不同：

    从这几点比较上，可以知道这次所谓非基同盟是一回什么事。我们且先来看一看非基同盟的产生：

    当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开十一届大会于中国。我国以地主的地位，借北京“清华大学”为招待三十余国代表的会场。自4月4日下午开会，至8日晚间闭会。与会代表，计外国146人，我国各省区出席代表有400余人，大都是全世界学生界领袖，其间有著名的文学家、著作家。美国穆德博士为该会会长，我国如王正廷、余日章等皆为该会中坚。会中分六股讨论：（一）国际与种族问题。（二）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三）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四）学校生活之基督化。（五）学生在教会中之责任。（六）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世界中成一更强有力之团体。此外有霍德进演说“基督教与国际”，法代表蒙博士演说“基督教与平民运动”，德国某哲学家演讲“基督教与哲学”，丹麦学生代表演讲“基督教与实业”，巴黎大学某博士演讲“基督教与文化”等等。这原不过是一种寻常的宗教聚会，并没有别的意义，却不料会引起非基督徒学生的反对。他们一听见4月间有这样一个聚会，不问这个聚会的性质如何，便在3月间就发动起反对来，3月9日发出一篇宣言，叫做《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原文如下：

    我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现在把我们底真态度宣布给人们看。我们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曾制造了许多罪恶，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现在正在那儿制造或将制造的罪恶，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宽恕彼。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溃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佢们预备于本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们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一九二二，三，九。

    这篇宣言，是以社会主义为立场，硬说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把这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看做是资本主义支配经济的会议。我们一看前面所述大会中的议题，便可知道这种反对完全是误会的。次日又发了一个通电（即“灰电”），其意义与宣言不同，侧重在“清华乃国校，不能供一教之用”。隔了七日，又有非宗教大同盟的“霰电”及宣言。“灰电”没有发电地点及负责人名，“霰电”却说明是北京各学校并有“北京大学第一院金家凤收交”字样，又有77人签名的名单。其宣言则称为非宗教，内容还是非基督教，特别痛骂青年会。同是对基督教的攻击，不过立场不同，而以基督教为违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中间有几句极决绝的话：“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是欲把宗教从人类社会中扫除，也就是要把基督教从人类社会中扫除。这两次宣言发表以后，便引起全国学生界响应，于是函电纷驰，对于教会不无仇视。是时，有一曾在教会学校肄业，已为基督徒三年的潮州人李春蕃，因在上海某教会大学肄业，偶与校中一职员冲突，该职员是个基督徒，李春蕃因此辍学，遂迁怒于基督教，乃借《民国日报》、《觉悟》刊载其攻击基督教的文字，七日一次，名之曰《非基督教特刊》，随《民国日报》附送，并另作单张分发。并于十二月九日，撰一《非基督教周》短文，登诸刊首，主张于耶稣诞日前后一个礼拜，作大规模的反教运动，简称为“反基周”。由此影响到全国，在广州尤为激烈。教堂及男女学校莫不受其蹂躏；他省也有相同的情形，惟不若广州之甚。广州《民国日报》亦发刊《反基周特刊》，非教空气，更形紧张。且恃党部与政府为后盾，动辄指基督教为党国之敌！甚至以宗教宣传招纸上“罪恶之价值乃死”，谓为诋毁孙总理人格，通电全国党部，一致声讨；盖孙总理适去世未久，广州党部有志哀标语，而教会招纸误贴其旁，乃认为有意侮辱。不知此招纸尚有下句“上帝之恩赐乃永生”，注明《罗马》六章廿三节经文，为教会历来常用的招纸，他们乃截去其下句，只以上句为攻击口实，横生风波。……教会爱国之士，亦对于基督教国发生不满，主张中国教会脱离帝国主义，而引起内部纷纭，欲谋教会革命；然却因此反而变成教会不幸中之大幸。次年的“反基周”情形，更形厉害，在广州原拟招募二万五千暴徒，准备在十二月廿五日，散往各处教会机关，实行暴动。广州教会闻讯，咸栗栗危惧，以为大祸将临。不意至期，各暴徒已聚“广州大学”，预备出发，忽而如鸟兽散。……广州一偶，因而暂安，而他处则不然，仍不免有许多挑衅举动，幸教会人士，都能处以镇静，不致发生流血惨剧。然而言论的非毁，已变为政府党部所特许，故到处有挑动仇教的言论。闽、浙、湘、苏、赣、鄂等处，常有捕捉传道牧师，反缚戴纸帽，游行市中，百般侮辱，且有因而丧命之基督徒。教会机关有被占为非教办事处，教会学校亦有受迫停办的，……从此至民国十六年，无日不在纷纭扰攘之中。……而朱执信、汪精卫、李石曾从科学立场，言宗教已无存留余地。时汪氏为广东教育厅长，对于反教运动可算最卖力了，发表许多反教言论，于是在广东全省之青年学生皆受其影响，非教同盟，其势愈张。孙哲生氏曾说：

    这回非基风潮，恐有国民党员从中主动，也未可知。但非教运动，断不是国民党的主张。……政教分离，那件事，我们老早已认为民国建国大纲；宗教自由，载在约法，任何宗教，在法律下应受平等的保护。至若谓有等国民党员，以个人名义来反对基督教，无异有等基督徒以个人名义来做贼。这些都属个人行动，与全体无关。很希望多些基督徒入国民党，负一份责任。

    这是孙哲生氏在民国十四年冬向两方解释中的一段，孙氏是总理的公子，总理一家都是基督徒，临终的时候，曾把夫人托付于同志说：“她是个基督徒，也是个同志；你们不要因她是基督徒，就歧视她。”（徐季龙唁中山语）不料当时国民党中竟有人骂基督徒是洋奴，是走狗，是无知愚氓，是亡国贱种。更说：“站在国民党立场，应当收没全国宗教机关。”“他们宣传上帝是唯一的尊者，难道总理在上帝之下么？”这些话完全与总理自己的态度大相反背，诚是总理在世所不及料的。更有江苏省党部有这样的议案说：“基督徒须声明脱离所信仰之宗教方可入党。”上海学联会呈中央党部说：“基督教徒不得任国民政府之政务官职务。”这些真是不知大体的臆说。可见当时国民党反教的空气，还是很浓的。他们把一切所有的罪恶，丑名辞，尽量加在基督教身上。

    但是国民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怎样呢？他们始终维持信教自由的原则，对教会加以保护。当1922年“反教周”在广州发生滋扰的时候，国民政府马上讨论应付的办法，有“本党对于宗教问题，取信仰自由之义，对于此次反基督教风潮，亦本此态度处之。反对与赞成两方，虽可自由讨论，任其各个发表意见，但两方皆不得为骚扰及胁迫之行为”的议决。由政治委员会通谕所属各警区保护教堂，制止暴动；一面由中央党部转知青年部，约束一切暴动性的示威巡行及集会。香港教友何乐琴医生曾函询汪精卫，汪虽是个领导反教的激烈分子，而他的覆函，也不能不说些“信教自由”的违心之论，他对徐季龙也说：“尊重他人的信仰，反对的，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同时，潮梅警备司令部奉蒋总司令的电报出一布告说：“现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皓电开，查年来各属，有扰乱教堂情事，其发生于十二月廿五日者尤多，殊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仰该司令严饬所属军警，切实维持，免滋纷扰。”广州公安局同时通告所属一体保护教堂学校。汕市公安局政治部，以福州误会天主教惨杀婴孩事（福州天主教育婴堂有病死婴儿，遂起谣言，甚至把死孩照相到处悬挂，天主教堂被捣毁）出一布告，中有“民众呀，拔剑奋起，杀呀！杀呀！”等语，几酿成大风潮。广东省政府马上发令制止，并把该政治部主任革职。这足以见得政府的态度。

    在基督教方面，能够出来与他们辩驳的，却是很少，只有《真光杂志》的记者张亦镜氏，可算是唯一努力的健将，他在《真光杂志》上差不多每期都有辩驳的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印成一册，叫《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他那种孤军奋战的精神，也给非基督教人们的一个反攻。另外有许多基督徒作家，对于非基督教的言论，却相当地容纳了一部分意见，指出基督教内部的缺点，发表了许多自省的文章，如：徐宝谦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赵紫宸的《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武汉基督教徒革新运动宣言》等等，大都是对内的言论，而于非基督教的言论，认为不屑与辩的。倒有几个第三者出来评论其是非，最初有周作人等五人，在非宗教同盟“霰电”发表以后，接着就发表一篇宣言：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该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3月31日。

    这是第三者根据信教自由的立场，来反对非基同盟。意思就是说，强迫人信某种宗教是违反信教自由，强迫人不信某种宗教也是违反信教自由，非基同盟就是犯了后者的毛病。这的确给予非基的学生们一盆冷水，所以在“东电”里表示对五人电报的不满意，他们说：“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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